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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适应新常态的重要着力点 受国内外环境条件变化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进入了发展方式转变、发展动力转换的新时期。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有机结合顺势而为和主动作为，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更加主动地塑造外部发展环境，更加积极地拓展发展空间，构建全方位主动开放新格局。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向西开放，加强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与沿线国家务实合作，有利于优化我国对外开放格局、拓展开放合作空间、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有利于巩固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着力点。 加快“走出去”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一环。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引进来”大国向“走出去”大国转变的重要窗口期，2008～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12%，预计未来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累计将超过1.5万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加快“走出去”步伐，主动配置外部市场资源，构建以我国为主的全球分工体系，改变我国嵌入发达国家分工体系的不利局面，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2014年7月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式宣告成立，11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正式设立，与中巴经济走廊等相关的跨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扎实推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本输出将呈现规模快速扩张、形式更加多样、内涵不断丰富的发展态势，与此相关的资本输出安全问题也到了需要未雨绸缪的重要关口。如果我国对海外资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受到侵蚀，海外资产的正常运营和保值增值无法实现，境外工作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对外资本输出“不安全”，那么我们试图通过“走出去”达到的战略目的将无法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和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也将失去有力支撑。 我国资本对外输出的主要风险点 经济增长风险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海外资产的回报率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远未完成，能源资源储量丰富，劳动力供给充足，应当说经济发展潜力是巨大的。但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观念理念、体制机制、管理模式等因素，这些国家经济结构改革滞缓，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未来经济增长存在不确定性，是我国对外资本输出面临的一个风险点。 市场波动风险 对外投资和海外资产运营都涉及本外币交换问题，汇率剧烈波动是我国资本对外输出面临的一个重要风险点。未来国际储备货币间汇率关系、跨国资本流动、市场预期可能出现剧烈变化，进而导致人民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汇率关系大幅波动。 实践表明，恶性通货膨胀将对一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届时外来资本将难以实现正常运营和保值增值。就近年来的情况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胀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例如，2011～2013年，印度通胀率分别为9.5%、10.2%、9.5%，越南为18.7%、9.1%、6.6%。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大宗产品价格等因素，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现恶性通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这个风险点总体可控。但也要看到，我国对沿线国家的一些投资项目属于公益类，比如铁路、公路等，其产出价格往往弹性不足，而成本则对原材料价格十分敏感，因此不排除未来随着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涨，我国投资项目收益受到东道国高通胀侵蚀的可能性。 近年来，国际能源资源产品价格经历了大幅波动，作为长期性投资，未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资源投资的收益情况，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风险点的影响。 营商环境风险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处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相对而言，市场和法制不是很健全，在企业开办、施工许可、合同执行、信贷获取、投资者保护、市场退出等方面，与成熟投资地区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寻租、腐败等行为时有发生，政策和管理机制调整往往难于预期。不公开、不透明、不稳定的营商环境提高了交易成本和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我国对外资本输出的风险。 能源资源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重点。在这一领域，部分国家既不断提高投资准入门槛，又设置多种经营限制，包括东道国企业须拥有合资企业控股权、外国投资需要逐步转让持有股权、资源类产品必须经粗加工后才能出口等，还不时调整相关税收、收费、土地等政策。例如，蒙古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其各省有权随时将任何区域作为特殊用地进行征收保护。克服投资环境的不利影响，是确保我国能源资源对外投资安全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地缘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处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欧等地区，对国际政治、安全、能源格局有着重大影响，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区域。美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和“印太走廊”，欧盟推动“东部伙伴计划”，俄罗斯力推“欧亚联盟”，主要大国在伊朗、叙利亚、乌克兰等问题上激烈争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处在现代化建设阶段，国内经济转型、体制改革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容易引发政局动荡，甚至导致战争、内战等极端情况，给我国资本对外输出带来重大风险。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我国在利比亚投资的50个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多遭受了重大固定资产和原材料损失。 民族宗教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区，覆盖了世界三大宗教发源地。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加上极端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推波助澜，民族宗教冲突呈现经常化、复杂化、激烈化特征，部分国家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猖獗。这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输出面临的重要风险点。近两年，部分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油田和炼油厂被“伊斯兰国（ISIS）”等恐怖组织占领，其中不乏由我国投资建设和生产运营的，在非洲一些国家极端组织绑架中资公司工作人员的情况也不时出现。特别是国外恐怖主义组织和国内“三股势力”出现相互勾结趋势，使得我国对外投资面临的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化。 社会习俗风险 近年来，由于东道国劳工标准、信息披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与国内不同，民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不一致，工会、社团、社区和民间组织的管理运作方式存在差异，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受阻或蒙受损失的情况多次出现。例如，首钢1992年收购秘鲁铁矿后，多次遭遇当地工会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组织的罢工。相同的原因、相似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输出过程中。 把控“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风险的建议 加强资本对外输出保护的顶层设计 目前，美国、德国、日本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等都出台了保护对外投资的国内法律，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案》、韩国的《海外投资促进办法》等。建议加快推进对外投资保护的国内立法，以法律形式确立我国促进和保护资本对外输出的框架。按照既要有所作为又要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各项务实合作；从服务实际经济贸易发展需要出发，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等金融领域改革，为资本对外输出提供可持续的金融保障；鼓励“走出去”企业重视本地化经营，采取参与当地公益活动、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等措施增强当地民众对中国资本的认同。 构建资本对外输出风险预警与管理机制 建议逐步建立涵盖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风险预警与管理机制。动态跟踪东道国政治风险、贸易投资壁垒、行业投资信息等内容，定期发布国别风险报告；针对风险较大的地区，建立投资目标国负面清单，对列入清单国家实施警示或禁止进入等措施。建立由驻外使领馆、投资企业、行业协会、研究机构、政府管理部门共同组成的风险处置联动机制，研究成立专门管理协调机构负责该机制运转，实现风险处置“一门受理、全程服务”，有效保护我国海外资产和驻外工作人员安全。加强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监督和风险审核，建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风险问责机制。 建立健全对外投资保险制度 对外投资保险实质上是一种政府保险。德国《海外投资担保准则》规定，德国所有类型海外投资都可获得投资担保，险种包括东道国征用险、毁约险、战争险等。日本的对外投资保险制度不以双边签订投资协定为前提条件，是一种单边保险制度。建议参考国际成熟经验，尽快建立健全我国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在保险范围、保险金额、保费等方面，加大对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持力度。 推动与沿线国家签署投资协定 双边投资协定、自贸区框架下的投资协定、避免投资双重征税协定等具有国际法性质，对缔约国有较强的约束力。在沿线国家国内管理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这是维护我国资本对外输出安全的重要选择。建议把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结合起来，积极与沿线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推动已有自贸区升级，促进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回顾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日本的“黑字还流”可以发现，一国对外资本输出和其货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既要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更多渠道，又要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多便利和帮助企业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建议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中的使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若干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扩大与沿线国家货币互换规模。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 只有把互利共赢理念进一步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实现民心相通。建议把能源、资源、产业、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常态化、机制化、规模化为要求，创新机制，在旅游观光、文艺体育、教育医疗等领域，务实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我国有五大自治区，那里的少数民族与沿线国家居民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建议多发挥地方政府在人文交流中的作用，赋予地方政府更多对外合作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