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选择：基于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技术进步论文,路径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令人困惑的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没有解决较严重的失业问题。失业率连年攀升，已成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隐患。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及其途径。
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反奥肯定律现象。奥肯定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A.奥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说明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之间反向变动的规律，其比例是2～3∶1之间，即国民生产总值每上升2～3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降低1个百分点；反之亦然。① 而从中国近年统计数字来看，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7.8％，相应登记失业率为3.8％；2003年经济增长9.3％，登记失业率却超过4％，2004年经济增长达到9.5％，可登记失业率达到4.2％。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岗位240多万个，而到现在，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岗位不到100万个(朱之鑫，2004)。
按照传统理论的阐释，这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有挤出效应。那么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是否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技术进步是否必然带来失业的增加？对此问题，各经济学家莫衷一是。马尔萨斯认为机器的应用会通过需求不足、资本短缺等因素引起失业，但他同时指出开放的市场可以恢复充分就业。萨伊(Say)却完全否认技术进步导致长期失业，因为供给会创造需求，采用机器所导致产品供给增加会引起产品需求增加，进而引起劳动力需求增加，使被机器排挤的工人重新就业。
在国内，刘伟等(2005)认为中国失业率上升，其中技术排斥劳动是重要原因。张军(2001)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从技术层面来说，由于资本—劳动比率上升过快，从而使得投资收益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持续显著的恶化趋势。”杨立岩等(2003)认为“经济的长远增长率和基础科学知识的长远增长率成正比”。
二、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是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要素投入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的动态变化和增长的实绩取决于这些要素的投入和组合方式。经济增长问题也是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问题。根据效率理论，经济增长主要有以下模式：纯粹依赖投入增加的经济增长、技术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规模经济性(规模效率)增长、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和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提高的增长等。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从产出和投入角度来考察经济增长的路径。
我们假定所有的投入集合为x，所有的产出集合为Y。假定Y=F(x)是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假定Y=G(x)为更高的技术水平下生产的可能性曲线。
从投入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增长水平。在生产函数为Y=F(x)情况下，假设实际生产点在H点，投入为OB的数量就可以生产出HJ数量，也即生产出AB数量(HJ=AB)，那么，投入浪费了BJ=OJ-OB，产出的最有效率水平为HJ/OB。因此，在H点的投入角度的技术无效率，OJ单位的投入与HJ单位的产出Y可以通过以下形式表示：OB/OJ=(HJ/OJ)/(HJ/OB)。这可以说明经济增长中的投入无效率，技术节约型经济发展，要求把经济发展提高到OB水平。
从产出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增长水平。在生产函数为Y=F(x)情况下，平均实际生产效率即投入产出比为HJ/OJ。利用技术效率理论，如果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能够全部发挥，投入0J数量能够生产EJ产出数量，即在E点，并且最大的生产效率水平是EJ/OJ。因此，在H点的实际的生产效率与最大的生产效率之比HJ/EJ=(HJ/OJ)/(EJ/OJ)，就可以测算出H点的产出的技术无效率，这也是经济增长无效率，因为同样的产出没有达到最佳水平。有效经济增长要求将产出水平提高到EJ水平。无论从投入的角度还是从产出的角度来测量生产的技术效率(或无效率)，在测量方法机理上是一致的，都能够衡量经济增长路径的有效性。
现在我们假定由于技术进步，使得曲线提高为Y=G(x)，因为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它的进步会使得生产函数发生改变，在前面的基础上，我们探讨生产从V到s的变化情况。如果平均生产率保持不变，投入水平为OM，产出则应是MI。假定一个额外的在产出上的增加(NI=NM－IM)通过提高生产率是可能的。我们用索洛余值法来解释在产出上的残差，而不通过改变投入来解释。以N点的生产作为参照点，通过从V点到N点的变化表示平均生产率方面的提高，用以下形式进行分解：(NM/IM)=(ZM/IM)×(KM/ZM)×(NM/KM)。比率ZM/IM可以解释为技术效率的提高；KM/ZM可以归结于规模递增的报酬，即规模效率；NM/KM为技术进步的效率，即生产函数从Y=F(x)变化到Y=G(x)。通过上面分析，可知各种要素的投入、技术效率提高、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都影响经济增长。
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呢？根据专家运用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TFP进行测算分析发现，1979～1995年期间TFP增长率为4.63％，在1996～2001年期间下降至0.60％。对TFP增长率进行分解：一是技术进步分量；二是技术效率分量，结果发现，在1996～2001年期间技术进步减缓，技术效率下降。② 这说明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不是依靠科技进步、现有技术的充分发挥即技术效率提高和投资效率的提高，而是依靠高资本投入增长来驱动的。我们运用1980～2000年的资本——产出数据来说明我国近年来投资和经济增长状况及能源消耗状况。
从表1可见，在1981～2000年期间，资本—产出率有5年在142％～196％之间，有10年在200％～300％之间，有2年超过300％，1年超过400％，1年超过700％，1999年最高，达到802％。虽然不能认为资本—产出率准确地说明当年的投资效果，但是较为集中的几年是能说明问题的。从生产率角度来看，有2年最低，只有12.5％～13.7％，3年为20％以上，6年为30％以上，4年为40％多，1年为50％多，3年超过60％，最高1年为70.5％。可见，80年代的投资效果比90年代好，90年代前五年比后五年好。
表1 1980～200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率和生产率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第49、158页资料计算。
可见，中国经济没有走出高投入、低效率、低质量增长模式的陷阱。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增长并非由技术进步推动使然，技术进步对中国的贡献率并不大。中国失业率的上升并非由技术进步所导致的。
三、技术进步具有双重效应
1.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对于经济发展动力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做出了较充分的解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索洛模型、罗默模型和卢卡斯模型。索洛(1957)首次用规范的方法测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主要因素。罗默模型(Romer,1986)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视知识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认为知识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和非竞争性，得出“一些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增长路径上，就是对知识生产部门的投资不足，技术进步率太低”的结论。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Lucas,1988)认为人力资本与知识相联系但又相区别，人力资本有正的外部性和竞争性，不同国家人力资本积累不同引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产出不同，从而鼓励人们投资教育和学习。③
从实践来看，各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科技进步来推动的，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驱动力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我国目前科学技术还很落后，特别是科技自主创新的能力不足。目前，我国的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以下几条路径：其一是依赖引进设备，提高我国生产的技术水平；其二是依赖FDI的外溢；其三是依赖对外直接贸易。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继续发挥FDI的外溢和贸易外溢的基础上，加快科技自主创新的力度，走依靠科技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之路。
2.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具有吸纳和排斥的双重作用。技术进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节约劳动型和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进步，它在经济增长中会产生就业挤出效应，降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因此技术进步率、资本投入增长率均与就业增长率负相关。根据测算，我国“六五”和“八五”期间技术进步的贡献较为显著；“七五”和“九五”期间资本投入的贡献更为突出；而劳动投入的贡献率则从20世纪80年代的20％下降到90年代的6％左右。④ 可见我国走的是一条资本密集型的道路，所以导致近些年(1995～2003)的投资效率下降、资本—劳动比上升以及失业增加。
另一种是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它在经济增长中会增加就业。因为技术进步能大大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并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长期来看具有就业增长效应，技术进步还会催生新的就业增长点。据统计：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每万元的增加值就能够创造一个就业岗位，资本密集型产业则是6万多元，而技术密集型产业达到了将近9万元才能创造一个就业岗位。⑤
3.从世界各国技术进步的实践看，技术进步并不一定导致失业的增加。例如已完成工业化的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技术进步在吸纳剩余劳动力上曾发挥了最重要作用。日本从1880年到1930年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并且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工业化进程中平稳发展的时期。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贡献远远超过了由资本积累带来的就业贡献，二者的比例大约是80％∶20％。所以能保证现代工业部门持续不断地吸收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技术，使资本—劳动比不断下降。1890年，日本全体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大约为4∶1，而到1910年前后已下降为2.5∶1，到1920年进一步下降为2∶1左右。⑥ 实施劳动密集型技术的结果，不仅使人口密集、资源贫乏的日本迅速摆脱劳动力过剩的困境，而且实现了工业化，促进了经济发展。从现代国际经验来看，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就业弹性明显高于中国；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高，而就业弹性大多数年份几乎是我国的2～3倍。⑦ 因此，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导致就业弹性的下降。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不一定是失业增加的原因，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路径。只要选择能充分利用本国经济资源、劳动力资源的经济增长路径，在经济增长中，即使技术进步、工业化程度提高，失业问题也能解决。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技术进步并没有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中国近几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资源扩张推进的，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在技术发展路径上选择的是资本密集型技术，致使本国的劳动力没有充分利用，降低了投资效率，也影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在工业化过程中技术进步并不一定带来失业率的增加，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具有吸纳和排斥的双重效应，关键看能否选择充分利用本国经济资源、充分吸收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剩余劳动力的经济增长路径。
(二)政策建议
在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巨大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选择：一是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关系上应优先考虑失业率的下降和就业岗位的增加，以实现经济和就业同步增长的经济增长目标。根据胡鞍钢运用奥肯模型计算，假定我国城镇自然失业率为5％，1996年因失业导致的损失量占GDP比重为0.23％～2.25％，1997年上升为4.05％～6.30％，1998年约为6.53％～7.43％，随着失业率上升，GDP损失量也明显上升。
二是在技术路径选择上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优先支持清洁型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以扩大就业机会，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同时发展知识密集与劳动密集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产业，支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各类服务业，开展劳动密集型的国土治理项目等。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产业路线。
三是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优化教育结构，改善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但是我国不能长期依靠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经济，要尽快实现从体力劳动密集型到脑力劳动密集型的转变。要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资源配置上，特别是财政支出上必须保证教育经费的优先权。调整政府教育投资结构，加大义务教育普及力度，尽快全面实现义务教育普及目标；在实现“普及”的地区，积极推进普及高中教育。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重点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加快高等教育改革，大力发展应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并且在政策上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这类教育。
注释：
①②勾淑玲：《当前经济高增长条件下的高失业问题分析》，《学术论坛》2005年第8期。
③⑥苗文龙、万杰：《经济运行中的技术进步与选择》，《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5年第9期。
④⑦张本波：《我国就业弹性系数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8期。
⑤高德步、吕致文：《新型工业化对我国未来就业的影响》，《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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