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1世纪初我国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安全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安全战略，是关于维护国家安全长远的、宏观的筹划。它是指平时或战时，在组织和 运用国家武装力量的同时，组织和运用国家政治、外交、经济等综合力量，以实现国家安全 目标的艺术和科学。（注：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定义可以参见约翰·M·柯林斯的《大战略》、丹尼斯·德鲁、 唐纳德·斯诺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的《国家的命运——19世纪 和20世纪对国家安全的追求》、梁月槐主编的《外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教程》等书。
）国家安全战略一般由战略目标以及用于达成这些目标的国力手段组成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安全战略=目标+手段（力量x方针或政策）。（注：丹尼斯·德鲁、唐纳德·斯诺《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
）国家安全战略 是国家意志、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衰；国家安全战略是谋略 的高超运用，是纵横捭阖的艺术；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具体战略制定和实施的直接前提和保 障，不研究它就不能清醒地进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等战略的谋划。
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系统研究国家安全理论和国家安全重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 了国家安全战略，从而实现了国家安全谋划从经验决策到科学决策的转变。由于主客观原因 ，我国安全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安全战略的制定尚不规范，安全决策机制有待于发展和完 善。
21世纪初，中国将面临比20世纪90年代更为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安全环境。“9·11”事件不 仅对美国，也对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如果抛开具体的影响不谈，这一事件对我国最长远的 安全启示有三：一是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将处于上升趋势，筹划国家 安全必须高度重视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论处于何种国际地位 和国际形势下，都应该增强安全防范和忧患意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三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明确制定，它将关系到中国加入WTO以后能否应对国家综 合安全问题中近期可能面临的严峻冲击和挑战，关系到21世纪初国家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施 。因此，探讨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性选择与“自主合作”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选择什么样的安全战略，包括确立怎样的安全目标和战略方针、采取 什么样的安全手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兴衰成败。历史上由于选择了正确的安 全战略而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经验很多，因为选择了错误的安全战略而葬送了国家前途和命 运 的教训也比比皆是。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某种意义上是日本走向失败的一个重大转折 。虽然日本赢了这场战役，但却输了整个战争。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对其阿拉伯邻 国发动过4次战争，占领了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控制了发源于戈兰高地的约旦河的大部 分水资源。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以色列却终日不得安宁，国家安全至今无法得到保障。 近 年来，以色列采取强硬立场，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以土地换和平”的政策，但阿 以矛盾、以巴冲突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美国外交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曼 德 尔鲍姆曾说：以色列“占领的国土扩大了，但却无力使其阿拉伯邻国承认其国家在中东的永 久合法地位。尽管以色列人打了胜仗，阿拉伯人的威胁却依然如故。”“1967年后，以色列 面临着一种特别严重的安全困境。”（注：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国家的命运——19世纪和20世纪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军事科学出 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以色列虽然赢了战争，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 不仅没有得到国家安全，反而输了国家安全。这些例子说明，安全战略选择失误可能招致民 族和国家的巨大悲剧。
国家安全战略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长远、宏观的谋划，往往具有相对稳定性，它不以国内政 治短期变动和对外政策局部调整为转移，而是需要有一个基本定位。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来 ，尽管在20世纪中期以前世界各国还没有完整、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但出于维护国家安全 的本能，主要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自己的实践，作出了不同的安全选择 。笔者认为，主要有五种类型，即霸权主导型、封闭内敛型、挑战扩张型、搭车附庸型、自 主合作型。
霸权主导型：即把谋求地区或世界霸主地位作为国家安全首要目标的战略。奉行该类型战 略的国家，具有全球或地区性强国的综合优势，并有长期主宰世界或地区事务的霸权野心， 往往把本国安全与否的判断标准同其霸权地位的巩固、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美国是实施这 一安全战略的典型代表。
封闭内敛型：外部势力封锁与内部自我封闭相结合，基本处在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状态。主 要依靠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有时也联合其他受到同类外部威胁的国家，造成国际力量均势 ， 对抗霸权国家，维护国家安全。我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以及现实中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基 本上采取的是这一战略。（注：邓小平曾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 自守。”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第90页。
挑战扩张型：这是历史上常被采取的安全战略。奉行它的国家往往具有相当国力，或是潜 在的地区性或全球性大国，其安全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即取代现存领导者成为地区或世界的 新 霸权国。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路易十四的法国、18—19世纪之交的拿破仑法国以及20世 纪的威廉二世德国、纳粹德国、日本和苏联等都奉行过这种安全战略。（注：70年代末，美国学者莫德尔斯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世界政治长波论 ”。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在全球权力结构由单极向两极或多极转变过程中，都必然会出现一个谋求世界领导权的挑战国（或挑战集团）。自1500年以来，先后成为挑战国的有：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苏联。然而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没有一个挑战国曾赢得过“全球战争”的胜利。相反，新的世界强国通常是前一个世界强国的同盟国或合作者。可参见George Model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G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No.20,1978.P.214-238.）
搭车附庸型：奉行这一战略的国家对现存的“世界领导者”基本采取全方位合作的态度， 并 遵循“领导者”为国际社会制订的规则和制度，甚至以牺牲部分主权的代价，即以较低的成 本获得“霸权国”为其提供的安全保护、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自由贸易体系等所谓“公共 物品”，也称为“免费搭车”。（注：罗伯特·基欧汉指出，霸权国家作为国际霸权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为了维持霸权秩序 ，维持同盟国家的政治关系，在必须提供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中的公共物资的同时 ，也不得不允许它的同盟国采取“免费搭车(free riding）”的行为。久而久之，维持国际 系统的成本就会大大超出霸权国家自身的能力，霸权国维持国际系统的需求和它自身资源之 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霸权国家本身的衰退和世界霸权体系的动摇。可参见Ro 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tical Economy,Pr ine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其实，真正的“免费”是不存在的，只是在这些国家看 来，搭霸权国的便车成本较低罢了。二战后的日本、德国奉行的就是这样一种战略。
笔者认为，上述安全战略都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内敛”的老路，更不能选 择 “霸权主导”战略；既不能做全面挑战者，更不能做“搭车”附庸者。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国家利益的根本要求以及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决定了中 国 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应该是，也只能是“自主合作”。
“自主合作型”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有四：一是奉行这一战略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安全原 则，不能做任何国家的附庸；二是在全球化时代，“独立自主”也要与时俱进，其内涵应有 所变化，外延要有所扩大，实现的途径和手段更加丰富多彩。总之，不坚持独立自主就不能 维护国家安全，固守传统的独立自主也不能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在融入中坚持，在坚持中融 入；三是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既有别于西方国家的集体 安全、同盟安全观，也有别于我国历史上的传统安全观，在安全主体上，它坚持主权安全论 ，在安全内容上，信奉综合安全论，在实现途径上，努力推动合作安全；四是以合作促和平 ，以斗争促合作。
“自主合作型”安全战略既能体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又能体现积极防 御的战略指导思想，它是二者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具体运用，也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和新型 安全观的有机结合。自主合作并不排斥斗争，但必须有理、有利、有节。这一战略是既合作 又斗争、两手都硬的安全战略。
二、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确立及其主要依据
安全目标是安全战略谋划的核心问题，是构成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基础，是制定并实 施安全战略方针的基本前提。确定国家安全目标，一般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国家利益的重 要程度；二是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程度；三是实现国家利益能力的具备程度。国家安全战略 目标是在权衡这三者的交叉点上确定的。
三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表明自身的追求与愿望，是对“必须干什么”的规定；第二个因 素是对“应该干什么”的估计；第三个因素是对自身愿望所受限制的规定，是对“允许干什 么”的衡量。
一个国家不论有多么高的主观追求与愿望，也不论其客观形势允许它干什么，实力又如何 ，制定安全战略，必须首先对国家利益做出清醒准确的判断。
第一，国家利益——安全目标的基本方向。
众所周知，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当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可以有不 同的内涵。但根据笔者的体会，在认识21世纪初我国的国家利益时应着重把握两个要点：一 是要牢牢把握并全力抓住国家的主要利益，即一定时期国家的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主要国 际利益；二是必须牢固树立一种观念，即国家的潜在利益、当前利益和各个领域的具体利益 必须服从国家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
在国际政治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和 民族面临的主要威胁和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的不同以及国际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就中国的核 心利益来说，从鸦片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共100多年，国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 华 民族陷入危难的时期，决定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只能是生存。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本世纪中 叶，中国要最终实现“三步走”国家发展战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在这100多年里 ，我国的核心利益只能是发展。在前一个百年，中国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生存和救亡； 在后一个百年，我们需要彻底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完成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所以，“发 展”作为我国新时期的主题，既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实现跨越式进步的迫切要求，也是对 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在发展问题上经历挫折并错失世界科技革命良机教训的反思和总结 ，同时又是应对国际竞争、适应国际和平与发展的潮流、确保中华民族在21世纪立于不败 之地并完成全面复兴的战略抉择。
而要发展，就必须有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作保证，就必须完成国家的统一 。所以，21世纪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发展，重大利益是统一，主要国际关系利益是和平稳定的 安全环境。
第二，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安全目标的准确定位。
要正确判断我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就必须全面辩证地评估我国面临的内外安全环境。笔者 认为，至少有三个角度不能忽视：一是从历史的纵向和现实的横向比较，我国的国家安全将 呈现总体有利与相对不利并存的态势；二是以综合安全的尺度衡量，我国的国家安全将面临 来 自传统（军事）和非传统（跨国犯罪、走私贩毒、恐怖主义以及经济、科技、信息、金融、资 源、生态环境、文化等）领域的双重安全压力；三是从未来的发展趋势判断，国内的不稳定 因素和外部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将同步增加。加入WTO以后，制度安全问题凸显，经济、金融 安全突出。同时，我们仍然要对台湾分裂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和做好必要的准备。但笔者认 为，综合分析我国内外安全状况，内忧大于外患，内部安全重于外部威胁。
第三，国家实力——达到安全目标的距离。
国家行为不仅有一个“必须干什么”、“应该干什么”的问题，还有一个“能干什么”的 问题。如果说利益是目标的方向，威胁是目标的准确定位，那么实力则是达到目标的距离。 一般来说，实力与目标距离是成正比的，实力越强，目标就越接近，反之就越远。任何国家 确定其利益目标，只能量体裁衣、量力而行。
对自己的实力要准确估价，既不可过高，也不可过低。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就可能确立 过高的脱离实际的目标，结果很难达成目标。反之，过低估计自己的实力，目标确立过低， 安全利益就难以维护，基本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所以，目标定得再低，也不能低于国家利益 基线。一旦低于这条基线，国家就无安全可言。
对我国的国家实力，邓小平有过一个基本估价。他说过，中国既大又小，这个判断仍然没 有过时，只是要进一步量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力的分析既有定性分析，也有定量分析 ； 国力的比较既有纵向比较，也有横向比较。但在笔者看来，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更要重视定量 分析和横向比较。以我国目前的实力，纵向比，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但不平衡（东西部差 距拉大）；横向比，发展速度很快，但差距不小（与发达国家相比）。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国在21世纪初安全的总目标应该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 良 好的内外安全环境。
子目标至少应该有三个：一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二是相机解决 台湾问题；三是创造长期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简称为“发展、稳定、统一、和平”。
应该指出的是，安全目标中最突出的课题是国内发展与稳定；最复杂、最棘手的课题是如 何处理好发展与统一的关系；最长远、最关乎民族复兴的课题是能否维护并创造一个持久和 平的国际环境。（注：邓小平在1990年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曾指出：“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 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三、实现我国国家安全目标的方针、策略和主要途径
1、奉行积极防御的安全战略，长期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
“韬光养晦”是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智慧的一个经典表述。“韬光养晦”决不是一味 退守、消极等待、犹豫彷徨、无所作为。它既有含而不露的大智慧，又有卧薪尝胆、以静制 动、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大韬略，可以说它是把古代军事谋略思想应用于今的一个范例。 它要求我们面对“北强南弱”、“西强我弱”的客观现实，量力而行，在国际上恰如其分地 发挥中国的作用。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核心是，首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提高综合国力；其次是 在 关系我国主权、安全以及经济发展利益的大事大非问题上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有所作为， 而在我力所不及，又不直接涉及我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的国际问题上有所不为。而有所为 的“度”是以不干扰、不破坏、不中断我国的经济建设为准，以不损害我国的统一利益为线 ， 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这一方针虽然是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针对苏东剧变的特殊背景提出的，但至今仍然没有过 时 ，并应该成为我国21世纪初安全战略的重要指导方针。
其一，这一方针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 从根本上讲是农业文明，“安土乐天”、“以和为贵”、善待邻邦、重在防御是这一文明的 重要内容。它同西方国家以扩张为特征的商业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农业文明是内向式文明 ，是防御式文明。而“韬光养晦”的实质就是积极防御。其二，这一方针是由我国现阶段的 安全态势决定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而积 极防御是弱势国家安全的最佳选择。其三，实行这一方针也是中国崛起这一特殊背景决定的 。21世纪初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处于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的国际角 色既不同于冷战时期，也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能招致国 际反响，都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国际压力。俗话说“树大招风”，中国这棵树目前还未 大，但“风已至”，“中国威胁论”此伏彼起。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采取咄咄逼人、 积极进取的战略，那将会使其他国家产生更大的疑虑和担心，给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宣传“ 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其结果很可能招致一些大国的强力打压，从而使中国崛起的外部环 境趋紧，发展目标难以顺利实现。因此，邓小平曾明确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 个根本的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所蕴涵的重大安全意义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也越来越富有生命力了。其 四，别国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既有实行韬光养晦含光政策从而走向强大 的成功先例，也有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战略失误招致联合打压而中途夭折的惨痛教训，中 国必须引以为鉴。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中华民族已经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但这仅仅是开始，前 面的道路还漫长修远、崎岖曲折、荆棘重重。对于中国人而言，今后仍然是尽力埋头实干之 时，不是安享富贵尊荣之日。我们必须继续执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内求发展 、统一，外保和平、稳定；戒绝浮躁，远离虚荣；居安思危，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应变创 新；自力更生，交友善邻；不卑不亢，平等待人。
总之，坚持这一方针既同我国文化传统相一致，也与我国的总体弱势地位和社会主义运动 长 期低潮局面相统一，同时适应了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充分考虑了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 。坚持这一方针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需要 ，是实现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
2、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努力构建中美关系发展的稳定框架，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 促合作。
中美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一对关系。中美关系不仅影响两国，而 且影响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对我国来说，中美关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 好坏，关系到我国国家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直接影响我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利益、经济 利 益和安全利益。
中美关系具有明显的两重性特征。两国之间既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又有严重的矛盾、分歧 ，既有接触、合作，又有对抗、冲突。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安全关系发展极不平衡，并 且这种不平衡的国家关系又日益演变成为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美国，大量的社会 团体或政治势力（包括美国媒体、特殊利益集团、跨党派的社会团体等）公开地、合法地卷入 中美关系，使得在很多情况下，政府不能独立地决定对华政策，只能被地对社会压力作出反 应，结果政府政策成了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这使得一些具体政策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美国 的国家利益，而只反映美国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从1844年《望厦条约 》后中美开始官方交往以来，中美关系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两国力量的不平衡，美国强、中 国弱，这一点迄今未变。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冷战后第一次出现了两国力量不断走向 平衡的新趋势。这种新现实对两国都提出了新挑战。对美国而言，就是要适应一个日益强大 的中国。对中国而言，就是要认识到在中美关系中或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关系中，中国 因素越来越重要，中国政策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这是一 个重要的大背景。从这个背景来看，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稳定，中国的政策和行为所起的 作用将不断增大。这也就为我们主动构筑中美关系的稳定框架提供了可能。
“9·11”事件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应该紧紧抓住这一契机，谋求中美关系的较大 改 善。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决定了我国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和任务就是要尽力谋求构筑一个 稳定的中美关系框架，这是我国国家发展大局的需要，是实现民族复兴这一根本利益的需要 。而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也说明要构筑这样一个稳定的框架并不容易，中美关系的真正改善任 重而道远。
3、加强东部前沿地带的战略布局，在我周边构筑全方位安全防护屏障。
东部是我国的战略重点方向，为了保证重点，就必须避免两面夹击、腹背受敌的局面出现 。 所以，“稳住东西两边，发展南北两头”是构筑我周边安全防护屏障的关键。
所谓“稳住东西两边”，即东部要稳住中日关系、朝鲜半岛局势，西部要稳住中印关系。
所谓“发展南北两头”，即发展“东盟10国+中日韩3国”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 使 中国与东盟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朝着机制化、稳定化的方向 发展。
4、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关乎国家安全的根本。
笔者认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心在内不在外，内忧大于外患。国内诸多不安全因素在很大 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外部安全环境的改善。所以，我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本原是制度安全。
所谓“制度安全”，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发展和创新的根本保障。21 世 纪初，我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外各种不安全因素的挑战，但归根结底是制度安全问题。不 仅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国企改革、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冲击、社会稳定及腐败的滋生蔓延 等问题，有赖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民主政治体制，而且，争取台湾岛内的民心、推进国家和平统一进程、拓展我国的国际战 略空间、防止西化和分化、应对外部一切威胁，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能否巩固、发展和创新，是否充满生机与活力。更何况，我国的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 ，国家正经历新旧体制的转型，是充满困难和风险的时期，制度安全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 命运。
加入WTO，不仅考验着中国的农业、汽车、石化、IT、纺织、金融、电信等若干产业，而且 更考验着中国的制度安全。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 的紧迫性大大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