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词体的类层和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03)03-0064-08
一、唐宋词体
在纷繁复杂的唐宋词的流变中，究竟有多少词人词作可堪称为词体的？刘扬忠先生曾归纳前人明确提出词体的大约有18种，连同未标明“某某体”而实效唐五代两宋某人某体者，则计31种之多：
玄真子（张志和）体 周紫芝《渔父词》六首题序：“罗叔共五色线中得玄真子渔父词，拟其体，仆亦漫拟作六首。”
白乐天体 辛弃疾《玉楼春》题序：“效白乐天体。”
花间体 辛弃疾《唐河传》题序：“效花间体。”又《河渎神》题序：“女城祠，效花间体。”元好问《江城子》题序：“效花间体咏海棠。”邵亨贞《河传》题序：“戏效花间体。”
南唐体 吕盛己《长相思》题序：“效南唐体。”
柳永体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称：“柳耆卿《乐章集》……浅近卑俗，自成一体。”另条又有“柳氏家法”之目。仇远《合欢带》题序：“效柳体。”
小晏（几道）体 周紫芝《鹧鸪天三首》题序：“予少时酷喜小晏词，故其所作，时有似其体制者，此三篇是也。”（木斋按：陈廷焯论小山四痴，其中一痴为：“论文自有体，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1](P3722)
东坡体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谓：“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体，韵制得七八。”按：“韵制”指风格体貌。元好问《鹧鸪天》题序：“效东坡体。”
山谷体 李吕《醉落魄》题序：“对景呻吟，因效山谷道人‘陶陶兀兀’之句，法其体。”
俳体 元好问《朝中措》题序：“效俳体。”
李易安体 侯置《眼儿媚》题序：“效易安体。”辛弃疾《丑奴儿近》题序：“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
朱希真体（又称樵歌体） 辛弃疾《念奴娇》题序：“赋雨岩，效朱希真体。”吴儆《葛山溪》题序：“效樵歌体。”按：《樵歌》为朱敦儒（希真）词集名。又，元好问《鹧鸪天》题序：“效朱希真体。”
吴蔡体 元好问《中州乐府》卷一称：“百年来，乐府推（蔡）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按：吴激（彦高）与蔡松年（伯坚）皆由北宋人金之词人，因而此“体”实宋人所创。
稼轩体 岳珂《桯史》卷二谓：“嘉泰癸亥岁，（刘）改之在中都，时辛稼轩弃疾帅越，闻其名，遣介招之。适以事不及行。作书归辂者。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戴复古《望江南》词：“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蒋捷《水龙吟》题序：“效稼轩体，招落梅之魂。”张野《沁园春》题序：“止酒效稼轩体。”
晦翁（朱熹）体 刘因《水调歌头》题序：“同诸公饮王丈利夫饮山亭，索赋长短句，效晦翁体。”
姜尧章体（又称白石体） 黄呏《阮郎归》题序：“效姜尧章体。”谭宣子《玲珑四犯》题序：“重过南楼，用白石体赋。”
介庵（赵彦端）体 辛弃疾《归朝欢》题序：“灵山齐庵菖蒲巷，皆长松茂林，独野樱花一株，山上盛开，照映可爱。不数日，风雨催败殆尽。意有感，因效介庵体为赋。”按：赵彦端自号介庵居士。
赵昌父体 辛弃疾《葛山溪》题序：“赵昌父赋一丘一壑，格律高古，因效其体。”按：赵蕃，字昌父。
玉林体 冯取洽《水调歌头》题序：“四月四日自广，用玉林韵兼效其体。”按：玉林，黄呏之号。
此外，南宋及金、元词人集中未标明“某某体”而实际效唐五代两宋某人某体者尚多。如宋末周密《效颦十解》有“拟花间体”、“拟稼轩”、“拟蒲江”（卢祖皋）、“拟梅溪”（史达祖）、“拟东泽”（张楫）、“拟花翁”（孙惟信）、“拟参晦”（未详）、“拟梅川”（施岳）等10首，则宋、金、元人称引过的唐宋词之“体”传至今者共达31种[2](P36)。
归纳了18种或是31种词体，何其伙矣！而且，还远不止这些，这还要看选者对于词体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和把握。由于前人所涉及到的词体带有偶然性，有些词人词体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影响，以后在历史的浪淘下，失去了其词史地位，甚至成为无名之辈；相反，有一些词人不但在当时有名，而现在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反倒没有被提及，这就需要重新发掘和命名，如本文将要论述的南渡体等。故有些被称为词体者，未必堪称词体，有些未被称为词体者，未必不是词体。
笔者认为，所谓词体，是指那些在词史流变中，呈现自己独特风格，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并且被其他词家效法者，才能称为具有了属于自己名号的词体。其主要特征有二：一是独特性，即迥然而异于他人之词；二是影响力，风格独到而又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自然会产生词史影响，引起他人仿效。拥有此二者特质的词人词作，堪称为词体，而那些不是以词人命名的词体，大多是词体作法，譬如后文论及的回文体、虞美人体等，都属于作法或是词牌之类的问题，不是本章讨论的词体。
单就古人提及到的词体，也远不止上述的这些，笔者试为补遗。譬如清人张德瀛的《词征》就涉及多种词体，兹选其9种摘录如下：
隐括体 词有隐括体。贺方回长于度曲，掇拾人所弃遗，少加隐括，皆为新奇。常言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后遂承用焉。米友人念奴娇，裁成渊明归去来词，晁无咎有填卢仝诗，盖即此体。（木斋按：隐括体盖出于东坡体，东坡首先大量用之，但作为分波余绪，张德瀛指出贺方回“长于度曲”而又能“皆为新奇”，并且，有着自己的隐括体理论主张，米友人、晁无咎等相似写作方式，堪称一体。）
福唐体 福唐体者，即独木桥体也。创自北宋，黄鲁直阮郎归用山字，辛稼轩柳梢青用难字，赵惜香瑞鹤仙用也字，均然……（清代词人）本效宋人。此亦如今体诗之辘辘格、壶卢格，乃偶然托兴者，必踵其辙，则为恶境矣。（木斋按：此体与上文之隐括体，均为作词方法，非词人风格所形成之体，然，亦有先例，如同前文所收入之“俳体”。）
回文体 回文有两种：有逐句回环者，晁次膺菩萨蛮是也。有通体回环者，吴礼之西江月是也。毛大可浣溪纱和任二王俌回环韵，以下一首回前，未详所本。（木斋按：回文体就词体句回而言，实自东坡始：“词有隐括体，有回文体。回文之就句回者，自东坡、晦庵始也。其通体回者，自义仍始也。”[1](P653)）
明清人仿顾
体 顾荷叶杯词，“春尽小庭花落。寂寞……知莫知，知莫知。”所赋九词，么皆作摩。自后仿其体者，明人有小词二阕，一叠催莫催三字，一叠干莫干三字，曹丘岳词叠留么留三字，毛大可词叠参么参三字。（木斋按：顾在《荷叶杯》词中因有“知莫知”的用法，后人遂仿作之。则顾在花间之外，另有一体。）
杏花天二体 紫霞翁云：“木笪人以歌杏花天得名，补教坊都管。”按：杏花天有二体，其一体与端正好同，一体与中好同。（木斋按：此则是词牌，是更为宽泛的词体概念。姑且收之。）
虞美人体 虞美人词五十六字者是正格。元何介夫有五十四字一体，词云：“三年奔走荒山道……”向来词谱均未载及此体[1](P4083)。（木斋按：此则为同一词牌的不同词谱，是更为宽泛的词体观念。）
应制体 万俟雅言、晁端礼在大晟府时，按月（乐）律进词。曾纯甫、张材甫词，亦多应制体。它如曹择可有荼蘼应制词，宋退翁有梅花应制词，康伯可有元夕应制词，与唐初沈、宋以诗相夸耀者相颉颃焉。风气之宗尚如此[1](P4153)。
醮词体 政和六年，徽宗赐方士林灵素号达灵先生，作上清宝籙宫，以便斋醮之事。帝又讽道籙院，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灵素乃托天神临降，造帝诰天书去篆，务以惑世欺众，自是道教日盛，遂有醮词一体矣[1](P4156)。
辛稼轩词用欧词格 辛嫁轩去年燕子来词，做欧阳永叔去年元夜时词格。蒋竹山招落梅魂，仿辛稼轩用骚经些字体也[1](P4161)。（木斋按：此处虽用“格”字，盖与“体”字无异，回避下文“些字体”之体。）
以今人之眼光视之，应制体、醮词体这一类直接服务的工具类词体似乎并无价值，但在当时，是一种风尚，应各堪称一体，如张德瀛所说：“风气之宗尚如此。”扣除虞美人、杏花天、回文、福唐4种作词方法之体，则张德瀛提供了5种新的词体：贺方回体、仿顾体、应制体、醮词体、欧词格等。
陈廷焯曾将唐宋词各家分体别派，例举14体：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则一。论其派别，大约温飞卿为一体（皇甫子奇、南唐二主附之），韦端己为一体（牛松卿附之），冯正中为一体（唐五代诸词人以暨北宋晏、欧、小山等附之），张子野为一体，秦淮海为一体（柳词高者附之），苏东坡为一体，贺方回为一体（毛泽民、晁具茨高者附之），周美成为一体（竹屋、草窗附之），辛稼轩为一体（张、陆、刘、蒋、陈、杜合者附之），姜白石为一体，史梅溪为一体，吴梦窗为一体，王碧山为一体（黄公度、陈西麓附之），张玉田为一体。其间惟飞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途同归。余则各树一帜，而皆不失其正。东坡、白石尤为矫矫[1](P3962)。
其中韦庄体、冯延巳体、秦少游体、贺方回体、周美成体、史梅溪体、吴梦窗体、王碧山体、张玉田体等9种词体，均在前文所列31种词体之外，扣除贺方回体已在张德瀛所论之中，则陈廷焯所列，提供了8种新的词体。由于陈廷焯与现代学者的词学词体观念已然非常接近，故其所论，皆具典型的词体意义。另，陈廷焯论小山、改之自成大家：“北宋之晏叔原，南宋之刘改之，一以韵胜，一以气盛，别于清真、白石外，自成大家。”[1](P3742)则南宋刘过，亦堪称一体，可称为刘过体。则陈廷焯所论，去其重，共计9种新的词体。
刘熙载在比较宋祁与张先之不同时，曾提出“瘦硬体”和“宋初体”两种不同的词体概念，这是更有价值的论述：“宋子京词是宋初体，张子野始创瘦硬之体，虽以佳句互相称美，其实趣尚不同。”[1](P3689)则宋祁代表的宋初词人的宋初体，张子野为开端的士大夫词的瘦硬体，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词体。如同陈廷焯论张子野：“张子野词，才不大而情有余，别于秦柳晏欧诸家，独开妙境，词坛中不可无此一家。”[1](P3722)
以上，张德瀛所论5种，陈廷焯所论9种，刘熙载所论两种，共计增添16种词体。应该说明，这些仍然还是不全面的，如同我们对于唐宋词的研究不能穷尽一样，对于唐宋词体的探寻，也是不能穷尽的。
二、词体的分类
前文所列，共计有34种词体之多。那么，此34种词体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诸体在唐宋词的流变长河中，各自占有什么样的位置，这是本节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直觉地感受到上列诸多词体的不平等，譬如介庵体、赵昌父体等早已不被现代的学者熟知，它们甚至不能与贺方回体并坐，而贺方回体又怎能与诸如美成体、稼轩体相提并论，甚至美成体、稼轩体之上，也许还有更高层次的范型。因此，在论述诸体的词体位置之前，不得不将纷繁复杂的词体，进行分层分类的理论性的阐述，否则，难以将这些不同层次，不同地位的词体进行界分。我认为，如果将词体作为最基本的单元的话，则词体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层，即：词体、种词体、亚范型词体、范型词体。
词体：作为唐宋词的最为基本的单元本来是由一个个词人组成，如同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组成一样。在众多词人词作中风格独特、具有创新意识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并被一些词人仿效的词人词作，我们称之为词体。词体是词人通过词作产生社会影响而形成词体文化社会的最基本单元，类似人类社会的家庭。
种词体：众多词体中的一些优秀的词体，占有着统治的地位，并以其为中心，向外辐射、散发影响，形成类似人类社会的部落或是亲族所形成的种姓，此一类等级的词体部落，可以称之为种词体。种词体由若干词体组成，譬如陈廷焯所说的“韦端己为一体，牛松卿附之”“贺方回为一体，毛泽民、晁具茨高者附之”，则韦端己体、贺方回体都是种词体。其他像太白体（作为种词体，含有张志和体、白乐天体）、南唐体（含有后主体和正中体等）、硬瘦体（含有张子野体、大晏体、小晏体、欧词格、半山体等）、山谷体（含有贺方回体）、少游体、南渡体（含有李纲体、张孝祥体等）、易安体（含有朱淑真体等）、梦窗体（含有碧山体等）等都是种词体。作为亚范型的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美成体、稼轩体、白石体等也都兼具种词体的地位。
亚范型词体：若干种词体共同构成亚范型词体。在家族之间，总有某一个家族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内，占有统治性的地位，形成王国，在种词体之间，也会有类似王国性质的词体，其地位仅仅次于拥有最高地位的词体范型，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亚范型词体。亚范型词体约有六种：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美成体、稼轩体、白石体。亚范型词体大多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种词体，譬如花间体可以涵纳太白体、花间体与南唐体这唐五代的三大种词体，因其中只有花间体拥有着统治地位，拥有将词体别为一家属性拓展的使命而拥有亚范型的词体地位。
范型词体：在亚范型词体中，其中只有一种占有主体地位，另一种则是从属地位。就实际情形而言，在六大亚范型词体中，只有柳永体、东坡体和白石体堪称范型词体，分别代表了三种词人：市井词人、诗人词人和职业词人，代表了三大词性：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职业的工艺化词。范型词体，其地位类似人类社会的朝代。其中柳永体是花间体亚范型的最终结果，或说是词体别为一家属性的最后完成，故柳永体可以涵盖花间体；东坡体是词体从诗体失位之后的复位，是由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变革的界碑，稼轩体以文为词是东坡以诗为词的后裔，故稼轩体虽然有自身相对独立的王国，终被涵盖于东坡体的朝代之内；清真体是柳、苏两体整合的产儿，是由柳、苏两体向白石体嬗变的中断，故白石体可以涵盖清真体。
现在，让我们使用这一分类理论，来判别前人的论断，并以唐五代的词体为例，进一步阐述这一构想。前文曾经提及，说陈廷焯的词体观念较为接近现代学术的词体意识，但这也仅仅是说较为接近，就其具体的划分来说，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探究。譬如他说：“大约温飞卿为一体（皇甫子奇、南唐二主附之），韦端己为一体（牛松卿附之），冯正中为一体（唐五代诸词人以暨北宋晏、欧、小山等附之）”，温飞卿一体、韦端己一体，这是对的，但将南唐二主依附于飞卿体，显然是含混不清的概念，说“秦淮海为一体”当然是对前人重要的补充，但将“柳词高者附之”，这就又是含混的说法，少游学柳，毋庸讳言，但这仅仅是诸体之间的联络而已，并不能因其联络而忽视其各自独立的存在。诸体之间，既个性分明、迥然而异地区别着，同时，又相互仿效、相互学习地紧密联络着。
诸体之间的效仿和勾连，形成词体家族的体系，就是种词体。譬如温飞卿体和韦端己体，各自为体，却同时拥有着共同属于花间体的属性，如同陈廷焯所论：韦庄（端己）“一变飞卿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1](P3779)。温、韦同属花间，但又各有自身特质；韦庄“一变飞卿面目”，却又“消息正自相通”。二而一，一而二，是不同层面、不同视角的不同角色。
以此类推，由两体或多体建构成的种词体，与其他相应层次的种词体之间，也同样具有既区别而又相通的关系。譬如花间体与南唐体之间就是如此。陈廷焯之所以将南唐二主依附于飞卿体，是因为他认为：“余尝谓后主之视飞卿，合而离者也。端己之视飞卿，离而合者也。”[1](P3779)无疑说明了花间体与南唐体之间的联络，但将这种联络看得过分重要，则会出现混淆两体之间的区别。陈廷焯之误，便在此处。花间与南唐以及秦与柳之间，都是如此。同此，陈廷焯有时会过于看重词体之间的区别，而忽视词体之间的共同属性，譬如他未能指出花间体、南唐体这类带有种词体性质的词体；也未能认识到在种词体中，往往有一种词体，或是一个词人，在其中占有独一无二、不可替代、领袖群伦的作用，譬如在温、韦共同建构的花间体中，虽然温、韦各有特质，分别代表了词体的不同属性，引导了词体不同的发展方向，标识了词体生命对立的两大基因，但是，它们毕竟共同存活在一个共同的生命之中，相互依赖，成犄角之势。其中，温为主帅，韦为辅助，故学人通常称花间体为“温花间”，这是渊源有自的。
三、唐五代词体的演进
最早的词体，也许可以上溯到早期文人词。其中大致有三体被前人所关注，除上文已见的玄真子体、白乐天体之外，还有太白体。刘熙载认为太白体可以涵盖梁陈诗所具有的词体性质：“梁武帝江南弄、陶宏景寒夜怨、陆琼饮酒乐、徐孝穆长相思，皆具词体，而堂庑未大。至太白菩萨蛮之繁情促节，忆秦娥之长吟远慕，遂使前此诸家，悉归环内。”[1](P3688)早期文人词究竟以谁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时代性的代表，我倒是倾向于以太白体涵盖之。传为太白所作的两首词作《忆秦娥》、《菩萨蛮》，是否为太白所作，倒并非重要的问题，因为，以太白体作为早期文人词的命名，并且作为整个词史萌生的发轫，它仅仅是个象征物。早期文人词，毕竟还是一种尝试，一种发端，标志了正统雅文化诗人向民间俗文化的亲和，标志了将阅读性的、诉诸视觉审美的诗体与诉诸听觉感官的具有音乐性质的词体破体结合的尝试。以太白为标志，就将太白之前的种种萌芽性质的词作尝试“悉归环内”，将与太白约略同时的词人词体涵盖于中，如唐玄宗词、玄真子体等，同时，辐射于白乐天体和刘禹锡的民歌体。作为太白本人的词体写作，反而不甚重要了。
如果说，太白体还仅仅是词体的雏形的话，温花间体则标志了词体真正意义上的诞生。词为艳科、诗庄词媚，“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词体的作为诗歌女性的种种特性，在温花间体中大本具备，故其影响力之辐射，非只花间，实为整个唐宋词，也如陈廷焯所论：“飞卿词，风流秀曼，实为五代两宋导其先路。”[1](P3719)韦庄体在花间体中，是作为温花间体的对立物存在着的。它体现了词体在从诗体母亲子宫中变体为词之后之于诗体母亲的遗传，是词体婴儿诞生之后的恋母情结，是士大夫戴着面具“男子而作闺音”之后士大夫男性本色的自然流露。因此，温体多妇人绮怨而韦体多自我情怀，温体多华丽而韦体多质朴，温体如“画屏金鹧鸪”，韦体如“画船听雨眠”，温体更多是对词体特质的建树，韦体则潜伏着词体回归诗体的因素。就具体而言，飞卿体的血缘后裔是柳体，韦体则与南唐体有着某种亲子关系。刘熙载说：“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绮怨。韦端己、冯正中诸家词，留连光景，惆怅自怜。”[1](P3698)正是此意。
当然，这也仅仅是从细微处着眼，若宏观而言，则温、韦二体，又可以共为一个种词体，即温花间体中可以涵纳韦庄体。花间体的共同对立物，是苏轼代表的士大夫词，是诗人之词。就词体而言，花间体为正体，诗人雅词体反而是词体中的变体。如同王士禛所说：“谓苏、黄、稼轩为词之变体，是也。谓温、韦为词之变体，非也。”[1](P673)
南唐体承花间体而下，但又是作为花间体的对立物存在着的，其所承续，主要是从韦庄体而来。南唐体中，主要由后主体和冯延已体组成。后主作词若“以血书者”，“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王国维语），是个人家国沉痛之特殊遭际的产物，因此，是词史流变中的偶然，若无此变故，则词史之变化，大致是冯延已体的风貌，典重而又不失词体的柔媚。词体发展到此，“堂庑渐大，感慨遂深”，拓展了词体的堂庑，深化了词体的内涵。将士大夫特别是士大夫精英填词而又不失风度的这一令他们困惑的难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因此，南唐二体之间，就成就而言，则后主体高于正中体，但就对于后世的直接影响来说，则正中体高于后主体。王国维说后主“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固然有它的道理，但从词史流变的角度来说，后主的这一变革，还仅仅是一次偶然的、个体化的尝试，可以视为后来者的先声，或者是一次预演，如同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后人称东坡词‘逸怀浩气’，‘指出向上一路’，后主实在乃是一位为之滥觞的人物。”[3](P118)真正由伶工之词一变为士大夫之词，这一使命是由东坡体最后实现的。因此，花间体才是整个唐五代词的亚范型，而南唐体仅仅是花间体的变体。
四、北宋词体的演进
北宋中前期的词体，具有界碑地位的，大约有四种：宋初体、柳永体、硬瘦体、东坡体。
约略而言，宋祁代表的宋初体是花间体的余绪，王渔洋曾指出宋祁之用花间词句，说：“红杏枝头春意闹”，“实本花间‘暖觉杏梢红’，特有青蓝冰水之妙耳”[1](P675)可以为之象征。宋初体实际上是花间体发展到北宋初期的自然状态，是士大夫精英写词而在没有进行诗体“破位”的宋初时期不甘与柳永同伍的某种状态；硬瘦体则是宋初体的继续，是以张先首创，晏殊中继，欧、王殿后的北宋中前期士大夫精英组成的词人集团所创制的词体。其所承传者，乃是花间中的韦庄体和南唐体中的冯延已体，前贤所论：“晏、欧词雅近正中，然貌全神离，所失甚远。盖正中意余于词，体用兼备，不当作艳词读。”[1](P3781)此论后半部分所论，盖由于未见晏欧词之非艳词也。“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1](P3689)，是也。
陈廷焯特别推许张先的词史变革地位，说：“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至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自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1](P3782)正是指出了张先代表的硬瘦体之承称启后，而又迥然特立的特殊性。
柳永体极为重要，词至柳永，词体之有别于诗体的属性全矣、备矣，并将词体俗的属性、艳科的属性推向了极致。柳永体的建构，标志了词体从诗体母体中脱胎、分离的最后完成，标志了词体将从自身属性的不断完善阶段，开始走向对于诗体复位的新的历程。陈说张子野“古今一大转移也”和“自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正是此意。柳永体自东坡体盛行之后，就其俗体意义而言，几乎在以后的宋词流变中消逝，直到金元曲子词才又重新获得生命。前人也曾指出山谷词为曲家滥觞：“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辨。惟故以生字俚语，侮弄世俗，若为金元曲家滥觞。”[1](P3691)则山谷词的这一特点，可以视为柳永俗词的后裔。但这并不等于柳词的地位不重要，恰恰相反，柳永体就其整体意义而言，拥有着范型词体的崇高地位，因为他对词体的完善与建构，以及他独特的人生态度、人生方式，是他体、他人所无可替代的。此外，柳永体在南宋词体中，其铺叙技艺等皆有传入：“南宋词近耆卿者多，近少游者少，少游疏而耆卿密也。”[1](P3697)
东坡体的本质，正是将上述那种大转移的正式揭幕，是词体经韦体、冯体、硬瘦体三个时期渐变之后的巨变。故称东坡词为豪放词，颇为片面，东坡体的本质是实现词体的诗体回归。东坡体既是创新，又是复古，如同前人所指出：“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1](P3690)
少游体在东坡体之后，却主要重新承续花间体和柳永体，而又能自出清新：“秦少游词得花间、尊前遗韵，却能自出清新。东坡词雄姿逸气，高轶古人，且称少游为词手。”[1](P3691)少游学柳，是众所周知的，但学界很少注意到，少游的“自出清新”，却是源出于东坡体，是对东坡体变俗为雅成果的继承和溶解。前人所说“契合长公者独深”[4](P10)，确是慧眼独具。所以，在词史地位上，少游体有着承前启后的地位，当属于种词体：“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后人动称秦、柳，柳之视秦，为之奴隶而不足者，何可相提并论哉。”[1](P3785)
笔者曾在拙作《唐宋词流变》[5]和有关论文中，提出唐宋词史的五个里程碑，其中在北宋时代，则以柳永、苏轼和周邦彦为三个里程碑，近读刘扬忠先生在作，也分明指出：“柳永、苏轼、周邦彦，是北宋词抒情艺术发展道路上的三个里程碑”[2](P279)，则我当引为同调。之所以给予清真体以亚范型的崇高地位，其原因大抵有三：首先是由于柳、苏、周代表了北宋的三个时代、三种文化：“北宋前期文官政治的确立、上层士大夫地位的优越稳定和这个阶层风雅娱乐活动的需要，决定了晏欧词派的产生。而同一时期与士大夫文化异质同趋的都市文化的高涨，以及伴随这种高涨而来的新兴市民阶层文化，审美意识的觉醒，使得柳永的新声俗调风靡四海……当晏欧一派的艺术规范已经过实而柳永俗词又不能见容于士大夫主流文化之际，作为士大夫改革派所发动的诗文革新运动在词坛的连锁反应，苏轼‘以诗为词’的言志派乃应运而生。但当时应歌合乐、独赏女音的时俗潮流已无可逆转，苏轼的新体新词显得十分不入时和孤立。而北宋晚期由于变法派的彻底变质和元祐党人的彻底失败，一代士人主体意识失落，情绪感伤低迷，歌台榭榭适足以作为精神的逋逃薮，于是，折中于柳派、苏派之间，恢复‘浅斟低唱’的审美主调和婉约含蓄的抒情‘正宗’的周邦彦词派乘时而兴了。”[2](P269)将三大词体产生并流行的时代原因，论述得鞭辟入里、丝丝入扣，故长段引述之。第二点，清真词是词体发展到北宋末期整合的产物，特别是对柳、苏两体的一次整合。美成取柳词之知音协律、慢词长调及其铺叙技艺，发展为以赋为词，取苏词之雅而拚却柳词之俗。苏轼之“提倡风雅”，在清真体中才得到向南宋的展延，柳词之慢词铺叙，经美成之化用方得以为士大夫广泛接受。第三点，在于清真体影响甚大，拥有一个词人群体，如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考述，大略有：徐伸（干臣）、田为（不伐）、姚公立、晁冲之（叔用）、江汉（朝宗）、万俟咏（雅言）、晁端礼（次膺）等，这仅仅是与美成生活时代接近的一批词人，至于美成对白石等南宋雅词的影响，对梦窗词体的直接开启，就更为丰富了。陈廷焯所论：“美成乐府，开阖动荡，独有千古。南宋白石、梅溪，皆祖清真，而能出入变化者。”[1](P2723)
五、南宋词体的演进
南宋词拥有两大亚范型词体，即稼轩体和白石体，其中白石体代表了南宋词的最后终结，可以列入与柳、苏鼎足而三的范型词体。
稼轩体是站立在南渡体和易安体这两大种词体的双足上，远绍东坡体建构起来的。
首先看南渡体。此体名称，是笔者根据两宋之际南渡时期的词坛情况自行命名的。（至少笔者目前没有看到古人有“南渡体”之称谓）所谓南渡体，应该由高宗时期的一些词人组成，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和家国之痛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其词人组成，或是中兴名臣，或是英雄豪杰，或是文官词人，或是隐逸词人等等，代表词人有岳飞、赵鼎、李纲、李光、胡铨，也含有张元干、张孝祥等，因其中任何一位词人，均不能成为这一词体的代表人物，故而，以南渡这一时期为词体名称。南渡体大多慷慨悲凉之作，是东坡体与稼轩体的重要纽带之一。
再看易安体。易安体是南渡体所修成的正果，是南渡时代词体自然发展的果实。南渡体慷慨悲凉，将东坡体中诗体回归的因素发展到极致，词体不但如诗体，而且更成为干预政治抒情言志的大纛干戚，则词体自身别是一家的种种特质，颇有丧失殆尽之虞。故易安论词，将前代词人一一判析，正是欲恢复词体的别是一家之特质。易安体是清真体之后的又一次词体整合，其《词论》其实也是柳、苏两体的整合。其基本论点之一，是主张词体重回“协音律”的词之本体，这正是柳词之特质，然柳词“词语尘下”，故张扬自张子野乃至苏东坡士大夫雅词的精神（虽然易安对东坡体不协音律多所指摘），而此一条线索，正是笔者前文所论之由南唐体、硬瘦体到东坡体的发展链条。前人所论：“李易安词，独辟门径，居然可观。其源自从淮海、大晟来，而铸语则多生造”[1](P3818)，沈谦所说的“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填词杂说》），张伯驹说易安词风“自南唐来”（《丛碧词话》），沈曾植说易安词“气度极类少游”（《菌阁琐谈》），就都可以理解了。同时，前文所论后主词的影响，在易安体中也就得到了传人。
有了南渡体、易安体的铺垫，则稼轩体集其大成，远绍东坡，自成一体，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稼轩体，就近而言，是南渡体、易安体的小型整合的产物，稼轩体有南渡体的慷慨悲凉而兼易安体的柔媚、自然，范开指出稼轩体“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此又披词之所无，而公（稼轩）词之所独也”（《稼轩词序》），这种清丽妩媚，正是直接对于易安体的承受所得；就远而言，则是东坡体与美成体大的整合，特别是东坡体发展的最终结果。稼轩体结束了一个时代：东坡体的本质是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到了辛弃疾的手中，由以诗为词而为以文为词，将其发展到极致，也就意味着此一条线索的完成。稼轩体对于他生前身后，都有着极大的影响，有如前人所说：“南宋诸家鲜不为稼轩牢笼者。”（《海绡说词》）与稼轩约略同时的陈亮、刘过、韩元吉、陆游，以及南宋中后期的杨炎正、黄机、岳珂、戴复古、刘辰翁、刘克庄等，都无不在稼轩体牢笼之下，其中刘过、陆游、刘克庄等具有分派立体的位置，每个词体之下，又都有一些追随者。
不仅如此，稼轩体还直接开启着白石体代表的一个新的时代，如陈廷焯所说：“为词坛第一开辟手”（《云韶集》卷二语），而且如同前人所指出，辛、姜气味相通：“张玉田盛称白石，而不甚许稼轩……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阕，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何后人过分门户耶。”[1](P3693)当然，白石虽然在某些方面出于稼轩，而辛、姜却绝非一体，这是十分清楚的事实。
白石体之渐次取代稼轩体，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方面的变化，随着南宋朝廷北伐的失利，南渡时期的慷慨悲凉的时代气氛，已经逐渐冷落，代之以偏安享乐的陶然一醉，辛稼轩痛感的“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贺新郎》），确实是时风嬗变的象征。与此相应，在词体方面，稼轩体追随者们的“粗豪”弊端也不时呈露，词体内在方面也需要着向自花间体到清真体一条线索的回复，这种词体要求与时代复雅的审美思潮融会，于是，“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而清刚，变驰骤而为疏荡”（周密：《宋四家词论目录序论》），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复雅之雅，不是辛稼轩“雄深雅健”之雅，也不是苏东坡“提倡风雅”之雅，甚至不是周邦彦之雅，如同张炎所批评周邦彦的：“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因为清真词“失之软媚”“意趣并不高远”，而“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闲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张炎：《词源》）。白石体则：“不惟清空，又且骚雅。”白石体的“骚雅”、“雅正”，是词体在经历唐宋词数百年的震荡洗涤过滤之后的产物，它基本过滤了以诗为词的将词体作为书写个人胸襟怀抱的因素，过滤了词为艳科的俗体属性，而融会了江西诗派作诗的种种法则和诗体观念，在另一个层面上以诗入词。更为重要的，白石体的词人主体，由士大夫沦落为那些做不成士大夫的士人，或是由士大夫精英而变为下层士人的词人组成，这些下层士人，有相当的一些是以作词作为谋生的手段的，这就极大地改变了词体的属性。
白石体是唐宋词体的最后的一大变化，白石之后，譬如堪为种词体的梦窗体等，无不在白石体的牢宠之中。前人所说的：“评玉田词者，谓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有姜白石意。今观张王两家，情韵极为相近”[1](P3696)，“白石词，如白云在空，随风变灭，独有千古。同时史达祖、高观国两家，直欲与白石并驱，然终让一步。他如张楫、吴文英、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平、王沂孙诸家，各极其盛，然未有出白石之范围者。惟玉田词，风流疏快，视白石稍逊，当与梅溪、竹屋，并峙千古”[1](P3724)，基本都是正确的。而说“词法莫密于清真，词理莫深于少游，词笔莫超于白石，词品莫高于碧山。皆圣于词者。而少游时有俚语，清真、白石，间亦不免。至碧山乃一归雅正”[1](P3814)，则是源流混淆，词至碧山，词体的河流已经被过滤为纯净水，则词体河流的源头也就枯竭了。倒是南宋亡国之际的一些词作，在白石之彀外，如前人所说：“文文山词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不知者以为变声，其实乃变之正也”[1](P3696)，可以称之为文山体。但文山体已经是唐宋词体流变的一个短暂的尾声了。
如果说，词体自唐五代发轫以来，发展到北宋末期，经过清真词体的整合，作为从诗歌母体分离出来的词体，已经大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南宋能够开拓的领域已经十分局促了。所以，从数量上来说，北宋词人、词作都远远不及南宋，但就优秀的词人、词作来说，则北宋又远远多于南宋。其中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北宋词是在天然状态下的自然发展，南宋词则日益走向人工化、工艺化，北宋词多是词人情感的自然倾泻，南宋词则多是为文设情，趋向于唯美。如同前人所说：“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细亦阔，用精亦混。南宋词只是调转过来。”[1](P3696)就词体范型而言，北宋则由柳、苏双峰并峙，构成词体的两大基本范型，南宋则只能选出一种词体来作为这种基本范型的补充，那就是姜夔的白石体，以其职业化的人生方式和工艺化词体范型，与柳、苏鼎足而三。
收稿日期：2002-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