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蒋 玲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回顾领袖人物重要论述与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从长时段系统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及战略步骤演进脉络：现代化战略目标经历了从“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到“小康”“全面小康”再到“现代化强国”的不断拓展与提升；现代化战略步骤从“两步走”到“三步走”，从新“三步走”再到“两个阶段”趋向科学与精确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动态历史嬗变与精细化理论谱系呈现一些普遍性规律：“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辩证统一的制度属性，延续性与创新性辩证统一的战略目标，长期性与阶段性辩证统一的时间特征。
关键词： 现代化 现代化战略目标 战略步骤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党的领导 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披荆斩棘、赓续前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党的十九大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总任务之一放在“八个明确”之首，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党和国家的历史任务与奋斗目标，对国家与社会发展具有统摄、引领作用，其历史起点应当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重大课题发生了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而发展问题的核心与实质在于丰富现代化的中国样本，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成为贯穿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主线。从历史延续性与现实创新性双重视角审视现代化建设、从长时段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及时间规划的演进脉络及基本规律，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最好的纪念。
我国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人力资本的双门槛效应，人力资本存量的门槛值分别为9.060 8、9.967 4。这意味着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只有当西部各省份的人力资本存量大于9.967 4时，金融发展才会对西部地区经济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当西部各省份的人力资本存量小于9.060 8时，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是消极的。当人力资本水平处于(9.060 8,9.967 4)之间时，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二）丰肚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先提供给学生写作框架，随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自行完善和丰富框架内容，达成写作教学目标。这种方法主要用于初次接触写作学习的学生。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演进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29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勾画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与轮廓；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了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拓展与延伸，其时间规划经历了从不切实际地追求高速度到逐渐回归理性的调适与纠偏。
(一)战略目标：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内涵的渐次延展
“四个现代化”经历了从初步提出到系统化凝练再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制度化确认过程，它是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实践逐渐展开而认识不断加深的动态过程，大体历经三个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战略不断深化、细化与优化：在战略目标上，从“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到“小康”“全面小康”、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展开与丰富；在战略步骤上，从“两步走”到“三步走”，从新“三步走”再到“两个阶段”的分段与细化。
第二，内涵逐渐展开的“三化”时期。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三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章中毛泽东首次将现代农业与现代工业并列为同等重要的概念；(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19、319页。 同年3月12日发表的《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19、319页。 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均沿用这一提法。
第三，框架基本形成与次序调整的“四化”时期。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在“三化”的基础上“要加上国防现代化”(5)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至此，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战略框架基本形成。1960年初，周恩来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发言中用“科学技术”代替了“科学文化”。1962年1月，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6) 《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0页。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审视农业的重要地位，突出农业对工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1963年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重新概括“四个现代化”，将农业现代化提到工业现代化的前面，强调了科学技术现代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关键性作用；(7) 《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412页。 同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首次提出“两步走”战略构想，年底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首次将“四个现代化”作为国家中长期战略规划；其后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向全国人民宣告“两步走”与“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战略。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及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均沿用“四个现代化”概念。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修改的党章，考虑到农业现代化对于工业现代化的依赖性作用，再次调整“四个现代化”次序，将工业现代化提至前面。
(二)战略步骤：从高速度到“两步走”战略安排的分段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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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population_PSO种群中的个体进行PSO改进策略的更新，并判断新的个体能否满足辐射和连通特性。同样地，不满足需重新更新粒子；若满足则调用潮流计算模块，得出对应网络功耗，并更新个体和全体最优pbest_PSO和gbest_PSO。
第一，关于“工业化”的时间规划集中体现在对“过渡时期”时间表的设想之中。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对总路线作出完整表述即“一化三改”总任务，并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过渡时间。(8)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0、280、316—317、280、293、350、390、392页。 到底什么时候基本完成？毛泽东给出几个时间节点：“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十五年”(9)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0、280、316—317、280、293、350、390、392页。 ，“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10)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0、280、316—317、280、293、350、390、392页。 ，以及“几个五年计划”。关于第一个与第二个时间节点，毛泽东增加了两个限制条件：相对程度而言，“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讲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11)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0、280、316—317、280、293、350、390、392页。 ；相对时间而言，“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12)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0、280、316—317、280、293、350、390、392页。 ；关于第三个时间节点，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3)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0、280、316—317、280、293、350、390、392页。 。同年，周恩来在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沿用了“几个五年计划”并作出相应说明：“所谓相当长的时期，究竟多少年，不可能说得那么准。毛主席说，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14) 《周恩来选集》下，第104、479页。 ，并强调过渡时期的长短取决于是否基本完成“一化三改”总任务。周恩来的判断大体上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状况，但关于时间的判断因1955年夏以批判“小脚女人走路”为先导发生偏转，导致“大体只用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本来需要12年(从1956年算起)左右才能完成的任务”，出现“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工作过粗”“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等状况。(1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461页。
第一，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三步走”时间表。按照“两步走”战略安排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现实的，对于目标调低的“小康水平”，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前10年打基础，后10年全面振兴的“翻两番”目标，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此基础上思考更长期的规划，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了继小康之后的目标：“在30至50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26)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970页。 。1987年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首次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同年党的十三大正式确认在“翻两番”的前两步基础之上，“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7)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时间节点延伸至“下世纪中叶”，即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程度则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参照。
第二，将时间表大致分为初步工业化的时间和“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的时间。在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提出“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16)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0、280、316—317、280、293、350、390、392页。 或“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17)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0、280、316—317、280、293、350、390、392页。 的伟大目标，这是毛泽东关于“两步走”战略规划的初步设想。经过“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重新思考现代化时限，在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时重新调整并延长初步工业化的时间规划，“我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18)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5、302、301、341页。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延长了实现第二种程度现代化所需时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实践，我看是不行的”(19)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5、302、301、341页。 ，“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20)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5、302、301、341页。 。
第三，逐渐回归理性的“两步走”战略规划。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审阅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1)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5、302、301、341页。 ；12月2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采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的提法，并提出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修改为“在本世纪内”，并再次精确了“两步走”具体时间：“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22) 《周恩来选集》下，第104、479页。 。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即在剩余的23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演进
第一，较为单一地强调“工业化”时期。“工业国”“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等概念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萌芽，也是党对实现现代化的早期探索。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及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等讲话中均使用了“工业国”“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或“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概念。1953年12月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解释工业化时提出“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的概念。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2) 《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412页。 这是我国最早对四个现代化作出较为完整的表述。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据此，“工业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目标，实现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一)战略目标：从“小康”“全面小康”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分层次理解：小康、全面小康是初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等发达水平意味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则是更高层次的现代化。
第一阶段，全面小康是对战略目标的重新调整与定位，是初步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小康之家”是“四个现代化”的低层次目标。1978年邓小平频繁出访考察国外现代化发展状况，意识到“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心壮志是不现实的”(2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632、732页。 。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2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632、732页。 ；同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小康之家”新概念，“吃穿不愁”“日子好过一点”的小康状态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概念的、为了防止“急躁情绪”而将“目标放低一点”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64页。 。经过调研，1980年邓小平将小康水平量化为人均GDP800—1 000美元，经过20年“翻两番”，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从“小康”“小康之家”到“全面小康”的跨越式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末，“小康”一词出现在党的十二大到十五大报告中的频率分别为1、5、4、6次。按照“三步走”前两步战略设想，在本世纪末实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因此面向新世纪需要重新规划第三步，即“全面小康”新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丰富发展了小康社会理论，提出21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考虑到从党的十八大起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党的十八大将报告标题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历史判断，故又将报告标题修改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突出全面小康建设的动态过程到强调全面小康建设的完成状态。
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拓展的逻辑纹理与时间量化的演进脉络，这期间现代化建设既有量的累积也有质的飞跃，其动态式历史嬗变与精细化理论谱系呈现一些普遍性规律。
(二)战略步骤：从“三步走”到“两个阶段”
第三，“两个一百年”交会期的“两个阶段”时间表。为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十七大报告中20年“翻两番”目标分解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按照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41.2万亿元和3.1万元，截至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90万亿元和6.46万元，已经提前超额完成指标。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并将2020—2050年30年交会期分为前后15年即“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基本现代化时间表由“本世纪中叶”提前15年至2035年；第二阶段后15年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以式(9)为目标函数，进行以输入电能为目标函数的参数优化仿真，结果如图3所示；在拾放轨迹起落点处于相同势能面的前提下，进行以式(10)为目标函数的轨迹参数优化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
第二，新世纪前20年的新“三步走”时间表。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规划了自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前10年、时间跨度为20年的战略目标：“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8)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并将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表述为“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五大继续细化分解“三步走”的第三步战略步骤，对“两个一百年”提法稍有改动，同时提出“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量化指标。面向世纪之交，审视与检查“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达成与否、程度如何以及接下来目标制定成为重大理论课题。进入新世纪后召开的党的十六大认为：20世纪末实现的小康水平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因此提出新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即新“三步走”战略，并量化指标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实现从温饱小康到“全面小康”的跨越式转变。党的十七大重申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29)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现代化战略时间安排经过三次调整与修改，呈现分阶段、有步骤的演进理路。
课堂教学过程中,在理论知识讲解之后,适当地加入相关的实践、讨论等,可以使得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在教学的过程中设计了大量的活动(包括仿真实验)让学生参与并动手实践,使学生也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表2列举出一些主要的活动:其中活动2～8是学生在课堂中进行的活动,活动1和9是学生课后开展的活动,活动1要求学生自学,贯穿课程学习的整个过程,并且与学习内容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社会发展阶段与所处历史方位尚未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间规划也是摸索前行、徘徊调适，经历了从片面追求高速度到逐渐回归理性的过程。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演进规律
第二阶段，“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程度的加深、内涵的拓展，催生了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一方面，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层次不断提升。实现小康目标之后“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成为邓小平思索的重大课题，1987年他提出“三步走”战略，其中第三步“下世纪中叶”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即“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继初步实现现代化之后的高阶目标，党的十三大将“三步走”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党的十四大报告表述稍有变动，即在建党一百年形成定型、成熟的制度基础之上，在“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也是“两个一百年”的最初提法。此后党的十五大到十七大分别以“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的表述确认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安排。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现代化分为“基本实现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阶段进行战略部署，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推进至“现代化强国”。另一方面，现代化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伸。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用“四个现代化”另加“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即文化与政治两个维度来界定现代化内涵；党的十三大后逐渐用内涵更为广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代替“四个现代化”提法，并提出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富强、民主、文明”战略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增加社会建设的“和谐”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增加生态文明建设的“美丽”目标，由此变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值得注意的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被称为继“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概言之，现代化战略目标随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实践而持续深化与延展。
以上研究的开展依据高职公共英语教学实情，将EOP融入公共英语教学，以生态语言学为指导开展师资建设及教学内容、方法、评价等改革，实现融入EOP后的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生态再平衡，以提升教学质量，提高学生职场英语运用能力。
(一)制度属性：“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理论逻辑与中国现实发展具体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实现了道路选择、制度效能与政党优势三者的统一。它超越了资本主义范畴下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属于“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同时突破了社会主义范畴下苏联模式的束缚，区别于传统及其他社会主义模式，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性。
其一，社会主义是现代化建设的制度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着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与成效。新中国70年现代化建设成就印证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首先，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制度基础。从世界范围来讲，民族独立、国家获得自主权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30)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页。 我国现代化战略制定之初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勾勒出“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构想，首次将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相结合。毛泽东起草“五四宪法”时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31)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6页。 将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以法律形式得以制度化确认。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规定了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并决定现代化事业成败与建设成效。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性保障作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反复强调现代化的制度属性：“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现代化’”(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229、311页。 。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搞的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3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229、311页。 如果照搬西方现代化道路，发展起来很难，即使发展起来也是附庸。(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229、311页。 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挑战，江泽民再次明确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35)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1页。 ，并强调“制定和贯彻现代化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措施、方案的时候，都要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四项基本原则具体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36)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1页。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化建设重要抓手与有力支撑，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在确认其制度属性时，江泽民认为：“‘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37)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并将其归为现代化建设取得成绩与进步的根本原因；相反，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建设就会迷失方向与丧失动力。(38)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习近平重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结论，认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3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按照《条例》规定，各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加强对太湖开发、利用、保护、治理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属于其他部门管辖的应根据《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通报有关部门进行查处。同时，水利、环保等有关部门可在现有执法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行之有效的执法合作机制，建立多区域多部门的联合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和处理违法行为，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联合会商和联手行动机制，对重大或有特殊影响的水事案件，避免区域间因执法不一或存在执法盲区而滋生矛盾，做到科学分工，相互支持，加强流域统一的执法监督，切实落实《条例》的各项规定，共同维护太湖的水事秩序和安全。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也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原则与重要经验，是持续推进现代化事业的政治保障。首先，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定好向、掌好舵、走正道”，党的领导确保现代化建设沿正确方向前行，防止现代化进程被打断或终止。“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4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纵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70年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及“文化大革命”给现代化事业带来极大破坏，但是党及时纠正“左”倾错误，确立八字方针，重申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面对走“全盘西化”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弱化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及其他方面的领导、质疑中国社会性质、唱衰中国等错误舆论，党旗帜鲜明地予以反驳，确保了现代化建设不走歧路、邪路，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路。进入新时代，党的领导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最大优势，并写入宪法，再次确证了绕开党的领导进行现代化建设，只能陷入不切实际的空谈，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其次，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谋全局、制战略、定政策”(4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总揽现代化建设全局，协调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对现代化战略作出顶层设计，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系统的中长远现代化战略部署。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必然要求对现代化建设全局作出整体设计与规划。纵观新中国70年历史，尽管不同历史时期，战略目标、战略规划有所不同，但是党在现代化战略的制定中始终起着决定性领导作用。在党的领导下，根据现代化建设实际状况、针对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汇集人民智慧，起草文稿与制定规划，明确发展与建设的“方向、思路、重点任务、重大举措”，确保战略安排的“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42)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最后，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聚合力、排干扰、共建设”，党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排除一切干扰因素，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凝心聚力搞好现代化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就号召“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就指出党的正确领导“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43)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7页。 。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更需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因为党的领导有利于团结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意志和行动，“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44)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页。 ，凝聚现代化建设的共识，整合现代化建设的社会资源，形成现代化建设合力，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伟大目标。
(二)战略目标：延续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主题的一致性与面向现代化建设实践需求与问题导向进行创新的辩证统一，实现了现代化建设历史基础、理论主题与实践创新三者的统一。现代化建设作为发展问题的内核与实质，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一以贯之的理论与实践主题，体现其延续性；改革开放前后现代化建设需要面向现代化实践进行发展，体现其创新性。
其一，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历史延续性。现阶段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不是凭空而来、不是空中楼阁、不是与以往现代化建设硬性切割与历史断裂，而是在前一时期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体现其历史延续性。首先，“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成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主线，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现出理论与实践主题的一致性。习近平指出，现代化建设虽然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45)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党和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主题由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问题转化为发展问题，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课题，实现现代化成为首要目标。无论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业化”“四个现代化”，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小康”“全面小康”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都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回答。其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46)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二者不能相互否定。这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总则。一方面，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29年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为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47)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前29年，在“工业化”“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指引下，工业化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奠定物质基础；同时，前一时期由于现代化建设热情高涨出现“大跃进”等失误，为改革开放之初调低并制定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提供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给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极大破坏，从反面启示我们，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进程只能持续推进，不能中断。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现代化建设是对前29年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坚持、改革与发展”，是前一时期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持续进阶。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之一就是做好“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或没有做好的事情”(4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前没有落实的正确主张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贯彻、坚持与发展。(49)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及“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推进国防军队现代化”等重要战略举措都是对“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深化与拓展，也是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题中之义。
其二，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时代创新性。新时期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不是简单填充、不是守缺抱残、不是以往现代化建设的沿袭，而是根据发展变化着的实践进行新的调整，体现其时代创新性。首先，现代化战略目标呈现发展性符合社会主义建设“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50)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0页。 的基本规律。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1页。 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制定也是“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过程，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尚未形成较为清晰明确的认识，但是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却是十分清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从工业领域现代化拓展到农业领域、科学技术领域、国防领域的现代化；从强调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再逐步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国家治理等多层次、多维度、多领域的现代化横向拓展，体现战略目标的调整性与创新性。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5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197页。 发展理念作为发展实践的理性认识与经验总结，对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理念引领与价值规约作用，在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中摸索前行、积累经验并逐渐丰富起来。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发展就是硬道理”并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提升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指标理应协同共进，而片面追求高速度导致发展的人民性指标被弱化；胡锦涛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并强调发展的全面性、系统性与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铺展，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新发展理念”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对破解现代化建设中的发展难题作出系统回应，以创新理念增强发展动力、以协调理念平衡发展进程、以绿色理念优化发展方式、以开放理念统筹发展资源、以共享理念分配发展成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则着眼于激发发展主体与发展力量、明确发展价值与发展目的，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依归与理念规约，二者相互耦合在硬核实力打造与内在价值守持中共同塑造着中国经济格局，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其次，现代化战略目标是以现代化建设所处历史时期为坐标、以现代化建设实践状况为基础、以现代化建设中突出问题为导向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确立与调整由一定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与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相适应，并在实践中丰富与完善。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我们党不可能提出高层次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只能根据当时的国情，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建立较为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现代化建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现代化战略目标必须作出及时调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目标。党的十三大在确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之后，明确将“富强、民主、文明”确定为现代化目标。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利益格局调整，人民内部社会矛盾日益显现，因此党的十七大将“和谐”纳入现代化战略目标；伴随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党的十八大又将“美丽”纳入现代化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作为现代化应有之义的“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重大创新命题。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实力迅速提升，综合国力位列世界前位，对世界发展贡献巨大，因此，有实力有信心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至2035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高层次的现代化强国战略。
(三)战略步骤：长期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期性与具体生产力发展阶段性水平的辩证统一，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和中华民族跃升阶段三者的统一。从时间特征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既勾勒远景也描绘近景，现代化建设作为宏伟目标，激励党带领人民为之奋斗，是长期性事业；又在不同历史阶段因战略重点不同呈现分层次、动态式、开放式的阶段性特征。
其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长期性特征，现代化建设长期性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的。现代化战略步骤以“世纪”“百年”“几十年”等大时段作为划分单位进行宏观布局与长期设计。首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都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规划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间表基本吻合，二者时间总体一致。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阶段可分为“不发达阶段”和“较发达阶段”，而“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53)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5、116页。 。考虑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他提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54)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5、116页。 。这些思想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萌芽。邓小平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大命题，并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5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1页。 ；同时，他框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致时限：“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56)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2页。 。“两步走”战略以“本世纪内”作为单位，“三步走”战略在规定“本世纪末”(20世纪末)的基础上将时间节点延伸至“下世纪中叶”(21世纪中叶)，“两个阶段”战略安排也是以“21世纪中叶”为单位及以“建党一百年、建国一百年”为时间节点的“两个一百年”，均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其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要求党和国家现阶段的任务应该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初级阶段中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出发，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为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继续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习近平反复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0页。 ，作为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并没有发生改变，这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的重要现实依据。如果将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作为参照系，我国人均GDP指标与其还有几倍乃至近十倍之遥，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代化建设事业只能持续推进，不能中断。随着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展开与积累、战略目标的完成、战略时间表的逼近，现代化建设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面向未来谋划更高层次的目标。
其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阶段性特征，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协同演进。现代化建设战略步骤也以“30年”“20年”“15年”小时段为单位进行精细化分段与阶段性规划。首先，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向表现有所不同，因此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方向和重要举措有所不同。邓小平指出：“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5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 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直接规定了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战略任务与重点方向，而现代化建设也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力抓手和重要支撑。习近平指出，“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59)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3页。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60)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5页。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呈现从“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到“小康”“全面小康”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同时期战略目标的阶段性特征，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密切联系。第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1956年中共八大正确论述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即“先进工业国与落后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6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 ，由此决定了这一历史时期现代化建设要改变无法满足人民经济文化需要的生产力状况，其重点任务在于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二，改革开放至党的十九大，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6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5—346页。 ，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点方向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尤其是温饱问题和富裕问题，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第三，党的十九大以来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表现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这规定了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方向是建设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导向的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其三，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次伟大飞跃为现代化建设提出阶段性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逻辑体现出一致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目标指引下，以五年计划为有效依托，以156项重点工程、694项建设项目为重点方向，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科教文卫国防事业得到较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小康”“全面小康”目标指引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国民经济指标翻番，中高速经济增长铸就“中国经济奇迹”，脱贫攻坚战取得巨大成效，解决了温饱问题，实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现代化建设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指标翻番，其内涵逐渐扩展，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呈现由点到面横向铺开之势，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超过30%，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现代化进入“强起来”的历史阶段，即将迎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历史，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展望未来，现代化建设通往高阶进程，必将取得更大辉煌。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遵循现代化的发展规律，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如期实现。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30(2019)04-0001-11
作者简介： 蒋玲，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研究”(2018XZD10)、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三个规律’的思想研究”(17CZLJ16)、山东省高校科研计划项目“人学视域下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J18RB0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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