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透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资本主义越过柏林墙，在“一劳永逸地终结了大写的人类历史”（美国日裔福山观点）的欢呼声中，跌进亚洲金融风暴，几乎滑向大危机的边缘，人们不禁要问：何为资本主义？
人们公认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社会客观规律的最深刻的揭示者，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它所习惯用的是“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据布罗代尔考证，“资本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753年法国《百科全书》，含义是“富人的地位”。直到1857年蒲鲁东才为“资本主义”下了一个较为妥当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作为收入来源的资本一般说来不属于通过自己劳动使资本发挥效用的人。”“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是1902年桑巴特发表了《论现代资本主义》的著名著作以后才开始的。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才作为苏联教科书中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经济形态之一，成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和批判者争论的焦点。（参见《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1 月版，第242—243页。）除了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外，西方学者的资本主义观有代表性的大体有如下几种：
一、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是发生在西欧的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其精神是新教伦理
这是西方现代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其最大特征是理性，即以理性的生活工作态度（克己禁欲敬业勤俭）和经营方式（理性的核算簿记制度、自由市场、合理技术、可依赖的普遍主义的理性的形式法律，自由劳动、普遍应用的商业证券），精打细算，最大限度最大效率地追求利润（参见《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0—132页）。这是15、16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机缘复合的结果，其中16世纪的新教革命，使圣俗二元对峙的理性的基督教世界观进一步理性化，是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契机。马丁·路德将“上帝召唤”（calling）观念创造性地转化为“天职”观念， 而加尔文教上帝拯救“命定论”使新教徒产生的上帝拯救焦虑和形而上绝望感，迫使他们从事世俗的工商业活动作为听从“上帝召唤”和灵魂得救的证明，这种“世俗内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成为一种宗教和唯一人生目的，倾注了新教徒无穷无尽的心理能量。（参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12月。）马克斯·舍勒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价值颠覆”，即形而上绝望感产生的对神圣生命价值的“怨恨”，使市民阶级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将工具实用价值突出出来，成为资本主义精神。（参见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桑巴特则认为资本主义精神除了宗教禁欲主义以外，还包括贪婪攫取性的另一面，这二者其实是一回事。我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不可能如西方学者所描述的那样理想化。但是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说：“显而易见，凡是新兴的、上升的社会力量——不管它是新兴宗教、新军事力量还是新革命运动——开始时都是严于克己的运动。禁欲苦行主义强调精神价值观，它摈弃肉体享受，提倡简朴和忘我，遵守苛刻而目的明确的纪律。为了完成生活的使命，为了征服自我从而征服他人，就有必要动员心理和肉体的全部力量。”（北京三联书店，第130 页）而实际从历史上看，英国、美国资产阶级革命都是清教徒革命，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地区都是清教文化地区。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纵欲享乐主义流行，结果到了近代意大利四分五裂几乎丧失了民族独立。正如马克斯·韦伯研究的，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向政治权力寻求牟利机会的“政治资本主义”、向投机机会牟利的“商业资本主义”，但最终并没有如西方那样发展出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就在于缺乏西方那种宗教文化背景。（参见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
二、资本主义是自发的社会秩序或者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这是西方著名的新保守古典自由主义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认为，社会秩序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了某一种目的而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外部秩序”，计划经济秩序即是一种外部秩序；一种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行为相互适应自发产生出来的“内部秩序”，语言、文化、道德、法律和市场经济均为“自发秩序”。前者遵循人为制定的具体组织目标，后者遵循自然演化的抽象规则。哈耶克认为前者源自法国启蒙运动的“建构理性主义（ cnstructivist rationalism），即把人的理性看成是全知全能的立法者，追求“积极自由”，狂妄的设计人类的社会秩序，最终走向极权主义的奴役之路。哈耶克认为人的理性是一种自传统习得的“演进理性”（evolutionary reason）， 这种理性不可能完全理解大范围的社会演化秩序及其全部信息，因而不可能人为地设计社会秩序。在自由市场经济自发的社会秩序中，每一个人按照其有限的信息充分发挥其个人的创造能动性，既有起码的“消极自由”，又产生了交换合作的规模效益（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哈耶克在晚年的名著《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指出：“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f.a.hayek:the fatal conceit,u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提出了资本主义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the 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ration）的说法， 以说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自发秩序之处，在于它是不断扩展的，从家庭之间的合作到部落之间的合作再到民族之间的合作，把人类联成一个合作的文明统一体。西方文明有一个源于“自然法”和“原罪”的源远流长自然演化而来的抽象普遍主义的“公共哲学”的“演进理性”共识，即关于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所有权”共识，是西方文明能够突破狭隘的特殊主义的自然伦理的局限，扩展为以普遍主义的道德和法律原则为基础的人类合作秩序。
三、资本主义是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是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
这是法国年鉴学派著名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的观点。它通过对西欧社会经济史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人类社会经济可分为三层结构：底层是人们衣食住行的无意识的习惯的日常生活深层结构，布罗代尔称之为“物质生活”；在物质生活基础上，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交换网络，即“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之上寄生着“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按照布罗代尔的观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按照公开的自由竞争公平交换原则进行的交换；后者是少数资本家依靠雄厚的资本和独占的信息私下里欺骗性的不公平的交换，以攫取巨额的垄断利润的谋利行为。布罗代尔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比如打牌，前者是普通人凭运气玩，从长远来看胜负的机会是公平的；后者则是少数有高度技巧的人作弊玩必然赢的游戏。布罗代尔通过研究发现资本主义是极少数人从事的寄生性的牟利现象，18世纪的法国其人数不过80人，1840年的法国银行被40 个家族控制， 老少人数总共不过200人；而这些家族在长时间里灵活谋利于商业、生产、金融诸领域， 缓慢持续地积累着巨大的财富，最终在1668年的英国、1830年的法国控制了国家政权，使资本主义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布罗代尔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之所以不发达，其原因，其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一直处于集市贸易低级发展阶段，缺乏交易会等高级市场交换形式，缺乏远距离的贸易形式。其二，国家太强，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三，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难以形成数百年长期积累资本的资本主义大家族。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观令人想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不过布罗代尔确实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找到了大量的有关资本家攫取超垄断利润的史实。
四、资本主义的畸变：依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作为15—18世纪西欧基督教社会的原生现象，在向全世界扩展过程中，在历史的演变中，其典型形态，发生着一系列畸变。
首先，是被第三世界国家学者所描述的“依附资本主义”。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些学者适应美国冷战争霸世界的需要，将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歪曲简化，将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抽象为普遍的现代化模式，以作为非西方社会进步的理想发展模式。20世纪60—70年代的拉丁美洲学者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批判了这种“现代化理论”，指出非西方国家的落后，并非是由于不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所造成的非西方国家的“依附状态”，即“依附的资本主义”导致社会畸形，难以发展。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砍断资本主义的“依附链条”，独立自主，才能更好地发展民族经济。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相似的。20世纪70—80 年代美国学者华伦斯坦（wallstein）在“依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认为落后国家不发达，不仅仅在于依附程度，更在于“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不平等的等级结构，落后国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平等的交换所造成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结构性的“半边缘”“边缘”依附地位，决定了它们永远处于依附不发展或依附发展。这是华伦斯坦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用于分析民族国家间的两极分化实例。（参见萧新皇：《发展与低度发展》，台湾巨流出版社。）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资本主义文明的没落》中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合法性困境，“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到了它生命的秋天……秋收之后，严冬就会来临，那也是周期的结尾，历史性体系的末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到了一个分岔点（bifurcation point），“因此， 世界将进入局部、地区性和全球性动乱，一个永无宁日的时期，它比起20世纪美、德的大战和其后的民族解放战争更为缺乏规律，因此更难于控制”（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第10期）。
其次，就资本主义晚期发展来看，熊彼特认为四分之一原动力是“创新个人”，“我们称之为企业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化、官僚化、组织化过程，标志着企业家创新能力的衰退，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衰退，实际上资本主义在“毁灭自身”，并创造“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条件。（参见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商务出版社，1978年4月版。）然而， 正当许多资本主义理论家预见合理化、官僚化、组织化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成熟的形式的时候，最近又有人注意到了“跨国资本主义”（transnational capitailism ，见美罗伯特：《国家的作用》，中央编译出版社）。“跨国资本主义”恰恰是非组织资本主义。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官僚制大公司资本主义不同，实行“元生产”（metaproduction），其特点不同于大资本主义公司的集中生产，而是分散生产，如一部汽车，其零件来自全世界各地， 因此很难确认国籍。 因此“跨国公司”不同于“多国公司”（multicompany），只为资本服务，不为国家服务（过于理想化的描述）。“元生产”不是通过商品赢得市场，而是通过设计新的服务方式，追求高附加值。生产的关键不是资本而是智力。跨国资本主义并没有消灭两极分化反而产生了更大的两极分化。日本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从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领域退出，进入追求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等泡沫经济领域，谋取暴利，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本末倒置，趋向衰弱。西方著名的学者则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正面临着道德共识瓦解的“现代性危机”；尼采发出了“上帝死了！”的警告；马克斯·韦伯发出“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肝，如此浅薄的人类却自负登上人类文明的顶峰”的感叹；马尔库塞则批判了科技理性的专制与单面人现象。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指出，西方社会正面临着富裕后的纵欲无度，人类犹如失去操纵的自动飞机“没有明确目的地越来越快的飞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 后现代学者们则从各方面对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人的主体性进行无情的解构。麦金太尔在一本震惊西方学术界的名著《德性之后》中指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道德无序的黑暗时代，克服危机的唯一出路是恢复古希腊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德性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贝尔认为现代西方纵欲享乐主义已取代新教伦理，整个社会分裂为互不相干的三大领域，出路在于建立安身立命的“公共家庭”（《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当今西方学术界的泰斗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正面临着合法性、合理性危机“工具—目的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 ）政治经济体系过分膨胀，金钱、权力机制侵入社会文化生活的“公共交往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他把克服危机的希望寄托于知识分子学术交往的“公共领域”，通过“交往理性”达成“交叉共识”（overlaping consensus）。（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重庆出版社1994年9月版） 但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似乎取得了“终结历史”的一劳永逸的胜利；许多人在20世纪末也渴望着下一个世纪和平与发展的光明前景。然而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阅读了人类历史太多的希望幻灭与淋漓鲜血，很难如彼那般乐观。当上一个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庆祝其几十大寿，贵宾云集，大英帝国如日中天，满怀信心为资本主义大一统太平盛世干杯的时候，怎么会想到等待他们的正是一个动乱的灾难的世纪！短时段的历史是不可预测的，然而历史学者却是一个长期的天气预报员，其长时段的“大历史”视野，却使他在时论的反面发现历史巨变的前兆，而将处变不惊。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马克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