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自然生命：时代意义、方法论原则和初步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河流论文,结论论文,意义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09）10－0008－05
河流生命是一个新概念，是第一次由我国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自然科学家提出[1]并与国内环境伦理学者共同探索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河流生命伦理学的基本概念[2](序一)。河流生命概念的提出和论证，反映了我国河流管理决策者在思想理论上的两个转变：一是从单纯的“水利资源”利用的观念向水的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观念转变；二是从单纯的“自然工程”为特征的“硬”科学管理向“人文与社会建构”为特征的“软”科学与“硬”科学综合管理转变。进而，河流生命概念的确证，也是河流学适应外在社会拉力和其学科内在逻辑推力引发的一场河流观念的革命。本文仅对河流生命概念形成的时代意义、河流自然生命定位和界定的方法论原则及其研究的初步结论作以简要概括和阐述。
一、河流生命概念提出的时代意义
河流生命概念顺应了环境革命发展的时代主题。
1.顺应了人类生死观的转变[3]。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全球环境运动，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酿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环境革命，其重要起点标志之一就是卡逊的《寂静的春天》[3]。随之长达20年之久的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大讨论，促使人们不仅仅改变了传统的环境观念，引发一系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且也扩展了人类的生死观：威胁人类生死存亡的历史事件，不仅仅指人与人之间展开的核大战，还包括人与地球自然之间发生的人为造成的人类生存环境的灾难。因为，我们已经改变了大气层和陆地表面，改变程度超过了地球数百万年里发生的变化，这些改变仍在继续。“我们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做些什么，还取决于我们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盖娅（“盖娅”是古希腊神话中生养万物的大地女神，被英国宇航学者拉弗洛克借用，隐喻地球的生命捕获和与地球环境协同进化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有机体功能）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使盖娅遭到危险，她将为了更高的价值——‘活着’的系统自身——而放弃我们”[4](P1)。由此，为了当代人的生存和子孙后代的可持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全球环境问题，正视所谓“环境神话”论[5]、“工业救世论”[6](P3－5)。可喜的是，在我国已经把环境问题纳入国家，或地区的基本计划，进入常规的管理和教育领域[7]，涌现出一系列新概念，其中河流生命的概念，就是引导人们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文明理念。确立这种新理念，不仅仅在于调控河流这个“限制因子”，更重要的是推进我国乃至全人类文明生存方式的基本转变。
2.顺应了群众运动观的转变。历史上的群众运动主要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如“红色”运动、“蓝色”运动（“红色”运动是指以《共产党宣言》为旗帜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蓝色”运动是指以反战为目的的和平文化运动。）。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的环境运动，则主要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就是所谓“绿色”运动。这场“绿色”运动是21世纪新时代群众运动的典型特征，它将成为辅助政府对自然关系的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河流生命运动”是我国正在兴起的“绿色”群众运动，体现了我国黄河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民族象征，更会使之成为保护母亲河、保护母亲河的生命生生不息的强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行动。
3.顺应了科学技术观的转变。21世纪是人类生态大调整的世纪[8](P23－24)。河流生命概念的提出就是调整人与河流生态关系的重要手段，其终极目的，不仅仅是改变对河流的利用方式，更重要的是要重新确立与河流的依存和作用关系，确立一门河流生命伦理学及其研究的社会建制，适应时代对河流学科发展方向的要求——不仅建设那些改造自然的学科，而且要求发展那些建设自然的学科，促进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整合，推动科学技术观念的生态转向。
4.顺应了时代哲学的转变。支配人类精神生活的哲学，以往主要关注人际形而上的研究。但在接近20世纪末的25年间，生态危机迫使人类生态意识日益加强，哲学的主流在关注人和社会关系的同时，开始急剧地转向生态问题，人类日常生活生态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领域成为21世纪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河流生命概念适应时代精神发展的方向，激发新的河流思维——“像河流那样思考”[9](P124)，有助于推进“哲学走向荒野”的生态文明进程。
5.顺应了文化观的转变。传统的文化是基于本土性、民族性的文化观。随着科技、经济革命的世界性扩展，现代性文化冲破甚至颠覆了地域性的、民族性的、阶级性的和国家性的文化束缚，其结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造成了本土文化的消减甚至流失，为此呼唤挽救民族文化成为一种文化观的转向[10]；另一方面，造成全球生态危机，为此要求改变分立的传统文化走向整合的生态文化，成为文化观转向的另一种趋向[11]。提出河流生命的新概念，适应了文化观念的这些转向，促进河流区域自治的政治文明与全球整合的生态文明相互交融，推动人类文化生态的变革。
21世纪是生态时代。我们和其他生命共存的地球，经历了生命时代（距今36亿年前）、新生代（人类出现，约二三百万年前），现在正在进入生态时代（其标志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存根源：不在于人类个性的经济维系，而在于他们共性的地球生态存在，21世纪找寻的就是生态稳态）。
21世纪也是环境革命的世纪。历史上的农业革命解决了人的生存问题但不能解决发展问题；工业革命解决了经济增长问题同时带来全球环境问题；现在正在进行的环境革命就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和确证河流生命的新概念，目的就是要以河流为载体推进生态时代的观念转变和环境革命的进程。为此，要彻底改变以往那种把河流仅仅视为水利，仅仅看作对人有利的资源，忽视或不顾水是地球生命之根，割裂水与其他生物唇齿相依关系的传统河流资源观，唤醒人们对维持河流生命健康所需的基本水量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对那些潜在着的易被人们忽视的河流之源的湿地、草原、森林和其他生态环境的关注，使人们懂得要保持河流生命健康，就必须保护好河流生命生态系统及其源流的生态环境，而要保护好河流生命生态系统就必须保护好相关的地球景观乃至整个生物圈。显然，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整体的整体”，“一个部分的部分”[12](P71)。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是新时代的思维模式，通过这个思维我们观察到地球河流自然生命的存在方式以及赋予人类的责任和义务：
（1）河流自然生命的存在不是静态分立而是动态联系的有机体，或者是以江、河、湖、海的形式存在，或者是以雨、汽、云、雾的形式存在，或者是以冰、雪和地下水的形式存在。这些看似孤立的存在，在每一河流的生命周期中都以水的不同物质形态进行相互转换。
（2）河流生命自然的发展，是不断流动着的地球有机体的“血脉”，“有其自身的善”[13](P62)，体现在其“耗散结构”、“协同作用”和“超循环”特征方面[14]。以往我们只看到我们人类的善，忽视或不顾其他生物生命的善，更没有河流自然生命之善的意识和观念，这是导致河流生态危机和大自然“报复”的重要原因。
（3）理智健全的人类既是生物群落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也是河流生命和生物圈负有义务和责任的道德代理人。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类的生存与其他生物一样都需要基本的生物和物理条件，都需要河流之水及其完整和健康。“人类之树越高，扎在自然之根越深”；人类的社会属性又决定了人类与其他生物有本质上的不同。人类能认识各种事物的关系，能发现并运用规律同时也应当能肩负起人与河流乃至与生物圈协同进化的道德代理人的职责，即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二、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义及其方法论原则
河流自然生命的概念与传统的生命不同。传统的生命主要是指生物生命，而且主要是把个体生物的生命看作是实在的。河流自然生命是在生态系统层面，把河流生物群落与环境的整合视为生命的功能单位。河流自然生命与传统生命在概念的定义上不可比，它们所依据的“范式”或“游戏规则”不同。因此，在定义河流自然生命时，必须首先阐释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位和界定[1]。
所谓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位就是确定河流自然生命概念的“初始条件”、“坐标原点”、“参照系”或“出发点”，其实质就是要回答河流自然生命概念成立的基础、评价的标准和实现的最终目的问题。我们选择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即“生物圈生命活动论”、“系统有机结构要素的整合论”和“有机系统演化的自组织理论”作为“初始条件”。明确河流自然生命是“有机耦合体”或“超级有机体”，基本上是生物圈的活动，是河流生态系统与其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维持或增加（减少）系统有序性的活动。其系统的结构，符合发生论、教阶论和边界条件论解释，系统的运行或演化是有目的的，符合耗散结构论、协同学和超循环论。所以，河流自然生命定位的基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它是生物圈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它是生物群落与水环境协同进化的属性。
河流自然生命的界定，是基于整体论而不是还原论，这与我们以往下定义专门挖掘被定义事物的本质属性完全不同，而是寻找能够代表事物性质的宏观特征。我们采纳黄河水利委员会李国英主任的定义，即“河流自然生命的核心是水，命脉是流动，形成、发展与演变是一个自然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对外界行为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和规范性”[15](P89－93)。这个定义抓住了河流生命形态的根本性质，但也有一定的问题。如河流自然生命的“核心是水”是什么意思？在语境上，生命是没有核心的；在语用上，生命与核心不搭配。所以在语意上用“根和本”诠释“核心”就会明白水对于河流自然生命的意思。再如河流自然生命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是一个自然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对外界行为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和规范性”。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从目前人类与地球自然关系来看，脱离自然的人与脱离人的自然一样都是不可能的，正如维尔纳斯基所断言的那样，“人类成为地质因素”。事实上，河流的现在时和未来时越来越取决于人类现实的抉择。维尔纳斯基说，“生物圈进入智慧圈发展阶段”。因此，河流生命的发展要考虑人类。那么，该怎样考虑？
在人类与河流关系上长期存在两种片面的方法论：一是对待河流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表现为河流没有内在价值，只有为了人而派生的工具价值。其理由和根据来源于人的利益。这种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论是今天造成河流生态急剧恶化的思想方法根源。二是对待河流的极端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这种思想方法的基点是把河流的原发自然性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强调河流的自然性，否定任何人类的干预，无视河流被人类影响、干预导致人化趋势的事实，全面抹杀水利工程的正效应。这种极端的观点，即河流自然保存论的观点，总体上说不符合地球生态存在的事实，也是一种“人与自然二分”割裂的方法论，不利于河流生命的保护。
笔者认为，新的河流生命研究的方法论应当避免上述理论的弊端，吸收和发展它们的合理因素和积极意义。河流生命研究的出发点、最终目的和评价标准，既不是人类中心论也不是非人类中心论，而是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论。作为一种方法论，人与自然协同进化论的基点有两个方面[16](P239－247)。首先，人与自然协同进化或共同进化的主导方面是人而不是自然。更确切地说，我们在研究河流生命问题时包含着人对河流作用的结果负责任的伦理，这种伦理责任处于河流生命研究的首位并决定了这项研究的目的性。其次，人与自然共同进化，是自然方向性和人类生活活动目的性的统一。这种观点蕴含着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意义。由此对河流自然生命的界定就是：河流生命的根是水——从“地球的水”、“生命的水”和“人体生命的水”枚举论证；命脉是流动——从“流动的水的总量一定”、“流动的循环性质”和“循环的目的性”加以阐释；发展是人与自然协同进化——从“河流生命的发展成为伦理问题”开始，阐释河流生态系统是河流生命的主体，理智健全的人是其代理人，构建“人——河流生态系统——社会——代理人”四维结构关系的河流生命道德关怀共同体[16](P173－175)。
我们这样论证河流自然生命，在思想理论上始终贯穿两个主线：一是人与河流的关系进入发展伦理学。今天河流生命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人类必须在科学设计和规划基础上走人与河流协同进化的道路。二是发展的原则不是“一个有利于”（人类或自然），而是“两个有利于”——“益于人类生存，促进河流生态”[17]。河流生命的概念具有以下革命性特点：
第一，扩展了传统的河流世界观。从以往单纯人类世界观扩展到人类世界与其他生物世界相互依存的地球水生态世界观。研究的对象从人与河流的资源关系扩展到生物与水的资源关系，进而到一切生命与水，包括人与地球之水的根源关系。
第二，确立河流生命的价值观。河流生命具有个体的多样性，也具有整体的统一性。历史上任何河流生死交替的前后相继，是现存河流状态的逻辑补充。河流具有工具价值，河流生命具有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
第三，构建起对人与河流关系的评价体系。即一切事情，只要有助于河流生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16]，这是人与河流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伦理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河流自然生命生态的界定不可能选择单一范畴，必须选择成对的范畴。其原因在于：源发的自然河流越来越少，地球上的河流几乎都是已经受到人类干预和影响的复合型的天然河流。对这种复合河流自然生命的界定潜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互为限定。这样我们就把河流自然生命的属性界定为：源发自然性与人类建构性、多样性与整体性、稳定性与波动性、内在目的性与工具性四对范畴[17]。复合河流有生存和健康两种状态。前一个状态是以维持河流不断流为标志，但河流的功能并不健全，只有健康状态才是发挥各种功能的基本状态。这种健康状态的河流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保持基本的生态和环境需水量、保持水质、保持生物多样性、满足人类合理的需求、以水汽蒸发的形式保持局部小气候和以流动水体涨落有序为特征的排洪能力和输沙能力。
三、河流生命概念研究的初步结论
1.河流生命研究是河流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交叉的一个新领域。这个新领域最终是要建立一门河流生命学，其核心就是要论证并建构一种河流生命的伦理信念、道德态度和人与河流关系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由此丰富、发展甚至是重构河流科学的基本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它预示着河流科学哲学观念的一场革命。
2.河流生命的研究方法。河流是生命与非生命物质或环境的有机统一体，是地球上孕育和产生生命的淡水生态系统，也是人类繁衍生息和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自然基础、人类文化祖辈流传源远流长的重要精神根源和心灵家园。因此，河流生命的研究不仅仅需要自然科学提供的经验事实，更需要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提供的人文关怀和思想认识工具，没有这种多学科、跨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就不可能建立这门河流生命学。这种河流生命研究的多学科本性，突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的逻辑和方法，提倡并坚持人与自然协同进化论作为我们开展这项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3.河流生命是生物圈的生命观念。河流生命是地球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球水圈的活动，它的目的是保持地球生命生生不息和河流生态系统在物质、能量方面输入和输出的基本稳定。因此，河流生命的概念，不能用传统的生物生命定义加以理解和诠释，而是要扩展生命的概念，从生物个体、物种、群落的生命观念，扩展到生态系统，乃至地球的生态景观、生物圈的生命观念。
4.河流生命实体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河流生命实体系统的构成要素，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河流实体系统的内部构成要素，包括河源、河水、河道、河岸、水中生物和相关的陆地上的动植物和人类因素；二是保持河流流动的外部构成要素，包括地下水、冰川水、雨水以及地理要素、地质要素等。河流生命实体系统的功能是由河源、干流、各级支流、连通湿地和湖泊以及河口尾闾组成的流动水系实现的。河流生命实体系统使水在大气、陆地和海洋之间循环，连接起地球的各生命系统。就像人体中的血管把氧气和营养通过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奔腾的江河如大地的动脉，众多的潺潺小溪则如遍布大地的毛细血管。河流生命实体系统具有栖息地功能、通道功能、源汇功能、过滤和屏障功能等多种功能。河流是自然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重要通道，在生物圈的物质循环中起着主要作用。没有河流的纽带作用，各种生态系统无法沟通。
5.河流自然生命的根和本是水，命脉是流动，发展是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河流生态系统有天然河流生态系统、复合河流生态系统和人工河流生态系统三种类型。其中复合河流生态系统与人类的关系最为密切，人类与河流自然生命的矛盾关系主要反映在复合河流上。而要维持河流尤其是复合河流自然生命健康，必须维持其结构的完整性和功能的健全。结构完整的特征包括其结构组分的整体性、作用的有限性、作用结果的时滞性和涨落的稳定性四方面，它的功能健全包括能够维持河流自然生命的生命需水量、保持水质、维持生物多样性、满足人类需求和可调控性。
6.河流生态系统是河流生命存在状态的主体，人类是河流生命伦理关怀的道德代理人，能够自觉地依据“两个有益于”的原则，即“益于河流自然生命的发展”与“益于人类的发展”原则，促进和维护河流自然生命生生不息。河流自然生命的发展特征主要表现在：源发自然性与建构自然性统一、多样性与整体性统一、稳定性与波动性统一、内在目的性与外在工具性统一。
7.河流自然生命的实体系统有其存在和演变规律。河流自然生命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其要素、结构和环境等参数的综合效应，保证河流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河流生命实体系统中河流永远处于无休止的运动过程中，河流的运动状态决定河流的结构状态，河流的结构状态反过来也对河流的运动有一定的反作用，河流生命实体系统的演变是结构与运动的内在矛盾运动。
收稿日期：2009－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