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美国文坛的“中国人”_汤婷婷论文

震惊美国文坛的“中国人”_汤婷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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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人》(China Men)的作者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是70年代以来崛起于美国文坛的一颗新星,这位华裔女作家的作品获得美国大众读者和专业评论家的一致好评,成为美国书市的畅销品,她于1976年出版的《女战士:一个女孩在群鬼中生活的回忆》,获当年“美国国家书评圈奖”,1980年出版的《中国男人》获当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国家书评圈奖”,并获“普立兹奖”的提名,1989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猴行者:他的伪书》获当年“美国笔会小说奖”,根据一些美国文学评论家的意见,汤婷婷的作品是“尚在人世的作家中作品在大学被讲授得最多的一位”。她的《女战士》被许多大学列为大学生必读材料,许多高中也在讲授她的作品。近些年来,她的作品不仅成为美国大学里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还超越了文学研究领域,成为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妇女研究、黑人研究和美国研究的重要课题。例如,当代美国文学史的代表作,艾里特主编的《哥伦比亚版美国文学史》(1988),曾有八处提到汤婷婷的作品;劳特的《希斯美国文学选集》中专门收集了汤婷婷《女战士》中的“白虎”一章。这些事实证明,汤婷婷已经成为美国学者与读者心目中华裔美国文学的代表。

根据某些美国评论家的意见,汤婷婷的作品之所以受到观迎,主要有下列几个原因:

1、本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的呼声日高。汤婷婷一方面作为少数民族的身份出现,另一方面又以女性作家的身份出现,这一双重身份就特别引人瞩目。有的评论家指出,她的书不止呈现了“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华人社会)”,同时也呈现了第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在华人社会中备受歧视的女性)。这意味着,她在自己书中表达的反叛思想不仅针对美国主流社会,而且针对传统的华人社会,因而能引起更广泛的注意。

2、作者的双文化背景使她能得心应手地运用美国主流社会的语言(英语),去诉说、转化和扭曲那些她从母亲处听来的具有异国风味的故事,从而使她的作品带有浓郁的“异域”、“异族”、“异性”、“异文化”等“异己”色彩,对美国读者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据书中揭示,汤婷婷的父母移居美国后,虽然受到挫折,仍然自尊自信,在恶劣的异国环境中尽量自我发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培育子女上。她常常以讲故事的方式贯彻其对子女的教育。她给汤婷婷讲述中国传统故事,包括花木兰、孙悟空、《镜花缘》等。这些故事为汤婷婷后来的写作提供了真实的素材和想象的力量。这些故事和想象中具有的异国风味对美国主流社会和华人社会均有着特殊的吸引力。美国出版商看准了这一点,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对这种异国风味大肆宣传和包装(如书封套以鲜明的中国色彩的图案),使人们对她的作品的接受产生了连锁反应。

3、这些书的名称本身就具有特殊的魅力,以《女战士》为例,此书名一下子就使普通美国人联想起以骁勇善战闻名的亚马逊女战士,而它的副标题“一个女孩在群鬼中生活的回忆”,则使人注目于一个华裔女子在群鬼中生活的艰辛:种族歧视使她不得不面临各种各样的美国鬼;性别歧视则使她不得不面对传统中国社会价值中的中国鬼。如果说《女战士》暗示出对自己民族中女性的传记式、自传式的人生书写,《中国男人》或China Men,则是对美国人对中国人的鄙夷性称呼Chinamen的双重反击和反应:一方面激发出一种对中国人受到的轻侮和种族歧视的历史联想;另一方面暗示出一个华裔美国女作家决心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一称呼重新思考,以便使这一称呼成为华人社会种族现实的骄傲象征。它表明了作者的一种如实面对华人在美国的历史事实的勇气和一种要开创一个更光明的远景的态度。使用这一称呼作为书名,表明作者想借此使美国白人主流社会重新认识华人在美国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地位及意义,达到争回华裔美国人自己的历史的目的。这一书名脱胎于旧词、旧意,经过巧妙的转化后,便成为华人向白人为主的美国主流社会讨取公道的宣言。《中国男人》本来要叙说男性的华裔美国人到美国闯世界的生活和情感,而这一书名一开始就展示出它的强烈的地方色彩、种族色彩和性别色彩。总之,《中国男人》是汤婷婷对于自己家族的男性事迹的精心铭刻与礼赞。这些男人包括自己无从得见而只能通过母亲的故事而得知的长辈,也包括自己亲眼见到而加以记录的男性亲人。将这两种人合并起来,就可以看出,作者真正要铭记与礼赞的,是所有的华裔美国男人。

4、汤婷婷的作品体现了后现代理论与文学作品本身的融合与对话,这一对话激发出一种独特而深沉的哲学和文学魅力。许多评论家认为,《中国男人》不是一部纯粹的小说,而是一部让理论与文学融合和对话,将小说、历史和理论三者的旨趣熔解为一炉的“历史性超越小说”。此书以真人真事为根据,生动地描述了华裔美国人的经验,却以突出的虚构性和变形性显现出来。这种写法展示出一种要与美国正统的历史相对抗的反叛意识。正如书中揭示的,在美国白人写的美国历史中,华人是从未被提及的。例如,作者的祖父和无数的华人共同修筑了19世纪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而在这个工程完成时拍的照片中,竟连一个中国劳工也没有。“洋鬼子摆姿势拍照时,中国劳工四处逃散了。留下来会有危险……铁路照片上没有阿公。”这就是说,这些为美国建设辛苦一生的祖先,没有留下丝毫记录,在美国历史上销声匿迹了。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当权者总是以一种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记录历史。为了对抗这一空白,作者从手头积累的零散资料中推测和重新建构了已经散失的事物和故事。但是,在写作时,她又没有运用传统的历史学家的作法,因为这些历史学家自认为发出的是真理之声。本书作者则不然,她以想象的方式处理其男性祖先的生平,并老实式地承认这些想象性的重构不是忠实的记录,而是“预言式的回顾”,这种回顾与作者现时的关怀纵横纠缠,生发出的是一个更加美丽的新世界,意在填补历史学家们遗漏的历史漏洞。这种手法显然自觉地运用了傅柯的“对抗记忆”的观念。在傅柯看来,“记忆”总是为传统的历史和记忆所利用,这种历史和知识经由传递、铭刻、批准,而有了名不符实的“真理”地位。为了对抗统治者所持的这种历史延续性说法,反对他们撰造的所谓“作为知识的历史”,揭露这种所谓知识的片面性,就必须有“对抗记忆”。汤婷婷显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后现代理论。为对抗众所接受的那些虚伪说法和历史空白,她有意设置出一种事实与想象的对立,写出一种“历史的超越小说”,以表达自己的理想,并借助传说和诗学,通过改写中国神话和美国历史,获得一种多重声音,从而搅扰了以往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事物,揭示出以往被认为和谐一致的事物中的异质性。更为新奇的是,本书还开设专门的章节(即“律法”章),将美国政治和法律中对于华人的种族歧视──列出。虽然这一章节以一种与全书形式很不协调的方式出现,却更看出作者的悲惯和苦心。这一独特的章节列举了美国自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至1978年的移民法中有关华人的各种法规,这些法规充满了对华人的歧视:“1878年:……中国人、黄种人或印度人,不得在法庭上为白人作证;……1924年:任何娶中国女子为妻的美国人丧失其公民资格,任何娶美国女子为妻的中国人,其妻子丧失美国公民资格”。作者将这些无情的法典列举出来,显然是要说明,自己书中对华裔美国人的描绘虽然不是真人真事,但却与这些法典所规定的东西一致,因而比美国人写的所谓历史更加真实。这样一来,作者的作品就与美国当前流行的新历史主义理论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一部熔理论、小说和历史为一炉的独特作品。

5、作者采用说故事的方式来改写美国历史和填补历史空白时,采用了把欧美故事中国化、中国故事欧美化的策略,从而使这些故事有了更深沉的寓意和魅力。《中国男人》一开始就讲述唐敖的故事。这一故事是对18世纪中国古典小说《镜花缘》的改写和转换。在这里,唐敖成了女儿国的俘虏,被野蛮地转变为一位东方臣妾,当唐敖第一次说话时,有个老妇人威胁说要把他的嘴巴缝起来,结果倒用针给他穿耳。这一故事暗喻了在美国社会中没有发言权的华人男子以及声音被关闭在美国历史外而不为人所闻的华人男女。唐敖的异域承受的苦刑则象征了中国男人在美国遭受的迫害。他们在美国受到的特殊种族歧视经常是对他们男子气概的侮辱。但这一故事还别有一层含义:通过让中国男人承受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所承受的苦刑,来抨击和质疑中国人把女性当成玩物的传统。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故事的结尾:“有些学者说,女儿国是在武后在位期间发现的,有些人说比那更早,是公元441年发现的,而那个地方就是北美。”这一独特的结尾等于对以上各种寓意的强化和巩固。

除了把中国故事转化成华裔美国寓言外,作者还把西方的一些经典故事写成中国传奇。在其中的一章里,作者大胆地改写了奥维德和乔塞书中的故事:曾祖父和其他中国劳工在夏威夷的甘蔗园里做工,白人老板命令他们在砍伐丛林时必须“沉默不言”。曾祖父因为说话而被罚了钱。为了吐露自己和多病的同胞们的暗哑之苦,曾祖父讲了一个故事:有位国王想要一个儿子,结果却生出了一个长着猫耳朵的儿子,国王感到不光彩,就命令国人保守这个秘密。最后还是自己憋不住了,竟对着地上的一个土坑将这个秘密喊了出来。后来,这个地方长出的草在风中低诉了这个秘密。中国工人们从这个故事中得到灵感,就在地上挖了一个张着大口的洞,并借助此洞向中国高声传达他们的盼望和挫折。这个大吼会一结束,中国工人们便把这个洞填了起来,期望这个秘密以后得到传播和公开。这个故事似乎是一个中国传奇,其实是来自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写的驴耳朵国王的故事。乔塞后来在自己的《坎城故事集》中将这一故事改写,将奥氏故事中透露这个秘密的理发师改成巴斯夫人,以暗示女人多话的积习难改。作者把这个人人皆知的西方故事改写成中国故事,为的是强调她自己的主题和策略,表现出很强的象征性:这些中国男人在美国无法结婚,以至生养不起下一代。她让这些男人们在洞口喊叫,一方面是让他们被压抑已久的性欲发泄出来,另一方面代表了一种对美国社会的抗议。作者还把这个洞描写为耳朵般的接受器:“他们在大地挖了一个耳朵,把他们的秘密告诉大地。”显然指控美国历史学家们对中国劳工的苦难和贡献听而不闻,迫使华人劳工们只好把这一秘密告诉大地。作者在故事的结尾这样说:“新的绿芽将长起来,当两年后甘蔗吐出金穗时,风将诉说什么故事。”暗示出中国劳工的秘必虽深埋于美国的土地,总有一天要出土。最后,这些秘密终于被身为曾孙女的作者揭示出来:“我的足迹远达夏威夷,而且听到这些曾祖的声音……我听到了这块土地的歌唱。”这一结论其实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义气味:乔塞的故事指出泄露秘密的是女人,指责女人长舌。而作者的故事让女人揭示出这一秘密,则是对女人的这一习惯作为美德颂扬,从而抨击了中国文化中认为保持沉默是女人的美德的这一观念。作者自己对这一意图说得很明白:“没有女的说故事,我就不可能得到其中的一些故事,许多关于男人的故事都是我从女人那儿听来的。”实际上,这一说词是在向女人致意,因为她们在作者的重建过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女性话语被作者拿来,填补了被美国正统历史学者遗漏的华裔美国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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