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4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穆勒（Mill,John S.）集西方各家经济学之所长，写成了《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出版），成为当时经济学的正统。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A.）又将当时西方各种经济学原理综合为一个均衡价格理论体系，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成为本世纪初期前的西方经济学的正统。以穆勒、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是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认为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危机，也不会存在失业。但是由于30年代，西方国家爆发了空前的经济萧条，古典经济学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提不出更好的医治办法，而产生了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j.m.）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充分就业在经济发展中只是一个特例。其提出的就业理论和反危机的经济政策，被称做凯恩斯革命。在本世纪70年代以前，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一直是西方国家经济思想的核心和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但是，从70年代以来，凯恩斯的学说暴露了不少它固有的缺陷和不足，利用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解释西方国家经济中出现的滞胀，于是又发生了西方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凯恩斯主义遭到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抨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观点。80年代初以来，仅经济理论界，相继出现了货币学派、供给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或称合理预期学派）等。流派林立，众说纷纭，一些原来显见的理论界限也似乎变得越来越不明晰，不同的理论流派在许多方面相互渗透，经济学术的派别标志有时也显得非常模糊，就是在这种混浊之中，当代西方经济学在其不断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显著变化的倾向，即是当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古典化趋势。
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古典化，主要是指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古典主义（Neo-Ctassical Economics）逐步抬头的趋势。也正是在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为主体的宏观经济学中，出现了古典化的趋势。
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Hidks,J,R）于1937年发表了《凯恩斯先生和古典学派》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希克斯将凯恩斯的理论和古典学派的理论进行了对比，分别将他们概括为一组联立方程式，并画出最早的IS－LM模型，从希克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样的问题：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亦称灵活偏好）三大心理法则，可以把西方国家经济分成商品和货币两个领域。在商品领域中，总就业量和总产量决定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后者又决定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市场利息率，但只有在预期投资等于预期储蓄的条件下，总就业量或总产量才达到均衡状态，这个均衡体系一般都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在货币领域中，人们由于交易、谨慎和投机动机产生对货币的需求。国家的金融当局掌握着货币供应量，当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时，达到均衡量，并决定了利息率。所以联系商品领域和货币领域唯一的桥梁是利息率。但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凯恩斯理论中的利息率是不确定的；另一是货币领域和商品领域各自实现均衡时，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为什么说利息率是不确定的？根据凯恩斯的论点，为满足人们交易、谨慎和投机动机所需要的货币量构成货币总需求。其中前两个动机所需货币量与收入水平有着密切联系。因此相应于每一个收入水平，有一特定的货币总需求。当货币供应量一定时，不同的收入水平就有不同的均衡利息率，如果不知道具体的收入水平就无法规定具体均衡利息率，因而利息率是不确定的。其次，只有在一般均衡的概念下，才能实现一个国家经济的总体均衡。因为，在货币供应一定的情况下，利息率决定于货币总需求，后者又决定于收入水平，在消费总数一定的情况下，收入水平决定于投资水平，但若不知道利息率水平，就无法确定投资水平的高低。由此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变量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必须按照一般均衡的概念同时加以确定。希克斯的IS－LM模型就是应用这个概念，以IS曲线表示商品领域的均衡，以LM曲线表示货币领域的均衡，IS和LM曲线的交点则表示总体经济的均衡。
希克斯提出的IS－LM模型长期作为主流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础。此模型虽是凯恩斯理论的发展和延伸，但由于投资仅表现的利息率的函数，不再阐述凯恩斯的预期利润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使投资再次变成了古典经济学家的瓦尔拉斯（Walras,L.）一般均衡理论中的一个内生变量。
萨谬尔森（Samuelson,P.A.）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他们认为凯恩斯的理论是短期分析，仅适用于各种市场的不完全性，因而使得古典理论中的调节机制不能得到充分效应，由此产生的失业很可能表明政治上难以接受，可是在较长的时期内，古典理论仍将再度适用。这样，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就力图把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综合成为一体。即以政府的需求管理对经济起调节作用，重点以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供求的自发调节作用。在萨谬尔森所著的《经济学》第三版就突出了新古典综合这一概念。第七版中明确说明新古典综合的含义：只要适当地增加货币政策就可以使我们混合经济不会过份地繁荣和萧条，能够达到健全的前进的成长。如能理解这个基本点，那么小规模微观经济学的老古典派原理，即它缺乏现实妥当性的论点，也就会自然消失。总之，如果坚持收入决定的近代分析，那么也就确认作为古典派基础的价格原理。所以现在的经济学家被认为是能够填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鸿沟。[①]萨谬尔森自己也申明，他能“尊崇两位大师”，“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萨伊定律的侍从，而星期二、四、六、我却可以是一名凯恩斯分子。”[②]
随着70年代末期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一些凯恩斯主义政策逐渐失去了功效，主流派经济学的古典化倾向有了更加迅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deman,Milto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理论日益为主流派经济学家所接受，并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并非完全古典的，它的宏观分析理论结构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弗里德曼还“借用了”凯恩斯关于货币的增加，能使原来得不到满足、不能借到贷款的投资者得以实现其投资计划的理论，这个理论意味着货币量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受投资者的预期利润率所制约和决定的，是被动的，而不完全像在古典主义理论中那样是独立的决定因素。但是，作为现代货币数量论者，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具有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理论上，货币主义者将货币数量方程式MV＝PY从左往右读，认为货币（M）是决定经济活动水平（Y）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决定了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政策主张上，货币主义者反对政府干预，提倡自由放任，推崇“一个私有制的自由的市场经济”。货币主义理论在主流经济理论中被广泛接受，标志着经济的古典主义理论重新复兴的重要的一步。
第二，以拉萨尔（A.laffer）、孟德尔（R.mundell）、万尼斯基（J.wanniski）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不仅为主流经济学所吸取，而且主要的经济政策主张也被美国政府所采纳。供给学派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条件下增加供给。在供给学派看来，萨伊（Say,t.b.）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乃是不易的真理，只要依据萨伊定律制定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政策，经济就会增长，出现没有通货膨胀的就业均衡。80年代以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教科书中，以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代替IM－LM曲线作为宏观分析的主要结构，强调总供给曲线在一国经济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供给学派的增加供给的政策主张也曾被美国里根政府付于实践。大幅度降低税率的《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使美国的经济结构以至消费、储蓄、借贷、投资行为模式为之改观，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引起连锁反映，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冲击。供给学派为主流经济理论所结合，意味着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古典化趋势更为显著。
第三，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R.E.lucas）和尼尔·华莱士（N.wallace）及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T.L.sargent）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不断兴起。如果说，以萨谬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凯恩斯学派和货币主义还包含着一些非古典因素，那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是首尾一致的古典主义——用现代数学工具复活古典理论政策主张。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其早期的发展就显示了其独有的特色：1.基本理论中强调合理预期的概念。2.政策分析中试图证明经济政策无效。3.分析手段上大量采用经济计量学方法。而第二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把这三个特点发展到了极致的地步，最终目标是宏观经济学的自然消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出现，正如西方有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表明了，保守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复活”。它企图回到自由放任的时代，让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和萨伊定律通过经济主体具备完全信息的假设而指挥经济的运行，所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质上是没有弗里德曼的弗里德曼主义，它比弗里德曼还弗里德曼。
第四，近二十年来，古典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正逐步向各个学派的宏观分析中渗透，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在许多问题上就是宏观理论的古典基础，其特点是把宏观的波动归结为在某些“外部震动”发生时，个人所采取的确定的合理行为，把宏观的非均衡归结为微观的均衡，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六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后被认为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支派的“非均衡”的凯恩斯主义，其理论是将古典的瓦尔拉斯均衡视为一个特例，而将其他种种情况都视为非均衡，单就这点来看，其理论似乎是反古典主义的，表示在主流派经济学家日趋放弃凯恩斯主义，重操古典主义旧业的今天，凯恩斯主义还没有终结，它还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论著中，继续作为与古典主义分庭抗礼的一种理论体系存在和发展着。但仔细、深入地分析一下，它对各种非均衡的解释，说到底都只是对某些市场加进了价格不能升或不能降的限制，以及相应的“数量限制”，其性质实际相当于在原古典主义一般均衡体系中加进了一个新的约束条件，而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经济运动的最终结果，都仍然取决于个人确定的合理行为和体系内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即是说，古典理论的一切原则和方法都仍然适用。可见，非均衡理论实际是古典理论的一个扩充，本质上是将古典主义的均衡理论伸展开去，用以概括非均衡的现实情况。
80年代兴起的以美国哈佛大学的格雷戈里·曼奎（Gregory Mankin）、戴维·罗默（Darid Romer）、麻省理工学院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Dliver Romer）、朱利奥·罗泰伯格（Julio J.Ritemberg）、哥伦比亚大学的艾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等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已大大不同于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了，与古典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对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命题工资刚性，他们依据古典理论的最大化原则和方法，提出效率工资模型来加以论证，而厂商为了雇到高质量的劳动力，减少技术培训成本，或为了刺激工人的积极性和对企业的忠诚，减少管理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有意识地把工资提高到充分就业水平之上，他们提出菜单成本理论（Menu Cost THeory）加以论证。根据菜单成本理论，指出厂商有时尽管降低价格可以因增加销售量而提高利润，但若厂商调整价格的成本大于收益，价格就会仍保持其刚性。事实上，这种理论就是把宏观的非均衡归结为古典的垄断均衡，而他们在政策领域上的退缩更可视为对经济自由主义的重大让步。但是在一些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者的眼中，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根本不能称作是凯恩斯主义的，或许应该创造一个新名词来命名那些坚持非自愿失业，货币非中性以及存在工资、价格刚性的宏观经济学派，因为他们在试图用古典的结构形式作“瓶子”装凯恩斯主义“老酒”的时候，正象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艾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和约翰·泰勒（John taylor）在谈及理性预期模型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时，曾说：“采用理性预期的结构形式，我们并不是希望生产出新葡萄酒，而是希望老酒找一个更安全的瓶子”，但多少已经使“老酒”变了味。[③]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当前西方经济理论界，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古典主义理论正在逐步地恢复其传统的地位。
注释：
[①]萨谬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第59页
[②]参见范家骧、高天虹著：《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③]J.托宾：《当今的货币主义反革命评价》（The Monetarist Counter Rovelution-An 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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