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先声——读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贝尔论文,科学论文,先声论文,思潮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该文通过对贝尔纳写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的动机及该书内容的分析，揭示了贝尔纳及其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是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先声，他的反科学本质是反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战争。
关键词 现代反科学思潮 科学的社会功能 滥用科学
贝尔纳（1901—1971），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1939年他发表了44万多字的巨著《科学的社会功能》，他用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全面，准确地分析了科学的社会作用，科学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被认为是科学学的奠基性著作，在科学学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该书主要论述了科学结构的理论模式，科学学研究的数量分析方法，科学政策和科学管理[①][②]。笔者阅读这一著作后发现，前面学者的看法主要是贝尔纳著作中第二部分的内容“科学所能起的作用”中阐述的观点。而有关著作的序言，第一部分“科学现在所起的作用”很少或没有人揭示过。笔者想就该书的“序言”以及“科学现在所起的作用”以及贯穿全书的思想作点分析，以对这一奠基性的著作中所揭示的内容—反科学—作点补充。
贝尔纳这一著作从科学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中，对那些摧残科学和把科学应用于纯破坏性的目的的披露中，力图指明科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有哪些阻碍科学功能正常发挥的因素；科学不应有的社会功能有哪些，它是如何造成的；对那些滥用科学，把科学应用于战争，残害人类的事件中，谁的责任是主要的。科学家个人和科学家集团对这一状况应负多大的社会责任。他希望科学家们为和平而组织起来，同时他明确提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才能更好地为发挥为人类造福的社会功能。
拙文《现代反科学思潮与科学精神》[③]中曾认为，现代反科学思潮是产生在本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一种思潮。“所谓现代反科学思潮就是反对滥用科学和反对科学应用所引起的负效应”，因而现代反科学思潮是合乎科学精神的。用这一观点来评述《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的观点，而得出贝尔纳及其著作是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先声，应是恰当的。
《功能》（以简称《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以下同）一书强烈地表现了这一思想。
一、该书的写作目的
该书的序言一开头就指出：“过去几年的事态促使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对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进行审查”[④]，他说，20—30年代以前，人们总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会导致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有两件大事使他思考，使他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其一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者利用科学成果制造新式武器，“使战争变得空前可怕”[⑤]，他认为这决不是科学应有的社会功能。其二是19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接二连三的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生产相对过剩，大量物品被毁掉，把科学用于浪费的目的，也是令人吃惊的。他感慨道：“如同古代道德学解决不了人人有道德的问题一样，现代物质科学在事实上也解决不了普遍富裕和幸福的问题”[⑥]。由此，贝尔纳决定探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本书试图对这种关系进行一些分析，探讨科学家个人或科学家集团对这一状况应负多大的责任，并且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以便把科学应用于有益的目的，而不是破坏的目的”[⑦]。
第二，“对于缺乏效率，摧残科学事业和把科学用于卑鄙的目的感到愤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才来研究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并尝试写作这本书。”[⑧]
《功能》一书中第5章专谈科学研究的效率问题。他认为科学家中有的把科学研究作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有的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承认科学本身完全无用，又由于经费不足，科学家工资低，重复性的研究多等，致使科研效率低下。由于以上的原因使得科学经费和科学家的精力50—90%浪费掉了。贝尔纳从科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昌盛与衰亡变化的规律中叹息科学研究效率低下，使“科学处于危机之中。”[⑨]
贝尔纳从科学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和社会对科学的摧残作用中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他意识到如果只看到科学对社会的美好一面，看不到它邪恶的一面，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幻想”，是“可耻的伪善”。他也考虑到他的这种反科学、反社会的观点，会使人“感到陌生”，还会使人感到“我们的看法是对科学的亵渎[⑩]，“但是如果本书能够说明问题确实存在，而且能够说明科学和社会的繁荣昌盛都有赖于科学和社会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那么写作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二、该书的基本内容
1、科学面临的挑战——反科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贝尔纳写作该书是1938年，发表于1939年。他说在100年或50年前，科学是作为一种纯思维的科学而存在的，科学本身就是目的，或者科学就是人们智慧和教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出科学的社会功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有人一定要问科学的功能是什么，他们一定也会认为科学的社会功能是普遍造福于人类。因为科学既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又是最有希望的物质福利源泉，是构成社会进步的主要基础。
但是20世纪以来的事态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态度。首先是科学本身的发展，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建立，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发展，人们把这些科学发现与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相提并论。第二是战争。对科学来说，战争就意味着把他们的知识用来为战争服务。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科学创造出的武器、毒气等使战争变得空前残酷，伤亡惨重，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以致使个人的安全几乎降到了毫无保障的程度。第三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造成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贝尔纳说虽然人们把这些困难不完全归结为科学，但是如果不是科学，这些祸害不会是这个样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对社会的文明受到了怀疑，科学面临客观事实的挑战。
由于“科学已经开始起建设和破坏的作用”，因而不得不对它的功能进行审查。科学家们和一些进步的人士可能已经感到“世界之所以陷入目前的状况，完全是滥用科学的缘故”（12）。科学的生存权受到了挑战，出现了各种反科学思潮。
来自宗教方面的人士要“禁止科学研究”，要求“禁止把科学的新发现加以应用”（13）；来自哲学方面的人士“不仅反对科学的具体成果，而且对科学本身的价值也表示怀疑”（14）；来自科学家和进步观点的人们，认为科学作为一种力量，它的功能是普遍造福人类，“它延长了寿命，减少了痛苦，消灭了疾病……现在人类已经有了一百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物质享受和力量……”（15）但是现在一方面是物质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金融混乱、千百万人所需的产品被人心甘情愿地毁掉，普遍地营养不良，比历史上任何战争都更可怕的未来战争的威胁”（16），使科学家自己也越来越不相信科学发展本身会自然而然地使世界变得好一点。贝尔纳就属于这类科学家。他把这种现象称做“幻想的破灭”，本来看到科学对社会的美好前景，但事与愿，他感叹道：“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似乎本身也破天荒第一次处于危机之中”（17）。
2.从科学的应用来看，滥用科学，是他形成反科学思想的主要根据。
20世纪以来，科学应用的范围日益广泛，首先是科学对工业的渗透，使工业有了极大的发展，科学研究带来新发明有利可图，是人类独一无二的产物，人类要征服贫穷和落后，仍依赖于科学的发展。
第一，科学在工业的应用中也存在一些忧虑。表现在：（一）科学的应用在数量上受到了限制。科学的应用通常是在马上获利的领域，而不是在这种科学原理最佳发挥作用的地方（18）。又由于竞争和利益机制的作用，许多研究成果被扼杀，把未经使用的专利加以压制，永远锁在某些人的保险箱内。（二）科研成果在应用的性质上也受到了限制。如从工业科学的商业目的看，厂家不是以最低廉的价格供应质量最好的产品，而以竞争限制条件下所能维持的最高价格供应最低劣的商品（19），科研在消费品生产中主要倾向是外观美丽、容易推销而不是最耐用的商品，这些商品在消费者迅速用坏后又重新购买。工业的竞争，资本的利润把工业科研引向了邪路，这也不是科学的社会功能。
第二，科学应用最大最多的是在战争中，对社会起着破坏的作用。
科学家和普通大众“近年来”开始认识到“科学事业有很大一部分被用于纯破坏的目的”（20），而且现代战争的性质由于应用了科学发明，已经变得空前可怕。其特点在于：（一）它具有自觉的社会目的，要寻找可以使敌方造成死亡和破坏的最迅速、最有效和最可怕的手段。（二）要以最快的速度研究出新式武器。（三）军事科研中不计费用，开支惊人，浪费惊人。
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存在，对科学产生双重危险。一方面他们滥用科学，使一切科学为战争服务，利用科学残害人民。如有的科学家发明了利用空气中的氮气制造硝酸，从而生产炸药；有的研制了毒气等。他们歪曲科学来为战争服务。歪曲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说德意志“种族高人一等，是上帝指定的”，“人的性格和命运产生于血统”（21）等。纳粹的政策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对科学发动进攻的，贝尔纳讽刺说：“本来连一点伪科学的遮羞布也不要”，赤裸裸地反对科学。另一方面迫害犹太人及科学家，对科学进行镇压。纳粹以多种的形式对德国的科学精神进攻，“第一个而且也是最耸人听闻的办法就是把犹太人赶出科学界。”（22）这是对德国科学直接而且沉重的打击。他们用重金悬赏取得爱因斯坦头颅，量子力学的创始人薛定谔也被认为是教条主义的物理学家，不仅受到批判，也被赶出德国，等等。法西斯主义还采用了种种手段对科学进行镇压，使本来一蹶不振的德国科学，更加雪上加霜。
贝尔纳从法西斯国家的科学受到摧残的状况中，清楚地看到不论是科学的理论或者应用，都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制约。科学家也用恐怖的态度看待法西斯统治下的科学，凡“纳粹势力抬头的地方，科学就遭到毁灭。”贝尔纳感叹道，法西斯主义的存在，使“科学处于危机之中”（23）。
三、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科学造成以上的状况，科学家应负多大的责任，应采取什么办法来改变这一状况呢？贝尔纳首先从历史上的一些科学家对战争的态度作具体分析。他说自古以来科学与战争就紧密联系着，而且大部分技术和科学进展是战争直接促成的。不过早期的科学家们有时也对自己的发明遭到滥用的现象感到不安，如弹道学的奠基者塔塔格里亚就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的科学家也反对战争，他们认为科学已经使战争变得如此恐怖，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想从事战争了。英国科学家认为“科学由于致力于一个不适当的目标，最后可能会自掘坟墓……对于有人滥用科学来达到个人或国家扩张的目的，我们不能不表示遗憾”，但他们在涉及本国的战争时，又持保留的态度。（24）有的科学家企图保持中立，不过问政治和伦理，“只要工资收入源源而来，使他们能继续工作”，科学家们就不关心自己的工作结果如何。贝尔纳认为科学家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而且更是由于人们反法西斯主义的明确的反科学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一个科学家是保持中立的。”（25）
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家旗帜鲜明地反对滥用科学。他首先看到滥用科学在“科学史上的转折点是随世界大战而出现的”（2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争中受难的千百万人明白了他们自己的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发展直接造成的，科学不但不能有益于人类，反而证明科学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科学家们也注意到了群众的呼声，尤其是在青年科学家中，“他们也认识到把科学应用于战争是对自己职业的最大糟塌”（27），这种思潮的结果使科学家们不愿意主动帮助进行军事科研了，他们强烈地感到滥用科学是多少破坏了科学精神，以至对曾为法西斯战争服务的科学家进行指责。如德国科学家哈柏，在一战期间为德国军方主持武器的研制，美、英、法国的科学家们指责他是“不人道的科学家”。德国战败后，哈柏本人也受到良心的遣责，十分苦恼。
科学家怎么办呢？贝尔纳说科学界当时能够做到的是把科学家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反对滥用科学，防止战争的民主运动。
1936年国际和平运动科学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大会，采取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措施，讨论了科学家在战争形势面前应负的责任，不少的科学家愿意联合起来通过集体行动“强行维护和平”，不为法西斯战争政策服务。
贝尔纳是非常拥护这次大会的，他把这次大会的报告作为《功能》一书的附录排在最后一部分，是非常能说明他的现代反科学思潮的立场的。报告中指出：当前的科学任务之一是建立新的科学家和平组织，“反对把科学应用于战争的目的，并支援一切因为拒绝参加这种研究而遭到迫害的科学家”，“在大学和技术学校反对把科学用于战争的宣传”。“报告”说还要成立战争根源联合调查委员会，“反对伪科学的战争宣传”，“保卫科学真理”，使科学不遭到歪曲（28）。
《功能》一书出版后，贝尔纳的观点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任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参加防止纳粹德国的空袭工作，致力于加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活动。二战后他的现代反科学思想更加明朗，战后又写了《没有战争的世界》等书，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成了一种魔怪的力量，人类创造了这种力量，或者能支配它为自己造福，或者不能支配它，而且命定要被它所支配和吞噬。他认为人类发展了原子科学，发明了原子技术，可是人类的命运却受到了原子弹的支配，甚至要被原子弹所毁灭。他认为核战争一来，“地球上就不会再剩下什么科学、文明和人类”了，他总是希望科学的发展能够使人类从毁灭中拯救出来，使人类“从新发明中取得幸福”。由于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工作，1948年他被推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四、贝尔纳反科学思想的实质
贝尔纳曾分析过，在不断恶化的战争形势下，看来科学家自己实际上不可能为和平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的。一是因为“他们过于分散”，二是“受到周围社会力量过大影响”，三是科学家们没有充分理解战争的社会和经济性质，因而不能把科学的建设性方面与破坏性方面区分开来。贝尔纳敏锐地认识到科学出现这种局面应由资本主义社会负主要责任。
他说，“在以前的时代，人们把这些祸害（指饥饿、疾病、奴役、战争——作者注）看作是天然的现象或者是凶神的降祸，而现在所以继续发生这些祸害完全是因为我们陷入过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罗网中”，他认为资本主义、法西斯制度是摧残科学、带来科学危机的主谋，是滥用科学的好手。他还说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技术发展本身，既为我们揭示了改善人类生活的前景，也为我们开辟了毁灭人类的可能性，现存制度（指资本主义制度—作者注）对前者是无法加以利用，但对后者却是利用得过于得心应手”（29）。他肯定地说：“充分发展科学为人类服务和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是不相容的”（30）。
笔者发觉，贝尔纳对在1917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苏联抱有十分的好感，在《功能》一书中约有3节及4目写了科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他对社会主义苏联的科学发展方向充满了希望。他看到苏联建立并不久，它的科学贡献还赶不上英、德等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科学在精度上和识别力上要超过德国或者英国还得经过一段时间，不过它已有的成绩足以证明：这条组织科学为人类服务的新道路为苏联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是目前西方科学和工业的脆弱而混乱体系所望尘莫及的。（31）后来苏联科学在事实上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的目的是用来直接为人类造福的。他说在苏联“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完全不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就是利用人类知识，科学技术直接为人类造福”（32）。他从科学与社会的角度批判了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滥用科学的劣行，赞扬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科学应用的方向。（三）看到了科学对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贝尔纳从过去、现在科学所起的作用中，并分析科学将有的社会功能时说，我们已经谈过“科学在两个方面的应用：用于直接满足人类需要以及用于生产事业的生产过程，借以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幸好科学还有第三方面的更重要的功能，它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33）确实科学已经成了社会变革本身的更加自觉的直接动力。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贝尔纳也似乎看到了这一前景，他认定科学将来的趋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34）。他说我们正是靠了这些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动力，而这种认识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成就，才能体现在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组织形式中。他对用科学改造社会的前途十分乐观。他说，人类为了自己的前途，努力进行着科学实践——不管运用得多么不完善，但“就其奋斗过程而言，科学便是共产主义”（35）。
注释：
①夏禹龙等编著：《科学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关西普等主编：《科学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③周阳春：《现代反科学思潮与科学精神》，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英）J·D·贝尔纳著：《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241、42、25、27、190、28、34、34、35、41、42、27、202、231、241、314、315、250、538、71、272、593、317、544、75、315、511、511、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