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觉敷对20世纪中国儿童心理学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心理学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贡献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608 （2000）01-0076-07
高觉敷先生（1896—1993）是我国著名心理学史家。高老不仅在心理学史，而且在心理学的其他领域，如对理论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实验与测量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儿童发展心理学等都有相当建树，遗憾的是关于高老在这些领域的贡献，目前尚罕见有关的介绍和相应的研究，本文则试图依据现有资料就高老在儿童心理学领域的贡献作一初步介绍与探讨。
高觉敷先生对儿童心理学的关注始于20年代，发表了《儿童的情绪及其教育》等文章。随后又翻译了德国心理学家考夫卡的儿童心理学专著并撰写了相关评介论文，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格式塔心理学家在儿童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后又陆续译介了皮亚杰、勒温等的研究和理论。1946年以后，高老执教于金陵大学和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虽然将主要精力转向心理学理论和流派的研究，但对儿童心理和教育以及儿童心理学学科发展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译介、著述和实验与教学实践中，高老涉及到了儿童心理学的多个研究方向，如儿童的本能、情绪、感知、语言、个性、智力、自我意识以及社会性等。
一、学术译介：考夫卡、勒温和皮亚杰
高老对外国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工作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主要译介德国考夫卡和勒温等；后期主要译介瑞士皮亚杰。前期译介直接涉及儿童心理学的主要有考夫卡的专著《儿童心理学新论》（商务印书馆，1933，原译名《心之发展》）及相应的评述文章如《基斯塔心理学》（《教育杂志》19卷4号）、 《对于基斯塔心理学的批判》（《教育杂志》19卷6号）、 《基斯塔说的儿童心理学》（《教育杂志》21卷4号）等， 这些著作和文章介绍了考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一反华生和桑代克对于儿童学习的机械原子论或元素论的研究传统，支持苛勒的学习理论，用整体格式塔（即“完形”）心理学的一般原理解释儿童期的本能与行为、感知动作和记忆发展、成熟和学习在发展中的作用、儿童语言与思维发展以及儿童的宇宙观发展等问题。高老对考夫卡等的格式塔理论并非完全赞同，在《儿童心理学新论》译序中说：“我固非基斯塔心理学的信徒，但是当此心理学方在无政府的时代中，我承认无论哪种心理学系统都值得我们注意。”在《基斯塔说的儿童心理学》中，他说：“考夫卡讨论儿童心理学到处运用他的完形说或基斯塔的原则。儿童原始的经验和其所有种种学习，无论其为运动的、感觉运动的或观念的，在考夫卡看来，都不外为心理完形的作用。甚而至于以完形的原则构造儿童的宇宙。这固然可成一家之言，而且使心理学者对于儿童的心理有完全不同的新观点；但是其欠缺之处也在所难免。他来讲儿童心理是先有整套的原则的。他的工作便在将儿童心理学中可以应用这些原则的事实，予以一种新鲜的解释。……这种专凭主观的悬拟，便很难站得住脚。关于儿童名物学习及关于儿童宇宙的讨论，都觉得说来虽若有至理，细按便难免欠缺。……这未免以己之心度儿童，正犯着拟人说的谬误！”“打开窗子说亮话，我对基斯塔说，颇病其有哲学的臭味。然而我又何以替基斯塔心理学尽介绍之声呢？理由很简单。我认定心理学现在尚方在无政府时代中，任何种的心理学系统都值得我们注意。国内学心理学的对于行为心理学似尚熟悉，对于基斯塔心理学可太隔膜了。所以我为基斯塔说的儿童心理学介绍如目。”看来高老介绍格式塔派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在当时心理学的无政府状态中寻求一种清新和统一的心理学模式，而介绍格式塔派的儿童心理学思想倒在其次。从他最初将书名译成《心之发展》，并说改书名为《儿童心理学新论》仅仅是“为了适合书店销售的要求”[2](p.5)等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亦即是说，高老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对考夫卡的译介实际上已经是在对中国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做贡献了。
介绍勒温的文章虽然发表的时间还要晚于对皮亚杰的译介，但由于勒温与考夫卡同属格式塔学派，而且勒温才是格式塔派中真正涉及儿童心理学研究课题的心理学家，欲了解格式塔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情况必须且真正还得看勒温，所以我们把对勒温的介绍也划归入高老译介工作的前期予以讨论。译介勒温涉及儿童心理学的原著有《拓扑心理学原理》（1936，原译名《形势心理学原理》，正中书局1944）、《代替的活动与代替的价值》，述评文章主要有《拓扑学的心理学》（《东方杂志》34卷8号）、《向量心理学》（《东方杂志》34卷12号）、 《勒温对于低对人格之动的学说及其论证》（《学原杂志》1卷6期）等。在这里，勒温的“心理场”、“心理环境”、“心理生活空间”等概念、观点和儿童人格发展的动力观以及勒温学派的儿童心理学实验研究方法等被全面译介过来。介绍勒温比介绍考夫卡更为重要，因为考夫卡的格式塔原则不过是与早期冯特、铁欣纳等的主观原子心理学和华生等行为主义的客观原子心理学不同而已，并不能真正将其机械主义性质扬弃，而勒温的拓扑心理学理论则融合了各派之长又有新的发展，在《拓朴心理学》中，高老说：“传统心理学或着眼于感觉，或仅着眼于刺激，以致人或生机体的重要，为研究者所忽视。狄尔泰攻击艾宾浩斯‘说明’心理学确不无相当理由。斯普兰格提倡文化科学的心理学也值得心理学家注意。勒温的B＝f（PE）的行为公式或可矫正刺激反应心理学的缺点，而一方面侧重纯例的研究，一方面又不放弃实验，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和文化科学的心理学和争辩作一相当的解决。此外如对于物理事实及类似物理事实的辨别，为心理学的对象问题指示一个解决的途径。关于心理区域的讨论，对于社会心理学及教育心理学都可以发生影响。关于人格分化的解释及代替满足的研究，尤足用以了解低能儿的心理学。”
后期介绍皮亚杰的文章主要有《儿童的字汇》（《中华教育界》20卷8号）、《儿童对于语言的了解》（《中华教育界》20卷10号）、 《儿童灵活论》（《中华教育界》21卷2号）、 《儿童的绝对论》（《东方杂志》20卷10号）、《皮亚杰研究儿童的会话》（《东方杂志》30卷2号）、《儿童的发问与皮亚杰的研究》（《东方杂志》30卷4号）、《皮亚杰对于儿童拼合句的研究》（《东方杂志》30卷6号）、 《皮亚杰对儿童实在论的研究》（《东方杂志》30卷18号）等等。这些论文的题目已大致告诉了文章所介绍的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高老在译介皮亚杰时所反映出来的他自己关于儿童心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见解和主张。据笔者归纳，计有如下几点：1， 采用比较述介的方法。如在这几篇文章中将皮亚杰与考夫卡、斯腾、弗洛伊德、李搏、斯顿夫、卡次夫妇、奥尔波特、萨立、米德、詹姆斯、汉符理、泰勒、睦可、德兰孟德、霍尔夫人以及中国儿童心理学家陈鹤琴和上海私立尚公小学等等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比较和对照，这些比较和对照或者与皮亚杰的观点相悖，或者证明了皮亚杰的说法，或者通过比较发现诸家说法均有疑问。2，译介与评论、批判相结合， 这也是当时中国儿童心理学家如陈鹤琴、黄翼等在译介国外研究成果时共有的特点。高老在译介皮亚杰时处处给予了恰当的评论，如在《皮亚杰对儿童实在论的研究》中对皮亚杰的“直接发问法”评论说：“皮亚杰用直接发问法，自难免使儿童受问句的暗示”，“皮亚杰的结果，多半得自直接反问。他虽欲力求避免暗示的问题（除非是以暗示的问题为参证之用），但当和儿童对话的时候，究难免使儿童受问题的暗示。”又如《儿童灵活论》批判了皮亚杰对儿童灵活论原因的解释有失之妥当处。3， 在译评的同时结合本土文化的特点，如在评价皮亚杰关于儿童对事物名称的概念发展时（《皮亚杰对儿童实在论的研究》），就提出中国汉字是以象形方法为基础而设立的语言体系，因而对中国儿童进行名——物关系的教学应注意到中国汉字的特点。又如介绍了皮亚杰关于儿童使用“而且”一词反映了儿童尚未了解矛盾关系的研究后，说：“法文的et，英文的and，虽相当于中文的‘而且’，但是中国儿童到底何时能应用‘而且’则尚有待研究。”（《皮亚杰对于儿童拼合句的研究》）4， 以译介为手段反映自己的思想。在这篇介绍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研究的论文中，《儿童的发问与皮亚杰的研究》一文几乎就是高老自己的观点，而皮亚杰等的研究则作为论据了，在这篇文章中，高老提出了保持儿童的好奇心，对儿童的发问要给予及时明确的回答的观点，他说“儿童的发问，有时受好奇心的鼓动。对于这种发问，若不予以相当的答复，结果便失去了教育的一种好机会。”“我们以为关于儿童的发问，最重要之点系在决定他的‘为什么’何时系去真正的解释，何时仅系无目的的应用。即使他无所谓地问一声‘为什么’，目的在满足其知识的要求，我们便不能不予以充分的注意了。”这几点我们可以以“分析批判”和“辩证扬弃”的原则概括之。介绍考夫卡、勒温以及弗洛伊德时，高老同样坚持了这两个原则。
40年代初，正中书局还出版了高老翻译的艾霍恩（Aiehhm）著《顽童心理与顽童教育》（Wayward youth）[1]。
二、理论著述：心理学观的三大转变
高老论述儿童心理学的论文与对西方儿童心理学理论的译介相应，往往是针对译著内容单独发表的评论文章，如《格式塔心理学与教育》（《勷勤大学师范学院季刊》1936）、《完形派心理学与行为主义》（《东方杂志》23卷21号）、 《挫折与攻击说述评》（《学原杂志》2卷8期）等。
最早论及儿童发展的著述是《儿童的情绪及其教育》（《中华教育界》23卷7号）一文， 该文自述写作目的是为父母和教师提供一些了解儿童情绪生活的心理学知识，文中介绍了各家儿童心理学关于怕、怒、爱三种基本情绪的不同研究结果：复演论者（如G·S·荷尔）认为情绪是一种遗传本能；成熟论者（如A·格塞尔）将情绪归因于成熟； 行为主义者（华生）认为情绪的发展是刺激的更代和交替反应的类化，情绪乃由学习得来；格式塔学派则抨击行为论者的交替反应实验只注意到连接而忽略了组织的作用。这里，高老似乎预见到了后来托尔曼对早期行为主义的革命性改造（即在S—R连接中增加中介变量，成为S—O—R 公式），但是限于当时心理学的发展水平以及高老自己当时还比较幼稚的哲学指导思想，没有明确地提出更进一步的理论，否则，中国心理学（至少儿童与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将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
1926年发表《青年心理与教育》（《教育杂志》18卷1号）、 《本能与儿童心理学》（《教育杂志》18卷7号）两文。在前文中， 虽然明确说“幼年时期的儿童，其身心如何发展，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在文首“导言”讨论人类幼稚期何以比较动物为长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儿童的发展需要接受人类精神环境所造成的“社会遗传”。不过，该文对此没有作更深入一步的探讨。事实上，“社会遗传”（或又称“文化遗传”）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心理学上（尤其是实证取向的心理学）对此问题至今仍缺乏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故高老当时的现象性探讨，无法深入，也在情理之中。其次，该文对儿童分期也作了粗略讨论，认为“自降生至十一二岁（女子）或十三岁（男子）为幼年期”。后文从“生机主义”和“机械主义”对本能的不同看法表明他对于华生行为主义的服膺，他认为行为主义以前的儿童心理学研究太注重本能，把本能看作为一种遗传倾向，是研究方向的错误，他认为在人类儿童身上，“本能的重要不及习惯，或者说人类本能的数目实占少数”，而且人类小孩很少有纯粹的本能，小孩的行为都是社会风俗改化之后的习惯组成，所以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应舍本能而注重对动作和器官的研究，“明白地说一句，我大致赞成华特逊研究儿童心理学的方法。……这种研究的好处便在能先决定各种基本行为所有原始的刺激，然后研究其交替的经过。儿童心理学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的研究便可完事，可是我敢说这种研究可以帮助儿童心理学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而且可以给教育学者许多贡献，使他们确实知道如何可以使儿童的基本行为得了种种良好的交替。”
从几篇发表于20年代的论文可以看出其一致的地方：在行为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导之下，主张注重研究儿童的生活环境对儿童习性发展的影响。高老曾说他的心理学观点发生过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是“由麦独孤的目的心理学转向于华生的行为主义[2](p.2)，《本能与儿童心理学》一文就充分地反映了这个转变。这个转变对高老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几及至晚年，之所以这样说，我们可以从他后来发表的《王夫之论人性》（《学术月刊》1962年9月号）一文看出，在这篇论文中， 高老研究王夫之的人性理论时基本上是采用了行为主义视角的。
高老心理学观的第二个转变是“由华生的行为主义转向于格式塔”[2](p.2)，代表这个转变的论文主要有《完形派心理学与行为主义》（《东方杂志》23卷21号）、《心之发展》（《民铎》9卷3号）、《格式塔说的儿童心理学》、《主观的原子心理学》（《东方杂志》31卷10号）、《客观的原子心理学》《现代心理学》等30年代前期发表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高老对格式塔的儿童心理学理论作了大量的宣传和相应的批判。因为这些文章的内容与格式塔儿童心理学译著的内容大致不差，故不再重述。最能代表这个时期的儿童心理学观的论文大概要算《格式塔学派的教育心理学》（《教育杂志》26卷6 号）和《儿童心理学的新发展》（《教育杂志》25卷9号）两文。 前文将格式塔派的观点与桑代克的联结心理学从“部分法与全体法”、“效果律”、“训练的迁移”和“联结与动的分配说”四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比较，在文末借用行为主义者拉喜勒（K·S·Lashley ）在就任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协会演说上所发布的研究——“自我调节机能乃为生物的一种通性”，高老认为这足可“令人省悟了”，并说：“因此，我认为教育心理学者确有参照格式塔心理学而修改其观点的必要。”后文叙述了儿童心理学在性质、方法和对发生的研究方面的三个新的研究趋向——性质：由应用的变为纯粹的；方法：由传记法、答问法进而为测验法、实验法；发生：开始注意对儿童早期甚至婴儿及胎儿期生活的研究。进而以在新生及胎儿心理研究方面所出现的三个争论问题（“即全体的运动和部门的运动，神经的解释和刺激的解释，成熟的重要和学习的重要”），批判了麦独孤和弗洛依德的本能说、厄文（Irwin）的机体说、郭任远的绝对环境论、华生的只重视学习训练的观点等，高老最终是赞同格式塔派的斯腾（W·Stem）所主张的“合并说”（the convergence theory）：“心理的发展既不仅是本性的次第的发现，也不仅是由于受外界的影响，乃是内的本性和外的发展的条件合并的结果。关于一种机能或属性，我们不当问它是由内发生或由外发生，我们当问它哪一部分得之于内哪一部分得之于外，因为这两种势力，其程度虽随时而异，但同为发展中所不可缺的成分。”对此意义的扩充，高老认为“在目前的研究状态之下，我们可暂不必提出片面的学说法，应先问婴孩的行为有那些部分属于全体的运动，有那些部分属于阶段的运动，有那些行为由于神经的连接及成熟，复有那些行为由于环境的影响及学习。”高老的观点更具有辩证性，这虽然是在斯腾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在当时并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想的高老来说已是相当不易了，这只能说明科学本身的发展是遵循辩证法的，只要怀着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学术，其思想观点就必须具有辩证性。
高老的心理学观念第三个转变，就是从三四十年代的格式塔和皮亚杰的心理学向以五六十年代苏联心理学为代表和80年代以后以主张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的转变。涉及儿童心理学的撰著主要表现于对勒温的个性理论的重新认识和批判以及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的儿童心理学理论的批判、对苏联维果茨基、列昂节夫的儿童心理学理论的介绍、对法国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家瓦龙的儿童心理学理论的介绍等等。
在《我的五十多年的心理学工作的回忆》中，高老曾自称其从行为主义向格式塔心理学的转变“实际上是从机械唯物主义的心理学重新走向另一派的唯心主义心理学。”[2](p.5)这个话值得辩证地去看，第一，从儿童心理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看，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心理学取代以麦独孤意动心理学为代表的本能主义心理学和以格式塔心理学（尤其是勒温的理论）以及皮亚杰（甚至后来的乔姆斯基）的理论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和认知主义心理学取代行为主义简单的“刺激——反应”原则，这本是心理科学发展的逻辑必然，而高老个人的心理学观念的几次转变与整个儿童心理学的发展进程是相一致的，因而这种转向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个人指导思想上所谓“唯心主义”的错误。第二，所谓转向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抛弃和影响的彻底消失，而是一种在新的认识高度上的辩证性融合，在这个融合之中，有先前观念的因素也有后来新观念的作用，两者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纵观高老个人一生的儿童心理学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第三，高老的每次转向都不是一种盲目的信奉和全盘接受，而是在充分比较和批判的基础上，对新观念作出合理的选择。
三、教育实践：实验研究与学科教学
高老在译介和著述的同时还从事了一些儿童心理学的实践活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进行实验的研究，二是从事儿童心理学的教学。
现有资料表明高老所做的关于儿童心理的实验研究有六项。 一是1936年在广东省勷勤大学教育学院附设民众夜校所作的“关于标准行书的实验研究”（《教育杂志》26卷9号）， 该实验乃针对于黄仲明的一个“标准行书之研究”（《教育杂志》33卷7 号）中称所谓“标准行书”的两个原则之一的“简而易识”原则，研究的问题是：“标准行书由初学者学习是否‘简而易识’，并是否‘便于书写’”。实验被试为广东省勷勤大学教育学院附设民众夜校的40名10岁学生，经画人、识字和写字测验分为同龄同程度的两组，一组学习标准行书，称“实验组”或“标准行书组”，一组学习楷书，称“控制组”或“楷书组”。实验结果表明：①“初学者习楷书的书写和认识，较学习标准行书为易”；②“各项考试成绩的相关系数不低”，两组各学习半月后，写字和认字测验系数，实验组为0.84，控制组为0.92；学习一月后，实验组为0.86，控制组为0.96。这个结果证明了“标准行书”的失败。在对这个结果的解释中，高老谈了两点：1、 简单图形未必较易认识（这里又以触觉的实验为证与此进行了比较），2、方整稳定的图形较易识别， 开口图形的成绩不及完整的图形。从“解释”看，高老是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原则来解释认知发展的，这与高老该时期心理学观点转向格式塔心理学相一致。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该实验所采用的统计手段，实际上是一种点二列相关统计，这与当时主要以传记法和观察法研究儿童心理相比是较为先进的研究手段，而在前一年的《儿童心理学的新发展》一文中，高老已经谈到了儿童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即研究方法从传记法、答问法向实验法、测验法的转向。这个实验看来是对这种研究方法转向的一个具体响应。
高老所作的另外几项实验是关于预言的实验研究（《教育杂志》28卷11号）、关于迟钝儿童智慧改变的研究（《教育杂志》29卷1号）、关于高级小学生认识字义的研究（《教育杂志》29卷1号）、 关于儿童对汉字连接词的理解与应用问题的研究和儿童在一项作业成功或失败后对另一项作业的难易程度的选择问题的研究等。这几项研究与皮亚杰和勒温有关。后两项记载在1952年9月7日高老自己填写的《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中：“除曾研究中国文各个联接词的了解与应用的难易，及以德国K·Lewin的方法研究小学儿童在作某种工作感觉成功或失败后是否企图作较难的工作或较易的工作等问题外，大部分时间从事于心理学史与心理学各派的理论研究。”这两项实验研究作于何时以及实验结果如何，因为目前资料缺乏，无从得知。关于高级小学生认识字义的研究和关于儿童对联接词的理解与应用的研究大概是针对皮亚杰等人的某些研究结论而作的验证性实验，高老曾撰写过数篇论文介绍皮亚杰等人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并对皮亚杰等人的某些失之偏颇的结论作出过批评，而且在介绍皮亚杰等人的时候就已注意到了中国汉字语言与西方拼音语言在认知和理解方面的不同之处，检验并纠正皮亚杰等人的结论，寻求符合中国儿童语言发展的心理学规律以便于更好的语言教学，可能是进行这两项研究的主要动机。另外语言发展对儿童心理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高老对此是高度重视的，从他曾受聘为国家语言发展委员会的兼职委员就可看出这一点。关于预言的实验研究、关于儿童智慧改变的研究和关于儿童在某项作业之后从事另一种作业的研究大概也是属于验证性质的研究。与此相应，1945年高老发表《欲求的水准》（《东方杂志》41卷8号），1947 年又发表《一个重要的心理实验的技术——阻止实验》（《中华教育界》复刊1卷4号）和《勒温对于低能人格之动的学说及其论证》等论文，在这几篇文章中，系统介绍了勒温“场”论学派利用渐近法（按：指勒温用以探测心理生活空间的组织的方法，即先给被试对问题的回答规定一个基本的粗略的范围，然后逐渐加细，通过观察和实验分析探讨被试心理活动的界限）和阻止实验技术（按：指在被试从事一项作业未完成时予以打断，要求其从事另一项作业，然后要求被试回忆所从事作业的情况以探究被试的心理紧张水平，该实验的最初设计者为勒温的学生蔡戈尼克女士B·Zeigarnik）研究成就动机和智能发展等问题，对中国儿童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提供了方法依据。
高老曾经从事中小学教学，在大学也曾执教长达6 年的发展心理学和13年的教育心理学。在此期间编著过一本供中等师范学生使用的《教育心理学》（中华书局，1946年），其中有许多关于儿童心理学的知识。在1946年《教育通讯》上亦发表了关于儿童学习心理的数篇文章，如《小学社会科的学习心理》（复刊1卷4号）、《小学历史科的学习心理》（复刊1卷6号）、《小学地理科的学习心理》（复刊1卷9号）、《小学自然科的学习心理》（复刊1卷10号）等，在这些文章中， 高老结合教学实践，认为应针对不同学科的特点，利用小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实施相应的教学方法，如针对社会科的学科特点，应利用读法心理（如眼动等）的规律，但同时以阅读教学为辅，以设法使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主，对较重大的问题教员应与儿童“共同设计探索以求解决，问题的讨论要让儿童尽量发表意见，教员在儿童意见没有尽量发表时，不得轻加评判或暗示”；针对历史科、地理科的特点，应充分利用儿童的时间和空间想象能力进行教学；针对自然科的特点，应从先了解一般原理再到知识的运用入手，调动儿童的好奇心和对自然环境中事物的兴趣，激发学习动机等等。
40年代末以后，高老的研究工作虽然主要转向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流派，但对儿童心理学的关注仍一如既往，如鼓励自己的大女儿高亦韦从事儿童教育和儿童心理研究（按：高亦韦曾任长春市第一幼儿园主任）等。据我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丁祖荫先生回忆，高老在金陵大学和南京师范学院担任教育系主任期间常与他们共同从事儿童心理的研究，他们主张在研究儿童的语言和心理发展时要结合儿童与成人的交往关系、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要联系国文和数学等科的教学实际需要，“使心理学真能做到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服务”[1]。1992年陈鹤琴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高老“为活教育题词”曰：“陈鹤老的活教育把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全搞活了；它是科学和艺术的神化的合一。所以他的名著《家庭教育》，郑宗海先生誉之为‘珠玑满幅，美不胜收，有数处神乎其技已臻乎艺术的范域’。”[3] 这也说明高老对儿童心理学的关注直至其晚年仍然丝毫不减。
收稿日期：199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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