论苏格拉底的不虔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格拉底论文,虔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4)01-0028-06
苏格拉底受控告并被判处死刑的一条重要原因是：不虔诚。依据控告，苏格拉底的不虔诚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不信城邦的神，引进新的神灵”。然而，苏格拉底是否真的不虔诚，中外学者们的看法存在着激烈争论。有学者主张苏格拉底确实如传统上所理解的那样对神灵虔诚，是哲学的殉道者，布瑞克豪斯和斯密斯是这种观点的坚定捍卫者，他们主张应该从柏拉图的《申辩篇》、《欧绪弗洛篇》等对话的字面意思理解苏格拉底的虔诚[1](P225-256)。有学者认为，应当同时从神灵的命令和个人的理性能力两方面理解苏格拉底的虔诚，弗拉斯托斯是这种观点的杰出代表，在他看来，苏格拉底实际上以理性和神圣命令共同作为道德领域和道德真理的最终评判标准[2](P157-178)。也有学者坚持幸福工具论的看法，认为苏格拉底的哲学追求和虔诚与否最终指向个人的幸福，欧文是这种观点的倡导者，他认为虔诚作为一种德性，是个人获得幸福的技艺、手段或工具[3](P37-101)。本文将从雅典宗教信仰的传统出发，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使命和智慧的密切关联中，重新审视“苏格拉底不虔诚”这一控告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之处和苏格拉底哲学殉道者的悲剧意味。这一研究对于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苏格底不虔诚问题和苏格拉底的哲学智慧是有意义的。
一 传统的神以及人与神的交流方式
对希腊人而言，一方面，神灵是高于人的存在，但同时也受到更高的价值概念的制约；另一方面，神灵并非全善的。在存在的层级上，神的实在性在人之上，但却在绝对价值之下；神也无法超脱善、美、命运等绝对必然性的控制。希腊词
与英文词神(god)绝不相同，“将神的活动能力与终极实在区分开，将终极价值至于神灵自身之上，这对希腊人而言并不奇怪”[4](P153)。对于希腊人，神主要是个表语概念；他们可以说爱是神、美是神；但并未假定任何神秘事物的存在，仅仅告诉我们相关的爱和美，它们的实在性不容否认，说爱神、胜利之神时主要指它超出人、在人的认识能力之外。通常希腊人将他们的神当作οι αθανατοι(不朽的)，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力量，只要不产生于我们而且在我们死后继续存在，那就可以称之为神。
我们暂且不讨论神与德性、美、善等绝对价值在层次上的高下，至少对苏格拉底而言，他相信神是在人之上、而且是超自然的存在。他与同时代的许多其他人一样，相信神是感官所能把握的自然世界之外的存在，它们能带给人巨大收益或灾难；神通过神谕、托梦等方式向人传达信息，而人通过祷告、献祭等方式对神灵所传达的信息作出理解、回应，人与神的交流是双向互动关系。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说：“我的意思是这些梦就像运动场上的观众在鼓励赛跑运动员那样敦促我继续做我已经在做的事，也就是说，实施这些技艺，因为我正在实践的哲学是各种技艺中最伟大的。”[5](P60e7-61a2)他在《申辩篇》中多次提到：“我做这件事，我认为是奉了神的命令，是神通过神鉴、托梦以一切向人传达命令的方式让我干的。”[6](P33c4-5)对神灵所传达的信息，他以祷告、献祭等方式作出回应：阿尔基比亚德曾回忆，在波提狄亚战役中，苏格拉底站着思考了一个晚上，直到太阳升起，他才结束思考，向太阳祷告后离开；饮鸩而亡之前，提醒克利托“不要忘了替我向阿斯克勒比斯(医神)献祭一只公鸡”。
在神灵传达的信息和人对神灵传达的信息所作出的回应之间有一鸿沟：人能否正确地把握神灵所传达的信息?在苏格拉底看来，要把握神灵所传达的信息需要两个步骤：第一步，诗人、祭司以及普通人是神灵向人传达信息的媒介。通过苏格拉底对诗人的逻辑审查，我们发现，当神灵以托梦、神谕、神鉴等形式出现时，诗人、祭司乃至普通人是神灵的直接承载者，尽管说出许多美好的话(πολλα και καλα)，但并不知道自己所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当神灵进入诗人之内时，诗人“失去理智(out of mind，εκφρων)，没有理智(
)、没有认知的精神状态，他们不可能有知识”[2](P169-170)。更糟糕的是，诗人们没意识到自己在知识状态上的无知，反而认为自己具有由神而来的智慧。第二步，只有运用自身的批判理性，人们才能确定神灵所传达的信息究竟是什么意思。在《申辩篇》中，当苏格拉底收到神的托梦时，他“断定”(assumed，υπελαβον)他应该做哲学。他在辩护中说：“现在神灵给了我一个岗位，这是我深信而且理解的，他命令我终生研究哲学，考查自己并且考查别人。”[6](P28e3-29a1)在对神谕真意的理解过程中，苏格拉底本人的“断定”至关重要：所谓“断定”即自我审查或审查他人，它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断定”作为论证的过程，必有一相对稳定的论证起点，这一起点只适用于某种具体情况，而论证所获得的结果也只具有某种具体条件下的绝对正确性；第二，这一论证起点并不具有普遍性，只要它尚未被驳倒，就总可以接受新的论证的检验。而诗人们之所以“对自己的作品说不出所以然”[6](P22c1)，就在于缺乏做“断定”的能力。总的来说：“神可以给人发送神鉴、托梦和神谕。但若不能怀有正确信念理解这些神鉴，人们就不能正确理解神鉴；若不献身于追求道德真理，就不能获得正确信念。”[2](P173)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神必须依靠有正确信念、能正确解读神鉴之人的帮助，虔诚就是服务神却使人受益，也正是这一虔诚概念，它在信仰领域的革新性就如同不相报复的正义概念在道德领域的革新性。
二 德尔菲的神和戴蒙
苏格拉底所面临的控告是：“不认可城邦所认可的神(
，引进新的神灵
。”他在辩护中明确提到两类神灵：公共神灵即德尔菲的神，以及他独有的神灵即戴蒙。
第一，对苏格拉底不认可城邦所认可的神，通常有两种考虑：苏格拉底是无神论，或者苏格拉底将神灵道德化
首先，苏格拉底是无神论，这一点最容易为人所接受，其理由在于控告者美勒托对控告词的直接解释。苏格拉底为这一控告提供了两种解释：“你究竟是说我教人相信有些神灵，只不过这些神灵并不是本邦崇敬的神灵，而是别的神灵，因此你告我信仰别的神灵；还是说我自己根本不信神灵，并且以此教人。”美勒托立刻回答道：“我认为你根本不信神灵。”[6](P26c2-6)但是，这一解释无法解释一个强力事实，苏格拉底主动提到德尔菲的神赋予他审查自己和他人、在雅典进行哲学生活的神圣使命：“有一次他(凯勒丰)到德尔菲去向神道求签，大胆地提出了智慧问题……他问的是有没有人比我智慧。”[5](P21a3-5)在这里，苏格拉底的用语是
(the god in Delphi)。《申辩篇》中26次提到τòν τòν，其中20次指涉
。剩下的3次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阿波罗，因此，苏格拉底所说τòνθεòν指两类神灵：“阿波罗和不知名的神灵。”[7](P26)就这一事实而言(雅典众人熟知苏格拉底的这一使命)，苏格拉底决未否认城邦神灵的存在，因而对他的控告并非出于无神论。
其次，可否说控告主要出自苏格拉底将神灵道德化呢?对普通审判者，阿波罗不仅是德尔菲神谕的发出者，还掌管瘟疫、疾病、性欲、音乐等；而苏格拉底的阿波罗——智慧、有德性、可靠——完全不同于传统上的阿波罗，在他们看来，这是苏格拉底对神灵的革新。通过阐明自身使命的起源，苏格拉底认识到神谕的真意是人的智慧价值不大或没有价值，只有神真正有智慧；对他而言，若要有德性，必须有关于德性的知识，在此意义上，他的全智的神必然也是全善的。因而，他所理解的神确实不同于荷马、赫西俄德诗歌中给人带来灾难的神灵。然而，这种革新真的很重要吗?一方面，在辩护过程中，苏格拉底并不讳言他拥有道德化的神灵概念，例如，神不会说谎，神有真正的智慧，神绝不允许好人受伤害；另一方面，不相信神是恶的，这并非苏格拉底独有的看法，而是在有教养的希腊上层人士中很流行的观点。希腊人阅读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的著作，知道了神灵的正义；阅读梭伦、品达、克塞诺芬尼、欧里庇得斯、赫拉克利特的著作，知道了神灵的不正义。例如，品达曾直言“荷马撒谎”、不相信阿瑞斯和阿佛洛狄忒通奸等故事，这并未使他招致控告。然而，尽管苏格拉底确实有将神灵道德化的倾向，当听到欧绪弗洛以宙斯对待克洛诺斯的做法证明自己控告父亲的正当性时，他说：“我被(美勒托)控告的原因就在于，发现很难相信关于神的这些故事。”[8](P6a6-8)但这并非导致“不信神灵”的控告的最主要因素。
就“不认可城邦所认可的神”，νομíζει有时候翻译为“认可”(recognize)，有时候翻译为“接受”(accept)，尽管两者含义相差不大，但此处翻译成“接受”更有助于我们探讨“不认可城邦所认可的神”的真正原因。所谓“不接受城邦所接受的神”，不仅仅指是否接受城邦神灵，还在于“是否以惯常方式接受城邦的神灵”，“对审判者而言，苏格拉底是否关注崇拜实践是个问题；尤其是审判过程中，他未提到对崇拜实践的关注”[7](P90)。前面已经提到，崇拜上的实践行为主要包括祷告和献祭两种，通过对话可知，苏格拉底确实经常向神祷告，然而我们很少发现苏格拉底向神献祭。对话中提到的祷告的例子很多，他沉思一整夜、太阳升起后向太阳祷告，参加皮雷埃斯港的盛大节日后向女神祷告、看完表演然后回家，以及《斐德罗篇》(279b-c)结尾处的祷告。由于前两处皆为默默的祷告，我们不知道苏格拉底的祷告是何内容，但《斐德罗篇》中的祷告清楚地表明了祷告内容：他的祷告并非祈求伤害敌人，而是祈求“内在的美”、“智慧”以及有节制之人应当具有的财产。
从形式上看，从家庭用餐时的奠酒到公共宗教节日上奉献全牛，献祭范围极其广泛，但我们却很少找到苏格拉底有何献祭行为。苏格拉底最直接的一次“献祭”表现是，叮嘱克利托：“我们必须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献祭一只公鸡。”[5](P118a6)这并非苏格拉底本人献祭，而是叮嘱克利托献祭。苏格拉底的神谕问题也隐含着献祭：在德尔菲神庙需要先献祭、然后才能求神谕；尽管苏格拉底极其强调他的神圣使命即来自对神谕的审查，然而献祭求神谕的人不是苏格拉底，而是凯勒丰。
与祷告相比，物质形式的献祭更直观、更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单纯的祷告并不传达人对神有何请求，只有当人有求于神的时候才会献祭，并随献祭做祷告，这更能表明人“确实”相信神。与之相比，只祷告却很少献祭的苏格拉底，是否真诚地相信神令人生疑；尤其是其中蕴含的态度——苏格拉底对神无所求。因此，从苏格拉底是否认可传统上对待神灵的方式——献祭和祷告——看，人们有理由控告苏格拉底不以传统的方式接受城邦的神灵。
这里需要阐明一个问题，通常献祭隐含着人与神的“互惠”关系：人向神献祭并提出自己的请求——或者请求物质性的善、或者请求神伤害自己的敌人；神接受人的祭品、并实现人的请求。然而这种“互惠”观念会给道德教化带来负面作用，“在献祭和祷告中，不用内在的忏悔和德性，人们就可以逃脱由自身罪孽而来的惩罚并获得神的欢心，这种广泛传播并被普遍接受的学说会败坏品格、摧毁道德”[7](P235)。物质性的献祭及其规模只是展示献祭者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巨大仪式，与神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时，“物质维度只是希腊信仰中的一方面，献祭更强调请愿者的内在动机。苏格拉底并非对信仰崇拜行为的全面威胁，而是威胁到祷告者狭义上的动机：寻求获取外在的善时，赋予物质性献祭以优先性的人忽略了‘信念上的献祭’”[7](P97-98)。神和人的互惠不在于物质献祭的规模和质量，而在于祷告者尊崇神以及内心的正义。这种看法与传统观点完全不同：苏格拉底完全否定了传统上人们做祷告的动机——祷告源于自我利益，他“将祷告与其日常生活的实践根基割裂开”[7](P102)，在此意义上，苏格拉底确实是对神灵的革新，不认可传统上人向神献祭的方式，难免因此受到控告。
第二，苏格拉底独有的神灵是戴蒙，它在《申辩篇》和早期其他对话篇中都曾出现
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提到：“这是一个声音，我从小就感到它的降临，它每次让我听见的时候，都是阻止我做打算做的事，却从来不叫我去做什么。”“以往，那灵机总是频繁地向我发出预告，甚至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都常常制止我以不妥的方式去做。”[6](P31d2-4，40a4-5)上述引文表明，戴蒙(灵机)是个人的纯粹体验或经验，戴蒙的声音一出现，苏格拉底就接受它、停止将行之事；然而在认识上，戴蒙的反对有局限性，它并不为苏格拉底提供行为的普遍原则或道德定义，也不解释为何阻止苏格拉底做将行之事。苏格拉底提出的一个例证就是戴蒙反对他参加政治生活：“也许有人感到奇怪，我走来走去，干预别人的事务，以私人身份提出劝告，却不敢参加议院，向城邦提意见。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你们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听我说过，有个神物或灵机附在我身上。”[6](P31c4-d2)《欧绪德谟篇》中提到另一个例子：“就如你看到的，我本人坐在试衣间并准备离开；但当我站起时，我所熟识的戴蒙出现了。因此我再次落座，不一会儿，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进来。”[5](P272e-273a)在这里，通过对戴蒙发出反对、接受戴蒙的反对以及随后发生的情况这一全部过程的理解，苏格拉底认识到戴蒙反对的真正意义——留下来与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进行对话。
前面我们看到，当神灵、灵感降临到诗人、祭司身上时，诗人只是说出许多美好的话，但并不知道自己所说究竟何意；只要这种说法适用于苏格拉底本人的神圣经验，那么他必定认为戴蒙或其他形式的神灵告诫出现时，他本人的精神状态中没有任何知识或认识。因而，“戴蒙等超理性因素的干涉决不能作为信息的来源，更不能当作知识；因为受到干涉时，心灵绝不能认识或把握干涉究竟意味着什么。要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完全是理性重塑(反诘)的职责”[10](P193)。由接收戴蒙所传达的信息到确定信息的真意，大体可分为三个步骤：戴蒙侵入，苏格拉底的心灵不受自身控制；等恢复心灵和理智后回忆起上述状态；由反诘探知戴蒙所传达的真意。但问题在于：诗人等只是神向人传达信息的中介，其本身没有能力把握神灵所传达的信息，而苏格拉底既是戴蒙向他传达信息的中介，本身又有能力把握戴蒙所传达的信息。苏格拉底身兼戴蒙所传达信息的接受者和解释者二职，这难免使人生疑——他将戴蒙完全私人化，他人既无法把握戴蒙的存在，更无法把握戴蒙所传达的信息；雅典人只知道苏格拉底有某种私人神灵(戴蒙)，但却无法判断他是否真实地相信它，这使得苏格拉底有可能受到“不信神灵”的控告。
依照上述看法，知识的来源是戴蒙发出的神鉴，反诘是苏格拉底获取关于具体事例的知识的理性途径，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苏格拉底毫不怀疑地接受戴蒙的反对，那么，如何解决这种说法与《克利托篇》中所说“我绝不从任何朋友那里随便接受建议，除非经过思考表明它是理性提供的最佳办法”[5](P46b4-5)这种说法之间的矛盾?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克利托篇》中断言“理性提供的最佳办法”时，苏格拉底并非比较戴蒙与理性推理哪个更可信，而是在比较理性推理与朋友的建议哪个更可信。就朋友所提的各种建议和理由而言，它们是未经审查的建议，因而苏格拉底提出“理性推理”的用意是引导人们审查未经审查的建议。其次，尽管苏格拉底将一切诉诸反诘审查，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次审查都能获得预期的结果，尤其是反诘审查获得错误结果时，戴蒙的反对显得异常有益。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知识的获得上，能否区分作为某种神灵的“戴蒙”和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诘问”——哪个更具有优先性?
首先，戴蒙一旦出现，苏格拉底就可以用反诘审查验证戴蒙出现的全过程及其产生的后果，而反诘的起点是苏格拉底所具有的“人的智慧”即意识到自己无知。通过反诘认识到戴蒙在某一具体情形下的反对究竟何意，然而这种知识并非专门的知识，并不具有确定性和不可错性；在新的情形下，这种知识仍要接受反诘审查的检验。其实，苏格拉底从未追问所出现的反对声音是否是戴蒙，只要戴蒙出现，苏格拉底就能确定无疑地感知到，以往的经验也证实了戴蒙从未不可靠。戴蒙并非随时都会出现，它只在苏格拉底将要做的事情错误时出现：经过思考后，苏格拉底意图采取某个行为x；刚要采取行为x之前，他收到戴蒙传达的信息，“不要做x”；苏格拉底由之推出，做x对自己无益。就此来看，“在实践判断上，戴蒙的可靠性更优于反诘审查”[10](P201)。毕竟，反诘审查在一定程度上仍依赖人的论证能力，而戴蒙则明确告知苏格拉底某个具体行为在实践上对自己无益。
其次，从戴蒙起作用的方式看，当苏格拉底仅仅思考某行为的时候，戴蒙并不反对他；“当苏格拉底本人的思考已经结束、意图采取某个会产生错误结果的行为时，戴蒙才会反对他”[11](P190)，正是这种反对方式，戴蒙为苏格拉底发挥自己的理性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同时，“如果将行之事错误，即使它很琐屑，戴蒙也会反对他”[8](P40a4-6)，这并不意味着戴蒙只在琐屑事物上反对他；相反，在是否投身政治生活、是否应该接受审判这种重大事务上，苏格拉底也以戴蒙是否发出反对作为自身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很显然，戴蒙不能解释它为何未出现，因此苏格拉底必须使用理性来认识在此情形下戴蒙为何沉默。最明显的是苏格拉底所指出的，他并未做错事，因此戴蒙无需发出反对声音。”[12](P250)在这里戴蒙起作用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若戴蒙作为神圣声音出现，它直接否定苏格拉底做某事；若戴蒙未出现，苏格拉底由此断定将要做的事正确。因而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在戴蒙的反对和理性反诘能力二者的结合下，苏格拉底岂非能避免一切错误行为、具有关于任意行为是否正确的知识?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苏格拉底考虑的只是某个具体的道德行为，综合运用反诘审查和戴蒙是否反对，他可以得出此行为是否正确。与道德无关的行为、关于某事物的普遍判断的知识，则不在苏格拉底的审查范围之列，因而不能说苏格拉底具有关于一切事物的知识。
三 戴蒙与智慧
上述论证中戴蒙是某种“神圣事物或神灵的声音”、只向苏格拉底本人显现，戴蒙的私人性已然为人所诟病——无法向他人证明苏格拉底私人性的戴蒙确实存在，因而他对戴蒙的虔诚更令人生疑。然而在一个更形象的例子中，《申辩篇》中的“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阿基里斯，这表明他本人就是神(daimon)或英雄”[13](P154)。这种看法更能说明人们控告苏格拉底不虔诚的原因——他含蓄地将自己当作神灵、在神灵面前缺少节制和谦逊。阿基里斯是希腊人最尊崇的战场英雄、最勇敢的英雄；审判中被控告不虔诚、缺乏德性的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有德性的“英雄”势必引起人们的反感。
苏格拉底引用阿基里斯的例子是要表明，之所以将一切行为诉诸哲学审查，是为了探查这些行为本身是否正义、是否善；哲学活动是验证各种行为本身的正当性，而不必考虑这种行为有可能带来的后果——死亡。然而，如果进一步探究苏格拉底将哲学活动外化为终生使命的整个过程，就会发现哲学活动与智慧问题紧密相连，而且与神灵密切相关。
探究苏格拉底的智慧问题，需要从以下三个步骤逐步展开：
第一，智慧问题的由来
德尔菲的神并没有说“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人”。凯勒丰求神谕时问到：“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智慧?”女祭司回答：“没有更智慧的了。”[6](P21a4-5)这就是促使苏格拉底展开哲学审查的原初动力：求解神谕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这是一切有关苏格拉底智慧问题的源点，也是苏格拉底一切哲学活动的始点。我们看到神谕是在各种有智慧者之间作比较，因此，对于苏格拉底独有的智慧——“无知之知”，也应该放到各种智慧的比较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其中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智慧就是神所具有的“超人的智慧”(a wisdom more than human)和人们所具有的“人的智慧”(human wisdom)[6](P20e2，d6)。二者的对比集中体现了苏格拉底面对神灵时的谦卑。
第二，对人的智慧的分类
苏格拉底的哲学审查即诘问，对话的对象由政治家、诗人、匠人等精英阶层，逐渐扩展到集市、宴会等任意场合遇到的所有人。他的哲学活动所获得的结果是两种人具有智慧：一种是匠人，他们“知道很多好东西”[6](P22d2)，这是某种程度的智慧；但是，“由于本行手艺干得好，他们就个个都以为自己在其他最重要的事情上非常智慧，他们的这种愚蠢掩盖了那种智慧”[6](P22d5-e1)。另一种是苏格拉底，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如果我得说我在某事上比较智慧，那是说，我不很知道死后的事情，就不以为自己知道”[6](P29b3-4)。既然神谕指示“没有更智慧的了”，那么苏格拉底的“自认无知”就比匠人“被愚蠢掩盖了智慧”更有智慧。
第三，智慧的价值比较
将智慧是什么转变为不同智慧的价值比较，是深入理解苏格拉底“自认无知”的关键。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之所以比匠人有某种智慧却被另一种无知所掩盖的状况更好，原因在于“自认无知”这种“人的智慧”能够使人时刻意识到，与“真正的智慧”即“超人的智慧”、“神的智慧”相比，“人的智慧价值不大，甚至毫无价值”。在比较了人所具有的不同智慧后，将人的智慧与另一种类型的、更高级的智慧作对比，是苏格拉底“智慧”问题的最终落脚点。紧紧把握住在不同类型的智慧间进行对比这根主线，就能对苏格拉底在智慧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谦卑、虔诚作出更深刻的理解。
四 结语
就传统信仰而言，苏格拉底被控告不虔诚绝非无的放矢。在人与神的交流方式上，他重视祷告轻视献祭，而献祭更能表明人对神灵有所“祈求”、更能表明神灵对人的不可或缺；苏格拉底不以传统的方式“接受”城邦的神，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不虔诚。在具体的道德行为中，苏格拉底综合运用戴蒙和理性，对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做出正确判断。尤其是将自己与阿基里斯作类比时，苏格拉底重塑了“英雄”的形象：真正的英雄就应该像阿基里斯般具有“勇敢”的德性，勇敢地向一切发问、审查一切。这一切都印证了美勒托等人的控告——“苏格拉底不虔诚”——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然而，我们同时看到，从作为一种方法到作为终生使命的哲学审查，无不彰显了苏格拉底在智慧问题上对神灵的谦卑和虔诚态度。正是在不虔诚的控告和苏格拉底虔诚的内心的对比中，苏格拉底作为哲学殉道者的形象愈发地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