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人的宗派主义问题考论——以鲁艺和文抗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派主义论文,延安论文,和文论文,文人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延安文坛曾遭“宗派主义”作祟 “文革”结束不久，周扬在与美国华裔记者赵浩生的一次访谈中直言延安时期文化人中曾经存在着“两派”，一派是以自己“为首”的鲁艺“歌颂光明”派，另一派是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暴露黑暗”派。①“访谈”刊出的题目是《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不巧的是，在周扬与记者“笑谈”之时，丁玲还正在为自己的复出艰难地奔波。丁玲在条件稍微改善时即为自己奋力辩解，坚决否认自己是所谓“文抗派”的头子。②此后，围绕着周扬“访谈”引发的争议，却一直在相关人物中聚讼不已，也几成周、丁研究中难以绕开的一桩公案。③ 然而，丁玲可以否认自己曾为“文抗派”的首领，却似无法抹掉1940年前后宗派主义作祟文坛的事实。盖因“宗派主义”发生之时，也已不再是仅在文人圈内明争暗斗的秘事：1941年7月17—19日，周扬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刊发《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引起文抗作家萧军、艾青、白朗、舒群、罗烽等人群情激愤，聚辩之后即由萧军执笔写成《〈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予以回击。文章寄给了《解放日报》，却被以党报不是自由争论的地方而被退稿。萧军愤于延安的“太不民主”遂将载有周扬文章的报纸和此文送给毛泽东，并表示无法忍受，要求离开。④经毛提示，文章发表在萧军自己主编的《文艺月报》上。事涉毛泽东，又以两方沸沸扬扬的笔仗相始终，文艺界在闹宗派主义自然已为延安社会所有目共睹。 “宗派主义”还曾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一个被公开讨伐的话题。据美术家蔡若虹回忆：“诗人艾青的发言很短，他主要是批评周扬是宗派主义的典型。后来在周扬的发言中有一段很幽默，他说：‘……好了，现在又多了一个典型，除了哈姆雷特、唐吉诃德之外，又多了一个周扬。’”⑤艾青又在座谈会期间出版的《解放日报》著文，誓言延安“必须彻底清除宗派主义，拆毁那些堡垒，拆毁那些障碍物——请它们到宋家川去!……无情地打击造成宗派的理论、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企图。……宗派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在中国文艺运动上形成了霸权，现在也还继续强固地存在着”⑥。 文章显然有感而发，据说并经毛泽东事前审阅。因此，毛泽东对文人“宗派主义”问题的关注，实由作家自身的反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记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曾与“文抗”的党员作家座谈，他将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视做“原则问题”，并当面表示“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⑦。这说明毛泽东不但对宗派主义问题有所了解，而且对解决问题也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思考。在文艺座谈会的“结论”部分，毛泽东更特别强调：“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⑧ 一些延安人物后来的回忆证实，宗派主义在当时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严文井曾回忆道：“当时，鲁迅艺术学院住了一批作家，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也住了一批作家。两边各办一个刊物。鲁迅艺术学院办的刊物叫《草叶》(从惠特曼的诗集里来的)，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办的刊物叫《谷雨》(大概是从日历上来的)，两个刊物的名称都很和平，可是两边作家的心里面却不很和平。不知道为什么，又说不出彼此间有什么仇恨，可是看着对方总觉得不顺眼，两个刊物象两个堡垒，虽然没有经常激烈地开炮，但彼此却都戒备着，两边的人互不往来。”⑨而除了“两派说”外，还有黎辛的文艺界“三个山头说”(陕甘宁边区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与鲁迅艺术学院⑩)以及于敏的“四个山头说”(两个大的是鲁艺、文抗；两个小的是青年艺术剧团和民众剧团(11))等。 鲁艺和文抗“山头对立”的说法也曾使鲁艺的学生被动地卷入其中，如那时的鲁艺学生陆地就回忆说：“从鲁艺方面传来的说法是：鲁艺培养出来的人，写出佳作为什么不给《草叶》而拿给《谷雨》?简直是对鲁艺的背叛，向文抗投降。”(12) 文艺界的不团结几乎令所有文艺界同人感同身受，风暴眼中的周扬本人也对此不满，并希望有所改进。他在第三次“文艺月会”上，就拟了一个讨论提纲《漫谈抗战三年来的文艺运动》，借助“批评家和创作家，怎样‘打通心’，怎样合作，互相辅助、批评、统一着前进”(13)这个话题，想弥合大家的分歧。但萧军等并不相信周扬的诚意，提出“‘打’的方法和态度问题”，要他“先‘通’了自己，也就是去‘私’”，然后再去“打通”别人。(14) 综上，尽管丁玲强烈否认，但我们却不能不依据大量的文献，得出这样几个基本结论：1.延安文艺界确实存在着宗派问题；丁玲本人也曾在八十年代承认过延安文艺界“当时有派别斗争”(15)。2.鲁艺和文抗是其中两个较大、或者说最有实力也最大的“山头”；由于鲁艺与文抗当事双方主要是文学界的人物，尤其是鲁艺中涉入“宗派主义”问题的基本没有“文学系”之外的音乐、美术与戏剧等系，因而我们讨论的鲁艺一方基本上可以缩小至鲁艺文学系。3.至于两个“山头”的首领是谁，则似未如周扬所说。 二 周扬是“鲁艺派”的首领 周扬是“鲁艺派”的首领，出于其访谈时的自供。而要考其信伪，则须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鲁艺是否一个“派”?它是如何练成这样一个“派”? 鲁艺的创办，是中共走到延安时期，在对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斗争资源，取得了历史性的认识高度后，才决定创办的。中共创办鲁艺，一方面是培养急需的文艺宣传人才，更重要的是创办一个“文艺堡垒”；堡垒者，“在冲要地点做防守用的坚固建筑物”也。鲁艺因此而在延安文艺界山头林立的“文艺单位”中，占据一个特殊重要的位置。 和文抗等协会性质或统战性质的文艺单位相比，鲁艺必须严格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文艺政策。鲁艺的发起由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之教育方针，是由中共中央议定的。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罗迈在其成立一周年时，负责提出《鲁艺的教育方针与怎样实施教育方针》的总结报告。因此，鲁艺主张“歌颂光明”而不主张“暴露黑暗”，也就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了。 周扬和鲁艺都不会主动或自动地成为一个“派”。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围绕“歌颂”或“暴露”的激烈争论几乎撕裂延安文艺界的1940年前后，以不尽相同的文艺观点为核心，又加以各种人事矛盾的不断发酵刺激，文艺界的“派”就在所有人的不情愿中悄然滋生了。鲁艺即便不想成为一个“派”，也不得不在人们的眼中被看做一个“派”。“鲁艺派”大概就是这样诞生的。 而周扬主动“认领”宗派头目的行为，似乎并非仅是劫难过后大度与超脱的“笑谈”：回到历史看，从办学思想来说，周扬引导着鲁艺“歌颂光明”的大方向，总体而言实现了将鲁艺建成中共“文艺堡垒”的使命；再从行政管理方面来说，鲁艺筹办时期周扬就受命于幕后参与组织大计；正式获任“副院长”后，更用心于其专业“根据地”文学系的经营——说周扬是鲁艺的“灵魂人物”，也许并不过分。 首先，周扬引领着鲁艺“歌颂光明”的办院思想，是鲁艺的“灵魂”。 周扬主事之后，鲁艺的教学逐渐趋向正规化和专门化，在教育思想上，强调以毛泽东1940年1月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为指导。尽管鲁艺曾被批评追求“大、洋、古”、“关门提高”，但在政治上还是保持了与中央政策的一致。在周扬的影响下，文学系师生总体赞成“歌颂光明”的创作主张。这一点，一直关注文艺界的毛泽东心里自然有数，因而也就有了他在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特意到鲁艺为文学系师生打气的一幕。(16)毛泽东把鲁艺当做“自家人”的言行，极大地鼓励与感染着文学系师生。也许正因为周扬与鲁艺坚持执行了中央的文化政策与主张“歌颂光明”，才赢得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任与好感。 其次，就鲁艺尤其是文学系的组织而言，周扬依据一种人事逻辑，建构了一个直到建国后其工作仍然着重依靠的人事班底。周扬掌控着鲁艺，自然也就“代表”着“鲁艺派”。 这里我们首先要纠正一个流行的误解。一般认为，周扬正式主持鲁艺日常工作始于1939年11月28日被任命为副院长之时，而在此之前，似乎并未参与或掌握鲁艺的组织人事。的确，如果单从时间上看，鲁艺1938年2月发起创建，3月7日公布院系机构和主要负责人名单，3月14日开始上课，4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在现今鲁艺旧址墙面上陈列的鲁艺第一至第五届负责人的名单中，周扬没有出现在第一届(1938年4月—7月)负责人名单上；第二届(1938年7月—11月)负责人名单，周扬只是兼任文学系的系主任(事实上由沙汀代理)；更缺席第三届(1939年1月—1940年1月)负责人名单；到第四届(1940年2月—1941年3月)时周扬才位列“副院长”(兼党团书记)。然而实则大谬不然：1939年11月被正式任命副院长之前，周扬一直充当幕后实际组织者的角色。让我们来还原这个一直隐而不彰的真相： 1.1938年2月鲁艺发起创办，周扬名列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的《创立缘起》之九位发起人名单(排名最后)(17)；也是创立之初公布的“鲁艺董事会”的一员。(18)周扬又是当时负责学校领导的“院务委员会”成员之一(未见正式公布)。(19)钟敬之回忆：“三月十四日开始上课，作为鲁艺开学的第一周。当时负责领导学院工作的是‘院务委员会’，由沙可夫、周扬、艾思奇、朱光、李伯钊、徐以新、吕骥、张庚等同志组成。”(20)这是周扬掌控鲁艺大局的基础。 2.据徐懋庸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他于1938年5月23日面见毛泽东后，毛推荐其到鲁艺工作，徐原话说：“他问我：‘你的工作已经分配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在文化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他说：‘那末，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徐则表示：“我不想去。”(21)而鲁艺首届行政和教学机构领导成员的公布时间是1938年3月7日(周扬不在其列)。毛泽东在这里明白告诉徐懋庸的是“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可见周扬组织鲁艺师资实由党的最高层领导并不那么完全正式的授权；然而或许正因为“不是完全正式”，周扬能做的却反而可能更多。 3.周扬仅以“院务委员会委员”这个“虚衔”而为戏剧系引进了张庚为第一届系主任。(22)综上所述，周扬尽管没有公开的头衔，却充当着鲁艺幕后重要组织者的角色。 而如果梳理文学系师资组成的人事脉络，则周扬深耕鲁艺的事实更毋庸置疑。 如所周知，鲁艺在开始招生时因师资短缺暂招戏剧、音乐、美术三科，文学系至1938年7月第二届招生时始设，首任系主任为周扬(兼)、沙汀(代)。教员除周、沙外，尚有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萧三、卞之琳五人。是年冬因沙汀、何其芳率队随一二○师去敌后，两人在第二届(1939年1月—1940年5月)教员中缺席，增加的则有周立波。第三届(1940年2月—1943年底)教员仅有何其芳(系主任)、陈荒煤、严文井、周立波、张桂，时间最长而为历届教员中人数最少；第五六两届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产生(23)，本节暂时不论。要说明的是，此处所引师资名单依据现今陈列于延安鲁艺旧址办公室墙上的壁板而来，除了舒群应在第三届教员名单而未在外，其他无缺。舒群进入鲁艺有两次，第一次在1940年，第二次则在1944年。旧址陈列明显有误。 引进鲁艺文学系的师资，自然是身兼文学系系主任、副院长周扬的分内事。教员除萧三外，全由周扬悉心搜罗而来；而他们与周扬的“关系”，则几乎就成了与本文论题高度相关的话题，因此不得不稍费笔墨予以揭示。 1.萧三是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发小”，曾在莫斯科与高尔基有过多次接触，又身披“国际知名大牌作家”的光环，因此，他大概是唯一一位不经周扬之手直接走“人才绿色通道”进入鲁艺的教师。 2.第一批进入鲁艺的教员沙汀、何其芳、卞之琳，均系周扬留任，其中沙汀还当上了文学系代主任。(24)沙汀与周扬关系匪浅：沙汀曾由周扬介绍加入左联，并由周扬提名任左联常委会秘书；“两个口号”论争中，沙汀站在周扬一边赞成“国防文学口号”(25)。据胡风夫人梅志回忆：“后来胡风在左联工作时，沙汀其实是为周扬做胡风的工作，要他听他们的，不听鲁迅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宗派的由来不在胡风。沙汀是周扬最信任的得力助手。”(26) 何其芳、卞之琳得与沙汀一道被周扬挽留在鲁艺，主因自然是他们和沙汀的关系。周扬的识人之明恰又表现在何其芳初到鲁艺就写了他到延安后的第一篇散文《我歌唱延安》。这篇文章曾经传诵一时，何其芳因而也被视作鲁艺歌颂光明派的代表之一。 3.陈荒煤在上海左联时期亦曾为周扬得力助手，又同为已在鲁艺的张庚(戏剧系主任)、吕骥(音乐系主任)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当年他一到延安就忙着打听鲁艺的地址，找到张、吕后当即被邀到鲁艺工作(在戏剧系帮张庚看剧本)，(27)无疑仍属周扬的核心“人脉圈”。 4.《舒群年谱》记载：“1940年春，周扬通知桂林办事处，让舒群回到延安，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28)据郭娟在《作家舒群的青春往事》中整理，舒群当年在上海想见鲁迅而不得门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无意间却被女作家白薇发现，大加赞扬并转给了周扬，周扬夫人苏灵扬还帮着做了若干修改。小说发表后，周扬、周立波都撰文称赞，一时轰动文坛，被看作周扬提倡的“国防文学”的代表作。(29) 5.周立波的莅校，由周扬在甫一就任鲁艺副院长后急速促成：“洛甫、周扬电告在桂林编《救亡日报》的周立波去延安。周立波到延后，被分配在鲁艺任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教‘名著选读’。”(30)周立波左联时期可谓周扬在事业上的左膀右臂。(31)他们之间源远流长的关系已为学界所熟知，此处不赘。 6.严文井进入鲁艺，显然得益于他的“京派”背景。据《严文井评传》：“周扬听人说他们这些‘小京派’到延安来了，写信给毛主席，请求调他们到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去搞创作。于是，他和刘祖春提前毕业，干上了老本行。”(32)在“文协”工作一段时间后，“他找到周扬，要求去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冬天，他成了鲁艺文学系的一名教员。”(33) 鉴于鲁艺的特殊地位，除严文井这样小有名气的京派作家愿意攀缘外，像萧军这样名满天下且心怀天下的才俊，自然也会有所属意。据萧军夫人王德芬回忆： (他们夫妻)一到延安先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等候分配到哪个单位去合适?过了几天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派人把舒群接走了。我和萧军却被“文协”主任丁玲接到“文协”去了。后来才知道：萧军是鲁迅的学生，理应去“鲁艺”文学系任教为宜，经丁玲和周扬联系，周扬坚决不愿让萧军到“鲁艺”去。原因是30年代在上海时期，周扬和鲁迅在对日斗争上有分歧有争论。周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提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舒群是“国防文学”派，代表作是《没有祖国的孩子》，萧军是“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派，代表作是抗日小说《八月的乡村》。没有想到两个口号论证的影响会延续到四十年代的延安。(34) 基本上，周扬排除了过去和自己有过“过节”的人进入鲁艺。这种偏向，是否真的联系着三十年代左联时期的恩怨，似乎在当时已颇受非议。周扬的做法放在中国政治的大环境下来看，似也无可厚非；因为“志同道合”的人组织在一起更容易做成事；只是事情做大了，也就自然以“特色”示人，也就容易被人目为“山头”。周扬本意肯定不在“拉帮结伙”把鲁艺搞成“宗派”，但是，不能不说，其“以人划线”的人事路线，在客观上无疑是宗派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 那么，文抗是“一派”吗? 三 “文抗”不是与鲁艺对立的一“派” 同延安林林总总的文艺协会相比，文抗无疑是延安最有实力的文艺单位；但文抗又是一个有五十来个驻会作家、会员“五湖四海”、类似“伙食单位”的松散组织，很难称得上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派”。 文抗尽管脱胎于“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和“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简称“边区文联”)这两个官方组织，但其作为一个中共团结与组织来延作家的统战单位的基本性质，则似始终如一。文抗在与“边区文协”、“边区文联”的承继与互动中，会员成分相当复杂。许多以前的“边区文协”、“边区文联”的会员都自动成了文抗的会员，文抗因而显得“大”而“杂”。据延安“文抗”向“文抗”总会的报告，截至1940年2月15日，文抗“登记在册的会员67人”。(35)在这个广泛容纳了当时延安几乎所有知名作家的团体中，几乎所有鲁艺的成名作家(不是驻会作家)自然也都包括在内。而驻会作家则有林默涵、高长虹、马加、罗丹(程追)、石光、高原、方纪、于黑丁、曾克、周而复、柳青、庄启东、魏伯、雷加、高阳、舒群、罗烽、白朗、严辰、陆斐、鲁藜、李雷、韦明、张惊秋、帅田手、董速、金肇野、崔璇、方紫、伊明、郑文、王琳、艾青、韦荧、张仃、杨朔、草明、欧阳山、萧军、刘白羽等40余人。(36)在这份粲然可观的名单中，萧军、舒群、艾青等“漫谈”事件的主角显然只是文抗的一个极小部分。 周扬本人以及鲁艺文学系的教员，均为文抗成员，这显示了文抗在组织上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周扬与文抗有着不解之缘：1937年11月“边区文协”成立时，周扬与成仿吾、柯仲平等同为其负责人，以后“边区文协”理事会虽迭经改选，周扬始终为其理事。周扬还是“边区文联”的发起人，又是其执委会成员。文抗发起时，周扬是发起人之一；在文抗成立的筹备大会上，周扬理所当然被选为理事。文抗成立后不久，周扬与萧三、沙可夫三人(均为鲁艺领导)又被理事会推举为常务理事。1940年1月文抗的扩大理事会上选举的五人常务理事中，鲁艺文学系的萧三、周扬、曹葆华占了其中的三席。其四个下属机构的负责人中，鲁艺文学系有肖三和周扬。1941年1月4日在文抗年会上选举的九人理事以及在九人理事中进而产生的五人常务理事中，周扬均名列其中。(37)同年8月3日文抗第五届会员大会重新选举的27人理事中，萧三、周扬、吴伯箫、周立波、何其芳、陈荒煤、曹葆华等文学系教师当选，严文井和张庚也列名候补理事名单。这是文抗在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最后一次人事调整。 从文抗主编的刊物《大众文艺》来看，该刊主编周文，编辑萧三，方纪协编，自1940年4月15日至12月15日共出刊9期，每期作者来自文学系的几乎总占三分之二。后来取代《大众文艺》而成为文抗会刊的《谷雨》(艾青、丁玲、舒群、萧军轮流编辑)共出6期，创刊号上除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也有鲁艺作家何其芳的诗《饥饿》、吴伯箫的散文《书》、庄启东的诗《塞外杂吟》、周扬翻译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好的关系》等。据粗略统计，其他五期《谷雨》上，文学系作家的作品也占一半左右。即便是在最具“文抗色彩”的刊物《文艺月报》上，鲁艺文学系作者也同样可观。 就文抗与鲁艺文学系两方面人员的交流情况来看，很难看到文抗的“派”性。文抗支部书记刘白羽后来回忆说：“这两个单位(指文抗与鲁艺——引者注)聚集了大批作家、艺术家、文艺青年，两处相聚甚远，但来来往往，愈来愈频繁”；(38)当时的鲁艺教员骆文在回答访问时也回答：“(文艺界)大体上分为两派。不过鲁艺的人私下也和‘文抗’的人来往，像我就常去看艾青。……”(39)其实只要我们再查阅一下文抗组织的“文艺月会”的活动记录，就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两方面人员来往的密切程度：在多数月会上，周扬等鲁艺文学系教员往往都还充作主持人。(40) 因此，从总体上看，文抗在人事上是包容周扬和鲁艺文学系师生的，历史的经纬也表明文抗并没有排斥周扬及鲁艺文学系师生的故意与事实；从逻辑上说，如果说文抗和鲁艺在搞宗派对抗，也就是说周扬在和周扬自己搞宗派对抗，因为周扬既是鲁艺的一员，也是文抗的会员。在众多解放区作家对延安生活的回忆中，笔者迄今也未发现鲁艺文学系师生对文抗刻意排外或施行宗派做法的抱怨。把文抗和鲁艺的历史描述为一种宗派对抗，这只是个别人的一种感受而已；尽管确实有部分文抗作家对周扬和鲁艺的“关门提高”或“宗派主义”意见很大，但是，更多的恐怕是个人或更小的“小圈子”之间的“宗派”问题，而不是两个单位或“山头”之间的公开的“派”与“派”的对抗。 那么，“文抗派”一说，岂非完全空穴来风?走进历史的细部去看，也不尽然。 四 “文抗”里隐约其事的“派” 当我们在上文着力排除文抗是与鲁艺对立的一派之流行看法时，是否也意味着同时彻底地消解了这一说法的嫌疑呢?非也。历史在此确有其复杂吊诡之处。 上文我们将考论的重点，放在了“作为一个‘文艺单位’意义上的文抗”不是与鲁艺(文学系)对立的“一派”这这个问题上。但是，我们并没有也无法否认在文抗内部，在某些作家身上，事实上是存在着一些宗派情绪，以致形成了有时还颇为浓郁的宗派空气，在延安那时的上空飘荡。 当文化人从五湖四海奔赴延安时，恐怕没有几个是想来“拉山头”的。唯一例外的，大概只有萧军。萧军坦诚自己有“行帮和英雄主义的想头”，并萌生过在延安结成一个以东北人为核心的小团体的想法。(41)考察萧军在延安尤其是在文抗的活动，我们不能不说，延安文艺界里的宗派气味，与萧军不无关联。 萧军曾两次来延，第一次停留短暂，第二次则从1940年1月直到最后撤离。第二次到延后，丁玲“曾建议最好萧军也一同(和舒群一同——引者注)去鲁艺，但有关方面没有同意，便留在文协了”。(42)所谓“有关方面”，大约指的是周扬。据《萧军日记》，萧军来延目的之一，便是“扫荡文坛”。(43)天马行空、目空一切的个性，使他“不高兴做别人陪衬而存在这里的……”。萧军到延后第一个大的动作就是提议成立新的文艺协会“文抗”。据丁玲回忆：“……肖军这个人本身是有英雄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文抗是他(指萧军——笔者按)要搞的，在延安本来没有‘文抗’，本来就是我们一个‘文协’嘛。他来了，他就要提议，搞文抗。……有一次在会上他就讲：我要管两个党，管一个国民党，管一个共产党……”(44) 萧军紧接着创办“文艺月会”与出版《文艺月报》，几乎抢尽了延安文艺界的风头。《文艺月报》的编辑情况诚如萧军所述：“《文艺月报》底产生本来是跟着‘文艺月会’来的。……单就编辑人讲，起始本来决定是由舒群‘独裁’，因为他那时住在鲁艺来往不方便就由肖军代替。后来舒群搬到文协，又施行了少数‘民主’。从第七期起，又由肖军独裁了，一直到现在。”(45)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艺月报》既是延安最有个性的刊物，也是最有萧军个性的刊物。 而仅有协会与刊物似也难敷萧军来延之愿，他更大的志向是“准备把延安的文艺运动开导和整理出一个规模来，那时即使我走开也是好的”。萧军甚至订出了自己的文艺政策：“……对于一般不正的，卑下的文艺见解要纠正过来，对阻害文艺运动发展的东西，要给以扫除与攻击。对于小派别的门户之见，要给以消除——这是我的文艺政策。”(46) 1941年9月19日，萧军日记中自问“十年来我在中国做了什么呢?”继而列举其“延安时代”的成绩，共有：“发起文艺月会”、“编辑《文艺月报》，第一个打击俄国贩子萧三，以及一些不正的倾向。第二打击何其芳的左倾幼稚病，立波恶劣作品的影响，雪苇的‘形式主义’，周扬的‘官僚主义’”、“改进文抗”、“建立鲁迅研究会”、“募捐建立文抗作家俱乐部”、“扫荡耀眼，扶植善良，平抑冤屈，主持正义公理和党方面不正的倾向战斗，不避厉害……使延安文艺不独开展，而且一般的风气和政策全有了的新的好的转变——这就是我到延安的结果和影响。这是毫没有夸张的”。(47) 该年年底，萧军日记盘点自己本年的成绩计有：“……已做的事：①编八期《文艺月报》……⑥计划现实新文抗底建立，俱乐部筹款……⑦和毛泽东谈话近六七次，讨论党内外等关系，接着组织部就开始调(查)等工作，此影响甚大，改正了党内一些上下不通以及官僚主义作风。有多少被怀疑的人被理解了。我自问这是我很重要的工作之一。⑧自《文艺月报》出版后，经过我的几篇文章，开展了真切的批评作风，‘轻骑队’这社会批判壁报，就是在我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接着也引起了《解放日报》底改变，反主管注意各种论文，接着产出了近乎五种文艺刊物。……⑩我打击了周扬，立波，何其芳，雪苇等关门主义的作风和过‘左’的作风。”(48)在这些成绩中，萧军还估计到自己通过与毛泽东的交往，而与毛的关系“是彼此影响着，进步着”。(49) 除了萧军的“行帮”意识与做派给文抗打上的“派性”印记外，在文学观念上，以“《漫谈》风波”几位主角为核心的一个文抗内部“小圈子”，基本可说是延安“暴露黑暗派”文学的代表。萧军的文学主张中最鲜明的，就是格外强调文学的独立自主性、非党派性，以及文艺家与政治家“平起平坐”、“谁也不能领导谁”。(50)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后，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还是杂文时代》、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杂文还废不得说》等文陆续发表。(51)尽管他们在当时四五十人的文抗驻会作家中仅占十分之一的比例，但由于他们不断有声音发出来，相对于驻会作家中“沉默的多数”，无论当时还是后来，被人视为文抗或文抗派的“代表”，也就好像有些道理了。由此看来，把他们与周扬的某些宗派情绪或行为上的对立上升为“鲁艺派”和“文抗派”的宗派主义对立，这既是误解或误会，又似不全是误解或误会。 再来说丁玲。既然作为一个延安“文艺单位”的文抗总体上不能被视作一“派”，那种把丁玲看成“文抗派首领”的说法也就难以成立；但是，丁玲被周扬当做“文抗派”的首领，除了一些周扬某种隐秘的个人原因外，也非完全空穴来风。 首先，丁玲几乎是第一位享誉国统区到延安的知名作家，创办并领衔延安第一个文艺协会“中国文艺协会”，组织领导“西战团”，又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高层领导中积累了深厚人脉，是延安文艺界为数不多、足与周扬颉颃的文坛大腕。丁玲善交际，在文艺界又颇有人气，这一点连毛泽东都注意到了。有一次，抗大的学生到丁玲处玩，正好毛泽东也来看丁玲，他见这么多学生，便笑着对丁玲说：“丁玲，我看这些知识分子很喜欢同你接近，你这里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毛泽东并指丁玲身上“有点名士气派”。(52)在李又然眼里，“丁玲纯洁，待人宽厚。同她一起好多年，从没听见她刻薄谁，挖苦谁。刻薄、挖苦都对她无缘。她也有不喜欢的人，不提起；偶然提起，也总平心静气的”(53)。加上丁玲是“文协”的实际负责人，自然就容易给人一种文艺界“头牌”的印象。(54) 其次，是由于边区文协与文抗的关系比较复杂，许多当事人都往往搞混或“习焉不察”，比如在八十年代曾对四十年代延安文学活动多方考证的当事人雷加也说：“延安有个‘文协’，为什么又叫‘文抗’，就说不清了。”(55) 再次，1942年2月丁玲要求调离《解放日报》，专心创作陕北革命题材小说。经中组部同意，离开报社，搬到文抗居住写作。(56)尽管丁玲的职务身份已不属于文抗，但因住在文抗，大概因此而易使人产生“丁玲一直是文抗的人”的误解。 最后，是在文学观念上，丁玲总的来说比较倾向于文学的批判功能，和文抗作家萧军、罗烽、艾青的立场接近而与周扬、何其芳等鲁艺作家的立场差距较大。在写于1940年的小说《在医院中时》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暴露了革命阵营内部和农民身上的缺点。发表在1941年1月第1期《文艺月报》创刊号上的《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寄望《文艺月报》能“展开深刻的、泼辣的自我批评，毫不宽容地指斥应该克服而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误克服的现象”，也许能代表丁玲在延安的办刊思路。在任文艺栏主编期间，1941年10月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我们需要杂文》，大张旗鼓地为杂文张目。(57)到1942年3月11日“文艺栏”出版至100期，丁玲在副刊101期的“编者的话”中又总结说：“在去年10月中就号召大家写杂文，征求对社会、对文艺本身加以批判的短作。”可以说，丁玲对在延安运用杂文干预“黑暗”投入了一定的精力。据《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黎辛回忆，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发表在《文艺百期特刊》里，是丁玲在文抗“组织”来的，并由她先看签署“可用”，由陈企霞带回来发表的。(58)前有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后又有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以及萧军的《杂文还废不得说》等，从1940年夏末到1942年春，延安形成了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干预现实生活的杂文潮，丁玲“功不可没”。给延安各界印象深刻、也给丁玲带来大麻烦的《三八节有感》，是延安当时所谓“暴露黑暗”的代表作。有主张、有创作，也就难怪有人把丁玲看做“暴露黑暗”的典型了。 五 对延安文人宗派问题的思考 延安文人中确实存在着“宗派主义”问题，尽管它只发生在少数人与少数人之间，事实并不完全如周扬所说。本文所论也止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这主要是因为会后作家忙于参加整风、审干、下乡等一系列旨在锻炼和转化文化人的活动，延安的社团、刊物几乎一扫而空，以前那种“宗派主义”产生的环境已不复存在了。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呢? 首先，把左联时期、延安时期和“反右”前后这三场次序发生的宗派之争联系起来看，它们之间前后相继、前因后果的关系确有其事。因此，似乎左翼文人的内斗成了他们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曾经的“胡风分子”贾植芳曾总结说：“我们的左翼文艺，从创造社、太阳社到左联，一直好斗。……左翼文人差不多都好斗。像钱杏邨、郭沫若、成仿吾，还有周扬。”(59)这是个事实，但还不是根本原因。弄清“好斗”的问题，恐怕须从中共诞生和早期生存的处境着手。 如所周知，中共是在秘密状态下发展起来的一个“革命”政党，又在与国民党的合作失败后沦为其“革命”的对象，处于绝对的弱势。在敌强我弱、四面被围甚至随时可能被敌人剿灭的情况下发展，中共逐渐形成了对其成员在道德上绝对纯洁、思想上绝对统一、纪律上绝对严格的要求，因此，不断自我斗争、自我整肃以保证组织内部的纯洁，必然是其战斗力和凝聚力生成的必要手段。“好斗”，就典型地体现了其不断自我革命自我整肃的特点。左翼文艺起步于三十年代，正逢中共组织内部的斗争哲学以及对外的“关门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受其感染，加上人事矛盾缠夹其间，文艺界已经悄然滋生了严重的“宗派主义”问题。1940年前后几乎当年上海宗派的两方人马再次齐聚延安，在文艺观念之争的逗引下“好斗”暗疾再次爆发，庶乎已是命中注定，岂不悲哉? 其次，延安时期的宗派问题，和中国人以人脉、地域结成“圈子”行事的传统有关。左联时期，周扬和鲁迅都在自己熟悉、信任的人中建立自己的圈子发展自己的嫡系，它发生的自然而然，足见“乡土中国”发展出来的这种文化传统之强大。到延安之后，周扬得到重用的机会，就仍然偏向在自己的人脉圈子里建立自己的“系统”；如果鲁艺文学系的师资能再“五湖四海”一些，也许“宗派”问题发生的概率就会小很多。正因为周扬在组织鲁艺方面的这种偏好过于明显，才刺激了对方潜在的“派”的意识的萌生。“刺激—反应模式”也可以解释延安宗派发生的部分原因。引发周扬与文抗激烈对抗的“《漫谈》事件”中，执笔与周扬“商榷”的，是“带头大哥”萧军；而其他几位，便是这三位作家再加罗烽的妻子白朗。事实上，在延安文艺界，是仍然隐约可以看出有一个延续了三十年代上海的“东北作家群”。而这个“群”的“群主”，无疑非萧军莫属。(60)因此，如果把“鲁艺派”和“文抗派”的宗派斗争，说成是周扬与以萧军为代表的、包含了艾青的“东北作家群”之间的宗派斗争，我想大概是没有多少人反对的。 再次，是五四以来启蒙思想传播发展的偏至，萧军是受其流毒最深的一个。五四以来，在科举制度被废除后已然被边缘化的“士”，在“唤醒中国”的运动中，通过输入、传播西方的“启蒙”价值，又一次重新站到了全社会道德和文化的制高点上，并积极塑造了自身在中国启蒙运动中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形象。在这一形象的蛊惑下，知识分子往往自视高人一等，对底层百姓一边以“启蒙心态”启其“蒙昧”，一边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团体，则要求特殊；对同类，则“文人相轻”的恶习泛滥，“老子天下第一”。一旦被团体或他人平等相待就视其为冒犯无法容忍，毫无平民心态。萧军及其在文抗内结成的“小团体”是之谓也。 最后，是左翼文人在面对思想之争、观念之争时，缺乏相互容忍与宽容的哲学维度，根深蒂固的“一元论”思维模式常常出来作祟，争到最后只能“组织解决”。本来在延安文人中间发生的“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等文学观念之争以及其他具体的事务之争，并没有真正的对与错，无须动辄都要闹到毛泽东、洛甫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那里请求“仲裁”。胡适曾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这是胡适超越于一般五四人物高明的地方，也是胡适对五四思想的重大贡献。但胡适又在阐发这一“人生哲学”时，将其视为个人“修养”、“习惯”的产物，则又有新的偏颇。胡适“通过个人修养达成容忍”的自由主义，还是“道德论”意义上的；关键时候能不能容忍得住，还要看一个人的“修养”如何。这种建立在道德论意义上的“容忍主义”其实意义不大。而能将“容忍”、“宽容”奠基于人类发展前途的哲学，是“知识论”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和“容忍主义”哲学：因为人类(我们)的无知以及人类(我们)自身理性的局限，尚无法准确判明他人(对方)的对错，因而人类(我们)需要容忍和宽容他人。“知识论”基础上的“容忍主义”显然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等等威胁人类发展的思想病症的一个解药。思想、主义、观念之争，最好还是让其在相互容忍与宽容中“百家争鸣”，而不要用“一元论”的思维方式，解开这个方程。 注释： ①周扬这段话是“文革”结束后在接受美籍华裔记者赵浩生访谈时说的，先以《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为题，刊于1978年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号上，后来1979年2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2辑上全文转载。发表时，记者特意加文内标题《当时延安有“鲁艺”“文抗”两派》以为着重。另：周扬此处的回忆有误，文章署名的有五个人：萧军、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其中艾青并非东北人。 ②参见丁玲1979年11月8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丁玲《讲一点心里话》，收《丁玲文集》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又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③引起讨论的则有黎辛的系列文章《文艺界改正冤假错案的我经我见》(《纵横》1999年第8期)、《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忠实的共产党员》(《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徐庆全：《丁玲历史问题何以反复》(《纵横》2005年第5期)、《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百年潮》2000年第7期)，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等。 ④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258页。 ⑤蔡若虹：《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回忆观感》，《光明日报》1999年6月3日。 ⑥艾青：《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解放日报》1942年5月15日。 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这段话里一共5次提到“宗派主义”一词。 ⑨严文井：《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新疆日报》1957年5月23日。 ⑩黎辛：《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纵横》2002年第5期。 (11)于敏：《光辉思想映照文艺新天——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当代电影》2001年第4期。 (12)陆地：《延安“部艺”生活点滴》，《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 (13)周扬：《漫谈抗战三年来的文艺运动》，《文艺月报》1941年第2期。 (14)萧军：《〈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文艺月报》第8期，1941年8月1日。 (15)丁玲在一次访谈中，曾对一位研究者说：“你们在研究延安文学时不要仅仅把它看成是大专院校的，过去很多提到这段文学时仅仅写‘鲁艺’的，‘鲁艺’的，那只是一个大专院校嘛!一个大专院校能代表解放区吗?……现在有的研究就把历史歪曲了。当时有派别斗争，但现在的研究可以不带派性啦。”《文协成立始末及其它——丁玲1983年10月28日谈话》，周嘉向整理，《延安文艺研究》1992年第2期。 (16)孙国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3期。 (17)《新中华报》“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特辑”，1939年5月10日。转引自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18)参见孙国林《延安鲁艺——革命文艺的摇篮》，《党史博彩》2004年第8期。 (19)钟敬之：《延安鲁艺——我党创办的一所艺术学院》，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20)钟敬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概貌侧记》，《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21)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徐懋庸研究资料》，王韦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22)安葵：《张庚评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76、77页。 (23)均见延安鲁艺旧址办公室壁板陈列。 (24)(25)黄曼君、马光裕编《沙汀研究资料·沙汀年谱》，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7、18、21页。 (26)李辉采访胡风夫人梅志时梅志的回忆。见《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李辉编著，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27)严平：《燃烧的是心灵：陈荒煤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另陈荒煤和周扬、沙汀、张庚、吕骥的交往情况，可参见《难忘的梦幻曲》，陈荒煤著，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4年版。 (28)董兴泉编著《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21)舒群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另见王科、史建国编著《舒群年谱》，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 (29)郭娟：《作家舒群的青春往事》，http：//www.eeo.com.cn/2013/1025/251225.shtml。 (30)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另见荣天玙《周扬与周立波：人生难得一知己》，http：//www.iyzx.com/portal.php?mod=view&aid=4679。 (31)二人之间的关系，参见周扬《关于周立波同志的一些情况》，《周立波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87～90页。 (32)(33)巢扬：《严文井评传》，希望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34)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五十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32页。 (35)参见《向总会报告会务近况》，原载《大众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15日；本文引自《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钟敬之、金紫光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368页。 (36)(37)(40)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226、234～235页。 (38)刘白羽：《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人民论坛》2005年第5期。刘白羽的回忆中还说，他对两方面人员频繁的来往颇为不安，于是向主管文抗的胡乔木提出，“两处的党组织应当有联系，制止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刘白羽的这一“不正常的状况”的看法，很令人费解。难道两方面人员不通往来就是正常的吗?此处录以存疑。 (39)(59)李辉编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00页。 (41)1940年10月10日萧军日记，《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 (42)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43)“我兴奋的时候，总喜欢向人披露自己的心胸，比方我自己决定要秘密做的事，常常要说向人。‘扫荡文坛’这雄心竟也和T说了，我当然也希望她能够强健起来作为我一个战友”(1940年9月26日的日记)。《萧军日记(1940)》，《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 (44)《文协成立始末及其它——丁玲1983年10月28日谈话》，周嘉向整理，《延安文艺研究》1992年第2期。 (45)编者：《为本报诞生十二期纪念献词》，《文艺月报》第12期，1941年11月25日。此处转引自雷加《四十年代初延安文艺活动[一]》，《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 (46)1941年3月15日日记，《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页。 (47)1941年9月19日日记，《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55～357页。 (48)1941年12月31日日记，《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58～359页。 (49)1942年2月10日日记，《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页。 (50)肖云儒、高杰：《延安文艺座谈会写真》(之三)，《陕西日报》1992年7月2日。 (51)三篇文章分别依次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3月11日、3月12日、4月8日及《谷雨》1942年第5期。 (52)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 (53)李又然：《丁玲——回忆录之二》，《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54)丁玲秘书张凤珠回忆丁玲对她“曾不无得意地说过：‘我一出台就是挂头牌’。”可见丁玲或有一种“领袖欲”。见张凤珠《回忆丁玲》，《黄河》2001年第1期。 (55)雷加：《四十年代初延安文艺活动[一]》，《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 (56)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57)丁玲：《我们需要杂文》，《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3日。 (58)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60)《文艺月报》第九期“两月间”消息栏内曾载“于本年‘九·一八’纪念日东北籍文艺工作者于文抗内成立‘九·一八文艺社’，研究东北历史，风土，社会及联络各地文艺工作者为中心工作”。未知是否萧军的创意。见雷加《四十年代初延安文艺活动[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