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晋察冀论文,建国以来论文,史研究论文,抗日根据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当时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①它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起了“坚强堡垒”的作用；对战略反攻及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收复东北失地起了“前进阵地”的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吸引着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为之秉笔勤书，钻研探索，从而获得了可喜的成就。本文拟概要地回顾建国以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状况，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
一
建国50年来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前17年，即1949年至1966年为第一阶段；1966年至1979 年为第二阶段； 1979年以来的20年为第三阶段。
（一）起步与缓进的17年（1949—1966年）
1951年7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曾文经的《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伟大的创造——追记冀中平原的地道战》一文。这是建国后第一篇研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文章。
从1958年开始，研究文章逐渐增多。1959年主要有下列文章：杨德昌的《抗日战争时期冀东十万工农大暴动》（载《北国春秋》1959年创刊号），孟庆山的《抗战初期冀中平原上的河北游击军》（载《北国春秋》1959年创刊号），朱仲玉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平西抗日根据地》（载《历史教学》1959年第6期）， 徐灵的《抗战时期晋察冀敌后美术活动》（载《美术研究》1959年第11期）。1960年《历史教学》第5 期发表了朱仲玉的《冀东抗日大起义和冀东军民的抗日斗争》， 介绍了从1938年7月冀东抗日大起义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 冀东军民坚持英勇抗战的战斗历程。
1961年至1964年，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吕明灼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载《山东大学学报》 1961年第3期），朱仲玉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北抗日根据地》（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7期）， 杨成武的《从东渡黄河到平型关大战》（载《北京日报》1963年8月1日）。
1965年8月是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 全国各地都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这一年文章的数量居历年之冠，多为回忆文章。主要有：马辉的《人民战争威力无穷——河北省民兵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载《河北日报》1965年8月25日）， 葛振林的《奋战在狼牙山上》（载《人民日报》1965年8月29日）， 杨成武的《层层火阵烧野牛》（载《人民日报》1965年8月19日）等。 《层层火阵烧野牛》反映了“五一”大“扫荡”后八路军在被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疯狂“清剿”、反复“剔抉”的冀中平原上是怎样坚持抗日斗争的，介绍了冀中人民在粉碎日寇的“驻屯清剿”斗争中创造的地道战。
总之，在这一阶段内，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并且进展缓慢。据粗略的统计，该阶段共发表研究文章34篇，且绝大部分是回忆性和介绍性的，研究范围主要限于根据地建立、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及人民的抗日斗争方面，有关政治方面的只有1篇， ②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则很少涉及。
（二）停顿与复苏的13年（1966—1979年）
与其他科学研究领域一样，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在10年动乱中亦遭受了空前的浩劫，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被迫陷于停顿，偶见于报刊或出版物的有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篇目，基本上是以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面目出现的。当然，在这10年间发表的有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文章中，也有为数不多的几篇尚能通过历史事实来阐发人民战争的伟大作用，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侵华战争的罪行，号召人们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粉碎“四人帮”以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工作得以恢复，大量的论著在撰写或酝酿之中。尽管当时思想还不够解放，但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进行拨乱反正已成为研究者们一致的心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这一心愿得以实现，并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探索与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探索与前进的20年（1979年—1999年）
1979年以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20年时间内，出版专著、专集50 多部， 发表论文和文章340余篇。这些论著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前30年的总和， 而且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较前有了很大提高，标志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进展，表现在研究部门不断增加，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80年5月，经河北省委批准，河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5个单位组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编研组。同时，由国家财政部牵头，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魏宏运主持，组成了晋察冀财政经济史编委会。1981年底，经彭真、聂荣臻同志批准，在北京成立了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委会，肖克同志为主任，下属分会发展到16个。为了全面征集、整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资料，1985年3月， 由河北省党史资料征委会牵头，成立了由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天津5 省区市党史资料征集部门组成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征集编纂办公室，负责编辑出版一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同年秋，晋察冀文艺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专门征集整理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史料，周巍峙任会长。同时，由河北省教委牵头的晋察冀边区教育史编委会也在石家庄成立。另外，在河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历史系设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的专门研究机构。
在史料的征集、整理和出版方面，1981年，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委会成立以后，内部编印出版了一套《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参考资料》，共15册，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下属的冀中分会（1983年后改为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几年来内部编印出版了一套《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辑录了大量重要的有关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文献资料和回忆录。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于1982年成立之后，搜集、整理和选编冀热辽资料，包括回忆录和历史文件，除由晋察冀总会印发的《冀热辽报告》（一、二）、《长城抗战》、《辽西抗战》和《冀热辽大事记》外，另打印资料12册，约300万字。1987年4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将上述部分资料出版了专辑——《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共3辑。
1983年7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 省档案馆等5单位编辑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下册）， 共80多万字，是建国以来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综合性文献资料书。1984年4月， 魏宏运主编的《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总论、农业、工商合作和财政金融4册。 这是一套大型的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经济文献资料汇编，内容丰富，资料翔实。1991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共3册。 这是一部较有权威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档案文献资料书，有许多文献属首次公布。
出版的其他文献资料还有：中国妇女出版社的《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1989年5月出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晋察冀教育资料选编》（1990年12月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资料》（1991年4月出版）等等。
与此同时，一些史学工作者还利用许多当年根据地的创建者、领导者还健在的机会，进行了调查访问工作， 并协助他们撰写出回忆录。 198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聂荣臻回忆录》和吕正操的《冀中回忆录》；1985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成武回忆录《敌后抗战》。这为研究晋察冀和冀中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其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进展，表现在研究论文和专著的出版上。
史学工作者在搜集、整理资料的同时，展开了研究工作，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的有关论文和文章计340余篇。 其研究的范围已经囊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提高。
政治方面：主要有谢忠厚、居之芬的《民主建设的一个创举——略论一九四○年晋察冀边区民主大选》（载《河北学刊》1982年第1 期），张洪祥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行政区域沿革》（载《党史研究》1983年第3期）， 宋克仁的《晋察冀边区的民主建设》（载《山西革命根据地》1988年第2期）， 谢忠厚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和特点》（载《河北学刊》1992年第2 期），杜丽荣的《晋察冀边区的民主宪政运动及其历史启示》（载《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4 期）等文章。
军事方面：发表的文章最多，约有170余篇。 论述“无人区”的文章有陈平的《一个特殊的战略地带——无人区》，于春生的《战斗在“无人区”》（载《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等。论述“五一”大“扫荡”的文章有黄桦等人的《冀中“五一”反“扫荡”》（载《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介绍了冀中军民是怎样迂回到敌人后方， 跳出敌人“铁壁合围”的包围圈，粉碎敌人“扫荡”的。论述冀东抗日暴动的文章有李运昌的《燕山滦水记丰功——回忆我党领导的冀东暴动》（载《光明日报》1981年6月17日），文中回顾了以毛泽东、 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冀东暴动的过程，歌颂了毛泽东、刘少奇在领导冀东人民斗争过程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张圣洁在《试论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的原因》（载《河北学刊》1987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起义的原因，指出：“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是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深刻、激化的必然结果，”“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晶。”此外，论述平型关大捷的文章也有所增加，有袁旭的《关于平型关战斗的评价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王人广的《也谈平型关战斗的两点史实》（载《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 薛生平的《平型关大捷与八路军战略方针》（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等。
学术界对“百团大战”的评价文章较多，有蒋杰的《“百团大战”问题的探讨》（载《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冀燕青的《试论“百团大战”对日本南进战略的影响》（载《山西大学学报》 1992年第4期），杨建成的《简论“百团大战”的历史地位》（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5年第3期）， 舒舜元的《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何以大起大落》（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11期）等等。这些文章对“百团大战”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充分肯定了“百团大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指出了“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存在着的缺点和错误。
经济方面：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研究受到人们的重视，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傅尚文在《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工作发展的几个阶段》（载《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中， 认为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是在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研究边区财政经济不能离开这种战争的形势来进行，也不能离开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来进行。 张洪祥的《略论晋察冀初创时期的财政建设》（载《南开学报》1983年第5期），论述了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在财政建设中执行的方针、政策，采取的措施，财政建设成功的经验，强调指出：“边区的财政工作是在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带有战争时期的特点，它的成功不但在坚持敌后抗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也为以后党全面管理国家财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黄存林则在《论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载《河北学刊》1985年第5期）中， 就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的若干经验进行了探讨。在其他方面有魏宏运的《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政策》（载《历史教学》1985年第11期）、宋吉寿的《晋察冀边区的公营工业企业管理》（载《党史文汇》1991年第12期）、刘宏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劳动互助》（载《河北学刊》1992年第 3期）等，几乎涉及边区经济的方方面面。
文化教育方面：介绍和研究晋察冀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文章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主要反映了边区的教育、文艺生活、知识分子政策等情况。如谢忠厚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载《河北学刊》1984年第5期）一文， 论述了边区党和政府为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行之有效的知识分子政策。陈建华在《西战团对晋察冀文艺生活的贡献》（载《河北地方志》1987年第2期）中，论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抗战期间为宣传抗战、 活跃晋察冀的文艺生活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另外，还有蔡子谔的《简论晋察冀群众文艺运动的特征》（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李寅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育》（载《首都博物馆丛刊》1993 年第8期）等。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著作方面，较引人注目的要首推谢忠厚、肖银成主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该书由改革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研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及其经验的学术著作。它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敌后抗战和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典型来研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根据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措施和主要成就，总结了根据地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民主建政、发展经济和繁荣科技文化事业的经验，深刻反映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基本规律。
其他著作择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不同侧面、不同专题进行研究。例如，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编著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简史》（1985年7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点叙述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它的组织机构和民主制度，总结了根据地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建政的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河北省金融研究所编的《晋察冀边区银行》（1988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叙述了敌后建立的第一个人民根据地银行诞生、发展的过程。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和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合编的《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为指导，概括反映了晋察冀边区新闻出版事业的发生、发展、成长壮大的历史。此外，王剑清、冯建男主编的《晋察冀文艺史》、魏宏运主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研究。
二
在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建国50年来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
1.搞清了根据地的地理范围和行政区域沿革。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1938年1月建立边区政府时，只有晋东北、 晋西和冀中40余个不完整的县，后来扩展到平西、冀东、平北。到1940年底根据地的发展繁荣时期，拥有晋察冀、冀中和冀热察3个战略区、1个行署、1个办事处、13个专署、90余个县政府和1500余万人口。 它北抵长城内外，东、西、南三面分别以津浦、同蒲、正太、石德线为界，与山东、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接壤，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最大的根据地。
1941年到1942年是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冀中和冀东平原根据地大部丧失，根据地巩固区普遍缩小，游击区占80%以上。随着抗日战争局部反攻，根据地又得到了发展，1944年7月根据地划分为冀晋、 冀察、冀热辽、冀中4个战略区，设立了4个区行署。1945年8至10月，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反攻的胜利进军，根据地迅速发展到包括察哈尔、热河两省的全部、河北省大部、山西省东北部、绥远省东部和辽宁省西部在内，拥有4个区行署、160余个县政府和3000余万人口的广大区域。③
2.搞清了根据地党、政、军组织沿革和部队序列。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最初是中共晋察冀省委，书记黄敬。1938年4月以后由彭真主持省委工作。1938年11 月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共晋察冀分局，统一领导边区各项工作。1939年1 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撤销中共晋察冀分局，成立中共北方分局，彭真为书记。1941年上半年彭真离开边区赴延安后，北方分局改为晋察冀分局，由聂荣臻兼任书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边区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是边区行政委员会，正副主任始终是宋劭文和胡仁奎。④边区军事指挥最高领导机构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始终是聂荣臻。其余有关边区党组织地委以上、政府专署以上、部队军分区以上的各级党、政、军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的沿革、演变均基本搞清，为研究整个根据地史做了有益的基础工作。
3.搞清了根据地创建的历史条件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决策。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是因为它创建时具有以下重要的历史条件：
（1）晋察冀地区战略位置极端重要。这里控制着平汉、津浦、 同蒲、平绥、北宁、正太等铁路干线，卡住日军运输的大动脉，还紧紧包围着日本华北方面军大本营和华北伪政权“临时政府”、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驻地北平、天津、张家口市，以及保定、石家庄、唐山、太原等战略要地。它象一把匕首插在华北敌人的心脏，直接扰敌后方，牵制着敌人大量兵力。
（2 ）这一地区的人民由于首当其冲地受到入侵关内的日军的蹂躏，因此有武装抗日的强烈要求，这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必备的群众基础。
（3）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党的地区之一， 具有党的长期工作基础和丰富斗争经验。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北方局又在这里开展了大量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为我党创建抗日根据地准备了必要的干部和群众条件。
（4）这一地区既有广袤的平原做粮仓，又有燕山、恒山、 五台山、太行山为依托和屏障，具备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自然地理条件。
（5）这一地区虽然最早沦为敌人后方，但是日军兵力不足， 且在战略进攻中疯狂南进，无暇后顾，仅占领了城市和铁路、公路干线，而在各省山区和广大农村，则不能到达或无法经常武装占领。这一地区国民党的旧统治在日军进攻下已基本瓦解，新的日伪统治还未建立或比较薄弱，我党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空隙建立抗日根据地，变敌人后方为抗日前线。
这些历史条件决定了我党有必要并且有可能在这里创建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正是基于这一正确的判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从洛川会议起就对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
4.对有争议的几个问题的研究。
（1）对八路军四纵队挺进冀东、 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和起义队伍西撤损失的责任问题的研究。目前史学界的认识已趋于一致，认为：四纵队挺进冀东和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在月余时间内克复6 座县城和许多重要集镇，摧毁了日伪在冀东广大农村的基层政权，给冀东敌伪统治以沉重打击，为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其意义是重大的。⑤冀东抗日大起义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对后来起义队伍随主力西撤受到严重损失的责任，应客观全面地分析。客观上是日军调重兵对起义部队围追堵截，起义发展迅猛，缺乏干部和经验。主观上是有关领导没有全面领会和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冷静地处理遇到的问题，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错误地作出了大部队西撤到平西整训的决定。四纵队主要领导率主力率先西撤，对冀东的坚持造成了困难，应负主要责任，其他领导同志包括地方党和北方局派到冀东的河北省委领导在内，此后也作出了起义部队全部西撤的决定，也应负重要责任。⑥
（2）关于1942 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平原根据地的性质问题。长期以来，史学界大都认为“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平原根据地已经变质为敌占区或游击区。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通过对当时冀中平原的敌我力量和斗争形势的考察，提出了不同看法，⑦认为“五一”大“扫荡”后，日军虽在表面上取得过暂时的优势，但并没能建立起巩固的统治秩序；我党一直掌握着隐蔽的抗日根据地，党在群众中依然是合法的，抗日政权依然存在；根据地虽在形式上发生变化，但并没有丧失。因此，从整体上看应是被细碎分割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3）关于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评价。总起来说，大家认为， “百团大战”作为八路军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在华北敌后战场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其辉煌战绩和意义是不容抹煞的。关于“百团大战”对根据地发展有无消极影响的一面，至今仍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百团大战”虽然在战役的指挥上存在某些过失，但整个战役对华北敌后战场的发展并无消极影响。至于“百团大战”后华北日军改变了对我军的策略、部署，是由日军本身的矛盾发展决定的，与“百团大战”无关。⑧另一种意见认为，“百团大战”的功绩是巨大的，也有消极影响的一面。⑨其过失不仅在于第二阶段的攻坚战，而且在于某些地方违背了我军在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作战方针，过早地暴露了我党我军的实力，引起了日军对我军力量的重新估价和反省，改变了其对我军进攻的策略、部署，对造成1941、1942年华北敌后战场的严重困难形势有一定的影响。
（4）对根据地发展前期党内反“苏托”斗争和1944 年边区党整风高干会的认识。这两个问题在党内有所争论，认为根据地反“苏托”斗争是错误的，对在这一斗争中受冤屈和处罚的同志应予平反昭雪。同时认为，在1944年中共晋察冀分局整风高干会上对根据地1943年以前的工作的评价也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5.探讨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主要贡献。
大家认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其历史地位和贡献是突出的。⑩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首创的意义。 它在敌后为我党创建了第一个山地抗日根据地和平原抗日根据地，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制定的在敌后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理论和决策的英明正确，为我党建立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坚持持久抗战的具体道路，还向全世界宣告，日军虽然占领了我们许多领土，但华北不会灭亡，中国更不会灭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能力有办法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从而提高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声誉。
（2）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于华北抗战最前沿， 牵制和抗击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华北日军和二分之一左右的华北伪军及部分伪蒙军、伪满军、关东军，与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使日军深陷敌后战场的泥潭，拖住了日军西进、南进、北进的步伐，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保卫了大后方，也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反法西斯斗争。
（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它最广泛地团结和动员了边区各阶层人民，不仅成为全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一支重要力量，也为建立和巩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展现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良好雏型。 它不仅在敌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政权机构，而且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政策，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光明灿烂的前景，在抗战中，对促进全国政治进步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也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5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战时财政经济工作搞得也是比较好的，这使根据地经济在最艰苦时期仍具有健康的、持久的耐力，不仅为支持根据地持久抗战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力量，也取得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重大胜利，挫败了日军掠夺华北“以战养战”的阴谋，加速了敌伪经济的崩溃，成为加快日军在持久战中必然灭亡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6）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又是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 最早与苏联红军会师，为解放察哈尔、热河和东北，建立东北解放区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
（7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丰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在实战中形成了主力兵团、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紧密配合作战的人民战争的武装力量体系，还依靠群众创造了一整套适合于人民战争的后勤供给补充、伤员救护、敌情侦察、通讯联络等工作系统，以及地道战、地雷战、交通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争等多种群众游击战争的战术，形成了人民战争史上的奇观。
三
建国50年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走过了起步、中断、发展的道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一些领域的研究状况或不尽人意，或仍属空白，有些问题尚须深入探讨和研究，有些史料尚待进一步发掘和考证。
1.对根据地党的建设和群众运动（如农、工、妇、青等群众组织的活动）的情况，亟待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根据地涌现的大批抗日英模人物的事迹，亟待整理和宣扬。对根据地其他一些颇有特色的地区和部门的工作，也亟待深入发掘史料，组织人力加以研究。
2.对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应召开多种形式、各种范围的学术研讨会，以便及时交流研究成果，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对一些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以取得较为一致的科学认识。这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应与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加强横向交流和联系，因为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较为准确地认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特点、历史地位和作用。
4.应加强对敌伪，特别是华北日伪政治、经济、军事史的研究，加强根据地史研究与全国抗战史研究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对根据地史研究发展中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例如“百团大战”之类的问题有比较客观的、科学的认识。
5.对现有的资料和数据，特别是一些军事斗争的数据，亟待进行深入的考证和核实，以便取得准确和统一的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