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社会学的意义和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学的科学体系中，理论社会学既是一门分支学科，同时又是该学科的基础。自19世纪30年代起，孔德就试图把社会学从哲学体系中分离出来，建立一门独立的、与自然科学平行的科学[1]，斯宾塞也试图建立起社会学的科学体系。然而在涂尔干看来，这些设想和努力仍然停留在哲学的层面上，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把社会现象看做具有自然的本质，然后再进行一般化的演绎，因而他们并没有为社会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作进一步的努力。
社会学发展到今天，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贡献，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学科，正如沃特斯(Malcolm Waters)所说：“社会学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毫无疑问地属于一门学科，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它具有一个被广泛公认的理论传统，其二是在方法论上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即以精密的方法论来指导研究。然而，真正确定这门学科的却是理论，因为正是理论，对社会学可以告诉其受众有关社会世界的种种内容做出了总结性的概括。”[2]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对于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的社会学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史，1952年的院系调整，社会学被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从而失去了以独立学科而存在的地位。严格地说，这对社会学学科发展来说是一次倒退。因为科学进步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不断从庞大的、抽象的哲学体系中分离出来，不断走向独立和具体化。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正是从社会哲学逐渐走向具体社会科学的结果，把它重新拉回到哲学体系，无疑背离了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学得以重建，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二十多年的重建过程中，中国社会学所取得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最为明显的标志是：社会学的研究从重建初期的哲学思辨和经验化陈述并存局面已经发展到以经验的实证研究为主。从重建初期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社会学论文以及社会学教材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社会学研究，一部分属于依靠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作一般化的思辨，另一部分基本属于纯粹经验的表述，即便有名义上的社会调查研究，但多数属于对社会学理论贡献不大，基本停留在经验层次的事实罗列或工作经验报告。出现这一状况属于正常现象，也符合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因为任何科学的发展都需要经过大量的归纳、演绎以及推理过程，需要经过不断的知识积累和创新，惟有这样才能走向成熟。费孝通在担负起中国社会学重建任务时，曾经感慨地说：“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能唤之即来。科学知识需要积累，积累在人们的头脑里，要代代相传，推陈出新。”[3]可见，被中断的科学研究要想立即恢复和完善起来，并不是一件易事。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社会学在经验性实证研究的量的增长方面，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很难说有较大的质的飞跃。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中国社会学研究已经表现出经验研究的“过密化”(involution)现象[4]，即较多地强调经验研究，而对学科理论的建构关注不够。因此，在研究数量增加的时候，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则没有质的贡献。有一种倾向似乎认为社会学非要引入一些数字或统计，才是或就是科学的研究；另一种倾向则把理论研究混同于西方理论流派的评介。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对本土社会学及其理论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有些影响。
一、理论及其科学价值
从科学研究的逻辑结构的角度来看，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所采取的思路主要是归纳，即从大量的经验和实证研究所获得的事实出发，然后进行归纳和综合。经验事实的表述，即便是客观的，即便能反映出表述者的观点，却不能构成理论，因为它没有给人提供概括性的知识。这样一种研究策略，如果要对理论的建构有所贡献的话，那么关键取决于理论概括的程度，而理论的概括显然不是事实的累加，而是既需要有逻辑的归纳，同时还需要有先验的演绎和推理的参与，所谓先验的演绎和推理能力，并不是绝对超越于经验的东西，而是指人的理性中那种非经验性的推理和演算能力，有点像康德所说的“先验的判断力”[5]。美国社会学者亚历山大(Alexander)认为，在科学理论的推导或理论的建构中，“非经验部分是更重要的要素，这种要素的传递不是通过观察而是通过传统。”[6](P5)
作为一门科学，社会学的目的就是要解释社会现象，告诉人们社会何以存在，何以这样或那样地运行和发展。犹如迪尔凯姆（又译涂尔干）认为：“社会学十分讲究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的科学价值，不太重视只讲改革、忽略解释的学说。”[7]因此，社会学的研究给人们的回答是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或推导，而不能仅停留在事实的罗列或归纳上。因为社会现象是一个系统，而不光是个体的行动，它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体行动构成的，科学解释的任务就是要在这种复杂的联系或关系中，寻求一种纯粹的因果关系。事实的再现和累加，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都不能构成对现象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事实无论数量多少，都仅仅是事实，而不是解释。对于事实而言，它总是针对某些具体参照系来说才是真的，而如果换了参照系，则有可能是假的。例如，假设我们调查了100位农民，得到了他们收入都在下降的事实，或许我们在对第101位农民进行调查时，又可能会得到其收入增长的事实。由此可见，事实总是与具体的事项相连，而不是一般的解释，即便我们在统计学意义上加以修饰，实质上所表述的仍然与事件的主体的认知相同，而没有超越于主体的认识，不能够帮助主体对事件原因的理解。社会学的价值在于能够做出一般性的理论解释，即能够对导致农民收入变动的原因和规律给予理论的解释，而不是事实的累加。
所谓理论，就是对现象或事物研究所得出的一般化的、抽象的结论，理论虽然离不开事实或现实，但它又是脱离于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超越于现实的抽象。如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韦伯的资本主义论以及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等等，都具有高度一般化的特点，对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运动及其规律的解释，都具有科学的价值。
理论的建构需要有经验做基础，但是，如果仅仅依靠经验材料的归纳，并不能建构起有科学意义的理论。目前，一般的科学哲学观点认为，理论应该先于经验的尝试，也就是说，科学研究者常常是带着一些一般化的、非事实性的理论命题或假设而进入研究实践的，而不是先考察大量的事实，然后归纳出理论。
从我国目前社会学研究现状来看，较多的研究所采取的策略基本上属于这种归纳式研究，或者是在这类经验研究基础上所作的H-D式的研究，即在事实归纳基础上提出一个假设，然后作演绎或证明。这种倾向背后所隐含的观念可能是，只有从事实出发，才能找到对事实的解释，只有事实才能对理论进行检验。当然，作为认识的基础，实践和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但科学研究不是为了获得事实，而是要寻求解释。事实的罗列和汇总自然有助于解释的探寻，但并不等同于解释。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因为主体获得的两个经验事实是彼此独立的[8]，而解释则是要揭示事实内在的一般规律或不同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
正如我们不带任何理论目的去无数次经验不同的光线和不同的声音一样，我们从无数次的经验中并不能找到光和声音的规律；只有借助于超越于常识的、抽象的概念分析工具，如光谱和波长，我们才能对它们的规律进行科学的解释。
同样，如果我们只是不停地经历着各种社会事件，看到各种社会行为，得到各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仍然是常人的具体经验，而不是对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认识。
作为一项科学研究，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规律的探寻，不能停留在一般经验的层次上，而需要建立一套分析性的概念工具。经济学之所以日益走向成熟，正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不断完善了类似于光谱和波长的分析概念，来分析和解释各种各样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规律，如“需求和效用”、“成本和收益”、“偏好与选择”等等。社会学也已经有一些分析性的概念工具，如结构功能、交换、冲突等等，但目前这些概念还不够系统、不够深入。
尽管社会实验对于发现和验证社会现象规律来说是重要的途径之一，但是社会实验在本质上是不同于以获得具体事实为目的的一般经验的。目前，有较多的经验社会调查研究，陷入到新闻调查式的研究误区。对新闻记者来说，他们确实需要通过采访，获得事实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对社会学研究者来说，他们的任务是解释社会现象的规律。规律是客观的，而任何经验的事实本质上都是主观的，因为它们已经经过主体的加工。光学实验的目的是要发现不同光及其材料的光谱结构特征，而不是为了说明主体看到什么样的光。
总的说来，社会学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的一般规律，以帮助人们理解社会现象、处理社会问题。而要实现这一价值，在研究中就需要有先验的、抽象的、分析性的概念，需要有逻辑的、理论的分析工具，以便用一般性的道理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但是，先验的逻辑工具和抽象的概念并非指人天生具有的神秘之物，而是人们在先天具有的智慧基础上，通过理论的学习和训练而获得的理性推理和思维的能力。
开普勒发现金星运行的椭圆轨道理论，以及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既不是靠经验感受而获得的，也并非是天才的想像，而是依靠已经证明或证伪的理论命题，不断加以逆推而得出的[9]。
虽然人文社会世界与自然物质世界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从而也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在对象和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10]，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之间毫无共通之处。既然都是科学的活动，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两者在活动所遵循的逻辑上可能是共通的。
既然如此，社会学的研究也就不存在经验调查和理论研究相分离的逻辑规则。如果把经验调查仅仅作为获得事实的途径，而不是作为验证或证伪理论命题的方法，那么，这将对社会现象的理论解释帮助不大，而且对社会学的科学研究贡献不大，因为事实的累加或归纳并不等于解释或理论。实际上，社会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需要有理论的介入，需要有一般化的、抽象的、可用于分析的概念以及由这些概念构成的可以证明或证伪的命题。否则，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仅能停留在新闻式的收集事实的层次上。
从这一意义上说，沃特斯所说的理论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这并不言过其实。这样说并无重理论轻经验的嫌疑，而是从学科逻辑意义上的一种探寻。
由上可见，社会学的一般分析概念和理论命题的提出，可以提升经验研究的意义，而且对社会学学科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概念和理论的获得，不完全是靠经验事实的积累，而需要有先验的理论能力的培养。因此，理论社会学的训练以及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对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来说，也就成为基础性的任务之一。
二、理论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
默顿曾经把社会学的科学体系概括为六个方面，即方法论、一般社会学取向、社会学概念分析、事后社会学解释、社会学中的经验概括和社会学理论[11](P180)。按照这种划分，理论社会学(theoretical sociology)似乎可以归类于一般社会学取向，即以探讨社会学的一般概念和理论为对象。然而，在亚历山大看来，任何对划分的强调或者突出社会学某一方面的重要性，实际上都是不合理的，因为社会学知识是一种统一的“科学连续统”[6]。无论事实的、经验的还是非事实的、理论的，都是科学连续统的一部分，社会学家们在自己选择的点上延续和发展着已有的知识。因此，很难说哪些方面更重要，哪些是基础性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理论社会学也就是这个连续统上的一点而已，与其他知识既相平行也相互连接。
无论人们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结构是如何理解的，都不能否定理论社会学或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在其中的地位和意义，因为理论社会学涉及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和社会学理论的传统。
理论社会学虽然与社会学的理论相联系，但理论社会学并非等同于社会学理论，正如默顿所指出的那样，一些社会学者常常把社会学理论与理论史混为一谈，把理论史与流派史混在一起。他认为：“社会学理论如果要有重大发展，必须有两个相互联系的进展：(1)发展具体理论，从中推导出能够接受实验调查的假设；(2)发展而不是一下子揭示一个逐步概括化的概念体系，即能够综合具体理论群的概念体系”[11](P69)。从理论的意义上说，社会学理论的任务在于对社会现象的科学解释，其对象是社会及社会现象，而不是理论本身，它与理论史的区别在于理论史是在各种理论中寻找内在的逻辑联系。理论的建构是具体的，既不是以往理论的归纳和概括，更不是对已有理论的分析或描述，尽管它可能从理论史中汲取一定的营养。
理论社会学不同于社会学理论的地方是它们所针对的对象不同，理论社会学针对于理论建构的一般性的思考或抽象；社会学理论则针对于社会和社会现象的概念和解释体系。
在某种意义上说，理论社会学犹如Fararo所认为的，是“一种定性研究传统”，它是为了搭起某种框架和模型，以便于一般化的社会学问题的提出和研究[12]。理论社会学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建构某种社会理论，而是为了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提供理论和方法论的框架，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它如同社会学的哲学，它提供一种一般化的理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框架，为理论研究提供框架性的指导。
当然，理论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各种具体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理论社会学在提出关于一般化的理论框架或模型的命题系统时，必须能从众多理论的逻辑实在中找到验证。例如，科尔曼在试图建构社会理论的基础时，在他把社会学理论建构的重点放在对个体有目的行动的解释上时，他不断地从韦伯、涂尔干以及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寻找命题的逻辑证据[13]。理论社会学对社会学具体理论的关注，不同于理论史的归纳和综合，而是通过一些先验性的、一般化的概念体系来解释建构社会学理论的规律，或者解释社会学解释力是如何形成的。无论是对于理论社会学还是社会学理论而言，有效地解释社会现象或揭示社会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是它们的根本目标，因为它们都是社会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在韦伯看来，要使社会学的解释和辨析成为可能，就必须构想出一些“纯粹的”、“理想的”类型形态，这些纯粹的形式能够充分显示出意向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当然，偶尔也要使用不需作特别解释的经验统计的一般类型[14]。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社会学可能就是要建构和完善那种类似于理想类型的概念体系、框架结构和模型结构，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社会学解释范围的扩大和解释力的提高。
三、理论社会学的结构
理论社会学的意义就是要指导社会学理论的建构，然而，这种指导并非是偶发式的，而是有系统的构想和抽象的。指导功能的实现，需要有相应的系统结构。
就结构而言，理论社会学自然与理论和社会学两个方面相关。一方面，它需要从一般意义上抽象出科学理论的框架或范式，所谓范式，是库恩提出的关于常规科学认识的结构模式，它为常规性研究提供了可参照的典范和模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为科学革命提供了突破的对象，因为科学革命的重大发现从结构上看就是对以往范式的突破[15]。另一方面，理论社会学的任务自然是与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基本任务相一致的。社会学的基本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解释或帮助人们理解社会何以存在、何以这样。吉登斯认为，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生活本身，但同时，社会学又必须面临已经型构了的而且具有意义的普遍世界。因此，社会学的基本任务一方面是用描述性的叙说语言(metalanguage)解释和调和不同形式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具体解释已经完成了的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16]。
科学理论的结构，通常包括四个层次的意义：(1)常项层次，主要指已有的公理、定律和常数，也就是人们认知结构中能普遍接受的东西。例如，几何学中的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是由人及其行动构成的，等等。这些常项或常数通常是理论推导的重要前提。(2)概念层次，即用于建立事物或现象之间关系的可分析性指称。(3)理论假设层次，是通过分析概念而表述的事物或现象的运动规律。(4)模型推导或验证层次，即通过经验的材料或有意义的资料来证明或证伪假设中所表述的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
社会学研究者虽然置身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并赋予生活以主体性的理解，然而同时，对于任何个人来说，社会存在是先于主体而存在的，无论我们思考或不思考社会是如何生产或再生产出来的，社会在我们存在之前都已经存在了。因此，从社会存在的客观性中，理论社会学需要寻找那些一般性的常项，而要达到此目的，就离不开社会史和理论史的考察。
理论社会学不同于经验研究，它需要从现实材料或有用的资料中，抽象出一般性的、可用于分析的和可操作的概念。概念体系的发展是理论建构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帕森斯为社会学抽象出了许多诸如模式变量、行动、系统等方面的概念，尽管它的概念体系较为庞大，且概念又较为晦涩难懂，但他的这些努力已经为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概念与事实密切相关，但又超越于事实，它是一般化的事实，是经过先验的抽象和概括而获得的。因此，研究者在建立概念体系时，又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的准备。
最后，理论社会学还要为理论的建构提供可参考的分析框架或模型，以及模型检验的基本方法。分析框架和验证方法的获得，主要是根据历史和理论传统的内在结构，抽象出一般性的、类似于思维逻辑的方法论。
综上所述，理论社会学的基本结构包括常项、概念、框架或模型、验证。这种结构四要素在某种意义上与郑抗生教授所说的理论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三个方面的内容相一致[7]，也就是理论社会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既不等同于抽象的哲学问题，也不是经验事实问题，而是需要结合历史、理论和方法，建构有助于理解和解释社会及社会现象的中层理论体系。
只有具备一定的理论意识，并在研究中致力于理论的建构，每一项研究对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发展才能有质的贡献。理论社会学是帮助建立社会学理论的一门基础学科，在强调经验事实和材料获得的同时，关注理论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的训练，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社会学的未来发展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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