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柳宗元集》的版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柳宗元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Z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697(2002)01-0001-05
大家都知道，做研究工作，必须依据准确可靠的材料。我们研究柳宗元，无论是研究他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或者文学创作，选择一个较好的《柳集》版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柳宗元的著作，从最早刘禹锡开始编纂《柳河东集》之后，历代曾编印过许多不同的版本。由于时代久远，官刻私刻家数很多，因而良莠不齐，有的版本存在的讹、脱、衍、倒就相当严重，据我正在编纂的《柳宗元诗文二十种善本异文汇录》的粗略统计，《柳集》四十五卷，经二十种善本互相对校，已校出讹、脱、衍、倒一万一千多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大概从一九七六年开始，我和几位学界同道，曾合作校点整理新本《柳宗元集》，为了做好这个工作，我们利用北京学术藏书丰富的有利条件，把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科学院图书等图书馆所收藏的《柳集》善书图书，都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同时也翻阅了一些有关版本目录方面的资料。我们新整理校点的《柳宗元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前后历时三年左右，已于一九七九年十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出版后学术反映良好，认为是目前通行的《柳集》中最好的一种。
这里我想粗略地谈谈关于《柳宗元集》的版本情况。为叙述方便起见，我想分几个问题来谈：
（一）刘禹锡最早所编《柳集》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我们在校读《柳集》卷首刘禹锡所作的序言时，首先便遇到了一个具体问题，即：今所见诸本《柳集》所载刘序，都说他编柳文“为四十五通”；而诸本《刘梦得文集》所录此文，都说“编次为三十通”；《全唐文》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说“编次为三十二通”。同一篇刘序，对他所编《柳集》的卷数，就有三种不同的提法。由于刘禹锡所编《柳集》原本早已散失不传，那末这三种提法，到底哪一种较为可靠呢？这是谈《柳集》版本源流首先需要探索的问题。
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说：
（《柳集》）刘禹锡作序，编次其文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当时本也，或云沈元用所传穆伯长（脩）本。
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也说：
考今本所载禹锡序，实作四十五通，与振孙所说不符。或后人追改禹锡之序，以合现行之卷数，亦未可知。要之刻韩、柳集者自穆修始，虽非禹锡之旧，第诸家之本，亦无更古于是者矣。
陈振孙认为刘禹锡原编《柳集》是三十二卷，不是四十五卷。理由是刘氏原编在第一卷之后附有韩愈写的《墓志》和《祭文》，而四十五卷本都不附志文。他怀疑四十五卷本是沈晦所传的穆修本。纪昀根据陈振孙的这种说法，进一步推断诸本《柳集》所载刘序“不作三十二通”，而“作四十五通”是后人“追改”刘序，以合所见《柳集》的卷数。
查《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著录《柳宗元集》都是三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录则为正集三十卷、《集外文》一卷。清人莫绳孙认为《柳集》“诸本分卷各异，要以三十卷者为最古，说“三十二卷”，那是因为包括了“《外集》和《附录》。刘寿曾也认为“三十卷本最古”，有人说三十二通，当是正集三十卷、《外集》一卷、《目录》一卷。莫绳孙和刘寿曾把三十卷本和三十二卷本两种不同的说法统一了起来。这种见解，与诸本《刘梦得文集》所录的刘序作“编次为三十通”的说法完全一致，看来比较接近事实。
刘禹锡原编《柳集》三十卷，到北宋时已很少流传，那末最早的四十五卷本又是谁编的呢？这个问题，现在已很难查考。穆修在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一○二三年）刊行的《河东先生文集》，是个四十五卷本，但这并非穆修所首创，他只是校定和重印了“住昔之藏书”。据他为此书所写《河东先生文集后序》中说，他多年来想找一部完整的《柳集》而未得，直到晚年才见到一个本子，“联为八九大编，
州前序其首，以卷别者凡四十有五”，且“书字甚朴，不类今迹”，而且错字极少，偶尔“脱有一二废字”，也是由于“陈故劘灭”。看来他所见到的这个四十五卷本，时代比他要早得多，而且比较完美。可惜他未具体说明原编者的姓氏，面单凭“州前序其首”一语，也不能断定即是刘禹锡原编旧物。
经穆修校定的这部《河东先生文集》，用大字刊行，因为它出自穆家，又盛传是刘禹锡旧物。因而所传最广。据北宋沈晦在他所写的《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后序》中说：当时流传的《柳集》，除了出自穆修家的四十五卷本，还有小字三十三卷本、曾丞相家本和晏元献家本三种。在这四种本子中，比较而言，晏元献家本“最为精密”。沈晦自述他在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校定刊行《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时，考虑到“大字四十五卷所传最远，初出穆修家，云是刘梦得本”，所以须“以四十五卷本为正，而以诸本所余作《外集》。”他把这几种本子“参考互证”，还参校了《唐书》、《左传》、《国语》，加上自己的意见，共纠正错误两千多处（见《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后序》）。从沈晦所说的情况来看，他为校定和刊行《柳集》，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的，但沈晦认为他所采用“大字四十五卷”本“是刘连州旧物”，这是一个误会。这个误会，陈景云在《柳集点勘》中也曾经指出，说：（沈晦）认为“大字本出穆修家”，云是刘梦得本，殆读穆序未审而失之，盖刘本之亡久矣。
沈晦的这一误会，对后来影响很大。直至今天，还有人认为四十五卷本出自刘禹锡手编。这个误会最早就是从沈晦开始沿袭下来的。
（二）南宋早期的“柳州本”《柳集》和“永州本”《柳集》
穆修本、沈晦本以及北宋刊行的其它各种版本的，都早已散佚失传，我们只能从它们仅存的序跋及有关史料中约略的看到一点概貌。
宋代南渡以后的一百四五十年间，是刊行《柳集》和校注柳文最为盛行的时期。而南宋初期较早刊行的《柳集》，从现有材料来看，似当推柳州郡守常同在绍兴四年（1134年）所刻的《柳州旧本河东先生集》和永州郡痒叶桯在乾道元年（1165年）所刻的《柳州集》。
常同所刻柳州本《柳集》，现仅存李褫所作的一篇序——《柳州旧本河东先生集后序》。单凭这篇《后序》，已很难判它出自何本。而叶桯所刻永州郡庠本《柳州集》，虽然它的正集三十卷也已散失，但是《外集》一卷和叶程所写的原序一篇——《重刊柳文后叙》，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部书的原刻本，现珍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此书采用桑皮纸，白洁如玉，四傍宽广，字大者如钱，都是颜柳体，笔法整齐，墨色精纯，气味古朴，确实是宋刻珍本。现在所能见到的宋刻《柳集》中，它可能是最早的一种了。
这本《外集》，和现在所见《柳集》其它各本的《外集》都有很大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它所收录的诗文共四十三篇，其中三十二篇其它本子都编入正集，只有八篇，其它本子也编入《外集》，第二，此书中有一首诗——《送元暠师诗》和两篇文章——《上宰相启》、《上裴桂州状》，则为诸本《柳集》正集、外集均未见。莫绳孙在为此书所写的《跋》文中，说他“所见《柳集》近十种”，《外集》皆二卷，只有晁氏《郡斋读书志》“作一卷”。晁公武与叶桯是同时代人，所录《外集》一卷，当“即此永州本”。刘寿曾曾将此《外集》与郭云鹏济美堂本《河东先生集·外集》进行对校，发现济美堂本“与此本次第多异”，虽亦有，可正此本之误者，然此本“文字胜于通行本者致多；他又将此本与北宋所编《文苑英华》“表类”所收柳文对校，凡发现《英华》注“集作某”者，又多与此本合。
这个本子曾长期被湮没不闻，直至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莫绳孙始得之于金陵市上，光绪四年（1878年）合肥人蒯光典采用西法晒照影刻；后一年，又有李滨刻本，此书才得以流传。
在叶桯刻《柳州集》之后，至绍熙二年（1191年），零陵郡守赵善甚又曾刻《柳文》钱重校本。据赵氏所作《柳文后跋》中说：
子厚居永最久，作文最多，遣言措意最古，衡湘以南，士之经师承讲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意其故家遗俗，得之亲授，本必精良，与它所殊。及到官，首取阅之，乃大不然，讹脱特甚。……因委广文钱君多求善本订正，且并易其浸灭者，视旧善矣。
永州州学教授钱重在《柳文后跋》中也说：
子厚居愚溪几十年。……重冒味分教此邦，意为《柳文》必有佳本。及取观之，脱缪误特甚，而又墨板岁久漫灭大半。今史君赵公，……命重为之是正，且俾易其板之朽弊者。
两篇跋文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永州所刻《柳集》，没有一个“精良”“佳本”。从叶桯刻《柳州集》，
到赵、钱二人作《柳文后跋》，时隔不时二十六年，然两篇跋文都未明确提到叶程刻郡庠本《柳州集》的事。也可能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个“佳本”。钱重在跋文中曾举《吏商》篇为例，说他曾根据善本，校正了《柳文》中的不少“脱缪讹误”。可惜钱重校本今已不传，他所据善本，也已无从查考。
（三）各家注释本的出现
《柳集》从各种白文校本到各种注释本的出现，有一个演进的过程。《柳集》注释本出现的时代，从现有材料来看，当在李石（1108年—？）之后。在此之前，虽间或亦有为柳文作注者。可惜这些注本的原刊本都已不复可见，除韩醇《柳文诂训》一种现在尚独立成书外，其他许多家的注文，我们已只能从现存的几种集注本中看到一些。
韩醇《柳文诂训》是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所刻。此书以沈晦本作底本，并“校以家集”，“稽之史籍”，也校正了沈晦本的不少错误。他搜葺遗佚，编成《新编外集》一卷“附于《外集》之末”，这是沈晦原本所没有的（见韩醇《河东先生集记后》）。此书今存《新刊诂训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有北京图书馆藏“四库底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两种。这两种本子，其实也已经不是韩醇《柳文诂训》的原貌。书中多处直录孙汝听，张敦颐等人注文，书名加上“新刊”二字，也说明它是经过后人重新整理的。
《柳集》各家注本的大量出现，为后来出现的集注本准备了条件。根据现有材料分析，今传《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的前身，可能是《柳集》集注本中最早的一种。“增广”本中存在的有些现象，似乎反映出这个集注本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它最初可能只是集童宗说、张敦颐、潘纬三家注，这个三家汪本的某注者是谁，无明文记载。三人都是同时代人，而童、张略早于潘，也有可能即潘纬所辑。“增广”本似当是三家注本之后的本子，童、张、潘三家的注文虽占此书注文的绝大多数，但它把原来的三家增为九家（其实除刘禹锡外只有八家）故在书上冠以“增广”二字。但注文比较简略，不如南宋其它属注本注家众多，内容翔实。它有“增广”之名，而无“增广”之实，很可能是略晚于潘纬的书商所刻。
有人认为今传《增广注释章辩唐柳先生集》即是潘纬《柳文盲义》，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早已指出过这种说法的错误。二书的很大不同，还在于潘纬《柳文音义》采用的是三十三卷本，而《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则为本集四十三卷，另有《别集》、《外集》、《附录》。这不仅与潘纬“自撰之体例”不同，与刘禹锡所编三十卷本也不一样。它把《非国语》另编为《别集》二卷，在此前《柳集》中亦不多见。
此书现在比较通行的，是《四部丛刊》影印元刻麻沙本。但我们发现北京图书馆所藏《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与《四部丛刊》本略有不同。它比《四部丛刊》本多《外集》一卷、《年谱》一卷，文字、纸张、墨色都颇精好，书臆有潘纬行书原迹序文一篇，亦为《四部丛刊》本所无。袁克文鉴定此书为宋刻本，但北京图书馆认为是元刻建本。
（四）今传较好的几种《柳集》版本
前述《柳集》穆修本、沈晦本以及北宋刊行的其它许多版本，都早已散失，我们只能从他们仅存的序跋和有关史料中约略地了解它们的概貌。
宋代从南渡以后的一百四五十年间，是校注柳文和刊行《柳集》最为盛行的时期，此后，元、明、清各代，陆续都刊行新本。但流传至今比较好的《柳集》版本，为数并不是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简称“百家注本”）
二、《五百家注柳先生文集》（残本）（简称“五百家注本”）
三、《重校添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残本）（简称“郑定本”）
四、世綵堂本《河东先生集》（简称“世綵堂本”）
五、《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简称“音辩本”）
六、《新刊诂训唐柳先生文集》（简称“诂训本”）
七、永州本《柳柳州外集》（简称“永州本外集”）
以上几种本子，除了永州本外集，都是四十五卷本。现在简略作些介绍：
一、《百家注本》是现存《柳集》宋刻本中时代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本子，是一部比较详善的集注本。今存原海源阁杨氏旧藏一部，为北京图书馆作为珍本收藏，此书正集四十五卷，都完好无缺，经鉴定为宋刻蜀本，现在已经是海内孤本。
“五百家注本”现在只有残本。北京图书馆所藏南宋原刻本，现只存残本十一卷（卷十六至二十一、卷三十七至四十一）；另有《四库全书》文津阁本，现存正集前二十一卷、《外集》三卷、《附录》四卷；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现存正集前二十一卷、《附录》四卷、《新编外集》三卷、《龙城录》二卷。
我们把“百家注本”和“五百家注本”两相对校，发现这两个本子基本上是相同的。不但二书在卷首所列注释者姓氏基本相同；而且正文、注文除少数刻误外，也几乎无大两样。稍有差异的是：
（一）“百家注本”只有正集，而“五百家注本”有正集、外集及附录；
（二）“百家注本”在卷首所列注释者姓氏为101人，而“五百家注本”连同编者魏仲举自己在内，实为102人。又，“百家注本”于所列各家姓氏之后，尚附注“新添集注一家、续添补注一家”；而“五百家注本”附注则作“新添集注五十家，续添补注七十家。”二书实际并不存在这么大的差数。魏仲举虚夸注释者人数，以示其采摭之富，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凑合与所刻《五百家注昌黎先生集》并用“五百家注”；同时也是他作为一个书商，想以此作为获利的手段。
（三）二书在注文上出入比较明显的，主要是第十四卷《天对》一篇
魏仲举刻“五百家注本”，成书于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百家注本”的成书年代和编者姓氏，尚有待作进一步的考证。但我个人认为，“百家注本”成书的时间，可能略早于“五百家注本”。理由是：
第一，“百家注本”正文和注文中的错别字，在“五百家注本”中都有所改正，“百家注本”不误而“五百家注本”有误的情况虽偶尔也有一些，但并不多见。
第二，宋代前期刻书，无论官刻私刻，都大量采用俗写省笔字。“百家注本”俗写省笔字甚多，而南宋原刻“五百家注本”所用俗写笔字甚少，南宋晚期所刻的“世綵堂本”就已根本不用俗写省笔字。
第三，“百家注本”与“五百家注本”都系坊刻，坊贾为刻书贸利，虚夸注者人数，一般都由少到多，按注本发展而言，亦当是由简入繁。
根据上述材料，因而可以推知“百家注本”当略早于“五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是否是在“百家注本”的基础上进行了“新添”和“续添”，从二书正文和注文的几乎完全一致来看，这个可能性是较大的。
谈谈“世綵堂本”
在“五百家注本”于南宋庆元六年(1200)问世之后，大约又过了十余年，姑苏郑定于宁宗嘉定年间，在嘉兴刊行《重校添注音辩唐柳先生集》四十五卷（简称“郑定本”）。这个本子，是郑定在“百家注本”和“五百家注本”的基础上经过重校添注而成。书中对前人注文，都保留原注者姓氏；凡自己新校或增注的文字，则以“重校”或“添注”标明。此书已在清代散失，现仅剩残本五卷（卷十八至二十、卷四十三至四十四），藏北京图书馆。清初何焯曾以此本校柳文（简称它为“大字本”或“重校”），我们现在只能从他的校本和《义门读书记》中略见真概貌。
在《柳集》集注本中，南宋末年度宗咸淳年间廖莹中刻的“世綵堂本《河东先生集》，一向以版刻精美见称。廖是福建邵武人，是贾似道的门客，颇得贾的信赖。“相传其刊书时用墨，皆染泥金香麝为之”（丁日昌《持静斋书目》卷四）。所刻韩、柳集，人们多称其精美；但陈景云却认为“其人乃粗涉文艺，全无学识者”（《韩集点勘后》）。我们将“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郑定本”和“世綵堂本”进行对校，发现“世綵堂本”虽刻工精美，校正了一些文字错误，新添并改正了少数注解。但廖莹中的刻书态度是极不严肃的。他在书中明明直接采用了继“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系统下来的“郑定本”，在“凡例”中却不仅只字不提，反而诡称他“世綵堂本”“新载篇章”是“从沈晦本所定次序”，并指责“五百家注本”的“诸家注文，间多庞杂”，吹嘘他以阁、京、杭、蜀及诸郡本“并加校”，“其间是正颇多”。尤其重要的是，他把“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和“郑定本”在每条注文前一直完好地保留下来的注者姓氏一律删去，这不仅给柳文研究者带来不便，而且使某些注文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再就其校正柳文来说，也依然纰缪颇多，有些讹脱衍倒甚至为它本所无，比如在《霹雳琴赞引》一文中，一下就脱落“火之余又加良焉”七字，这在“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和“郑定本”中，就都没有这个脱误。
廖氏原刻《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现藏北京图书馆。
此书虽版刻精工，但从问世以后，直至民国元年，传本极少。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深鄙莹中为人”（陈景云《朴集点勘书后》；与“廖氏刻此书后，其势旋败，国事亦 ”，也可能有一定关系（罗振堂《重印河东集凡例》。民国初年，罗振常隐庐影印此书，才得以广为流传。影印本比廖氏原刻本多《外集补遗》一卷、《龙城录》二卷、《附录》二卷、《集传》一卷、《后序》一卷，系据明郭云鹏“济美堂本”所补入。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影印本断句排印，删去《龙城录》二卷，现在流传比较广泛。我们整理新校《柳宗元集》为什么决定以“百家注本”为底本？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因为“百家注本”是现存《柳集》宋刻本中时代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本子。北图所藏“百家注本”，正集四十五卷完好无缺，经鉴定为宋刻蜀本，已是海内孤本，急待整理抢救；二是北图所藏宋刻“世綵堂本”虽也完整，但比“百家注本”至少晚出七八十年，且解放已排印出版，注传较广；三是因为其它南宋刻本都已残缺不全。
《柳集》的三种明代刻本
元代刻书的风气相当盛行，但《柳集》刻本不多。明代刻印的《柳集》不少。比较受人们所称道的，主要有郭云鹏的“济美堂本”《河东先生集》、游居敬校《柳文》、蒋之翘注本《柳河东集》等几种。前二种均刻于明代嘉靖年间，后一种则刻明代末年。
关于“济美堂本”，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即认为“济美堂本”是“世綵堂本”的翻刻本。这种看法，不仅流传在口头上，而且甚至标明在书本上。比如有些图书馆在所藏“济美堂本”《柳集》的函套上，就写上了“明济美堂郭氏覆刻宋世綵堂本”的字样。我们把“济美堂本”与“世綵堂本”从版式行字相比较，二书确实无大两样。但二书在内容上却不存在翻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罗振常在影印宋世綵本《柳集》时，曾在该书卷首所写《读世綵堂本河东集杂识》中指出过“济美堂本”与“世綵堂本”的相异之处，但他并没能弄清楚它们为什么相异的原因。罗振常认为“济美堂本”的注文所以与“世綵堂本”略有不同，是由于郭云鹏或“采廖氏，或采旧注，或仍同廖本而增减其字句，颠倒其前后。”其实事情并非为此。我们在新校《柳集》的过程中，发现“济美堂本”的注文，与“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尤其是“五百家注本”完全相同。罗振常所指出的“济美堂本”与“世綵堂本”的相异之处，正是“世綵堂本”，正是“世綵堂本”与“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的相异之处，也就是廖莹中在采用“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和“郑定本”的注文时所做的“增减其字句、颠倒其前后”的工作。根据我们对这几个本子进行系统互校之后所得到的印象，感到历来认为“济美堂本”是翻刻“世綵堂本”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恰切的说法应该是，“济美堂本”是“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的翻刻本。郭云鹏刻此书时，对《外集》和《附录》作了些改编的工作，而对于注文，他除了保廖莹中那样删去注文前原注者的姓氏之外，可说并未作任何新的加工。潘宗周在所写《宝礼堂宗本书录》中说过：
“济美堂本”版式相同于廖氏，注语大有增减；世传复震廖本者，实为衛言。陈景云著《韩集点勘》，称东雅堂刊《韩集》用“世綵堂本”，或因是而误为推测欤！
潘宗周所指出的这个误会，惜长期以来并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以误传误，直到至今。
关于“游居敬本”《柳文》。此书是游居敬在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校刻，有正集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附录》一卷。叶德辉《书林清话》亦列为“明人刻书之精品”。
游居敬所刻《柳文》，刻工很精细，但实际上不过是元刻麻沙本《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删去全部注文后的白文翻刻本。二书不仅卷帙、篇序全同，而且经游居敬校改之处不多。游刻《柳文》的字体，采用横轻直重的宋体字，这与它以前的所有《柳集》相比，在字体上是个明显的变化。宋刻诸本《柳集》，其字皆颜柳体，其人皆能书之人，大都笔法整齐，气味古朴。如宋刻永州郡庠本《外集》、宋刻“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等，就都字体端楷，墨色精雅。有元一代，官私刻本多用赵松雪字体，虽狭行细字，亦尚有佳者。明人用宋体刻出，开始于明代成化以后，游氏用宋体刻《柳文》，明末蒋之翘刻《柳河东集》亦采用宋体，当是受当时时代影响的结果。
关于蒋之翘辑注本《柳河东集》。此书在明刻诸本《柳集》中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它在前人集注本的基础上作了新的补充。但增补部分主要是明代人如何良俊、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王世贞、胡应麟等人对柳文的评语，注文增补较少。他采用前人注文，也大多未注明注者姓氏。正集四十五集，卷帙编治与“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这个系统无大两样。但《外集》五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编排与诸本不同、当是蒋之翘自己所新编。
清代人很看重宋元刻本，所以翻印旧书的风气极盛。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凡有宋刻和元刻传世的图书，一般都不经过精心校勘，便进行缮录。所以《四库》本所收录的《五百家注柳先生集》、《诂训柳先生文集》、《增广注释音辩柳集》，都是楷书钞本，卷数编排尚能保持原貌。私家所刻《柳集》，虽亦有数种，但精品很少。清初何焯批校《王荆石先生批评柳文》十二卷，校正了柳文中的一些错字，并保存了多卷现已散失的《郑定本》原文，有一定参考价值。校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另有佚名临何焯批校《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一部，亦藏北京图书馆。此后，陈景云有《柳河东集点勘》，吴汝纶有《柳州集点勘》，但都并未刊行《柳集》新本。
收稿日期：200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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