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入侵”与“反入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冷战论文,结束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正朝多极化方向加速发展，国际交流中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变化。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在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中展现出了错综复杂的文化“入侵”与“反入侵”。这既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文化入侵与反入侵，也有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入侵与反入侵，还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文化的相互入侵与反入侵，甚至还包括各大洲之间文化的相互冲突。认真研究和分析当今国际交流中的这些新情况，特别是深入探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强文化输出的理论形态及其实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际文化交流，既是促进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各国实现本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开展文化外交，通过文化输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并且取得了军事行动得不到的成效。而当今各国交往中势头强劲的文化入侵与反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进行的文化外交的继续，并且是这种文化外交在全球更大规模的展开。
几乎是与苏联、东欧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这些国家加强了文化攻势。他们利用这些国家政局变化后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局面和法律上的漏洞，大量收买或接管新闻媒介等文化设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后，这种文化攻势又发展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并且在西方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展开，形成了各国交往中势头强劲的文化“入侵”与“反入侵”。
对冷战结束后文化入侵问题首先感到不安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在印度，收看由西方通讯卫星传来的西方节目的观念与日俱增，引起社会各界的疑虑。《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4年7月13 日的文章估计，印度约有720 万卫星电视台的观众能够经常看到多纳林和奥普拉主持的节目，以及电视剧《洛杉矶法律》、《雷明顿·斯蒂尔传奇》等，还有播映长达4年的连续剧《圣巴巴拉》等。 印度新闻国务部长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的大量涌进，公开称之为“西方文化入侵”。印度作家理查德·克拉斯塔在一本新著中分析西方媒体的影响时指出：西方电视正“稀释”着印度文化，“我们从过去好几次文化入侵中挺了过来，但是我不敢保证我们是否能度过这次文化入侵。电视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
冷战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重点。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剧变以后，西方国家把注意力进一步转向中国。在中国境内的各个不同地区，仅卫星电视来说，就可以收到国内外10多颗卫星传播的60多套电视节目。其中，有美国政府办的“世界电视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CNN）、英国广播公司“环球电视”、香港卫星电视台、澳大利亚电视台、“德国之声”国际电视台、法国国际电视台等。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美国之音”、英国的BBC、德国的“德国之声”、加拿大的国际广播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都增办了华语广播或者增加了华语广播时间。1993年6月15日，克林顿宣布“对外广播计划”提出， 建立“自由亚洲电台”是要向中国人民提供一个所谓“独立的、不受控制的新闻来源”。1994年1月，美国参议院通过设立“自由亚洲电台”的议案。1 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设立这一电台的真实目的， 是利用新闻媒介干涉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内政，制造混乱。对此，表示强烈反对。5月31日，克林顿在美国《洛杉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 提出“我们将把自由的消息告诉中国人民。我们将搞‘自由亚洲电台’，增加‘美国之音’对中国的广播并创办每周一次的‘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总之，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通过电视、电台等各种渠道，对中国的文化攻势不断增强。
1994年7月13 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一篇分析卫星电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的文章估计，自1990年以来，卫星电视已普及到亚洲和中东的39个国家，收视观众估计有2亿人之多。1990年创办的香港卫星电视台向从日本到中东的39个国家播发5 个免费频道和一个加密收费频道的各种组合，该台观众预计到1996年将增至4亿人。 文章认为，技术的进步已把卫星电视从少数国家奢侈的享受转变为廉价、可靠的大众传播手段，在文化上、经济上和政治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埃塞俄比亚的海勒·吉里马惊呼：“现在电影仍以光的速度，氢弹的威力，继续破坏着人类的文化，把西方人的价值观强加于世界大多数人民，特别是那些没有可能进行应有的文化交流或者不可能从电影中获得任何好处的人民。使第三世界的人民……在精神上变成奴隶”。
西方国家传媒集团看到亚洲卫星电视市场巨大的商业、政治、文化的价值，纷纷介入这一有利可图的市场。美国道·琼斯公司宣布将买下新开播的《亚洲商业新闻》电视网29.5%的股份。此外，还有一些欧美大媒体公司，如时代华纳公司、美国电话电信公司、美国广播公司等，也纷纷加入亚洲电视市场的角逐。在西方商业性传播公司进入亚洲的同时，美、英、法、德、澳大利亚等国政府办的对外宣传机构也在积极介入或准备介入亚洲卫星电视领域的争夺。一份日本刊物指出：“美、英、德、法、澳大利亚的国际卫星广播纷纷进入亚洲，使这个地区成了利用卫星电视进行心理战的战场”。
“文化入侵”现象也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相互展开。法国是电影的故乡，号称欧洲电影业“最可靠的碉堡”。但是，法国的电影市场也正在被美国好莱坞电影不断蚕食。70年代，美国影片在法国电影市场的占有率为37%，到了80年代，已占到57%，如今这一比例已上升到58.7%以上。同时，美国的影视剧也充斥法国电视屏幕。巴黎6 个电视频道每年播出的1300部影视片中有1000部来自美国。一位记者认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在法国无处不在，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新殖民化现象”。台湾《经济日报》1993年1月17 日的一篇文章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指出：“美国电视大量输出到世界各国，已被不少国家视为‘文化入侵’，影视文化强大的影响力，使各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忧心忡忡，担心自己的国家成为美国文化的殖民地，因为近年来美国电影和各国电影业此消彼长的情况日益严重，各国都越来越仰赖美国电影”。
冷战结束后，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解体后，一些地区性大国也乘势而起。这些国家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也极力输出本国的宗教、文化。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泛哈萨克主义、泛匈牙利主义、泛蒙古主义等等，都带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色彩。土耳其国内外泛突厥主义团体不断举办以泛突厥主义为主体的学术会议，主张突厥语各国着手统一文字，强调泛突厥主义的宗教、文化的共同性、优越性，就是很典型的说明。
冷战结束后的文化入侵与反入侵， 甚至在世界五大洲之间展开。 1995年11月4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今天， 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文明的主要冲突非常明显。带有政治色彩的伊斯兰教所要求的恰恰是由伊斯兰文明来取代西方文明对整个世界的领导地位。德国《世界报》1995年12月29日的一篇文章也认为，东方文化正在削弱西方思想的渗透。文章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以外的各种文明社会似乎在沉睡的宗教和思想内容正发出新的辐射力。这种力量在削弱引进的西方生活原则， 增强当地的文化意识。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3年12月10—16日一期刊的文章中也指出，在亚洲，在共产主义问题上的冲突一结束，便开始了一场关于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新的争夺战。主要来自西方的新的文化潮流也帮助了亚洲人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新的亚洲文化有时与西方是对立的。1994年4月4日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认为，由于“西方对亚洲模式的态度体现了一种难以同种族主义区别开来的文化帝国主义”，导致了许多人对西方文化价值的怀疑，创造了有自己特色的亚洲模式。这种“亚洲模式利用当地的文化传统，如儒教，并且直言不讳地批驳西方的个人主义、人权和民主理想”。
面对国际关系中日益加强的“文化入侵”，许多国家都积极采取相应的抵制“入侵”的措施。在亚洲，一些国家针对西方电视卫星的入侵，一方面积极发展本国的卫星电视，另一方面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电视市场。印尼、日本、俄罗斯、印度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已有卫星在运转，泰国、马来西亚、韩国、伊朗、土耳其等国也计划发射自己的卫星。新加坡、马来西亚禁止家庭安装接受卫星天线，只允许国家控制的电视公司提供卫星电视节目，家庭可以成为这些公司的订户。印度政府还加强对有线电视经营者的管理，并试图在议会通过“有线电视经营法案”，要求印度的有线电视经营公司至少要有一个频道播放印度电视台的节目。印度国营电视公司为了从外国卫星电视台手中夺回市场，开播了5个新的电视频道。
美国影片在欧洲特别是法国泛滥，也引起了这些国家的不满和抑制。在1993年下半年举行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法国提出了“文化例外”的主张，认为文化产品有其特殊性，不能与其他商品等同起来，任其自由流通。法国和欧共体其他国家一道拒绝华盛顿关于欧洲取消对美国影视产品的“配额限制”和“自由贸易”的要求，在贸易谈判中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西欧各国还积极采取措施，集中财力、人力和物力，提高欧洲各国影视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与美国产品相抗衡。1994年4月，欧洲委员会发表“绿皮书”，决定在本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 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大力发展欧洲影视产品。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5年10月4日报道，面对美国的文化入侵， 法国为了维护强国地位，像美国、英国和德国一样，也奉行咄咄逼人的“文化外交”战略。“战场就在世界电影、电视、计算机屏幕以及出版物的日常对话上”，“法国最明确的战斗一直是阻止世界电影和电影业被好莱坞比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不断扩大与加强，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西方一些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也加强了对我国的文化渗透，企图“西化”、“分化”我们。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冷战结束后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入侵与反入侵的现象，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