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人口安全隐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安全隐患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庞大的人口基数、不尽合理的人口结构，亟待提高的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城市化、人口迁移中所产生的始料未及的新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7月11日第十五个世界人口日之际，中国政府倡导在全国开展“关心母亲健康，关爱女孩成长”为主题的社会宣传活动，旨在贯彻计划生育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消除性别歧视，维护妇女和女童的合法权益，从而培育良好人口文化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直面五大人口安全隐患
●人口基数巨大且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2003年年末总人口为129227万人，2004年将突破13亿。尽管我国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以下，低于2.1的更低水平，但是受人口惯性规律的作用，今后一个时期人口总量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持续增长。据测算，在保持目前较低生育水平、计划生育工作不出现滑坡的前提下，我国人口实现零增长至少还需要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如果生育率出现较大波动，实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不但要随之推迟，人口总量也会因之攀升，甚至超过15亿，逼近16亿。
有分析认为，相对于资源条件，我国最优人口规模在7～10亿之间，最大人口容量为15～16亿（可视为安全警戒线），而超过18亿经济社会系统将面临灾难。可以肯定的是，我国人口总量早已超过最优规模，正逐步向安全警戒线逼近。
●人口素质亟待提高
我国现有残疾人口约6000万。在残疾人口中，先天残疾者占20%左右。与此密切相关的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处在较高水平。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每年约有150～200万新生儿发生窒息，其中有15～20万例死亡，存活者有20～30万例出现脑瘫、癫痫和智力低下；约有20～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每年先天残疾儿童的总数实际为80～120万，约占当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农村特别是边远偏远贫困地区，因近亲结婚、不良妊娠和分娩以及环境因素导致的出生缺陷发生率远高于城镇。
普通人群正面对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病的双重挑战。性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又重新抬头，且有蔓延之势。常见传染病，如鼠疫、霍乱等在广大农村地区仍时有流行，并出现活跃之势。病毒性肝炎等疾病在人群中发病人数多，如全国乙肝病人和病毒携带者达1.2亿，占世界总数的1/3。全球新发30余种传染病已有半数在我国发现。与环境、营养等因素密切相关的疾病如碘缺乏、地氟病、地甲病等仍在部分人群中发生。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人口文化素质不高，整体受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目前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国为13.4年、英国14年、加拿大11.6年，日本11.1年，而我国仅为8年，仅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水平。我国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达8500多万，占总人口比重6.7%，绝对量和比例都处在较高水平，且3/4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和边远贫困地区。科学素养比例仅为1.98%，不仅大大低于原欧共体国家的5%，更远远落后于美国的12%。人口素质是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不大力提升我国人口素质，就难以迅速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人口结构凸显新的安全隐患
我国人口结构存在两大安全隐患，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常。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达117∶100，大大超出国际公认正常值（103～107之间）范围，特别是1999年更高达123.7。从1985年到2000年，15岁以下男性人口比女性净多出1883万。一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以107为出生人口性别比上限警戒线，那么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跨越警戒线。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如果任其畸形发展，必将带来两性、婚姻、性犯罪等方面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是老龄人口比例迅速上升，速度之快，数量之多超过任何发达国家。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4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65岁以上超过9400万，占总人口7%以上），占世界老龄人口的1/5，按国际标准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受年龄结构影响，我国老龄人口正进入快速增长时期。预计2020年将达到15.6%。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人口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速度十分惊人。而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士85年，美国60年。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通常在5000～10000美元。可以说，我国是“未富先老”，匆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在物质储备、应对机制、社会心理等方面明显准备不足。迅速老龄化将使我国社会和家庭养老负担日益加重，用于养老、医疗等财政支出不断攀升，进而降低积累率，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人口城市化对战略性稀缺资源压力加大
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已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目前的40.5%。“九五”以来，我国每年城市人口净增约2145万，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43个百分点。按此速度，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接近65%。这意味着未来十几年，城市人口将净增3.6亿，城市人口总数达到9亿左右。
城市人口的增长，通常要求城市幅员规模的几何扩张，从而不可避免地占用城市周边大量土地。据统计，从1991年到2002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16567平方公里（约合2485万亩），同期人口城市化水平由26.4%上升到39.1%，亦即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市建成区要扩大约196万亩，且占用的绝大部分是城市周边的优质耕地。照此推算，如果20年后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65%，那么还将有约5076万亩的城市周边优质土地被占用。
不仅如此，城市人口增长对水资源也构成巨大压力。目前我国600余座城市中，缺水的近400个，严重缺水的108个。同时，城市人均用水量由1990年的67.9吨／人增加到2000年的95.5吨／人，生活用水需求量也由100亿吨增加到200亿吨，整整翻了一番。照此发展，当城市化达到60%或更高的指标时，我国的水安全和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将受到严重威胁。
●人口流动冲击传统体制，改变人力资源分布格局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人。大城市和发达地区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如北京、上海的流动人口在300万左右，广东省仅暂住人口就高达2130万。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和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流动人口对社会管理系统的冲击是始料未及的，特别是农村人口在城市的驻留、沉淀，使反映迟滞的城市管理系统难以适应。流动人口本应拥有的在就业、就学、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却几乎被现行城市管理体制边缘化甚至漠视掉了。近来损害农民工利益，践踏农民工权益的事件屡屡发生，已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排斥，体制上束缚，将使这种矛盾不断积累，其能量终归要以某种方式释放出来，最终影响社会稳定。
人口流动通常有两个基本特征，即流出地的经济发展落后于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流出的人口经济活动能力高于流出地的平均水平。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落后地区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孔雀东南飞”现象，正是这一规律的真实反映。这种人力资源流动模式和分布格局，非但会使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难以缩小，反而会有所扩大。其结果是迫使国家付出更多的财力物力扶持那些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的贫穷落后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