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理论检验问题的哲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学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百年来，伴随着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每一次危机和发展，都爆发了关于“经济学是否应该成为科学的”、“经济学能否成为科学的”、“经济学是否已经成为科学的”这样三个相关命题的经济哲学大论战。令人遗憾的是，包括70年代因经济“滞胀”而爆发于主流经济学内外的，爆发于各经济学流派之间的大论战，对上述三个命题迄今没有获得一致的认识。
这些分歧虽然有概念问题造成的，但根本上还是经验问题造成的，这在经济学说史中历来如此。诸如当初边际主义者批评劳动价值说有概念问题，即：是以生产商品的劳动量来衡量该商品的价值呢，还是以能被交换到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该商品的价值。其实，这个概念问题斯密早就提出过，李嘉图人为地选择了前者就消除了概念问题。但是，他始终无法找到一种“标准商品”可行地具体决定各种商品的不同价值，才形成真正棘手的属于经验性质的问题。“滞胀”对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个根本性的经验问题。它是对发达国家长期推行的经济政策的否定，是经验对政策所依据的理论的否证。
尽管任何科学理论都会遇到经验问题，都会遭到否证，比如牛顿力学理论就有水星近日点进动的经验问题，并被相对论力学所替代，但它在宏观世界仍然是有经验意义的。经济理论遭到的否证则不然，否证的矛头指向理论涉及的整个经济宇宙，指向其总体经验意义。那么，为什么这些经济理论在提出时和提出后被认为是经历过经验验证的呢？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对经济理论进行的经验检验决不同于经验自然科学理论所进行的经验检验，并且迄今为止，对这样一种经验检验的特征和问题还缺乏深刻的哲学认识。
一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名著《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明确地说：“对一项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同经验相比较。”这表明他曾相信经验可以成为理论选择的依据。他还看到，“经济学家们中间的基本分歧是经验根据上的，而非理论上的。”为此，他和迈泽尔曼下功夫整理研究了美国1897～1958年期间的宏观经济资料。依据该资料他提出，在有关产量和价格水平变化的原因问题上，货币量M对诱发支出费用B的预测要优于对自主支出A的预测，并且如果票面M的变化对票面B的变化的预测，强于对票面A和诱发支出B的任何相互关联，就都会将货币量M的影响同时反映到A和B上。〔1〕这就是说，经验资料表明货币主义对商业波动的解释比凯恩斯主义的解释更精确，货币主义研究纲领在解决经验问题的能力上胜过凯恩斯主义研究纲领。
凯恩斯主义者对此提出了有力的反批评。首先是，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在复杂程度上是不同的，并且不存在使两种模型实现同等程度简化的以便进行比较的客观方法。其次是，存在着变量A和M在两种模型中的不同定义问题。虽然货币主义者辩解说，他们的定义并非不准确，不过是有选择性的。然而凯恩斯主义者德·普拉诺和迈耶进一步给出了20种有一定合理性的自主支出A的定义，而且对这些不同定义，经验资料的反应都相当敏感，即不同的定义在同样的经验资料面前将产生不同的结论。最后，若依据凯恩斯主义的定义，自主支出A在运用上仍胜过货币量M。
影响广大而没有结果的大论战产生了指向实证方法论本身的否证矛头，这使得不少实证经济学家感到恐慌。经济学家威廉·普尔和埃利达·科恩布利思慎重地重复了以上检验，并且将检验的范围扩大到1959～1970年这一阶段，结果不仅表明对立理论的验证取决于统计上的具体检验过程，检验必须能够客观地决定模型的相对化程度或恰当的变量定义为前提，而且不存在依赖单一方程很好地预测未来的可能。
围绕论证的深入考察表明，在经验检验面前，现代经济学家不论持怎样的谦虚态度都是明智的。但作为实证方法论倡导者的弗里德曼在对理论的实证说明中，居然转到了常常依赖所谓的阿尔奇安论点，竞争代表着一个达尔文式的过程，新古典模式的种种假定，既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无数次应用”和被接受，本身就意味着它的经验支持或证据，是令人惊愕的！因为阿尔奇安的实证论是一种“好象实证论”，它实质上是詹姆斯·穆勒在上一世纪提出的古典实证论的复归。穆勒认为，经济学假定是依赖人类经验的不言自明的事实为基础的，具体的经验检验并不是确立经济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手段，它只是确立显然是正确的理论的应用范围的方法。只有当经验能证明假定的原则和条件不存在，或证明所断言的趋势并不是由这个假定所推出时，理论才会被驳倒，而这是不可能的。〔2〕
如果说，今天经济学实证论的品格仍然是与经验自然科学实证论迥然相异的古典经济学实证论的品格，那么弗里德曼认同阿尔奇安观点是自然的，但他撰写《实证方法论》就是可疑的，从而，奈特在30年代后经济哲学大论战中提出的，“要按照任何‘经验’程序来‘检验’关于经济行为的任何命题是不可能的”这一断言，就仍然是有效的。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承认，3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始终不断地取得进展，那么在这种研究中，理论与经验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的呢？为什么它在上述的理论鉴别和选择中不能发挥令人满意的功效呢？
二
我们不妨以需求分析的实证研究为例，作一个简要的哲学剖析。在需求分析实证研究中，“最大效用假说”是构建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的出发点。即，理论的消费者需求决策，就是在总支出X的限制条件下实现效用最大化。于是给出：
q[,i]＝q[,i]（X，P[,1]，P[,2]…P[,i]…P[,n]） i＝1，2，…n （1）
（1）式表示，消费者对第i种商品的需求量q[,i]，它是X及市场上全部商品的价格的函数，并且对每一种商品都可有一组非负的q[,i]值，可以使总效用最大。于是对所有商品n，可以有一个n方程系。
但是，这样的理论模式包含大批的自变量又没给出具体的函数关系式，为此，它必需转化为函数关系便于测算，变量数目相对较少的经验模式。通常的形式是：
q[,i]＝a[,o]+a[,1]P[,i]+a[,2]P[,s]+a[,3]P+a[,4]X+a[,5]t+ε （1）
q[,i]＝A·P[,1]*[,1]P[,s]*[,2]·P[a,3]·X[a,4]e[a,5][1]aε[,i]
其中P[,i]是商品本身的价格，p[,a]是替代商品价格，P是补充品价格，t是时间趋势（它反映消费者爱好的变化），ε是干扰项。参数a是弹性系数。（2）式具有线性的特征，（3）式是（2）式的对数形式。
由于实现了变换，并且在变换中蕴含了理论的理想状态假定，当模型在经验上遭到否证时，否证的矛头首先只能指向参数估计，然后是指向（3）式和（2）式，即指向变换本身，它绝对没有理由指向（1）式，更不能指向“最大效用假说”的合理性问题。这就有简化程度不等的模型在受经验检验上地位不同的问题，也就是上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的。
就检验所依赖的经验资料而言，在现实中，能够利用的仅有商品类的资料，而没有单一商品的资料；仅有不同收入阶层的资料，而没有单个消费者的资料，这就形成了“总量问题”。假设消费者j对某一类商品的需求有下式：
q[,j]＝a[,0j]+a[,1j]P+a[,2j]P[,s]+a[,3]jX[,j]+ε[,j]
若对任—消费者（4）式均适用，只需寻求一个条件关系，使其保证如下总量关系式：
＝a[,0]+a[,1]P+a[,2]P[,s]+a[,3]X+ε
其中和
是所有消费者的需求量和支出和算术平均数。对于（5）式而言，总量问题就是使α[,3]保持常数的条件问题。而这个条件意味着，总支出在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不随时间变化，并且所有的消费者均有同一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而易见，这样对待和运用的经验资料不仅渗透了理论，而且简直是充满了理论。
在对恩格尔曲线的经验估计问题上，还有一个横截面资料与时间序列资料的关系问题。该曲线原本是反映对某一商品的消费支出与总支出的关系的，它依据横截面资料，把价格作常数处理，用支出而不是商品的数量作因变量。但是许多商品在低收入时是奢侈品，收入水平提高后就成了必需品，其商品支出的收入弹性是变化（下降）的。当我们在运用时间序列资料进行时序研究时，不仅需要进行收入弹性估计，而且由于其资源变量采用的是总收入，就有一个“转换问题”。应该看到，转换中蕴含的对经验资料的理解带有“格式塔”色彩，究竟是龟还是兔？先验的主观意识起着决定作用。
当前，需求方程估计技术已发展到全估计水平，这是“摆脱自由度桎梏”的大进军。根本的途径是所谓的“额外性”假设：如果一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表明任意一类商品的边际效用与其它所有商品的消费量无关，那么就可以说这一效用函数具有额外性。该假设的倡导者认为，只要商品类的划分足够地广义，这一假设便可成立。显然，当我们利用额外性假设从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出发推出需求方程系后，估计的结论并不能用来检验理论上推导的限制条件是否适用于实际经济运行。可见，这种“额外性”假设比先前的替代商品假设和互补商品假设（它们有确切的理论内容）离现实更远。它简直就是经验自然科学中理论检验所忌讳的“特设性假设”——通过任意设定的可能条件而拒绝经验对理论的否证。实际数据的计算表明，在对于检验消费者理论所隐含的各种限制条件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鹿特丹模型中，总支出与全部的价格即使同比例变化，仍得不到需求量不变的结论〔3〕。这就是说，它甚至与原先的齐次性、对称性限制都发生了矛盾。实证经济学家们知道，在寻求参数化的途径中给模型引入了隐含条件，并且这些条件有时是不可捉摸的，所以要从模型的设定入手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对运用额外性假设这个“粗暴”简化手段的认识论评估是非常不足的。
6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萨根（D·Sargan），倡导从模型估计和检验方法的研究转到模型设定的方法论研究上来。到70年代，终于形成了以牛津大学的亨德里（D·Hendry）为首的英国新派。应该说与美国正统计量经济学研究相对峙的新派的出现，本身就表明对以往实证研究存在问题的一种认识。但是，英国新派仍然只是把计量经济学的任务局限在提出证实简化过程“合理性”的方法上，即在于寻求“试验上恰当的，满足数据条件的”，并且能与现有论证相吻合的模型形式上。我们看到，在经验实证活动中，运用同一组数据的不同经济计量模型的估算，总是得出相互抵触的结果的情况仍不能避免。所以，他们与正统派的区别仅在于，他们将错误归结在模型的设定上，正统派将错误归结在参数的估计上。尽管在检验的矛头指向上已经不同。但毕竟更换模型还不是更换理论，特别是他们主张的从一般到简单的建模方法本身，包含着理论决定论思想与具有内在随机性的经济现实的冲突。所以那种宣传“新的方法论已经并正在引起整个经济计量的一场意义深远的科学化革命”的讲法，是言过其实了。〔4〕在经验对理论发挥检验功效目标上，充其量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
三
计量经济学的实际研究状况表明，经济学远比自然科学充分地展现了理论与经验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为敢于涉足者营造了无数的陷阱和硕大无比的迷宫。
首先是在经济学实证研究中，只能以“观察”替代”实验”，并且这种主要依赖统计调查形成的观察资料已经只有“事后”的意义，它决定这种实证研究只能被动地进行。显而易见，这种被动地面对的现实数据，第一，因为不是感官直接把握的，它经过主体的整理，渗进了主观因素，甚至它已经体现为一个解释系统；第二，它不反映“当下”，关于“当下”的状况如何以“理解”为前提，而“理解”又以“识别”为前提。总之，这里的“经验”已基本丧失了直接现实性品格，它已经不是理论的合格的对立面。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涉足者，难免不掉进陷阱或步入误区。
其次是经济学实证检验的普遍的命题形式为“如果怎样，那么怎样”。而这个“如果怎样”包括初始条件、限界条件、辅助条件的假设条件系列。由此可见，在复杂的条件系列中，只要有一个条件假设缺乏合理性、可能性或现实性，否证的矛头就不应指向理论。而那个经常被提起的“如果其它条件不变”，相对于验证必然涉及的复杂条件而言，简直是空洞的同义反复。这样，对经济学理论的经验检验，第一，它在现实性上只能是理论适用范围的检验，而不能成为理论真伪的检验。第二，由于否证的普遍性，初始条件似乎具有的自明性和理论命题的逻辑性，必然使那些信仰理论的经济学家将“如果怎样，那么怎样”的否证检验，转化为“并非这样，所以不这样”命题形式的检验。这种否定形式的检验，涉及的是分离的理论世界与现实世界。把“并非这样”看作是外在地决定的，也就站在“应当”的理论（理想）世界立场上，即站在理想经济人、理想市场、理想经济行为视角，看待现实经济人、现实市场、现实经济行为与“应当”之间的差距，从而对现实给出“说明”。反之，那些对理论已经产生怀疑的经济学家，或者拒绝将肯定的检验形式转化为否定的检验形式，或者将“并非这样”看作是内在地决定的，从而站在“是”的现实世界立场上，对理论世界的虚伪性提出批评，对理论假说的取舍和选择给出意见。
上述检验特征导致了一个奇怪的效果，你相信理论，理论就是不可反驳的；你怀疑理论，理论就将遭到驳斥。而且只要坚持你的理论信念，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坚持你关于理论检验的认识论含义的理解。这就很容易造成经济学家之间无须沟通、我行我素的状况，针对这种经济学家之间无法交流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有趣地借用了哲学家弗朗可·雷生的笑话：“我今天安了格朗切斯特”，“有意思，我没去那”。说完这些话后，谈话的双方就没话可说了。索洛认为，当前经济学界充满分歧并无法统一的根源就在于，各人有各人的观点，努力维护自己的观点并不仅仅是寻求真理！.〔5〕
上述关于理论检验中存在理解陷阱或误区的分析还涉及到检验蕴涵的指向问题。在需求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理论模型与经验模型之间检验的指向在经验模型，经验模型与经验资料之间检验的指向往往在经验资料。这是因为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它既非一一对应的又有循环决定的关系，从经济现象中形成和运用资料时还有联立问题、总量问题、纵横问题等等。所以充满了主观因素的作用，处处以主观认定为前提，把老鸡婆认定为鸭是极其可能的。这样，在理论与经验的比较中否证的指向就可能在“经验”。这就如企业要求工人切削一块三角形大理石板，质量检验员在检验时若发现加工后的大理石板三内角之和不是180°，就会对工人的操作提出意见，并追究是三条边中有不成直线的情况，或是板面不平的情况，而绝不会怀疑几何定理的正确性。令人遗憾的是，在计量经济学中，在不同学术流派的争论中，人们并不能清晰地鉴别和区分检验的指向。诸如在消费函数理论的实证研究中，库兹涅茨反论〔6〕，表面上看由于其针对“绝对收入假说”中第4个命题：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MPC下降，所以似乎指向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这一心理法则。特别是后来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由于考虑到消费者愿意预支未来收入用作现期消费支出的情况，消费倾向就可能发生不规则变化，似乎更明确否定了消费倾向递减。然而，我们通观替代“绝对收入假说”的“相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持久收入假说”、“财产假说”等理论，第一，它表现为经验内容的不断修正和充实；第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影子随处可见。实质上，经验否证第一是指向作为经验假说的假说总体的，第二是指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假设的经验成分这一面的。也就是说，该假设既有经验的一面——消费倾向与收入关系的一面，又有心理的一面——抽象人性心理欲望的分析。就后一面而言，它是先验的逻辑的内容。检验的指向在经验，显示为现实消费行为与“应当”消费行为之间的差距，经验并不能证伪先验逻辑假设。弄不清或“忽略”了这种区分，就难免步入理论检验的理解误区。
上述种种情况，令人对实证方法论本身产生了疑惑。其实，“实证”的含义在不同的知识领域本来就是不同的。诸如基督教也是讲“证实”的，它关于“耶稣是上帝之子”的命题就是经过“证实”的。圣经记载着“耶稣死时月亮呈现为血红色”的“经验资料”，依据该资料的证实推导为：月亮呈现为血红色是未有过的现象，应该是血光的映照，该血光不可能是凡人洒出的，而耶稣就是在此时死的，所以是耶稣之血的映照，所以耶稣是非凡的人……耶稣是上帝之子。我们可以把宗教的这种证实论称为“奇迹证实论”，奇迹证实论并不存在逻辑问题。相反，这种依赖奇迹的证实有—个优点，因为奇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证实的是非现世的事情，所以只须经历一次证实，命题就可成立；相反，现实经验的千万次否证或无证实，在逻辑上并不能推翻命题。显而易见，它与经验自然科学中的实证论正好相反。
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学家们始终以经验自然科学实证论的品格来要求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并如是地看待经济学实证的研党。殊不知，经济学虽然以经济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它实质上只研究影响行为的一种因索——理性因素。完全理性的经济行为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绝对是一个奇迹！它出现的几率应该是1／∞。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学理论检验中“证实”与“否证”的不同作用，决定了冠以经验自然科学实证论桂冠的经济学实证说，更象是宗教的奇迹实证论。不认识到这一点，谎言和愚矗就好像鬼魂一样紧附在经济学家们的躯体里，使他们胡言乱语。
在经济学中理论的经验检验问题何以是一个常新的课题，我们已经说清楚了。从经济哲学视角看，一方面该课题包含了无穷的内容，任何对该课题的认真考察，都有可能对人类理性、人类实践活动本身给出更深的理解。但这种考察的首要的具体问题是不同的实证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能否和在什么条件下转化的问题。另一方面该课题的考察直接关系到对经济学知识科学性质的评估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问题。
走出误区，才能达到目的地！
注释：
〔1〕货币主义者认为，耐用消费品也应被当作一种资本资产，货币数量的变动同时作用于消费品和资本品，从而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变动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之问存在强相关。凯恩斯主义者一直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首未造成“资产结构失衡”，促使金融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市场利息率，进而引发投资量的变化，通过“乘数效应”影响总需求。这就是前者强调M，后者强调A的缘由。
〔2〕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0页。
〔3〕参见 "A simple method of estinating dcmand eqna-tions under Seperableutility functions",《Rc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0年第37期.P261～274."Consumerdemand functions,Spain1958—64",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71年第2期,P277～302。
〔4〕陈璋：《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证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8～94页。
〔5〕阿罗，克莱默：《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
〔6〕最早由库兹涅茨于1942年提出的，关于长期平均消费倾向处稳定的经验数据。
标签：经济学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实证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