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明君御官之道及其启示*
——以唐太宗道德实用主义为例
郑文宝
摘 要 当代功利性的单位管理方式和传统习俗中糟粕在社会上的遗存导致许多单位世道人心涣散，风气不正。古代明君唐太宗在创造历史典范的同时，给我们留下了收拾世道人心的宝贵遗产。有别于当代选官时的“能力导向”，唐太宗更加看重的是德性，当代用官是高标准且严加戒备的，而唐太宗却是不加戒备和接地气的信任，这些都为今天世道人心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反思。
关键词 世道人心 当代社会 古代明君 道德实用主义
在单位组织的治理过程中，当代社会更多人会偏好于制度管理，但是有别于西方的法理型社会，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情感型的社会，单位的正气、怨气、戾气、邪气、瘴气等世道人心问题，更能直接影响这一单位的工作效能。因此，单位以光明正义、和善有效、团结共享等为特征的世道人心状况，更能体现单位的工作效能和管理生态，任何单位在制度规范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单位世道人心的建设，而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以德治见长的，我们应该“用‘温情和敬意’对待中国已有的历史和文化”①，发现、挖掘传统社会明君治吏经典，会为今天各单位世道人心建设提供诸多良好启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明君众多，留世案例也举不胜举，而唐太宗李世民与属下群臣的良性互动是历史上一道靓丽风景，更具典型代表意义，管窥其明君治吏举措，对比当今各单位的管理机制和制度建设法则，便能感悟出更多当代世道人心建设的良方益措。
在被调研的163位对象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分别为63.2%和36.8%。城镇人口略高于农村人口，分别为56.4%和43.6%。年龄主要集中在23～44岁之间，约占总数的67.5%。月收入主要在10 000元以下，约占95.1%。受教育程度大部分集中在大学本科/大专和高中，分别占到62.6%和26.4%。被调研者每年平均参团出游次数主要为1次，约占74.2%。他们中有约31.3%的人是企事业单位的普通职员。
一、选官方面的“能力导向”与“德性至上”
组织是由人构成的，组织人造就了单位的内部环境，不同的人员构成塑造着不同的世道人心类型和风格。因此，单位在选人之初，实际上便是蕴含着这个单位后来的世道人心基本样态和走向。
当代社会的公务人员选拔，为了规避人情世故的偏颇，基本采取公开考试的方式进行，以彰显客观、公正的选人、用人理念。这种考试选才选官模式的确规避了人情世故的负面效应，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考试选人无论是笔试环节还是结构化的面试环节，既然是考试就都有所谓的“准备”，既然是“准备”就不可能在考试环节中流露出应考人员本身固有但却有悖考试要求的本质，但是录用后的为官施政环节就再也不用“准备”了，考试中被“准备”遮掩的部分也便会自然地渗透到为官施政中了，这是考试选人这种模式所避免不了的弊端。
众所周知，唐太宗时期也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采用的考试制度是科举制。唐太宗认为，“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②，所以在选官上继续推延、深化始于隋的科举制。因为科举也是一种考试，所以也是让考生充分的“准备”，但是唐太宗时期常设科举科目虽然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多种，却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明经顾名思义是明习经学之义，而儒家经学自然是崇尚遵德守礼的，是反对技巧性偏重的“准备”的，它的“准备”是对经义典籍的准备，是对儒家义理熟练程度和理解深度的准备，而不是带有欺骗性质的有遮掩和技巧性的准备；而进士科则侧重策问，也就是对时事和政治的个人看法和观点，这个有点类似今天公务员考试的“申论”一科，只是唐太宗期间的进士科考试内容更为具体，比如贞观八年（634年）加试经史后，规定进士出题内容必须从指定的《史记》或者儒家经义等书籍中出，即唐太宗期间的进士考题的针对性非常强，是针对具体事件的政论题目，而不像今天的申论题目皆为泛述性质，从具体事件阐述中更容易管窥答题者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倾向。
由此可见，唐太宗期间的科考取士，无论是明经还是进士，都是以儒家经义的道德理念为准绳的。换言之，唐太宗悬科取士取的是“德行、学识为本”③之士，即唐太宗通过科举这种考试形式选拔偏重的是“道德”高尚的人，而不是单一取向“能力”高超的人。唐太宗的选人标准核心要件不是所谓的为官施政之“能力”，而是为官者的品行，“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④
更为可贵的是，唐太宗还比较尖锐地指出了选官考试时只考言词刀笔的弊端：“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⑤唐太宗在这里指出，择官只注重言词刀笔不注重道德品行，数年后有些官员的劣迹就会逐渐显现出来，虽然会有刑罚约束，但是百姓却已遭受伤害。所以，唐太宗选官一是通过考核道德认知内容的科举保证选官的客观性，同时也接受察举推荐的品优人才以保证选官的正确性——唐太宗时期科举并不是唯一的选官路径，即唐太宗虽然也悬科取士但是却尽力规避考试过程中的言词刀笔之功利的不足。
对比今日公务人员选拔的笔试之刀笔、面试之言词，唐太宗对于官员选拔的认知显得更为深刻——虽然唐太宗期间取士方案有着诸多历史性缺陷，虽然今日的公务人员选取考核制度有着诸多良处——当代社会公务人员选拔笔试环节考核的是“行政能力测验”、面试环节考核的是“申论（即论述、说明）能力”，其重点都是在考核为官施政能力，虽然要求不能偏离国家的行政伦理方向，但是不得不承认道德考核并不是真正的重点。这样就极容易出现唐太宗所担心的“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⑥，而古代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历代统治者却“都十分重视对官员道德培养和教育，规定了具体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⑦。
世无完人，这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规律，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是当这个话题延伸到当代政治领域时，人们往往讳莫如深——我们对官员的要求是接近完美的。或许因为公务人员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我国各级主管部门对于各级官员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严格要求不能说其不正确，严格体现的是我党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负责。但是道德要求如果过高，高出了道德主体的承受程度，就会对道德主体造成反向的道德倾斜，就会出现虚假的道德行为，进而会影响为官施政的整体性效果，这也是当代许多官员“真假两张皮”、“表里不一”的根源所在。
二、用官方面的“高标准和防范”与“切合实际的放手”
能力导向而不是道德至上的选官、任官模式⑧，其实是一种功利性极强的选官模式，这种功利的起点致使各单位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工作关系也充斥着功利气息。其实作为社会人，每个单位中的工作人员都渴望着醇厚的道德韵味，但在现实上面对选官升迁的、客观的、硬性的标准却扮演着冰冷的制度性角色——单位的制度性构架之下，没有了温和的道德气息，剩下的只能是戾气，甚至如果单位领导有道德瑕疵，单位就会形成所谓的邪气、瘴气——而唐太宗的选官时道德至上的举措无疑为当代各单位世道人心建设提供了一个明鉴思路。
此次耐药性分析表明，不同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情况各不相同，但对头孢替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均无耐药性，对阿米卡星、头孢吡肟耐药率均较低，在经验性治疗时可优先选择以上药物。肺炎克雷伯菌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普遍低于大肠埃希菌，可能是因为产ESBLs菌株以大肠埃希菌为主，ESBLs菌株能水解氨苄西林、氨曲南、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从而导致总体耐药率增加。虽然未发现碳青霉烯耐药菌株，但其作为治疗耐药革兰阴性菌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14]，在使用时应格外谨慎，尽量避免作为首选药物。
魏征的这种“适为此耳”的“妩媚”在史书中是可以管窥的。《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宴请群臣时，向妻舅长孙无忌发牢骚抱怨魏征的犯颜直谏让自己很不舒服，魏征听到后说：“昔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臣面从陛下方始谏，此即‘退有后言’，岂是稷、契事尧、舜之意耶。”⑫魏征在这里将唐太宗比作历史明君尧、舜，将自己比作历史名臣稷、契，足可见其委婉迂回奉承谄媚之娴熟、高超。这种微妙的君臣心理其实就是后世欧阳修痛斥的“上下交相贼”⑬。魏征何直？魏征的直言进谏并不是一种刚烈率直的风格，而是技巧娴熟的“交相”之作。
魏征经常直言进谏开罪皇上却还能自保，一方面是因为李世民的宽宏大度，但更为主要的是魏征自己的圆滑、妩媚和世故，因为魏征进谏的内容和观点其实并非魏征一人独有，大家都晓得，但是只有魏征一人进谏不会出问题，因为魏征较别人更懂得做官进谏的策略、技巧和艺术⑩。《旧唐书》记载一段唐太宗对魏征的评价：“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⑪，可见唐太宗认为魏征并不是大家看到的那样厚重坦诚，相反却是十分娴熟于“适为此耳”的“妩媚”。
相对于唐太宗，他在用官上则显得更加切合实际。唐太宗用人时允许、包容被管理对象的瑕疵，不对官吏做全方位的完美性质要求，只做职位功能要求。以唐太宗用魏征为例，魏征是赫赫有名的直臣，经常犯颜直谏，史书中记载的案例比比皆是不再赘言。魏征的直言进谏都到了唐太宗暴言“每廷辱我”、“会须杀此田舍翁”⑨的地步，但是唐太宗却仍然对其委以重任，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君臣佳话，也造就了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功勋佳绩。
青岛市市北区登州路可以称作“青岛啤酒一条街”，这条街两侧有多家悬挂着各式各样“青啤原浆”霓虹灯箱、“青岛啤酒”广告招牌的饭店酒吧，它们或许都因为毗邻着已有115年历史的青岛啤酒厂而生意兴隆。旺季时，青岛啤酒博物馆的品酒区一天就能接待7000人尝鲜青啤原浆。
研究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水平、符合更高信息安全标准的安全防护技术，加强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与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加强信息安全培训，执行统一的保密纪律，设立信息安全管理岗位与监督员制度，制定岗位职责与应急预案，强化审计人员安全保密意识，防范贪污腐败和失泄密事件。数据中心与审计分析管理平台承载着海量的数据及其计算处理，应建立包含基础设施、云平台、网络通信、数据存储、身份认证和管理等各方面在内的安全保障体系，实现信息风险防控常态化，加强计算机网络技术防范，严格控制核心数据访问权限；加强灾备中心建设，对重要信息数据进行定期备份。
其实这涉及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也涉及到用人时的两种不同人性价值判断取向的问题。唐太宗是典型的性善取向，相信不完美的下属定能作出完美的工作，真正做到“君子用人如器，取其所长”⑭，专注的是知人善用、人尽其才，包容、允许下属存在着不规范、不理想的道德瑕疵，而不是刻意提升下属的道德短板，试图使其成为一个完人，更不对下属做全方位的道德规定。
当代各单位之所以反复对员工进行所谓的道德教育和提升，实际上就是担心员工人性中的恶会膨胀，进而影响整个工作环境和工作效能，在用人管理上是一种性恶的道德判断取向。这种防范为主的管理方式，在当代管理中的应用是源自西方的，西方社会本身就是以人性恶作为管理前提的。在同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这种单位管理的价值判断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如前所述，中国是伦理型社会并不是西方的那种法理型社会，以性恶判断为管理前提，进行防范式管理的确吻合世界一体化的时代趋势，但是置身于中国语境，还需看到它的负面效应：在中国语境之下，如果上级对下级心怀猜疑，不同于西方希腊文明中的坦荡与率真，中国的员工在做事时便会战战兢兢，唯命是从，以至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中国式智慧泉涌而出，说话办事不是本着实事出发，而是察言观色甚至是三缄其口，唯恐话多致祸，遇事则敷衍塞责，单位风气良莠便不思而得了。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当代的防范规则建设不正确，只是强调单位用官政策需要加强信任，一个单位之中只有充满了信任，员工才能敢作敢为、敢想敢干，这个单位才能爆发出无穷的积极向上的士气和干劲儿。如果一味地边用边防范，其实你在防范员工，员工也在防范你，这个单位也便是到处充斥着怨气、邪气了，毕竟“单位开始出现恐怖、紧张的工作氛围，这并不是制度立国的本意和期许。”⑮
原料经过处理后，采用α-淀粉酶制剂可以快速进行液化，经麸曲糖化后原料利用率提高；液态发酵酒精加入填充料后进行醋酸的固态发酵；醋酸发酵阶段在醋酸池中进行，它的近底处设有假底，假底下的池壁开有通风孔，由于填充料，醋醅是疏松状态，空气可以通过通风孔自由进入发酵池，为醋酸发酵提供了充足氧气；同时醋汁通过通风口流入假底，迅速降温，再回流均匀地洒在发酵的醋醅上，达到降低醅温、调节发酵温度的作用，代替人工倒醅，从而减轻劳动程度，提高生产效率[13]。
①柴文华：《论劳思光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评价》［J］，《哲学研究》2015年第7期，第43页。
概言之，魏征其实并不是憨厚坦诚之人，工作时是充满智慧与技巧的，而唐太宗也深知魏征这种市侩的为人做事方式，所以才戏称其“妩媚”，但是唐太宗看到的不是魏征这些市侩的瑕疵，他看中的是魏征谏诤观点的正确性，所以唐太宗也不去计较魏征身上所谓的缺陷，而是切合实际的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唐太宗用人一贯如此，除魏征外，房玄龄善于谋略却难断舍，杜如晦却长于断舍，所以令其二人共同执掌朝政，订立典章，而不去防范二人的缺陷和瑕疵。可见，唐太宗用人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是有着极强针对性的，从也不纠结于该人是否是一个全面高尚的人，做好本职工作分内之事即可，与当代各单位官员管理的高标准、理想化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注 释：
总之，一个单位世道人心的建设并非朝令夕成之事，需要更多思考和实践，但是古代明君的优良德治作风的确能够给过度功利化的当代官场带来一丝凉风，让我们能够冷静下来进行反省、思考。
⑦岑大利：《古代官场文化中的官德教育》［J］，《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第88页。
②③④⑤⑥［唐］吴兢：《贞观政要》［M］，葛景春、张弦生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9页，第280页，第123页，第123页，第123页。
⑧虽然现在我们也在强调官德的重要性，但是在选官时官德考核却无实质性的硬性措施。
2018年是农业质量年，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理念，要求农资行业提供更多绿色高效的优质农资产品和服务，为行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对于引领行业发展风向的大型农资企业来说，如何以理念、产品、服务、模式的创新实现绿色发展？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段文瀚进行了专访。
⑨⑭［汉］司马迁：《资治通鉴》［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1455页，第1438页。
⑩这里强调的是策略、技巧和艺术，用来说明它并不是道德本性。
⑪⑫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9页，第2549页。
阳刻剪纸的特征是保留原稿的轮廓线，剪去轮廓线以外的空白部分，它的每一条线都是互相连接的。阴刻剪纸的特点与阳刻剪纸恰恰相反，就是刻去原稿的轮廓线，保留轮廓线以外的部分，其线条不一定是互连的，作品的整体基本是块状的。
⑬雅瑟：《古文观止鉴赏大全集》［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316页。
⑮郑文宝：《人情世故的负面效应及应对向度》［J］，《领导科学》2017年第25期，第8页。
中国图书分类号 D2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741（2019）03－0108－04
*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深化改革形势下行政伦理的问题研究”（17ZXE4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郑文宝，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刘向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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