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关系的形成与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创新论文,企业规模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技术创新和企业规模的关系是创新研究领域中极有争议性的问题，以“熊彼特假设”(Schumpeter’s hypothesis，1942)[1]为代表的线性关系观点和以倒U关系为代表的非线性关系观点都是争议的焦点。以大企业研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对技术创新的绝对作用为依据，“熊彼特假设”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技术创新”，这一观点得到了Galbraith(1952)[2]和Villard(1958)[2]等人的支持，然而大量实证检验的文献都得到了否定的研究结论：Worley(1961)和Mansfield(1968)[4,5]等只在个别行业发现满足“熊彼特假设”，Hamberg(1966)、Comanor(1985)等的实证研究只得到了一种并不显著的线性关系[6，7]而Jaffe(1988)则得到了小企业比大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创新效率这一完全相反的研究结论[8]。
Scherer(1965)和Markham(1965)等学者认为对“熊彼特假设”结论的争议只是表面问题[9-10]，事实上，“熊彼特假设”对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的线性关系认识才是问题的根本。通过回归多项式，Scherer提出了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符合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倒U关系认为技术创新并不总是随企业规模扩张而增强，事实上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大企业的官僚体制和垄断力量都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时才满足“熊彼特假设”的关系，而负效应大于正效应时则得到相反结论。
Soete(1979)和Kamien & Schwartz(1982)等学者认为倒U关系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并且倒U关系还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熊彼特假设”出现的争议[11-12]。然而倒U关系仍然受到很多质疑，首先作为否认“熊彼特假设”的理由，小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以及在技术创新中发挥的作用并没有在倒U关系中等到合理的解释；其次，尽管大企业和小企业都不是技术创新的唯一来源，但企业规模两极具有更高的技术创新效率(Acs & Audretsch，1991)[13]，在新经济条件下某些高科技企业给出了极端的例子，小企业在产品创新成功之后，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为大型企业并且技术创新依然强劲，微软、SONY、苹果电脑都属于这类企业，“熊彼特假设”的线性关系似乎在新经济条件下得以回归。
无论是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线性关系还是非线性关系本身都具有很多质疑，并且这两种关系也一直作为否定彼此的依据而对立起来。本文则拟从将二者统一起来的视角出发，分析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形成机制以及线性与非线性之间的转换特征，试图以此解答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现有理论中的质疑。
二、倒U关系的线性分拆
(一)线性分拆的依据：定向性技术创新与非定向性技术创新
倒U关系是将技术创新按照投入资金或专利产出进行量化后得到的统计分析结果，因此没有考虑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差异性。事实上，大企业和小企业往往从事着同自身相对应的技术创新，从技术生命周期角度而言，小企业因密集而低廉的实践成本以及高市场敏感度等优点往往是技术突变以及产品创新的重要来源，当突破性技术经历了技术动荡并出现主流设计之后，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产品质量为核心的工艺创新就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是此时对企业的研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要求很高，所以大企业通常是工艺创新的主要来源(Utterback，1994)[14]。再从组织角度而言，突破性技术的获得首先要求破坏原有的组织规则(Christensen，1997)[15]，而巨大的研发投入必须依赖稳定的组织结构配置创新资源，小企业能够实现低成本地建立新的组织规则以适应市场，而大企业具有大量复杂的管理性事务必须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突破现有组织规则需要克服各部门联动的组织惯性，具有很大难度。
当然，突破性技术并非只出现于小企业，大企业进行多角化研发也能取得突破性技术创新，而小企业之间的合作联盟也可以从事工艺创新，因此突破性创新、延续性创新、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并不是小企业和大企业技术创新的分类依据，事实上是小企业和大企业创新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不同规模企业更容易产生某种类型的技术创新。我们认为，区分二者技术创新方式的依据在于技术创新来源的可预测性，即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往往是随机的，是发明创造同市场需求的“一拍即合”，因此具有市场偶然性，市场决定的技术范式具有不可预测性；而大企业遵循着特定的技术范式，通常具有明确的技术研发目标，是一种以技术创新创造市场的能动性，相对来讲具有可预测性。可预测性决定了技术创新的方向，因此我们定义小企业技术创新为非定向性技术创新，而大企业的技术创新为定向性技术创新。
突破原有技术范式是小企业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重要特征。非定向性技术创新来源于对市场需求快速变化的满足，因为市场上顾客的需求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还包含很多非理性的因素，满足这样的需求常常表现为一种不可预测性和冒险性，这种创新产品有可能引发既有主流产品的消亡，从而开辟了新的市场空间。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突破性就在于对原有技术范式下技术瓶颈的突破以及对新技术使用成本的突破，这种突破是以市场为主的，大量企业所提供的非定向性技术创新方案受到市场的选择，而基于顾客需求的市场选择具有明显的不可预测性。
锁定原有技术轨道是大企业定向性技术创新的重要特征。定向性技术创新来源于企业组织自身强大的支持，在确定了主流产品之后，以降低成本和完善功能为目的的工艺创新随即成为企业竞争的支点，工艺创新由于处于既定的技术范式之内，技术创新的目的性非常明确，研发成果具有可预测性，因此尤其需要企业集中力量进行研发投入，对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和组织能力要求也较高。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收益递增机制会促使新技术进一步流行并呈现前后连贯、相互依赖的特征，从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竞争技术所替代，即出现了锁定效应。锁定效应使得技术发展出现了路径依赖，在排除不确定性的同时只有不断自我强化、不断完善，依靠自身力量维护现有技术范式并迅速占领市场谋求垄断，才能够同更优的技术范式竞争。
基于对技术创新定向性与非定向性的定义，我们得到了企业规模与定向性技术创新和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两个基本的线性关系，这样就将技术创新按照新的标准区分开来，从而避免混淆两种技术创新对于企业规模的影响的不同趋势。
(二)关系假设：倒U关系线性分拆的内在机理
当技术创新以企业规模特征区分为定向性技术创新和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后，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实际上也被区分为企业规模与定向性技术创新和企业规模与非定向性技术创新两种关系。事实上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本质上反映的是与企业规模相适应的企业内外环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Tushman，1997)[16]，而与企业规模相适应的企业内外环境变量只是通过企业规模这一变量获得量化，因此还原与企业规模相适应的企业内外环境对不同性质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才能从根本上解答倒U关系线性分拆的内在机理，即与小企业相适应的企业内外环境如何促进非定向性技术创新而排斥定向性创新，而与大企业相适应的企业内外环境如何促进定向性技术创新而抑制非定向性技术创新。
Tushman(1997)认为组织特征和市场力量共同构成了企业环境，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企业内外环境是相互作用的。组织特征与市场力量通常内涵于企业规模之中，因此技术创新同企业内外环境的相互作用就表现为技术创新同企业规模的相互作用。而要深入分析有关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形成机制，就需要在不同的企业规模条件下具体分析组织特征与市场力量对企业选择技术创新方式所发挥的作用。
1.关于组织特征的线性关系假设 一般认为，组织惯性将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逐渐增强。这是因为大企业无论在组织资源、组织结构还是组织文化上都存在一种“组织惯性”，这种惯性依托丰富的企业资源能够在一般性的外部环境变化时不会引起组织变革(Levinthal，1990)[17]，能够形成群体非正式规范、价值观念、群体意识以服务于组织的共同期望，而这种共同期望往往就是“成熟”组织中的惯性思维(Mani S.，1999)[18]。组织惯性会随着规模的增长不断强化，企业会更加强调可预见性、正式的角色和控制系统，企业行为变得更为可预见、僵化和死板，因此组织变化的可能性往往会随着规模的增大而降低。
与组织惯性相反，小企业的组织特征在于高度的灵活性。这种组织灵活性使得小企业的决策过程效率高，技术开发人员之间以及与管理层配合灵活，这种组织氛围能够激发技术人员的开发潜能并鼓励独特的创新(Scherer.F.M，1990)[19]，此外小企业的组织灵活性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创新风险，中小企业往往是最新技术向产业转化的尝试者，由于初始的研发力量并不均衡，突破性的新技术往往脱离原有技术范式成为新产业的先驱(池仁勇，2002)[20]，Christensen(1997)列举了大量小企业获得突破性技术创新抢占先机的例子，这种突破性技术很多与企业原来的技术差别很大，常常开创了新的市场和新的技术范式，在这种确定性很小的技术创新面前，大企业与小企业具有平等的竞争机会。
我们将组织惯性(与组织灵活性反向对应)作为最显著的组织特征，并由此提出假设，即组织惯性与定向性技术创新正相关，而组织灵活性与非定向性技术创新正相关。
2.关于市场力量的线性关系假设 市场力量主要是指企业对市场的影响力，具体包括满足消费者的能力、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能力以及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Rosenberg，1976)[21]。这种影响力与行业集中度密切相关，行业内企业的数目越少，企业的行为对行业产生影响就越大，因而技术更新的快慢在高集中度的产业内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就越大(Phlips，1971)[22]。Lee(2005)的研究更加深入，他认为市场力量与产业R&D强度的关系取决于产业R&D的专用性程度。当产业R&D专用性程度较低时，高集中度的产业结构对产业R&D强度有显著的正效用，显然根据定义定向性技术创新的R&D投入具有更高的专用性程度[23]。
高市场集中度并非对所有企业的技术创新都有利，Koeller(1995)[24]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集中度对小企业创新数量有显著的负影响，对大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不显著，他认为小企业更趋向于在竞争性的环境中从事创新活动。Shrieves(1978)[25]认为竞争越激烈、技术更新越快的行业创新模仿率就越高，而小企业是从事模仿创新主体，这是因为出于对市场竞争压力的生存适应性，小企业致力于快速推出适应市场需要的创新产品并申请专利，而对需要进行大量R&D投入的工艺创新参与有限。Gayle(2001)[26]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专利中包括了许多很不重要的创新，而竞争市场中的小企业往往以不重要的创新来申请专利，他采用专利被引用的次数来反映创新的重要性，结果发现企业市场份额和企业规模对专利引用次数有显著正影响。这些特征说明了竞争的市场环境更有利于非定向性技术创新。
我们将垄断程度(与竞争程度反向对应)作为最显著的市场力量特征，并由此提出假设，即垄断程度与定向性技术创新正相关，而竞争程度与非定向性技术创新负相关。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建立了企业规模-定向性技术创新线性关系和企业规模-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三、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性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
我们采用中国1991-2005年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验证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倒U关系以及分拆趋势后的两组线性化关系。首先对变量进行定义和标记，如表1所示。
依照已有文献的通行做法(Scherer，1965；Bound，1984[27]；Gayle，2001)并考虑到采用投入法衡量我国工业技术创新情况在数据获得上的困难，我们采用产出法，即专利特征来定义技术创新变量。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种，其中外观设计专利是非技术性专利，因此可以忽略，发明专利最具技术特性，而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这种新的技术方案能够在生产上制造出具有使用价值和实际用途的产品，但多为简单设计和小发明，技术含量不高。除此之外，无论哪种专利其来源都有职务专利和非职务专利之分，对于技术创新而言，由于无法判断非职务专利产生过程的独立性，出于指标选取的慎重性，采用获准职务专利数(发明及实用新型)来表示，尽管会有所降低企业规模对专利真实效应的强度但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剔除企业专利的外溢效应；根据前面我们对定向性技术创新和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分析，我们以工业企业职务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与工业企业数量的比值作为因变量来衡量定向性技术创新强度，考虑到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市场驱动特征以及非定向性技术创新演进的不可预测性，我们从技术交易的角度定义技术创新的非定向性，认为技术开发型合同中被转让的技术往往是企业核心技术范式之外的技术创新，因此不具备可预测性，可以用技术转让交易数量与技术开发合同之间交易数量的比值代表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强度；企业规模指标我们采用销售收入①与工业企业数量的比值，国有企业规模采用国有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国有工业企业数量的比值，非国有企业规模采用非国有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非国有工业企业数量的比值。单独提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是因为国有企业无论从组织资源、组织文化还是组织结构来讲，都是组织惯性最明显的代表，因此我们经验性的假设考察国有企业的企业规模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能够内涵组织惯性因素，而非国有企业则作为对比量提出，反映组织惯性之外的因素，这里经验性认为是企业治理结构；按产值算大型工业企业的集中度代表大企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在市场上的垄断程度，用大型工业企业产值与全部工业企业产值的比值计算；开放度代表参与国际贸易的强度，与经济外向型程度，用进出口额与GDP的比值计算；政府开支比例代表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市场参与能力，用政府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计算；工业经济活动人均GDP则反应了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经济活动能力，用GDP与工业经济活动人数的比值表示。
我们首先建立验证技术创新和企业规模倒U关系的基本非线性计量模型，然后根据前面的分析再建立以定向性技术创新和非定向性技术创新为被解释变量的线性方程，模型如下：
(二)估计结果及分析
由于面板数据常常会出现截面异方差问题，我们用White异方差一致协方差矩阵计算系数的标准差，以使OLS的估计结果更可靠。对模型(1)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以及对模型(2)和(3)进行分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线性模型应用逐步回归分析本身能够避免多重共线的问题，同时D-W检验的值分别为1.785031、2.030和1.763，基本可以判断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因此回归结果可以认为是有效的。表2的回归结果很好地支持了我们先前的假设，对模型(1)的回归显示企业规模(SIZE)变量前的系数为正，而SIZE[2]的系数为负，并且在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这说明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倒U关系同样存在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政府开支比例(GOVC)在5％的水平下也是显著的；对模型(2)和模型(3)的分步回归在经验上肯定了技术创新的定向性与非定向性同企业规模关系的不同变化趋势，对模型(2)分步回归得到的3个模型中，国有企业规模(SSIZE)都具有1％水平下的显著性，即定向性技术创新与国有企业规模呈线性递增关系，其次是开放度(OPEN)在5％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工业经济活动人均GDP(GPER)则在10％水平下具有显著性。模型(3)回归结果显示按产值算大型工业企业集中度(VMAR)在1％的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即非定向性技术创新与大型工业企业集中度呈线性递减关系。
对模型(1)的回归分析主要是验证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原有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对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分析则主要验证了对倒U模型线性分拆和中介变量的假设：第一，我们得到了两个线性模型，并且企业规模，尤其是国有企业规模与定向性技术创新具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而对于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则与企业规模、国有企业规模呈负相关，尤其与大企业的集中度呈非常强的负相关。第二，中介效应突出。回归模型清楚的将国有企业规模(包含组织惯性)与定向性技术创新，包含市场力量的企业规模与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线性关系表示出来。我们之所以选择国有企业规模和非国有企业规模作为对比自变量，主要是考虑到国有企业在组织特征上具有更大的组织惯性(黄泰岩，1998；严若森，2005；黄速建，余菁，2006)[28-30]，更大的组织惯性会更加支持技术创新的定向性，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无论是对垄断程度和定向性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还是对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负向作用都很微弱。周黎安、罗凯(2005)认为这主要是国有企业同非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造成的[31]。本文支持这种观点，非国有企业的现代公司制度更加重视企业成长的市场导向，这使得企业既要考虑垄断带来的熊彼特租金，又要考虑技术范式的颠覆性风险，处于市场和企业之间是大企业和小企业都关注的事情。大企业给予其子公司更多的自主权，有些子公司已经接近传统的小企业。而小企业组成紧密联系的虚拟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又很像传统的一体化大企业，企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所以非国有企业同因变量表现出了相对较弱的相关性。周黎安和罗凯的实证模型结论还表明，非国有企业每增加一人就可带来每万人5.3项创新，而国有企业规模每增加一人则会导致每万人0.21项创新的减少。然而他们并没有区分技术创新的类型，按绝对数来讲，如果国有企业规模扩大会带来所有创新的减少，从我们的结论看则主要是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减少量快于定向性技术创新的增加量所致，因此我们认为国有大企业的组织惯性对于有方向的科研攻关、顺轨技术创新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这些结论与我们先前的中介变量假设基本吻合。
四、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不能简单地认为企业规模与定向性技术创新正相关与非定向性技术创新负相关，如果这一命题成立，那么即使对于重新区分后的技术创新而言，企业规模与定向性技术创新的正相关趋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企业规模与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负相关趋势，最终将得到“熊彼特假设”式的结论，即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张非定向性技术创新趋于零，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就是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线性关系。
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倒U关系的形成除了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的两种对立的趋势外，重要的原因是企业环境对定向性技术创新和非定向性技术创新施加不同的驱动力量，即定向性技术创新主要源于企业组织自身强大的支持，其主要特征是对技术创新具有锁定效应；非定向性技术创新主要源于对市场需求快速变化的满足，其主要特征是对原有技术范式下技术瓶颈的突破以及对新技术使用成本的突破，因此大企业的组织惯性能够很好的支持定向性技术创新，而小企业以市场驱动竞争更有利于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成功。
从实证结论来看，作为企业规模变量同组织惯性中介变量结合体的国有企业规模与定向性技术创新呈显著的正相关，作为企业规模变量同市场竞争程度中介变量结合体的大企业集中度与非定向性技术创新则呈显著的负相关。这一结果说明，开放的国际竞争环境与相对刚性的组织惯性，非常有利于大企业的定向性技术创新，而大企业集中度越高的行业非定向性技术创新越匮乏，不利于小企业的发展。因此，发展跨国大企业集团，扩大企业规模仍是当前国有大企业的发展战略之一，而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恰恰是大企业发展后劲的重要保障。
此外，其他一些变量在回归分析中的显著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影响我国技术创新的特殊因素。在模型(1)中政府开支比例反映了目前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政府财政投入一方面会直接拉动GDP，一方面也会通过改善技术创新环境，促进企业的辅助创新活动，从而间接的、长远的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在模型(2)中开放度和工业经济活动人均GDP分别在5％和10％水平下显著，开放度间接反映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程度，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开放度越大越有利于定向性技术创新，这一结论正好可以解释新经济下的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信息技术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大企业利用先进的技术、资本占领国外市场，我国企业要同国外大企业对抗，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是关键，而往往国外已经有了成型的技术范式，这时在关键工艺上的技术创新、技术攻坚则属于定向性技术创新范畴，自主研发也内在的要求企业壮大规模以保证研发投入，经过重组和改制后的大型国有企业将是自主研发的重要力量。经济活动人均GDP主要反映了工业的发达程度，工业越是先进就越重视技术创新，投入的资金和智力资本等创新要素也越能够满足企业创新需求，并且经济活动人均GDP高的企业或区域往往也具有用来分摊研发成本的核心客户群和目标市场容量，这些也都符合大型国有企业的特征。
注释：
①已有文献中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企业雇员数量、总资产和销售收入3种，尽管以企业雇员数量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具有简单、明了和国际可比性等优点，但是考虑到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雇员数“接班”、“在册不在岗”等特殊现象，因此采用企业雇员数指标效果不好。此外，总资产在数据来源上有一定困难，企业的非固定资产难以全面统计。所以采用销售收入作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采用这一指标既能够客观反映企业的经营规模和市场竞争能力，又是我国现行统计指标中数据比较完整的指标，容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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