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研究60年：后来居上异军突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来居上论文,异军突起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走过了一条艰难而非凡的道路。1978年以前，它是一个相当薄弱、几乎不为人知的弱小领域。1978年以后，它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后来居上，异军突起，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创造性地建立了高等教育新学科，而且在高等教育问题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不仅专业研究机构、人员、刊物、成果等多项指标居于世界前列，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大国，而且探索出一系列推动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在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今天，回顾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业历程，总结成功经验，展望未来道路，对于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持续、健康、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
本文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为主线，结合研究重点的转移、标志性事件或成果的产生以及高等教育研究宏观背景的变化等因素，把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前学科时期(1949-1977)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郑观应、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对传统高等教育进行了初步反思，发表了一些关于高等教育的评论和建议。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研究的范围扩大，当时一些知名学者和大学校长如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傅斯年、雷沛鸿、孟宪承、郑若谷、庄泽宣等都是高等教育专家，他们发表的不少高等教育名篇佳作是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基本上以前苏联的经验为蓝本。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的要求，高等教育界围绕学习前苏联经验开展了一系列翻译和研究工作，《苏联的大学》、《苏联高等教育》、《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等都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译著。1953年5月，新成立的高等教育部创办了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高等教育通讯》（后来改为《高等教育》）。该刊除了发布公告、交流经验之外，也刊登一些介绍前苏联高等教育的文章和国内高等教育调查研究的报告。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高等教育界积极响应。高校不少教师干部围绕教育教学改革工作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话题包括教育方针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学习前苏联高等教育理论与教学方法、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建设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解决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等多个方面。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高等教育》开辟专栏讨论教学改革的各种问题，其中关于教学中的“百家争鸣”问题的争鸣最为热烈，各派观点相互交锋，各抒己见，一时掀起了教学研究的“小高潮”。
1957年，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潘懋元组织编写了一本《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科方面进行了第一次重要探索。《讲义》在前言中明确提出，应逐步地建立一门称为“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的教育科学。虽然《讲义》因为政治运动的原因未能公开出版，但它提出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构想，为70年代末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建打下了重要基础。
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使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受到冲击，高等教育研究被迫中止，取而代之的是对“教育革命”和“红专大学”的宣传。60年代上半期，高等学校教学秩序有所恢复、知识分子政策得以执行，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恢复提供了契机。1962年和1963年，为贯彻“高教六十条”，教育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就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研究主要讨论了如何解决运动过多、劳动过多，贯彻“少而精原则”、“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半工半读等问题，这些研究多数以经验总结为主，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理论性文章。
1966年“文革”爆发，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陷于停顿状态，全国各地的教育刊物和大学学报全部停刊，致使建国后前十七年已经形成的以教学研究为重点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被迫完全停止下来。当时的高等教育文章主要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和《教育革命通讯》等报刊上，基本上是宣传“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出的错误的主张，并对“前十七年”教育路线进行否定和诋毁。
尽管从1949到1977年这段漫长岁月，不同历史阶段的高等教育研究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但它们都具备“前学科时期”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共同特征：一是高等教育研究尚未形成专门领域。当时几乎没有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人员，也没有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还没有形成“高等教育研究”这一概念。二是高等教育研究以实践经验为主，理论研究相当薄弱。尽管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对高等教育理论问题进行过思考和探讨，但与高等教育实践研究相比，成果极少。三是高等教育研究不重视理论指导，也不重视研究方法。当时无论是实践研究，还是理论研究，绝大多数都是简单描述，就事论事，甚至是随感而发，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指导，也很少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极少数学者开始运用普通教育学理论和方法来探讨高等教育问题。
（二）学科建立时期(1978-1984)
20世纪70年代后期，高考制度的恢复揭开了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序幕，全国科学大会带来了“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高等教育实践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客观需求日益显现，也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在这一背景下，刘佛年、朱九思、潘懋元等一些教育理论工作者开始大力倡导高等教育理论研究。1978年，潘懋元发表《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等文章，时隔20年后再次发出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呼吁。[1]
1978年5月，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成立，这是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重要标志。此后几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兰州大学、华东师大、华中工学院等大学也相继成立了高等教育的研究机构。
1979年，由厦门大学、华东师大、上海高教局等8个单位在上海联合筹备组建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次年又在厦门召开了34个单位参加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筹备会议。中国高教学会于1983年5月正式成立，它的成立使当时全国已经设立的十几个地方性高教学会联成一个系统，使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开始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
1981年，厦门大学招收了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84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
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将高等教育学正式列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得到确认；1984年，潘懋元主编、九位专家合作编写的《高等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福建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系统专著，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正式确立。
这一时期，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界还出版了一批重要的高等教育专著和译著，除上述两部高等教育学专著外，还有蔡克勇编著的《高等教育简史》(1982)、潘懋元著的《高等教育学讲座》(1983)、朱九思等主编的《高等学校管理》(1983)、王亚朴主编的《高等教育管理》(1983)、熊明安著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83)、滕大春等翻译英国阿什比(E.Ashby)的《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1983)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外国高等教育丛书”(1979-1980)等。由于当时高等教育著作极少，这些著作成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主要的教材和参考资料，它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后来出版的众多同类著作难以企及的。此外，这一时期对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若干问题的研究也逐步展开。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大学生智能培养、高等学校教学科研“两个中心”问题、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人才观）、大学德育改革、高等教育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等都是当时比较热门的研究课题。
1978年到1984年是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起步和建立学科的阶段，当时的许多重要工作都可以载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史册。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研究较过去发生了一系列质的变化：
——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专门研究机构和专职人员的出现，使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一门专业。
——高等教育学科正式建立，并促使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专门领域在中国学科化、合法化。高等教育学科建制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区别于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科学的研究方法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开始受到重视和运用。是否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与发表高等教育议论的本质区别。1978年以后，调查法、统计法、文献法、比较法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开始为广大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所熟悉，并在研究中得到运用，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向科学化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
（三）规模扩充时期(1985-1998)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高等教育目标、体制、结构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改革。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党的十四大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拓展的新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到了90年代中期，全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达到800多个，高等教育研究专职人员达到3000名左右，兼职研究人员数以万计。一批高等教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点的建立为高等教育研究队伍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截至1998年，高等教育学博士点有4个（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学硕士点23个。
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更是增长迅速。70年代末每年发表的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大约有几百篇，而据集美航海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和厦门大学高教所合作开发的“高教研究信息微机处理系统”所输录的论文条目，90年代上半期，全国每年发表的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大约在15000篇以上，这还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2]同时，1985年以后每年都有100部以上的高等教育著作公开出版。根据陈学飞总主编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49-1999)》一书中收入的高等教育著作目录统计，1985-1998年共出版高等教育著作2197部，平均每年出版157部，而1978-1984年7年间才出版著作113部。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研究不仅规模得到扩充，研究的领域也有较大的拓展。
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立之后，高等教育研究大体上是沿着两条并行而又相互交叉的轨道发展：一条是以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为重点的理论研究：另一条是以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际问题研究为重点的应用研究或称“问题研究”。
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方面，逐步形成了以高等教育学为主干的高等教育科学学科群。这一时期，陆续有多部各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学专著问世，如郑启明、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学》（1985年版）、田建国著的《高等教育学》（1990年版）、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1995年版）和《新编高等教育学》（1996年版）、胡建华等学者合著的《高等教育学新论》（1996年版）等。对高等教育学学科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不少学者参与了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等理论的探讨。1993年，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成立，这个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为主旨的研究会的前三次研讨会都是以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为主题，广泛交流了高等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的观点，如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环节等。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对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科学分支学科建设得到加强。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史等80年代初期就已经问世的分支学科进一步得到发展，比较高等教育、大学教学论、学习论、德育论、大学生心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工程教育学等一批新的分支学科也都陆续建立，出版专著。各类分支学科的数量达到二十多个。
在问题研究方面，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开展，大量出现的高等教育新问题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大的思考。高等教育研究界围绕高等教育思想、高等教育结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等学校教学、高等学校德育、民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地方化、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等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如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的两次高等教育思想大讨论影响很大，涉及到问题众多。第一次大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高等教育人才观、高等教育价值观等，第二次大讨论的问题包括转变教育价值观、教育质量观、教育发展观，提倡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等方面，这些讨论加深了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性认识。
总之，1985年到1998年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规模扩充的时期，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学科建立时期”相比，高等教育研究发展呈现以下两大特点：一是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规模得到迅速扩充。遍布全国的研究机构和组织、日益壮大的研究队伍、数量众多的研究刊物和数量庞大的专著、论文，使中国迈入“高等教育研究大国”之列；二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齐头并进，新成果和新观点不断涌现，共同取得较大的发展。
（四）稳步提高时期（1999年以来）
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9年国家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在2010年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正式吹响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号角，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在过去几年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完善，步入一个稳步提高的新阶段。
——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同90年代中期以前相比，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研究刊物保持相对的稳定，但研究组织和机构的力量有所加强，研究队伍的结构和素质有所改善。特别是2004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的意见》发布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有了制度保障。新兴学科的建设，最基本的工作是研究人才的培养与成长。随着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重大改革，新的高等教育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和以高等教育为主要方向的相关专业博士点近20个，硕士点超过100个，在校生数千人。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不断扩充，为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不少高等教育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骨干力量。2008-2009年间出版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中青年学者论丛》第一批的12位后起之秀的中青年，都是获得博士学位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并有重要的研究成果。
——高等教育学科建设进一步受到重视。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方面，近年来新出版的高等教育学著作有十部之多。与以往出版的高等教育学著作相比，一些高等教育学著作在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如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学》（2001年版）、王伟廉主编的《高等教育学》（2001年版）分别以“高深学问”和“课程与教学”作为逻辑起点来对高等教育学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在构建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方面进行了尝试。同时，高等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研究成果分门别类，蔚为大观。例如，在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上，2003年由黄福涛和贺国庆分别主编的《外国高等教育史》分别出版，填补了外国高等教育史学科无系统专著的空白；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思想史、地方高等教育史、各类高等教育发展史、科举史、书院史、留学史、教会大学史等方面也不断推出新成果。在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设上，各类研究进一步深入和细化，形成了诸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成人高等教育管理、自学考试管理、校长学、科研管理、师资管理、后勤管理、高等教育评估与评价等多个新兴领域或学科。在比较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上，国别研究的范围有所拓展，亚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得到重视：更多的外国高等教育名著被翻译出版，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参考资料，特别是2001年王承绪等学者组织编译了“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在国内高教研究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更加密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服务实践、服务决策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高等教育研究与高教实践的关系更加密切。大学素质教育、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高等学校学科建设、高等学校德育建设、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一流大学建设、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高等学校招生与就业、民办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等陆续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尤为令人振奋的是，已经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为政府部门所重视和采纳，有的研究还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重大影响。例如，近年来政府关于推行大学素质教育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决策都深受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
——高等教育研究方法有了新的进展。多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受到重视，在高等教育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得到充分运用，丰富了高等教育研究范式；传统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有所提高和完善，各种形式的质性研究被广泛采用。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课题，加深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和解决不同的高等教育问题。提高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高等教育的预警性、前瞻性研究成为新的亮点，在高校招生与就业、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规划以及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等等重大政策研究中得到运用，提高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实效性。
——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有了较快的进展。不但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出国、出境参加国际性、双边性的高等教育学术会议逐年增加，国内召开的高等教育国际学术会议也逐年增加。特别是中国高教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和博士生论坛，吸引了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学者前来参加。高等教育论文或译文在国外发表的日渐增多，有些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也被介绍到国外、境外，国内外、境内外合作研究的项目也日渐增多。
可见，60年来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弱小到壮大、从数量扩充到质量提高的演进过程。特别是1978年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呈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特征，不仅研究规模庞大，而且创立了高等教育学以及分支学科，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科范式”，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史上的奇迹。
二、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经验
由于1978年以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经验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通过上述历史回顾不难发现：近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之所以发展如此迅猛，不仅归功于改革开放和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且得益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在开创这项崭新事业道路中探索出来的若干宝贵经验。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经验凝聚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的精神、勇气和智慧，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繁荣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以学科建设促进高等教育研究发展
众所周知，西方高等教育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一直未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通过建立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科来带动整个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发展。历史证明，这条道路适应了中国国情和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实际需要，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1978年以前，高等教育研究没有形成专门学科，只是星星点点，发表个人见解，虽不乏深刻的见解，但缺乏理论的深度。1978年后，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过程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制度化过程。建立一门学科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不仅有学科之名，还要有学科之实；不仅要形成教育学分支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还必须建立学科研究的规范、规则、范式，建立包括学会、专业研究机构、专门出版机构及专业刊物等社会建制在内的学术共同体。因此，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不仅使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而且有力地带动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组织、队伍、成果的大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学科本身达到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形态，可以作为课程在大学出现，这对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提高了高等教育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推进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进程。多学科问题研究范式的价值虽毋庸置疑，但该范式在整合研究兴趣多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高等教育学科作为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学科，必然以整个“高等教育”作为“问题域”，具有多学科问题研究范式无法替代的作用。从高等教育的全局来整体把握高等教育问题，整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从而更好地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建立相对完整和系统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因此，建立以高等教育为问题域、整合多种理论的高等教育学科有可能提高高等教育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从而提高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
（二）以开放姿态推动高等教育研究繁荣
尽管中国首创了高等教育学科，并按照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开展研究、培养专业人才，但高等教育学科并未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唯一范式。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未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保持长期繁荣和活力的重要原因。
在研究队伍的开放性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遵循“来者不拒，一视同仁”的原则：无论是教育专业的“科班出身者”，还是其他专业的“半路出家者”，甚至“业余爱好者”都可以加入高等教育学科行列，都可以在学科领域发表自己的观点，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成果赢得同行的尊重。高等教育学科所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也是来自多种不同学科的青年学者，聚集在高等教育研究组织中，进行跨学科的交流、探讨。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不同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从建立开始就没有为所谓“垄断解释权”进行过任何努力。相反，争取尽可能多的学科专家加盟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一直是这个新兴学科的不懈追求。事实证明，大批来自其他学科人员、学生的加入既是高等教育研究繁荣发展的标志，也是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不仅来自其他学科的人员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原来的专业学科背景和研究方法来进行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而且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离不开高校一线广大教师和干部的支持。
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推崇“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气度：创建高等教育学科，不唯高等教育学科“独尊”；重视高等教育学科范式，不忽略其他相关学科范式和方法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意义。近十多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探讨越来越需要借助不同学科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多学科研究方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在借鉴国际先进理论的主动性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实行“主动借鉴，洋为中用”的方略：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前提下，根据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自身需要，主动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主动借鉴，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水平，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步伐。同时，中国学者对国际高等教育理论是主动借鉴而非被动接受，我们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同时，能够根据中国国情有所发展和创新，从而为世界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近年来，中国学者对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修订与发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三）以服务实践引领高等教育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学科建立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并未故步自封、陶醉其中，而是积极运用新兴的高等教育学科理论来解决高等教育实际问题。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虽然是以学科建设为其特色，但从整体上讲，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不是“学科指向”，而是“实践指向”：无论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还是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其目的都是为了服务实践、服务决策。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正是通过服务实践、服务决策引领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
通过对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研究重大课题的回顾不难发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热点问题的转移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展是基本同步的。服务实践和决策引领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注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这不仅符合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性”、“应用性”特点，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相互依存的趋势。作为应用性特征鲜明的高等教育研究若不能与教育实践、教育决策建立起相互依存的亲和关系，就很容易陷入“知识乌托邦”而孤芳自赏。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之所以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新兴领域发展成为繁荣而庞大的事业，正是因为它与中国高等教育实践有天然的亲和关系，也正因为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都以服务实践为目的，两者才能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共同促成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今日之繁荣。
三、对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展望
尽管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毕竟是一项年轻的事业，在学科建设、制度建设、国际交流以及对实践的服务力度等方面还有诸多不足，一些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的领导对高等教育研究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不足，加快改革发展的步伐，朝着更高的战略目标前行。
进入新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这既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进入了大众化阶段，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第一大国；另一方面我国远非高等教育强国，在深化改革中问题丛生，面临着如何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历史任务。高等教育实践呼唤理论指导，高等教育研究者应该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加强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的过程中，实现高等教育研究也从大国向强国的迈进。
作为一个前瞻性的崭新命题，建设“高等教育研究强国”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自身不断发展、不断超越自我的必然要求。这不是一个近期的、一蹴而就的目标，而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对此，笔者曾经撰文从把握好“质与量”、“学与用”、“古与今”、“土与洋”几个辩证关系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3]以下再从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范式变革、制度建设和道路选择等几个方面进行一定的分析和展望。
（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范式变革
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要在范式上取得新的突破：既保持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的特色，又积极吸纳一切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以高等教育学科范式为主导，多种范式并存的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范式。
该观点可进一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高等教育学科范式不是高等教育研究唯一的范式。仅仅运用高等教育学科范式将无法解决日趋复杂的高等教育问题，固守单一的高等教育学科范式必将限制高等教育研究的开放与发展，也不符合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特点。只有高等教育学科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范式相辅相成，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高等教育问题。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研究走向开放，采取多范式研究，绝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学科从此就走向终结。在未来的开放、多范式研究中，高等教育学科范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高等教育学科范式在保证高等教育研究的相对独立性、把握高等教育研究的全局和方向、整合多学科研究、聚集和培训高等教育研究人才等方面继续发挥其他范式难以替代的作用。
今后，高等教育学科要更加开放，学科建设的思路也要更加多样。高等教育学科不必因其他学科的广泛介入而妄自菲薄，应以一种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学科意识，在主动接纳其他学科资源的过程中，重建自己的理论、观点和规范。同时，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高等学校将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学科作为研究高等教育的专门学科，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必然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高等教育学科队伍中，高等教育学科大有可能成为新世纪的“显学”或“朝阳学科”，这又为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
（二）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建设
高等教育研究制度是规范研究行为的准则体系和支撑研究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系，通常包括研究的机构、人才、刊物、著作以及图书文献中心、学术会议、课题管理、研究经费、人才培养、学术规范、学术评价等各种要素。近三十年来，我们已经初步搭建了高等教育研究制度的框架，但框架内部各种配套制度的建设存在很大的欠缺。未来只有加强研究制度的建设，才能保障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持续、健康、繁荣发展。
未来高等教育研究制度的建设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完善保障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自主发展的制度和机制、建立若干高等教育研究专业网站与虚拟高等教育研究平台、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制度和机制、建立高等教育研究刊物分类管理和质量保障制度、建立全国性和区域性高等教育研究文献资料中心和数据库、建立保障高等教育研究经费投入和有效使用的制度、完善高等教育研究课题研究和课题管理制度、完善高等教育研究人才培养制度、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转化制度和机制、鼓励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价标准、完善高等教育研究学术规范等。制度建设，既要力求规范、完善，又要避免烦琐、僵化。
（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道路选择
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要向“高等教育研究强国”的目标迈进，必须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坚持自主发展的道路，还是依附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必须要明确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
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近三十年繁荣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是正确选择，各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没有哪个国家是通过选择依附发展的道路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强国的。依附发展和从属理论不仅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还会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将逐步走向世界。未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界交流与合作，不仅以更为宽广的胸怀借鉴世界一切先进的、优秀的高等教育理论，还要通过交流与合作，让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为世界同行所熟知和认可，并逐步确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同时，积极参与跨国性的重大高等教育课题的研究工作，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中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总之，要建设高等教育研究的强国，就不能满足于规模大、成果多，更重要的是沉下心来不断提高科学化（不是八股化）水平和应用价值。高等教育研究者要切实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瞄准学术发展前沿，打开认识视野，拓展思维空间，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形成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中国学派，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高等教育学科群，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做出我们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