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茶叶与鸦片经济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论文,中国茶叶论文,世纪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贸易和茶叶贸易在世界近代经济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在19世纪的中国尤其如此。把茶叶和鸦片放在一起来讨论，初看起来颇为奇怪，因为这两类物品似乎并不相关，其实不然。在19世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二者不仅相关度很高，而且有时根本就密不可分。首先，茶叶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与世界发生关联的最主要的商品，并且是茶叶贸易引发了鸦片贸易；其次，茶叶和鸦片贸易伴随中国近代化的全过程，茶叶贸易的由盛而衰、鸦片贸易的由小而大，印证了中国近代社会所经历的种种痛苦与磨难。 一、茶叶和鸦片经济的相关性之比较 (一)成瘾性消费品特征 关于茶的成瘾性问题，学术界有争议：有人认为茶叶不是成瘾性消费品。一般来说，饮茶只是人们的一种喜好，不是生活必需品，这是没有疑问的。关于这一点，中国人较早就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比如生活于清末民初的学者徐珂就认为：“西人嗜咖啡、椰子，东人好茶，其物虽以所居而异，好饮一也……成人有终岁不饮茶者，于身体之健康，殊无影响。其非生命必需之物，盖无疑义。”[1](P6306～6307)明确指出了饮茶不是绝对的生活必需品。可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和人群的日常生活中茶叶的确已成为一种不可离开的消费品，只是这种消费品对人体有益而无害，所以我们不习惯称之为“成瘾性消费品”。① 在本文中，“成瘾性消费品”是一个中性概念，“泛指各类合法与非法、温和与强效、医疗用途与非医疗用途的麻醉及提神物资”[2](P2)。根据这个概念，把茶叶视为瘾品是适合的，咖啡以及含有咖啡因的饮料等同样可以视为瘾品。自古以来，有些饮料就起着解除疲劳、兴奋和消愁的作用，所以有学者视为“软性瘾品”。 中国人饮茶历史悠久，但在19世纪却迷恋于鸦片，其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比较而言，茶叶和鸦片都是温和的精神刺激物，这可能与中国人的性格、文化影响等因素有关。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对此类镇静性的物品有偏好： 中国人总是迷恋镇静药，而不是迷幻剂。酒、烟草和鸦片居于支配地位。就连起支配作用的茶在大部分地区也是冲淡了才喝。尽管整群的致幻型植物——印度大麻、草乌、天仙子包括蛤蟆菌(至少在东北)在内的各种蘑菇，乃至更多的其他致幻型植物，在古时就已认识和广泛传播，但中国人却从未使用过。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大概是费用和肉体损伤的可能性。软性瘾品能提神解闷，却不会引发幻觉。[3](P135) 尽管上述论断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描述的现象却基本是正确的。另外，茶叶在中国产地很广，总产量很高，价格低廉，尤其适合贫苦大众消费，这一点不难理解。相对而言，鸦片价格要高得多，而且最初中国并不生产作为毒品的鸦片，至少在19世纪初期如此。到19世纪后期中国大面积种植罂粟后，其价格大幅度下降，也更容易取得。 人们在劳作、饮食之外，往往都需要精神的放松或娱乐。普通大众劳动辛苦，甚至连温饱都不能保证，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和时间从事贵族阶层能享受的精神生活，因此价廉物美的茶叶便成为普通人的首选消费品。对照咖啡、酒类等传播的历史，道理几乎都是相通的。布罗代尔认为，“任何文明都需要奢侈的食品和一系列带刺激性的‘兴奋剂’”，“根据人类生活的常规，食品严重匮乏的持续或加剧势必需要取得补偿”。[4](P306、307)比如12世纪和13世纪的欧洲人迷上香料和胡椒，16世纪出现烧酒，随后又有茶叶、咖啡、烟草等。此与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的动荡、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速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这些瘾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王牌商品”(布罗代尔语)。 包括茶叶、咖啡、鸦片等在内的成瘾性消费品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是同资本主义的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软性”的瘾品——巧克力、较淡的美洲烟草、东方来的茶叶和咖啡——之所以能打败古德曼(Jordan Goodman)所谓的摇摇欲坠的欧洲自种瘾品的文化，这也是原因之一：软性瘾品更能配合新兴资本主义秩序的需要。不但如此，这些瘾品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下的商品。它们为商人赚的钱，为国库增加的收入，比它们在喝走气啤酒、吃大麻籽面包的旧秩序下能获得的可多得多了。[5](P57～58) 揭示出瘾品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具有特别的意义，否则我们对许多历史现象无法理解。比如茶叶在英国开始普及和流行正是在工业革命的起步阶段，此绝非偶然现象。很多学者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取得成功并非仅仅因为发明了蒸汽机和纺纱机，茶叶也起了重要作用，甚至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传入，英国的近代化就不可能成功。[6]鸦片同样与资本主义的扩张有关。鸦片很久以前来自近东，中国人早就用作各种用途，但恰恰未用作吸食，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人在中国强制推销后，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恶习才流行起来。英国人最初曾狡辩说，吸食鸦片和饮用烈性酒的危害一样，因酒是无法禁止的，所以鸦片也无法禁止。[7](P416)这真是无聊的说辞，无论英国人怎样辩解，他们对中国近代的鸦片祸害是无法推托责任的。 (二)商品性特征 这一点似乎无需多做解释。农户生产茶叶和鸦片也许有自用的部分，但绝大多数是为市场而生产的，他们依赖于市场而生存。“茶叶成为社会经济中的大宗商品始于唐而兴于宋”，虽然在唐宋时期茶利收入远不如盐利，当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也不大，但“它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却是一般商品难以比拟的”[8](P1)。茶园既可以规模经营，也可以小农生产，因而特别适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以小农经营为主的生产方式。关于茶叶的商品性特点，李埏先生曾有精辟的阐述： 茶是经济作物，适于小农生产。地主茶园可以种它，一家一户的农民也可以种它。这和种桑养蚕是相似的。但制为成品投入市场时，绢帛不可以尺寸裂，茶叶则可以斤两计，多少都可以售出。尤其不同的是，进入消费过程以后，茶，无贵贱都得而饮用，绢帛则非富贵之家是不能服御的……显然，茶的市场较绢更为广阔，绢马贸易自不能不逊于茶马贸易了。[9](P290、303) 茶叶生产的这种高度商业化的特点，特别适合经营性农业的发展，便于扩大生产规模，但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茶叶生产大多还是以一家一户为主。即使到了18世纪以后国际市场上茶叶需求量大增的时候，这种生产方式也没有发生改变。这是中国茶叶在19世纪同印度、锡兰的茶叶竞争中败北的重要原因。 客观上分析，中国茶叶最早的竞争对象并不是印度和锡兰的茶叶，而是印度的鸦片。中国的茶叶大部分销往英国，英国购买茶叶的数量则取决于其白银支付能力，尤其是鸦片销往中国的数量。但最后的结局并不是中国茶叶和印度鸦片的直接较量，而是印度茶叶战胜了中国茶叶，中国鸦片战胜了印度鸦片。当然，真实的结果只有一个，即英国是最终的胜利者，中国是彻底的失败者，印度则在其中起了中间作用。 在19世纪的中国，茶叶和鸦片是除粮食之外最重要的商品，贸易额巨大(见表1)。
表1所列茶叶和鸦片仅是国内市场份额，如果再加上茶叶外销和进口鸦片的份额，则数量更加可观。如1894年茶叶外销达193.9万担，价值3317.63万关两，为国内销售总额的2.26倍；1894年鸦片进口65000担，价值3429万关两，超过了外销茶叶总值，国产鸦片产值很高，超过1840年进口鸦片总值的3倍。②即使单独看这两种商品在国内市场所占份额，也是一个很高的数值。因此茶叶和鸦片是中国19世纪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两种商品，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茶叶和鸦片两种产品的特殊性，或者说他们天生就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因此其商品化程度高。不过，从全国的情况看，鸦片战争后我国国内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还是很慢的，商品化程度较低。比如茶叶，内销部分的增长非常有限，如果没有外贸的推动，总量不可能达到那么高。鸦片贸易额的增长，则意味着更多的耕地和劳动力被侵占，只能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副作用。 (三)生产集约性特征 茶叶和鸦片生产皆具有较高的生产集约性，其节约土地、劳动密集、投入产出高的特点，特别适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 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更是中国农民的生存之本。根据学者研究，大致在北宋以前，每人平均耕地大体能维持在10市亩左右。从北宋开始，人均耕地面积开始减少，除明初和清初因为人口急遽减少而导致人均耕地占有率较高外，多数情况下人均在4市亩以下。至19世纪，即到了清代后期，中国的人地矛盾尤其突出，已经降到了人均3市亩以下(见表2)。一个世纪之内人口增长了1亿多，而耕地增长则非常有限，人均土地占有越来越少。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本的特点在19世纪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尽管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了，但是农业生产力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某些方面还有退步。“从我国的情况看，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农业的生产力可以说没什么革新，还有迹象表明，江南稻谷的亩产量比之乾嘉时代有下降的趋势。农产品的商品化不是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增进，而是由其他社会因素造成的。”[10](P310)农民土地减少，粮食产量已无再提高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便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的选择，比如种植茶叶、棉花、植桑养蚕等，19世纪中期以后广大农民种植最多的经济作物是罂粟。如果只从农民的现实处境而不是从所谓道德的角度去理解，农民选择种植上述任何经济作物都是正确选择，因为只有这些经济作物能带给他们较多的收入。 19世纪中国茶叶贸易虽然有较大发展，但中国的茶叶生产方式并没有改变，即仍以小农经营为主，没有像印度、锡兰、爪哇或日本那样的大茶园，茶叶产量的提高主要靠种植茶叶的地域范围扩大和种茶面积扩大。农民习惯于将茶叶种植于山坡或田间地头，而一般不会将适于耕作的农田用于植茶，以达到节省土地的目的。茶叶的采摘和加工则多是妇女进行，充分利用了劳动力。 罂粟不同于茶叶的地方是对土地和肥力的要求较高，但毕竟其经济效益高得多，因而吸引农民争相种植。19世纪后期全国大批良田改种罂粟，据称四川有三分之二、云南有三分之一的耕地改种罂粟；按当时国产鸦片总量32.5万担计算，全国因种植罂粟而被侵占的耕地达1300万亩[11](P301～302)，竟占到了全国耕地总数的7.5％!与种植茶叶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相比，种植罂粟的技术更容易掌握，经济效益也更高。罂粟为半年生植物，秋种春收，播种时间晚而收获时间早于小麦等小春作物，避开了农忙季节。同时，农民在种植罂粟时，多采用间行挖沟，与小麦等作物套种。“冬初种子，夏首割浆，既于农时无损，且得价甚昂，故乡村里落皆遍种之。”[12]这种耕作方法既充分使用了多余的劳动力，单位土地产出也大大提高。另外，罂粟这种作物全身是宝：汁液能够制作鸦片，烟籽可以榨油，叶子可以喂猪，杆茎可以作燃料，烧后灰可以制碱，粟壳能够用作药物，等等。[13](P11～13)每户农民若种上三亩鸦片，则基本可以温饱有余。在土地资源紧张而劳动力充足，且当时其他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受国际市场冲击比较大的情况下，种植罂粟是当时农民谋生的一个必然选择。 (四)茶叶和鸦片贸易增长的相关性 工业化社会开始之前，近代经济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变化之一是越洋贸易的扩张，原来许多国家和地区自我封闭和自给自足的格局被彻底打破。中国茶叶走向世界市场以及鸦片进入中国市场，都是因为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受到越洋贸易扩张的影响。工业化开始后，这种扩张更加猛烈，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被无情地席卷进来，成为率先进行贸易扩张和工业化国家的附庸。就中国而言，率先卷入国际市场并同时影响了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重要商品是茶叶；而国际市场上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商品，首先就是鸦片。③ 有意味的是，中国茶叶出口与鸦片进口是密切相关的，对此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如：吸食鸦片变得如此普遍，供应量因而必须大大提高。鸦片的故事因而与茶的故事交错发生。英国人未在印度和锡兰开辟自己的茶叶农场之前，必须从中国进口茶叶——日本当时对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此外，英国人也进口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以及各式各样的中国物品，产生了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问题。英国人于1757年统治了印度后，有了解决问题的法子。他们虽然不是第一个从印度出口鸦片的印度帝国，却发展出完善的鸦片销售及制造的垄断系统。这套系统的生财效率奇佳，后来占有英属印度总收入的七分之一。鸦片大宗输往中国，抵消了购茶的花费后还绰绰有余。[14](P30) 茶叶出口和鸦片进口二者的相关性，通过图1更加一目了然。
图1 茶叶出口值和鸦片进口值(1825～1885) 表注：1856～1867年数字原缺。 数据来源：Man-houng Lin.China Upside Down:Currency,Society,and Ideologies,1808～185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2006:pp.100～104. 参与鸦片和茶叶贸易的主角是英国，虽然中国和印度也在其中，但只是充当配角。无论从贸易方式还是从交易量上看，都是英国掌握着主动权。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茶叶出口的增长决定于英国茶叶消费需求的增长。英国基本不生产鸦片，消费鸦片也极其有限，可是鸦片却是英国人从事东方贸易并进而打开东方市场的一把金钥匙，尤其是英国人取得茶叶和白银的最为关键的商品。正如马士所说：“中国对于鸦片的需要是受到欢迎的，这可以作为一种减少西方国家白银储备大量外流的手段，这种很严重的大量白银外流是由于提供和留作购买茶叶的货币发生的。”[15](P200)只是到19世纪后期中国鸦片产量大幅度提高后，英国才逐渐从鸦片市场上撤出。也就是说，既然英国人掌握着东方贸易的主动权，而茶叶和鸦片这两种商品又是如此的重要，因此其增长的相关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茶叶和鸦片贸易在经营方式上也有很多的相关性，一些有实力的大公司往往同时经营茶叶和鸦片。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最早“因胡椒而诞生，但其有惊人之发展则全恃茶叶”[16](P38)，公司为取得茶叶而采取的手段便是向中国走私鸦片。另外，像19世纪50年代的怡和洋行、颠地洋行、琼记洋行、旗昌洋行、仁记洋行、广隆洋行等，都是同时经营茶叶和鸦片两种重要商品的。“鸦片和茶叶贸易已有平分秋色之势。鸦片贸易一向故意背人耳目，而茶叶贸易则大肆宣传；从未被这些小鸦片飞剪船的微妙行动唤起注意的公众，在茶叶贸易开始发生竞赛的时候，却非常感觉兴趣。”[17](P429～430)中国的很多行商以及大商人，很多也都同时从事这两种商品的交易。 二、茶叶与鸦片经济的差别 (一)产地 这本来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即茶叶主要产于中国，鸦片主要产于印度，无需多谈。但因为这两种商品于19世纪在产地上竟然大换位，所以非常值得关注。 茶叶原产于中国，直到19世纪中前期，中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茶叶出口国。据文献记载和实际调查，除东北和西北部分地区外，中国有近20个省种植茶叶，包括人们熟知的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福建、贵州、广西、广东、江苏、河南，以及甘肃、陕西、山东、辽宁、山西、河北等。[18](P16～21)有些省份只是在一些地区零星种植，产量非常有限。实际上，中国的茶叶主产区分布在淮河以南，除部分地区外，几与产稻地区重叠。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主要茶叶种植区域没有大的变化。个别地区的茶叶生产在明清尤其是在清代有较大发展，比如武夷茶和普洱茶，都是在清代才名闻遐迩的。[19](P14～15) 明清时期茶叶种植的范围较宋元时期有所扩大，但主产区变化不大。中国茶叶产量的提高主要是靠植茶区域与种植面积的扩大，即简单的量的扩张。 印度可能有土生茶种，但因为在英国人统治印度之前，印度人基本没有对茶叶的认识，所以土生或原生茶树对印度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④印度人对茶叶的重要性有所认识和开始试种茶叶非常之晚，大约是在18世纪后期，但直到19世纪初期，印度并无用于市场目的的茶叶种植。印度大规模发展茶叶种植业完全是英国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并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结束有直接关系。 东印度公司在垄断东方贸易期间，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谋取高额利润，不允许任何公司和个人插足对华茶叶贸易，并竭力阻止在印度试种茶叶的努力。到1833年，该公司与中国所订商约期满，中国政府拒绝续订。对此，英国政府相当紧张，如果中国政府完全执行闭关政策，禁止将茶叶出口英国，英国势必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因为茶叶已经成为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印度总督W.C.C.Bentinch爵士于1834年1月组织了印度茶业委员会，专门研究中国茶树在印度种植的可能性。委员会工作成效显著，茶叶首先在阿萨姆省试种成功，1837年制成茶叶样品，并于1838年“破天荒第一次装运茶叶至伦敦”[20](P80)，虽然此次运抵伦敦的茶叶只有8箱，但其意义不可低估。此后茶叶种植园在印度大肆扩张，产量逐步提高，最终超过了中国。 锡兰于19世纪30年代末试种茶树，但并无市场价值。锡兰大规模植茶是出于非常偶然的原因。锡兰本以盛产咖啡出名，但1869年遭受天灾，咖啡树几乎全被毁坏。[21](P94)锡兰因祸得福，此后改种茶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成为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茶叶出口国，亦成为中国茶叶的竞争对手。 其他地方，如东南亚的爪哇和苏门答腊以及非洲的肯尼亚等地，也大规模植茶，中国的茶叶市场逐渐被侵蚀。 鸦片原产地比较复杂，兹不论。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历史上种植罂粟的地区很多，欧洲、非洲、亚洲等地皆早有发现。鸦片成为国际贸易中一种重要商品的时代较晚，产地也更为集中，甚至基本形成产地与市场一一对应的关系，即印度生产鸦片、中国消费鸦片，印度生产鸦片的目的就是销往中国。英国人最初是从波斯、土耳其等地购进原料，加工成鸦片后销往中国，但这种办法不仅成本高，而且货源没有保证。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获取更高额的利润，并掌握主动权，采取从波斯购入罂粟种子，在印度各地种植的办法，从而使印度迅速成为世界上种植罂粟规模最大的国家。[22](P59～60) 印度鸦片主产区在恒河流域东部的一个狭长地带，包括孟加拉国、比哈尔、奥德和贝拿勒斯。东印度公司在巴特那、贝拿勒斯建立加工厂，收购罂粟，制成鸦片。这促使周围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民改种罂粟，种植区沿恒河延伸，面积达50多万英亩。这一区域生产的鸦片，在印度叫孟加拉国鸦片，在中国叫“公班土”、“大土”。[23](P70)[24](P60)孟加拉国名义上承认莫卧儿王朝，但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756年英国人用阴谋手段击败了孟加拉国军队后，扶植自己的傀儡，这个地区便成为英国最重要的鸦片种植区，在今后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印度鸦片第二大产区是以马尔瓦为中心的西印度和中印度部分地区，这个区域生产的鸦片统称马尔瓦鸦片，在中国叫“白皮土”，质量优于孟加拉国鸦片。[25](P71～72) 鸦片产地其次是土耳其等地，其市场主要由美国控制。这里略而不论。 19世纪初期，中国人尝试种植罂粟和加工鸦片。随着中国鸦片贸易的扩张和消费群体的扩大，罂粟的种植面积也迅速扩大。尽管清政府多次下令，严禁国人自己种植罂粟，但禁令形同虚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鸦片种植也逐渐合法化。在市场的推动下，这种神奇的植物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传布全中国。至19世纪末，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罂粟种植国。在19世纪后期的这段时间里，清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实际上采取了鼓励罂粟种植的政策，这是鸦片产量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 茶叶本来是中国独有或最早被中国人认识的一种植物，后来才传遍全世界；鸦片则本来是世界各地都有的植物，后来却因为受中国人消费偏爱和英国人强行向中国推销的影响，鸦片生产集中到了印度，再后来又集中到中国，集种植、加工、销售与消费于一体。 两种植物传播的历史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茶叶这种有益于人类身体健康的商品本来不仅可以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可能像英国棉纺织业一样，通过茶叶生产和加工来带动中国产业的升级，但中国人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机会。而鸦片这种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的商品，本来远离中国人，中国人不知道它是魔鬼，但后来中国人不仅花金银购买，更将罂粟这种植物引进种植，种与吸相互促进，终于使中国的鸦片流毒不可遏止。这两件事情看似偶然，其实必然，中国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看客和牺牲品。 (二)生产方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生产和加工的规模化是最有利于作为出口导向的茶叶产业的发展的，但中国的国情即自古以来小农经营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茶叶的生产方式同样是小农模式。中国历代政权都鼓励农民在种植粮食之外，拿出部分土地经营副业，这是一种制度安排，目的有两个，一是有利于小农经济的稳定，二是有利于国家的财政收入。⑤在18世纪以来中国茶叶出口持续走高的情况下，规模化经营显得尤为必要，然而事实却是市场需求的增加并未引起茶叶生产方式的变革，茶树零散种植的特点始终没有改变。中国茶叶生产不仅规模小，加工方式亦极其粗犷，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这种生产方式尚可维持，但后来有了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锡兰这样的强劲竞争对手，导致中国茶叶出口失去了欧美广大市场。 茶树零散种植的优点是能充分利用土地，尤其是能利用不利于一般粮食作物种植的土地，如山坡倾斜地带、沟沟坎坎等，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特点。但这种经营方式的弊端同样显而易见，有学者归纳为以下诸点：施肥之不充分、除草之不力、茶种之不良、剪伐之不得时、摘叶之过度、搓揉法之不良、制造之不洁等。[26](P194～201)这里已经提到了茶叶加工问题，实际上中国茶农集植茶、采摘、粗制于一身。史料记载茶农收获茶叶并进行粗加工的盛况云：“采之日老幼毕出，筐之筥之，邻里强以相助也。夜篝火彻曙，岸釜而积薪，炙之以柔其性也，挼之以敛其质也，焙之以烈其气也，汰之以存其精也，乃盛于篓，乃鬻于市。”[27]无论采摘还是加工，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成品粗糙，如果出口，还需做深加工。 印度茶叶种植一开始就采取近代化的经营模式，不仅茶园面积很大，小则几百亩，大则上千亩，而且科学管理，机械加工，茶叶产量高、质量好。中国则大不相同，以茶叶的加工为例。青茶需要经过一道搓揉手续以去除水分。为了省力，中国茶农有的用脚踩压青茶，这样做既不卫生，又因用力过猛而损伤茶叶的质量。中国茶农也用手搓揉，但这样做非常耗费人力，提高成本。印度茶园则采用机器揉茶，每次只揉制两三分钟，既降低了成本，又能保证茶叶质量。1866年，中国曾从锡兰引进一架揉茶机，但竟然因为怕引起揉茶苦力的骚动而未敢投入使用!揉过的青茶，要经过发酵和烘炒两道工序才能最后成茶。这两道工序要求特别严格，如果发酵不足，则泡不出高浓度的茶；而如果茶的浓度不够，就不会引起英国消费者的兴趣。烘炒要达到一定的火候，才能保证香气，否则香气很快就会消失。印度和锡兰都是通过机器进行这两项加工，能严格控制火候和时间，这样既能保证茶质的稳定性，又能降低加工成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茶农多是以种茶为副业的小农户，他们生产数量很少的茶叶，各自送到附近市场上出售，往往不能及时售出，这样就拖延了烘炒和揉制的时间，以致未经烘炒的茶叶迅速凋萎，质量大大降低。[28](P1186)总之，中国与印度、锡兰在生产、加工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上逐渐失去优势。 比较而言，中印在罂粟种植和加工方面则是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种植罂粟者多为贫苦农民，而且都是分散小规模经营。据统计，1873～1893年间，印度共有烟农130万人，罂粟种植面积51.6万英亩，人均约0.4英亩，人均种植面积可能与中国不相上下。不同之处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实行的是订单农业，即由公司先定生产总量，然后给各地区分配具体数量，由公司分理处同各地方的中介人或部族首领商定烟农的名单，并同烟农定下种植和收购合同，公司提前给付定金。东印度公司的这种做法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确保公司对鸦片的垄断权，二是为了能保证充足的鸦片供应。为此，公司严禁印度民众吸食鸦片，规定凡与公司签约的农民都“必须把所有的鸦片全部卖给公司，因为如果鸦片不能出口，就无法换回白银，也就不能平衡贸易”[29](P60～61)。 中国的鸦片种植完全是国内市场需求推动的结果，旺盛的需求带动了中国鸦片产业的空前发展。中国的鸦片种植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种植区域广，遍及全国；二是边远地区种植面积大，产量高；三是农民自吸率高，甚至部分农民种植罂粟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自己吸食。这显然与印度的鸦片生产有很多不同。 (三)贸易方式 在中国古代，尤其在唐以后，茶叶被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茶税是国家的一种重要税源。唐朝开创了榷茶制度，即政府实行茶叶的专营专卖制度，规定只有官营茶园才有权力种植和加工茶叶。宋朝建立了完善的榷茶制度，在全国设置6个榷货务和13个山场，专门管理茶叶的生产和贸易，亦不许民间买卖，政府设置榷茶场，派专官管理。后来各朝皆实行榷茶制度，只是对茶农生产的干预越来越少。直至清朝中期对外茶叶贸易有了飞速发展后，清政府始将榷茶制度改为征收厘金税。[30](P22～27) 清政府实行公行制度，规定广州为茶叶出口唯一口岸。根据相关记载，东印度公司许多年间输往欧洲的茶叶，95％以上是从广州运出的。[31](P47)学术界对公行制度有各种评价，褒贬不一。我认为在清朝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公行制度是在旧制度框架下的一种制度创新。因为清政府在对外贸易的政策上基本持否定态度，但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不允许清政府完全关闭大门，在广州设立十三行，实际是同意将广州作为一个贸易特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公行的权限大大超出了贸易范围，它不仅授权同英国人进行茶叶交易，还有权处理一些基本的外交问题。这一点同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异曲同工之妙，区别只是公行制度是为了限制外国商人的活动，避免外国人向中国内地渗透，为了更加内敛；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则是为了经济扩张，为了开拓更广大的市场，故其权限亦不仅仅在贸易，而且有政治和军事权限，实际上代表了英国政府。一个要内敛，一个要扩张，于是冲突在所难免。五口通商后才彻底打破了这种格局，此后中国茶叶出口数量剧增，但贸易自主权却丧失了。 鸦片战争后，随着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割据的改变，外贸茶的交易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经营出口贸易茶商的兴起。一是茶叶产地的茶商和其他商人纷纷到通商口岸开设茶栈，他们直接把茶卖给外商洋行，以减少中间人费用，如上海的谦和、元吉、久成等茶栈，即为浙江平水茶商在上海开设的。[32]二是洋行买办开设茶栈，汉口规模较大的茶栈几乎全为买办开设。原来广东十三行行商改称茶行，因其长期以来良好的商业信誉，得以继续从事同外商的茶叶贸易，所谓“鸦片战起，洋行制度隳坏，然十三行犹复改称茶行，继续营业，至咸丰一火始替”[33](P359)。广州制度结束后，内销茶相对少一些中间环节，外销茶的交易环节大大增多，无数中间商人从中牟利。茶叶从茶农手中卖出后要经过茶贩、产区茶行、茶客、洋庄茶号、茶栈等环节，才能到达洋行手中。在交易的各个环节都有一套陈规陋习和名目繁多的盘剥手段，这些中间盘剥大致可分为两级，第一级是洋行、买办和茶栈对内地茶商的盘剥，具体手段有留取样茶、二五吃磅、九九五扣息、延期付款等；第二级是茶号、茶贩、茶行对茶农的盘剥，具体方式有高秤收进、留取样茶、除皮杀秤、付款折扣、抽取佣金等。[34](P225～245)层层盘剥导致茶叶价格上涨，而茶农收益却越来越少。 印度的茶叶贸易方式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同茶园的大规模经营相一致，印度的茶叶出口事宜由代理公司专门经营，这是印度茶叶在国际茶叶市场上迅速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19世纪，有十几家这样的公司非常活跃。这些公司直接经营外贸茶叶，从而避免了对茶园的层层盘剥，使茶叶成本和价格水平保持稳定。此外，印度各地成立的茶叶协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鸦片贸易方式同样有很大不同。因为英国人在印度生产鸦片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全部销往中国以弥补贸易逆差，因此他们必须牢牢控制这项维持三角贸易的关键商品。从第一任英属印度总督哈斯丁斯开始，东印度公司就垄断了鸦片贸易，公司通过承包将鸦片的经营权给予某个个人或团体，其他个人或团体不许从事这项贸易。哈斯丁斯认为，鸦片是一种特殊商品，不适用自由贸易的原则，只有垄断才能产生高利润。承包者成为鸦片的独家供货商，但根据合同，承包者必须按一定价格卖给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从承包商那里购得鸦片后，遂在加尔各答公开拍卖，再由散商各自运到中国出售。因为18世纪末中国政府实行严厉的禁烟政策，东印度公司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承包制从1773年开始执行，大约25年后，到1797年转而实行代理制，以改变鸦片质量越来越差、价格越来越低的状况。具体办法是：农民种植罂粟必须经过政府的许可，政府先将资金预付给种植罂粟的农民，农民在收获鸦片后则必须根据政府制定的价格卖给政府的代理机构，卖给私商是违法的；如果拿到预付金的农民不种植罂粟，而改种别的植物，则要被处以相当于预付金3倍的罚款。[35]没有得到政府许可而私自种植罂粟是违法的，私商也不能随意收购鸦片，违反者要被处以重罚。代理机构收购鸦片后进行加工，然后拿到加尔各答公开拍卖。代理制比承包制优势明显，突出表现为价格迅速回升：1796～1797年每箱264卢比，1797～1798年上升为426卢比，1798～1799年又上升为750卢比，1801～1840年更一直维持在1000卢比左右。[36](P128～135)这套行之有效的鸦片垄断经营制度，在19世纪没有大的变化。 中国国内的鸦片贸易则显得十分混乱，这与19世纪中国政府对全国的控制力削弱、社会经常动荡不安有极大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尽管条约规定了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清政府制定的禁烟条例并没有完全取消，不仅限制国内种植(实际上控制不了)，对国内贸易也是加以限制并收取高额税收，这造成国内鸦片走私和私下交易更加泛滥。所以后来李鸿章对此坚决反对，他主张弛鸦片之禁，并坚持认为对国产鸦片要少征税。李鸿章说：“土药征税本为国家不得已之举……欲不扰民，必须轻税。盖货之税轻者走私之利亦轻，货之税重者走私之利亦重。故税轻则民重犯法而偷漏少，税重则民轻犯法而偷漏多。偷漏少则法可宽，偷漏多则法必严。法宽不扰民，法严则扰民。”[37]19世纪后期，清政府在鸦片政策总的趋势上是弛禁，也时有禁烟令发出，各地也时有禁烟行动。[38]鸦片政策的混乱导致鸦片贸易的无序，此与印度鸦片专卖和政府垄断截然不同。因为中国的鸦片贩运和走私是高风险、高利润的行业，单靠个人力量很难完成，而必须依靠群体力量和广泛的关系网，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中国的鸦片贸易往往控制在军阀、地方实力派人物、秘密会党和黑社会手中。比如四川哥老会的产生，即与鸦片贩运有直接的关系。[39]英印政府通过鸦片专卖获得了高额利润，得以维系三角贸易；而中国则因为鸦片而孳生了许多地方恶势力，政府虽然也增加了税收，但政府无法控制这些恶势力的膨胀，使19世纪的中国社会更加混乱。直至20世纪，鸦片仍是各种反政府势力和恶势力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⑥ (四)消费对象 关于茶叶生产和贸易，以上主要对中印作了比较。茶叶消费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在这里只是进行中英茶叶消费的简单比较。 在18～19世纪，英国人茶叶消费增长迅速，由此带动了中国的茶叶出口，更带动了印度和锡兰等地茶叶种植园的飞速发展。令人惊奇的一点是，英国茶叶消费的增长同工业革命、经济腾飞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几乎同步，这不禁令人产生联想：茶叶与经济发展之间有没有一种内在的关系?在同一时期，中国人的人均茶叶消费量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因此消费总量仍是非常惊人的。当时驻华的外国人就说：“中国的广大居民早、午、晚都喝茶，因此，与中国人自己饮茶用的数量相比，英国、俄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饮茶者消费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40](P539)此话也许很有道理，但实际上这是中国人长年以来生活习惯的一种自然延续，人均茶叶消费量可能并没有明显增长。对比英国人均茶叶消费增长的情况，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19世纪中国茶叶消费较低是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密切相关的。不过总体上看，印度和锡兰茶叶生产与出口的高速增长虽然抢占了中国茶叶的部分国际市场，对中国茶叶生产造成了很大影响，但中国国内茶叶消费较为庞大的数量以及后来对俄国茶叶出口的增长，尚不至于导致中国茶叶生产的崩溃。1883年，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许士就说，纯粹的贸易数字“很难证明那些认为印度茶叶的迅速增长将导致中国茶叶贸易量下降的悲观预料。随着产量的增长，消费也增加了。印度和中国的茶叶种植业仍都将有扩大的余地。世界上饮茶者的人数确在不断增长。印度的高级茶叶可能会取代中国的茶叶；但是种茶者流传下来的技艺，适宜的气候，以及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将使中国永远能够生产价格适中的好茶叶”[41](P657)。许士的判断大致是不错的。 鸦片的消费比较是一个较为困难的题目，因为我们缺少一个可资比较的对象。在19世纪，除了中国有庞大的鸦片消费之外，再也找不出另外一个类似的国家。如果非要找一个比较对象的话，那么我们只好拿印度同中国进行比较。在19世纪中国大量生产鸦片之前，印度是生产鸦片最多的国家，印度人在生产鸦片的同时，也自己消费部分鸦片。但是，东印度公司为巩固鸦片的垄断权，保证对中国市场的鸦片供应，明令禁止印度民众吸食鸦片，规定签约种植罂粟的农民必须把所有的鸦片全部卖给公司，否则要受到惩罚。此外，英国人深知鸦片的危害，哈斯丁斯曾说：“鸦片并不是一种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毒的奢侈品，除了仅供贸易之需外，它是不能被允许的。一个明智的政府，应当慎重地限制它的国内消费。”[42](P11)因此，英国人不仅限制本国的鸦片消费，也限制印度人的鸦片消费，以使印度成为英国稳固的原料供应地和有能力消费工业品的广阔市场，可谓其用心良苦。也许是英国人干预的结果或其他原因，印度并未成为鸦片的牺牲品。相反，在英国的武力压迫和极力促销下，19世纪中国人的鸦片消费持续增长，为此英国人喜形于色：“各种鸦片的进口量都见增长，这表明1879年是兴旺的一年，它还表明中国人有钱用在奢侈品上。”[43](P516)后来则由于中国鸦片产量提高而引起价格大幅度下降，使鸦片消费群体进一步扩大，“比较低廉的价格导致消费量的上升，因而已有大量的人养成了对它的嗜好”，“各种鸦片的消费量无疑都在与年俱增”。[44](P606)同时，中国自产鸦片对印度鸦片进口带来压力，英国人对此又非常担忧，“印度鸦片在与中国产鸦片的竞争中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毫无疑问，当新一代抽鸦片烟者对价格低廉的中国鸦片有了好感后，印度鸦片的贸易几乎就会窒息”；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贵州等省，“印度鸦片几乎被赶出了(中国——引者)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都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45](P606～607)。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英国人只会顾及利润，而不会顾及中国人的身体健康。 以上对茶叶经济和鸦片经济作了比较宽泛的比较。由于我掌握的材料有限，所以比较尚不深入。然而，即使这样比较浅显的比较也已让我们看到，在近代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国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突出表现为，中国在具有广阔前途的茶叶市场上节节败退，成为竞争的失败者；而在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危及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鸦片市场上却大获全胜，实为民族和国家之大不幸! 注释： ①“成瘾性消费品”或简称“瘾品”，在英语中通常用“drugs”一词来概括，既指药品，也指毒品。我认为用“drugs”一词来指代“成瘾性消费品”不是很贴切，因为“成瘾性消费品”的范围要广泛得多，比如像茶叶、可可、咖啡以及酒类等可归为“成瘾性消费品”，但不宜归为毒品。 ②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290、30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根据相关表格推算。 ③其他商品诸如蚕丝、棉花等，也在19世纪的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本文不涉及。 ④之所以提及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国际学术界至今仍对茶树的起源地问题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茶树起源于中国，但也有学者认为起源于印度。茶树起源实际上是与茶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单独讨论茶树起源并没有意义。 ⑤程念祺在《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一文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广泛存在的小农副业是国家所做的制度安排，北魏实行的均田制就是典型，唐以后直至宋元明清，同样维持着这样的制度。参见程念祺：《国家的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209～212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⑥1931年，中华国民拒毒会对全国17个省120县176个走私贩毒者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以土匪、流氓、土棍、青红帮为代表的黑社会占第一位，他们往往和军、政、警狼狈为奸，互相利用，从而大获其利。参见朱庆葆等：《鸦片与近代中国》，51～5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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