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史研究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外交论文,史研究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外交史①是美国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0年代，美国外交研究在美国史学研究中占有显著地位。外交史学家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帕金斯(Dexter Perkins)是美国史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都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随着美国史研究的新方法的出现，特别是1960年代、1970年代社会史研究法和1980年代、1990年代文化史研究法的兴起和盛行，外交史和政治史研究越来越被边缘化。1980年，时任杜克大学、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梅尔(Charles S.Maier)在一篇有关国际关系史(包括外交史研究)研究现状的综述中写道：“国际关系史(这里包括美国外交史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史)在1970年代已经不能算作是史学领域有创新的领域。在大学和知识界那些从事史学研究并出版严肃史学著作的人中间，外交史已沦为史学领域中的继子。有培养前途的研究生都被社会史领域振奋人心的方法论变革所吸引，尽管有分量的、富有新意的外交史著作时有出现，但是与美国奴隶制、劳工和美国建国前历史等领域持续增长的大量成果相比，外交史领域在1970年代还没有出现扭转研究局面的潮流，也没有出现公认的大师。”② 梅尔的这声惊呼，在美国外交史学界造成了长时间的恐慌。梅尔的伤感触及外交史学家们日益增长的对本学科前途的忐忑不安和忧虑。在其后的30多年里，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的旗舰刊物《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发表了大量文章，梅尔的上述耸世危言，被一再提及并被给予不绝如缕的评论和反思。③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美国外交史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的衰落之后，却在过去十多年间实现了一次令人瞠目的、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逆袭。2009年，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发表了时任《外交史》执行主编、科罗拉多大学教授赛乐(Thomas Zeiler)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的综述文章；④2011年出版的反映美国史研究现状的权威论文集《今日美国史》收录了哈佛大学曼尼拉(Erez Manela)教授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现状的论文。⑤两位重量级的学者都对这一学科在近十年理性色彩浓郁的长足发展表示祝贺。赛乐喜形于色地宣布“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已处于创新时代”，他甚至不无偏颇地认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现在相对于历史学其他领域而言，已变得“至关重要”。在“美国和世界”研究方面，外交史无疑处于权威地位。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专家们积极参与当今的重大史学论争、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断得到同行的肯定，对史学大家庭有着诸多贡献。赛乐认为，在坚守其根本的研究阵地的同时，美国外交史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革新性进展：对意识形态研究的重新重视；更乐于接受国际化的研究方法；对文化和身份研究的重视。但赛乐同时提醒外交史学家，“外交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民族国家的外交……在重视国际化趋势、研究社会和文化对外交的影响的同时，必须将民族国家研究铭记在心”。⑥曼尼拉认为，从该领域发生转变的范围和本质来看，它反映出研究“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生代历史学家以及历史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在态度上的巨大转变。在此，赛乐一再提醒重视研究民族国家是外交史在史学研究中安身立命之根本，曼尼拉则强调外交史研究国际化的重要性，认为美国历史研究在经历了文化转向之后，现在正在向“跨国历史”研究转向。当下，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强调史学研究的国际化，而恰恰是外交史学家们的研究一马当先，跃居美国史学研究的前沿。在曼尼拉看来，这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美国之外的人和机构——特别是非西方国家，对美国国家行为和美国国内发展的影响；第二，对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研究，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的活动分子在改变国际环境中的作用；第三，国际范围的一些重要人类活动，如计划生育、粮食生产、疾病控制、人与环境的关系等。⑦ 2008年，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在《美国研究》发表了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的论文，对19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两大学术潮流，做了较为全面的述介。但因该文主要注重介绍两大学术潮流——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对其他学术潮流涉及不多，且该文引用和讨论到的成果均发表于2004年之前。⑧本文将当今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取向分四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即用意识形态作为解释框架、“文化转向”、“跨国转向”、民族国家仍是研究的重要对象，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更为全面、系统地介绍美国外交史研究最近15年来的进展，对主要学术思潮和研究方法、主要作者及其学术观点进行系统性梳理(其中涵盖了2014年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为国内学者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动态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系。 一、用意识形态作为解释框架：剖析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 1997年出版的《新美国史》收录了康奈尔大学著名外交史学家拉弗贝(Walter LaFeber)的一篇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综述文章。拉弗贝写道，发端于1950年代延续到1970年代的“现实主义”学派和“修正派”之间的大辩论对美国外交史进行了概念上的定义。在这一过程中，辩论双方都批判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同的是，它们批判的视角有所不同。“现实主义”评论家纷纷认为，美国外交政策过于幼稚和理想化，因此在国际事务中屡屡碰壁。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处理外交事务的新方法，其核心是对外政策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对国家利益及大国政治理解的基础上。由凯南(George Kennan)所撰、于1950年出版的《美国外交》一书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作者认为，美国所面临的不安全感较少是对手造成的、而大多是由于美国领导人的错觉所致。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领导人忘记了美国国父们的遗训，崇尚“均势”外交原则，这种倾向源自美西战争之后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的“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政策打着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的幌子，而事实上对中国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然而，“门户开放”政策却为美国外交奠定了一种新风格。这一原则在美国随后的外交政策，如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以及盟国在二战中提出的要求德、日“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中得到进一步的彰显，而恰恰是这一切均已产生了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⑨随后格雷布纳(Norman Graebner)和安布罗休(Lloyd Ambrosiu)分别在其著作中深入阐释了这一观点。与上述观点相左的是，以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及后来的“威斯康星”学派学者为代表的“修正派”学者则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过于注重“狭隘的经济利益”，他们以犀利的笔触，对美国政府这种以寻找新兴市场为出发点、寻求输出剩余商品和资本的国家意志和经济利益观痛加针砭。⑩ 但是，“修正派”对美国外交史的批判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并不在于批判本身，而在于深入影响美国外交史的建构以及其在研究美国外交史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论。不同于比米斯、帕金斯、梅(Ernest May)等学者重视大国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选项和决策的影响，威廉斯和他的学生们将注意力转向美国国内，认为美国的国内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更为明显。他们认为，美国的内部动力及利益——如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动力，左右和决定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行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这种转变开辟了这一领域新的研究方向。此后，美国外交史学家们纷纷将注意力转向美国内部，他们以美国档案为基础，将注意力聚焦于美国高层的思想意识和行动，从这个视角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新的注解与诠释。(11) 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威廉斯，他于1959年发表了有关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论文。随后，拉弗贝等一些强调政治经济学重要性的学者运用威廉斯的学说对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霸权崛起的过程进行了解析。他们认为，这种“企业自由”思想体系包括技术流通自由、移民自由、投资自由和贸易自由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个体系显然为美国向拉美和亚洲地区扩张的帝国主义野心提供了合适的借口。拉弗贝认为，美国并不回避使用武力，但在海外扩张美国势力的过程中，美国更倾向于使用金元。此外，拉弗贝还集中精力研究了种族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其中，他对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研究结果让人们为之惊心。老罗斯福认为，“白人优越性”和“文明社会至上”这二者的结合将会重挫“野蛮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而这一切都是在“为了创造有利于美国进行贸易渗透的条件”的名义下进行的。(12)这让人们有理由回忆起美国走上帝国之路后的一百多年历史，信誓旦旦、冠冕堂皇之下，又有多少真相不可告人。 韩德(Michael H.Hunt)的《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部有“重大影响力的著作”，对随后众多类似的著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著作都将意识形态和种族因素视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韩德在研究了美国立国以来的对外关系史之后，认为美国对外政策依赖于三个主要的思想体系：一是“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一永久性的观念，或者说“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二是对非白人民族的种族歧视；三是对社会(不是政治)革命的恐惧，这一观点表现为美国人对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激进主义的抗拒。(13)此外，斯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希克森(Walter Hixson)和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W.Smith)等人更为深入地剖析了美国的权力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对美国早期的思想意识进行了深入研究。斯蒂芬森研究的是美国传统信仰“天定命运”和“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提出，“自由民主的国际主义是20世纪美国用来在国外弘扬美国民主经验、平息动乱和冲突的工具”。(14)此外，埃米莉·罗森堡(Emily S.Rosenberg)考察了以平等、富足、自由流动(mobility)等概念为主体的美国梦，她称其为“自由发展主义(liberal-developmentalism)的思想体系”，以此证实美国崛起的合理性。在这种“普世模式”(universal model)的背后是美国对商品、服务、信息、文化交流、政府激励和国际联系的规则和规章。(15) 冷战时期，“现实主义”的思想意识重视的是地缘政治，而忽视了权力的国内根源。由此，一个根基于精英主义的以“美国民族主义为特征的全球性政策”要求美国的少数族裔和工人阶级减少暴力抗议活动，支持冷战国家的共识——美国有义务并且命中注定要对抗全球共产主义。美国外交史学家们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关系，部分地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16)而在最近10年，即使是在西方冷战史研究领域中，向来以注重权力和物质力量在外交中的作用著称的两位领军学者加迪斯(John Gaddis)和莱夫勒(Melvyn Leffler)也不得不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意识形态。(17) 2008年，著名国际史研究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发表于《外交史》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美国外交关系史研究的新潮流。他指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学者应更加注意权衡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与“话语”、或是未表达的形象、想象以及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传统分析框架，如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修正学派仍然有用。但入江昭认为，从方法论角度来说，现在已转向关注其他表达意义的框架。(18)其中一个著名的分析框架就是“观念和意识形态”(ideas and ideology)——作为美国对世界反应的决定性因素。毋庸置疑，勾画与梳理美国政策制定者宽泛而活跃的思想意识结构，有利于将现实政治和他们所代表的无形的话语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有可能让人们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相与事物的本质。 二、“文化转向”：种族、性别、文化与对外关系 “文化转向”自1980年代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出现以后，由于其不断引进新的研究对象(actors)、新材料、新主题、新的解释视角(interpretative lenses)以及新的方法论，30多年来给美国外交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革命性变革。“文化转向”的突出表现是历史学家们开始从文化的视角解释美国对外关系，把国家看做是广义的文化建构的产物，认为国家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关系。(19)美国外交史研究中“文化转向”趋势出现的直接结果是，曾一度被边缘化的“文化史”迅速从历史学的边缘领域一跃登上学科的制高点，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时至今日，尽管“文化转向”已光辉不再——不再能够如最初那样引起惊讶、愤怒、或热烈的争论，从文化角度研究外交史亦不再是新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依然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外交史研究关注的中心问题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20) 与先前注重研究国际政治或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等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同，文化史研究者们特别强调对种族(race)、性别(gender)以及宗教话语等因素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展现“文化转向”最具有代表性的早期著作是埃米莉·罗森堡于1982年出版的《传播美国梦》。该著作论述了1890年到1945年期间美国对外扩张过程中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认为它们与“美国思想体系中的自由发展观密切相关”。(21)作为源头与发轫者之一，这种看法超前而准确地预测到了有关“思想观念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时下这方面的研究确实生机勃勃，方兴未艾。(22) 值得关注的是，种族建构(racial constructs)逐渐成为“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美国外交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正如埃米莉·罗森堡所言，“种族思维和种族形象(racial imagery)是无法与性别的描绘分开的，因为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美国式着装的白人形象才是具有代表性的男性形象”。的确，很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将不同的研究范畴——种族、性别和阶级(class)融入到对国家权力和权力集团的关注之中。(23)近年来，有关美国黑人与外交政策的关系研究备受关注，这一研究涉及美国黑人、外交政策、国际事件、种族思想体系和种族关系等问题。霍恩(Gerald Horne)特别注意到，近来关于种族研究的作品十分关注美国黑人的经历，特别是20世纪中期美国黑人的经历。这似乎并不奇怪，因为在国内外宣传中如何对待美国黑人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霍恩认为，美国黑人一直是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反对派，但他们常常将道德规劝(moral suasion)作为平衡掌控政府的白人精英的杠杆。(24) 在研究种族问题与美国对外关系方面，最主要的先驱学者及其代表作有：霍斯曼(Reginald Horsman)的《种族与天定命运》(1981年)、德孔德(Alexander DeConde)的《民族、种族和美国对外政策》(1992年)，这些著作给出了种族认同、尤其是盎格鲁—美国人身份认同是如何塑造美国外交政策及影响美国对外扩张的详尽分析。(25)其后，由亨宁(Joseph M.Henning)所著、于2000年出版的《文明的前哨》也是此类著述中较具代表性的专著。该著作解释了种族和宗教观念是如何从最开始建构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的。(26)伦达(Mary Renda)的《占领海地》(2001年)披露了美国的种族观念——尤其是那些来自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的海军陆战队员的种族观念——是如何促成他们对海地理直气壮的入侵以及在1916-1934年近20年间对海地实施统治的。(27)克雷默(Paul A.Kramer)于2006年出版的专著《政府的血统》论述了美国为了巩固对菲律宾群岛的殖民统治，是如何与菲律宾精英联合起来共同构建一个种族和文明的统治集团的。(28)上述最后两本著作是最近层出不穷地出现的对美国殖民统治进行研究的新作中的两本。当然，对美国的殖民统治的研究并非仅仅限于海地和菲律宾，还包括对波多黎各及其他美国殖民地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种族问题及其塑造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方式增进了我们对二战后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了解。特别是，杜齐亚克(Mary L.Dudziak)的开拓性著作《冷战民权：种族和美国的民主形象》(2000年)的出版，引发了一大批有关“冷战期间的民权问题”的学术专著的产生。该著作详细阐述了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国内黑人为争取民权而进行的斗争之间的重要联系和相互影响。(29)杜齐亚克与波斯特尔曼(Thomas Borstelmann)合著的《冷战和种族分界线》一书，研究了1945年以后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官员对国内种族隔离和歧视现状的看法以及这一现状是如何成为维护美国海外形象的绊脚石的。当美国精英们把自己打扮成亚、非国家非殖民化斗争的卫道士时，美国国内种族隔离和歧视的血腥现实，却在苏联的舆论宣传展台上一次次被拉出来向全世界游街和示众。在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看来，给予美国黑人民权是冷战国际斗争的要求。虽然可能这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它客观上缓慢推动了美国政府改善种族关系，直至最终在1960年代中期通过了民权立法。(30) 但是，冷战和非殖民化对美国国内种族关系的影响远非如此简单。安德森(Carol Anderson)2003年的专著《不要仅仅盯住奖杯》集中研究了转变中的国际环境如何影响美国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方式。作者研究了这样一段历史，即战后初期开启人权对话的努力，是如何遭到种族隔离主义者强有力的阻击并最终被扼杀的，虽然这一努力随着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颁布曾经达到高潮。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里，种族隔离主义者动辄就给那些要求赋予美国黑人充分人权的人戴上“叛逆的赤匪”的帽子。可悲的是，这又导致了美国黑人群体内部“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裂。“温和派”——包括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在内的——领导层，期望在追求政治权利和民权的同时，对美国黑人群体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诉求不要太过重视，以免要价太高，顾此失彼；而“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如博伊斯(W.E.B.Du Bois)和罗伯逊(Paul Robeson)则初衷不改，继续坚持赋予美国黑人充分的人权，但是他们遭到了追捕并被边缘化。这因此形成了一个现实上的悖论，一方面，冷战环境以及为争取后殖民地人民民心的斗争使得种族歧视在美国社会难以为继；但另一方面，甚嚣尘上的“反共修辞”却又成了那些试图削弱追求平等权益力量的急先锋们的有力武器和坚强盾牌。(31) 近年来，美国学者有关美国黑人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影响的研究，清晰地展现了美国种族关系史和对外关系史的互动关系，不少学者认为，有必要将此问题完全置于跨国环境中进行研究。加利基奥(Marc Gallicchio)和埃申(Penny M.Von Eschen)都认为，冷战对民权的发展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加利基奥的专著《美国黑人邂逅日本和中国》详尽解析了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即20世纪上半期美国黑人是如何明确地将他们的斗争，巧妙地与由有色人种构成的新兴国家争取在国际社会获得平等地位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但不幸的是，他们为了共同目标试图建立跨国联盟的努力大多归于失败。(32)埃申(Penny M.Von Eschen)的《反对帝国的种族》是研究此类问题的又一力作。该书追溯了20世纪中期美国黑人活动家们为争取黑人权利所做出的努力，他们拥护非洲人民独立，将斗争目标定位为争取全球黑人解放。当时，美国国务院招聘了包括伟大的音乐家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在内的美国黑人爵士音乐家去非洲进行巡回演出，以此作为争取第三世界“人心”的一部分。但是，为美国树立良好形象的努力却常常因美国国内无法掩饰的民权状况以及美国过去对欧洲帝国主义和对后殖民地时代的独裁者的支持而自陷尴尬或搁浅。总而言之，对种族言论及美国黑人的关注，帮助美国历史学家改变了对美国外交史的看法，同时还改变了他们对民权斗争的观点。(33)普卢默(Brenda G.Plummer)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涵盖了1935-1960年这一时期，乔纳森·罗森堡(Jonathan Rosenberg)研究的是从一战到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国民权运动。他们认为，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美国黑人不仅组织良好、知识丰富，而且他们能准确阐述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立场从而对精英话语产生影响。美国黑人通过黑人教会、媒体和其他机构对全球性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参与全国性的对话——而不只是仅仅处理与非洲有关的问题。他们经常公开表达自由国际主义的观点，但他们也会习惯性地抵制白人机构处理与黑人群体直接相关的问题，例如1935年意大利人侵埃塞俄比亚、冷战早期在人权问题上故意拖延等。(34)到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裁决时，美国黑人对国际政策的游说活动以及他们自身作为国际主义者和民权主义者的身份，使美国全国开始重视种族问题。(35)对于美国黑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具有催化作用的幸运时刻。正如哈特(Justin Hart)所说，历史学家们不应从冷战中寻找战后种族关系转变的根源，而应关注二战本身，特别是美国政府试图通过遏制种族歧视以加强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历史性的契机成全了美国黑人，这是美国白人接受黑人平等权利的第一步。(36) 除了种族问题之外，性别问题也为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霍根森(Kristen L.Hoganson)的专著《为美国的男子气概而战》论证了在公开辩论中男性话语的重要性，这种话语甚至导致了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和菲律宾的战争。作者认为，以老罗斯福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没有能参与美国内战，他们希望寻找一个试验场以证明新一代领导人的勇敢、刚毅，这成为推动美国卷入上述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37)迪安(Robert D.Dean)在《帝国兄弟情》一书中也使用了类似的性别分析法对冷战早期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世界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迪安认为，由美国私立院校和常春藤盟校培养出来的美国精英，他们深受“男性阳刚文化”和正统性别教育的影响，塑造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兄弟情”；这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表现为坚强、男性气概和见义勇为。正是这些品质，推动着美国卷入越南战争。(38)除此之外，科斯蒂廖拉(Frank Costigliola)在一系列创新性论文中对性别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性别焦虑塑造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遏制战略的缔造者乔治·凯南等人的思维和政策。(39)他还用令人过目不忘的性别语言，生动描绘了国际政治最高层面钩心斗角的浮世绘。在凯南的笔下，苏联领导人是野蛮残忍的男性罪犯、心理不健全的精神病人，这头粗鲁、贪婪、病态、强横而不可一世的北极熊一直蠢蠢欲动，窥测时机，试图侵入依赖于美国保护的欧洲家庭。而作为全世界、尤其是欧洲的保护人的美国则是高贵优雅、具有男子气概的绅士和英雄。因为苏联领导人显而易见的某种精神病患，所以，想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达成理性对话和沟通，无疑是缘木求鱼。在这个前提下，山姆大叔的遏制政策成为唯一选择。科斯蒂廖拉指出，不仅仅是凯南客观、冷静的分析，而恰恰是这种蛊惑人心的修辞战略和暗示性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使凯南的文章产生了强大的说服力，顺理成章，也使凯南作为“权威医生”开出的药方——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变得非常容易被接受。(40) 我们还看到，在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中除了引进了上述解释性视角之外，“文化转向”也推动了对美国文化外交的研究；或者说，它有意识地推动了美国文化向海外发展，使之成为美国外交努力的一部分，同时也鼓励和支持着美国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产品在更广阔的世界里产生洇染和影响。进行此类研究的开拓性著作有宁科维奇的《观念的外交》和科斯蒂廖拉的《棘手的统治》，二者的研究范围涵盖了《凡尔赛条约》签订以后到冷战初期这一阶段，他们论述了美国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产品是如何帮助美国提升在欧洲的影响以及它们是如何成为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外交不可或缺的部分。(41)更新一些的著述，如恩迪(Christopher Endy)研究的是冷战期间美国在法国的旅游业，显示美国和法国政府是如何共同努力，推动休闲旅游成为双边外交关系议程的一部分的。(42)此外，佩尔斯(Richard Pells)著述的《不像我们》，在更为宽泛的背景下研究二战后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时，睿智而又精确地将欧洲“美国化”置于二者关系的中心位置，其内容广泛涉及消费、娱乐、时尚和青少年文化等方面的美国化。(43)格拉齐亚(Victoria de Grazia)在《无法抗拒的帝国》一书中，则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断，他强调指出，美国式消费社会在欧洲取得胜利，是美国霸权全面崛起并超越欧洲的强大推动力。(44) 一个新的迹象是，近些年来有关帝国观念(the idea of empire)的研究已经在美国与世界关系史的研究中处于前沿和中心位置。这种研究特别适用于描绘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全景图，而非仅仅是或主要是针对美国海外正式的殖民经历的研究。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它早已被那些对美国对外关系持批评态度的人们玩得得心应手(甚至在某些场合里，它的支持者们也毫不避讳地同样使用有关帝国的概念)。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而中断数年之后，国际合作重新成为世界潮流的背景下，发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再次将中断数年之久的关于美国文化的研究推到了历史前台。例如，梅尔在其专著《帝国论》(2007年)中研究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崛起问题，认为美国巨大的生产和消费能力是美国在20世纪获得全球霸权的动力。(45)霍夫曼(Elizabeth C.Hoffman)在其新著《美国裁判员》(2013年)中认为，“美国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一个帝国”。该著作认为，从建国到冷战结束，美国是一个利己主义的国家，但在外交事务方面却充当了一个裁判员的角色。尽管美国也有违背国际法规的情形，但总体上尚能坚持原则，从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46)事实上，帝国的建构(imperial framework)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两个概念很容易被混为一谈，因为两者都强调在美国生产、消费以及跨国文化的影响。这些趋势在拉弗贝关于美国偶像——如乔丹(Michael Jordan)——的世界性影响的著作中得到惟妙惟肖的揭示。苏里(Jeremi Suri)通过研究1960年代全球动荡和大国政治之间的关系，将文化革命与国际政治联系起来，认为在1970年代早期出现的缓和局势，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大国领袖们——当然是尼克松(Richard Nixon)、勃列日涅夫和毛泽东——在面对各自国内异见人士(尤其是异议青年)激流汹涌的挑战时，重新取得对国内哪怕是保持表面控制的努力。(47) 三、“跨国转向”：国际社会中的美国 冷战结束以来，研究“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学者，在国际化大潮的推动下，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深受世界史、比较史学、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方法的影响。(48)跨国史学研究如今已成为美国史学界的时尚。入江昭在2007年纪念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成立4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外交史研究的“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49)“跨国史研究”专家拒绝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来理解和书写人类过去的历史，他们对民族国家的疆界提出质疑并进行重新考察。他们研究的兴趣点是移民、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通信(或交通)工具、文化交流、政治和宗教身份以及其他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活动。(50)最近，王立新教授又撰文，对近年来在美国兴起的“跨国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包括跨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领域和学科分支等。(51) “文化转向”促进了人们对文化因素塑造美国外交方式的认识和理解。作为重要的衍生现象，来自文化史研究领域的路径，同时帮助历史学家们深化对“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ships)的理解。比如说在有关冷战时期民权运动研究的成果中，在跨国的背景和“国内的”发展之间，学者们将美国外交史研究置于美国史研究中“跨国转向”学术潮流的前沿位置。可是不能不看到，尽管由于“文化转向”所引发的大众化的研究主题越来越多，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发展仍受到相关因素的限制，包括它本身作为美国历史学科所属的一个次领域以及相应地强调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内部决定性因素——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因素——的理解，以上这些都是推动美国外交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原因。毕竟，孤立地研究某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是片面的，那样做的结果无疑是盲人摸象。(52)对此，一些历史学家，如曾长期担任《外交史》主编、2004年任美国外家史学家协会主席的霍根(Michael Hogan)教授，强调在研究美国外交史时必须理解美国的内部程序，同时加强与研究国际史的学者进行合作；而入江昭则运用跨国史、世界史的研究方法，鼓励外交史研究脱离“美国中心主义”。霍根和入江昭都同意著名史学家霍夫曼有关美国历史为一个整体的观点，认为应当重视研究美国的运动和制度是如何与更为宽广的世界联系的以及整个世界是如何对美国产生影响的等问题。(53)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外交史研究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是向传统研究模式的一种回归。在1960年代“修正派”崛起之前，大多数美国外交史学家的研究包括了非美国视角和不以美国作为研究对象，当然也包括美国之外的材料和使用美国以外的档案，使用非英语语言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这些都被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视为标志性的、必不可少的要素。然而，这种研究的含金量值得质疑，它们是以欧洲为中心、关注的焦点始终集中于白人精英(主要是白人男性和有权势的人)、研究方法保守、甚至仅仅记录“一位外交官对另一位外交官说了什么”，这种视野与方法论下出炉的东西，究竟价值几何？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国际史新研究的挑战是，如何在坚持和发展学界自1960年代以来积累下来的丰富的方法论和更多的研究课题的同时，使更为广阔的国际视角重新成为研究者们的聚焦点。(54) 然而，有关上述研究的新作品并没有均衡地分布于美国历史研究的各个阶段，很多相关作品的研究时间都集中于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的时期。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的重要新著。历史学家们深知，研究与美国独立革命相关的事件不能脱离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背景。例如，美利坚合众国早期的历史、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很久以前就已被作为英、法两个帝国之间冲突的一部分而进行研究。其时，英、法两国为争夺世界统治权而爆发了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战争。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一书中不仅展示了美国建国时所处的全球背景，追溯了各种跨国思想的交流是如何促进了“独立宣言”的形成；而且研究了这样一段重要的史实，即在随后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中，美国的建国元勋们所表达的理念是如何穿越时空、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拉美、加勒比地区、中东欧地区以及亚洲、非洲等地区的独立运动视作楷模、竞相模仿并不断发挥作用的。(55)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仅仅是美国的思想对全世界产生影响，美国的军事实力更是这个国家在全球一路狂奔的另一翼。近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卷入的升级再次引起了历史学家对巴巴里战争(the Barbary Wars，第一次战争发生于1801-1805年，第二次战争发生于1815年)的警觉与思考。彼时，来自于北非公国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现属利比亚)的私掠船长期以来在地中海商业航线上肆意袭击、抢劫过往船只。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运输商船受到英国与海盗之间条约的保护，但是到1780年代美国开始自主地进行运输之时，美国船队在劫难逃，屡遭劫掠。尽管最初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但后来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政府更倾向于诉诸武力。随后发生的战争造就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海军英雄——迪凯特(Steven Decatur)，他的名字后来出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赞歌之中。尽管如此，关于巴巴里战争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其切入点之一就是关于战争对美国文化的持续性影响，尤其是对军事文化的影响；同时，亦可将此类研究置于地中海地区这一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中，甚至将北非国家的研究视角融入其中也不无裨益。(56) 在此类新作中，关于1846-1848年美墨战争的研究最为典型。这些研究使我们不仅仅通过美国人的视角观察问题——不只是“波尔克先生的战争”(Mr.Polk's War)，而且通过墨西哥人和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等其他参战各方的角度观察问题。从墨西哥的视角进行研究的著作以亨德森(Timothy J.Henderson)的《虽败犹荣》为代表。该作侧重于从墨西哥的角度讲述了关于这场战争的故事，著者认为：为了深刻理解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及结果，不仅必须考虑到美国波尔克(James Polk)政府对外扩张的动力和美国公众对“天定命运”的信仰，而且应该考虑到墨西哥在种族、阶级、地域等方面的分裂状况。这种犬牙交错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统治阶级在失去得克萨斯之后决心奋起自卫以保卫墨西哥的荣誉，从而卷入了这场大多数的墨西哥人都认为无望获胜的战争。(57)美国边疆史学家迪莱(Brain Delay)研究印第安人和美墨战争的论文，发表于美国最权威的史学期刊《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并荣获2008年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颁布的斯图尔特·贝尔纳特(Stuart L.Bernath)优秀论文奖。该文展示了跨国边疆史与外交史研究交合的神奇魅力。迪莱的专著《为了一千个沙漠而发生的战争》颠覆了由来已久的几个陈腐概念，它通过挖掘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材料，演绎与分析了包括阿帕奇人、纳瓦霍人、特别是科曼奇人等“独立印第安人”在决定美墨战争走向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58)而大多数历史学家在此前都认为，美国土著人在这一时期的北美国际事务中已不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该著出版以来，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揽获几个大奖。 迄今为止，对美国历史上任何事件进行研究所产生的成果都没有关于美国内战的成果多，而且，可能再没有其他事件被如此固执而旷日持久地从国内视角、而非跨国视角来研究。但是，这种状况现在已被终结并开始发生改变。贝克特(Sven Beckert)2004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棉花的全球史的重要论文，从一个奇崛的角度试图探寻美国内战的某种本质和真相，将这场战争视为19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他指出，这场大冲突在美国国外所产生的即时性影响，是它对全球棉花供应链所造成的深刻而又突然的破坏——而在此之前，棉花这种原材料已成为工业革命的“引擎”。反过来，这种破坏又迅速刺激了世界其他地方大量种植棉花，特别是在印度和埃及。这场战争结束了美国的奴隶制度，使得内战之前棉花生产的主要模式也随之消亡。在此情况下，资本家及其政府——首先是英国，还有德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开始了一场疯狂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棉花的替代品及生产棉花模式的冒险，这种疯狂又对农业劳动力和工业产品的全球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59) 如果说贝克特的著作展示了如何从全球性视野来解释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那么其他新作则集中于研究那些发生于19世纪、此前被历史学家所遗忘或忽略的事件。张少书(Gordon Chang)研究了美国针对朝鲜的那场战争的重要性——这里的对朝战争并非指1950年代的那场战争，而是指1871年的美朝战争。这场战争是美国海军通过武力打开东北亚大门、使之作为美国的贸易市场的重要一环。通过这一插曲，作者研究了战争双方在“文明”与“野蛮”问题上的话语分歧，并再现他们是如何转变立场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利益和战略要求这样一个过程。(60)马克迪西(Ussama Makdisi)的著作主要记录了19世纪中期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黎巴嫩的游历，他重点研究了美国传教士在试图“开化”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群体之一的过程中，与周边社会的复杂关系。(61)当宗教话题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渐引起学者们关注的背景下，该著作作为此类研究的一部分，不无启发地告诉我们，宗教在美国与其他民族的互动过程中有着无法忽视的多个作用对象、表现出多种形态、并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有如冰山一角，这只是2001年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产生的影响的一部分，而这些事件将宗教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令人震撼地推到了前台。可以预见，当下的研究只是全面了解宗教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个最初的开端。 还有更多关于美国与世界关系历史的新作，它们通常将研究焦点集中于20世纪。关于20世纪早期美国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从事殖民活动的新作增进了我们对美国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期的了解。这些著述展示了作者在解释美国历史上的众多其他问题——比如种族关系等问题时的智慧。如果说，直到最近大多数关于美国占领菲律宾这一问题的史论都聚焦在世纪之交有关帝国的争论，而疏忽或轻视随后50年所采取的实际行动上，那么现在关于美国实施殖民统治的各种著作已经出现。其中一部分在麦考伊(Alfred W.McCoy)和斯卡拉诺(Francisco A.Scarano)共同主编的《殖民地的考验》一书中有所体现。(62)最近10年，阿比纳勒斯(Patricio N.Abinales)、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福斯特(Anne L.Foster)、克雷默(Paul A.Kramer)(63)的著作和其他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的出版，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更为详细而具有质感的作品。这些著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与菲律宾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将美国作为帝国的思想体系和实践纳入与其他帝国——诸如英国、法国的比较之中，置于在国际社会中更为广泛的帝国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 长期以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被经典地视做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主要转折点。然而，新近出版的作品从新的视角重新阐释了这段历史。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克诺克(Thomas J.Knock)在《为了结束一切战争》一书中研究了成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建立和平的国际秩序的想法是如何在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脑海中形成的，并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来自左翼的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行动对威尔逊上述想法产生起到了何种作用。克诺克还指出，美国在建立国际联盟问题上的斗争并非如此前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而是两种独特的国际主义思潮的争论。这两种思潮之一是威尔逊的“自由的国际主义”，这种思潮关注的是所有民族都拥有民族自决权，授权一个包含所有国家的国际联盟作为国际事务的仲裁者；另一种思潮是威尔逊的政治对手——其中包括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老罗斯福，他们倡议“保守的国际主义”，重视与世界其他大国进行密切合作，并将国际联盟视为英、美两国共同管理世界事务的工具。实际上，这两种思潮斗争的结果并非预先注定，库珀(John Milton Cooper)提出了蒙上了宿命的意象但却颇具说服力的观点，他认为威尔逊1919年10月因中风而丧失活动能力，是他未能与国会在批准《凡尔赛条约》、加入国际联盟这一问题上达成妥协的关键因素。(64) 尽管威尔逊在他的时代遭遇了重大失败，但现在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他所大力倡导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在随后到来的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宁科维奇甚至认为：从美国对外关系的角度来看，20世纪是“威尔逊世纪”。(65)在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在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之后，威尔逊的观点俨然成为美国在世界中所扮演角色的行动指南，其确切内容及适用性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激烈争论。另一方面，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急功近利的趋势，甚至一些专业历史学家，都心气浮躁地试图将威尔逊的观点割裂成片言只语分解为片语只言——例如“使世界民主安全”、“教拉美人民选好的领导人”等。但严肃而又有创建的观点与著述还是不断涌现，近来有学者提出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认为威尔逊主义的核心内容在于建立各种多边国际机构，而非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制度。曼尼拉在他的专著《威尔逊主义时刻》中，耐人寻味地从埃及、印度、中国和朝鲜的视角出发透视了巴黎和会。他从上述被排除在巴黎和会大厅外的弱国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威尔逊主义时刻，”认定当时民族自决似乎不大可能实现。尽管如此，威尔逊响亮的战时言论风靡一时，意想不到地吸引了众多听众，客观上动员了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统治制度，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力。(66)威尔逊从国际政治舞台上消失后不久，世界另一端的列宁取代了他的角色，继续激励各国人民的反殖民斗争。1919年从殖民地世界释放出来的动力继续增强，开启了世界非殖民化的进程，重新塑造了国际社会。(67) 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角色的另一面，源于进步时代的政治和美国帝国计划的思想与实践，它被埃米莉·罗森堡称为“自由发展主义”。近年来有关美国海外发展项目史的研究成果，将美国与世界关系史中的一些主题，如19世纪美国传教士的“教化使命”、20世纪早期在海外扩张以及罗斯福“新政”中大量的公共工程项目与1945年以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个过程，是美国在全世界、尤其是在当时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大力追求和提倡现代化的经历，应该说，这一主题也绝非偶然地与“天定命运”论的思想体系、种族、文明的等级制度以及美国重建世界秩序的使命等思想意识一脉相承。此外，它还与西进运动、进步主义运动、罗斯福“新政”以及“伟大社会”改革等美国国内历史的主旋律有着密切的联系。(68) 通过现代化和发展的视角来思考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超越以1945年作为分界线的传统划分方法，强调了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及关系的历史连贯性，以多种方式解释了美国在冷战时代的政策、行动与以前美国人的思想、观念及实践之间的某种联系。这一研究主题和视角在莱瑟姆(Michael A.Latham)的开拓性著作中已经有所体现。他关于肯尼迪政府的现代化思想的作品，将肯尼迪在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发展的首创精神——如争取进步联盟(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和平队(the Peace Corps)以及在越南的“战略村计划”(Strategic Hamlet Program)——与美国有关文明的认识和帝国的传统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意识在早期曾作为美国处理与非白人民族之间关系的准则。(69)恩格曼(David C.Engerman)研究了早期美国人眼中的俄国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方式，及其在美国对苏联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70)而埃克布拉德(David Ekbladh)则研究了1930年代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发展经验，这一经验后来成了美国在越南湄公河及其他地方推行现代化项目的基础。(71)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是美国与世界关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是，最近开始了出现一个有意义的学术分野，这就是，近些时期出现的著述并没有将日本偷袭珍珠港视为美国与世界关系历史的分水岭，而是倾向于将1917-1945年这一时段视为美国作为一个显赫的(“the preeminent world power”)大国崛起的时期，视为欧洲对世界的统治权逐渐且不可逆转地被美国替代的过渡时期。美国世界性权力形成的支柱毫无疑问地包含了军事——工业复合体、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72)以及广泛分布于欧洲和太平洋边缘地带的军事基地。关于这一点，霍根在其优秀作品《铁十字勋章》中进行了研究，并且，这种寻根究源在他的后续作品中得到了强化和深入。该书对国家安全机制起源的研究，是关于这一类主题研究的典范。(73)然而，作为一种认知上的深入，历史学家们日渐认识到，客观上说，美国对新世界秩序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包含了国际制度的构建和国际准则的改造。胡普斯(Thownsend Hoopes)和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的代表作《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联合国的创建》认为，尽管美国与联合国乱麻般缠绕的关系史仍亟待研究，但美国在战争期间就已将建立国际体制事宜放到了战后安排的中心位置是一个显见的事实。(74)博格瓦特(Elizabeth Borgwardt)的专著《世界的新政》则是更完整地追溯了在战争年代形成的美国新国际主义的主要规范和标准，这些规范和标准，不仅反映在以《大西洋宪章》为代表的几个标志性的宣言上，还表现为布雷顿森林会议、旧金山会议以及纽伦堡审判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上，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对国际制度的建设的重要步骤。(75) 博格瓦特的上述专著是国际人权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作，尽管这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但已经涌现大量研究成果。现在，该领域正处于有关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史学辩论的中心，而这又恰好与人们更为关注的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相交叉。宁科维奇对镀金时代的国际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在分析了19世纪后期一系列关于全球互联性(interconnectedness)观点的总结和升华后，为我们回答了这样一个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即全球互联性是如何在美国精英之中培养有关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全球意识、并为国际人权政治的来临奠定基础的。(76)除了宁科维奇之外，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重现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形成过程，远见卓识地将宣言起草委员会主席罗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置于多国知识分子团体——其主要成员还包括法国的法学家卡森(Rene Cassin)、黎巴嫩哲学家马立克(Charles Malik)及中国学者张彭春——的中心。(77)确实，目前很多历史学家开始研究国际人权制度的崛起过程。最初他们关注的是国家政治范围内少数族群的人权；二战后又将关注点集中于个人的普遍性人权问题，披露了其中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盘根错节的动机网络，揭示了人权运动中存在的虚伪现象及未兑现承诺背后的玄机。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都认为，国际准则和国际机构在战后世界中的作用日益增长。 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冷战时期共产党国家档案的逐步解密，冷战史新研究开始走出欧洲中心的窠臼，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时期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全球冷战》一书。该著讲述的是第三世界是如何影响和改变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的。文安立认为美苏两国直接卷入在拉美、亚洲和非洲的冲突，主要是为了捍卫自身意识形态的正统性。美国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在进步、民主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自由帝国”；苏联追求的是一个体现平等和现代性的“正义帝国”。意识形态的这种对立与冲突直接引发了在越南、尼加拉瓜和阿富汗发生的残酷的战争——这些国家恰逢正在探讨和设计它们各自的反对殖民主义、革命或反革命的理念，这不幸为两个超级大国提供了意识形态较量的最合适的演兵场。在文安立看来，恰恰是第三世界而不是欧洲，才是冷战冲突的真正的主战场。(78) 在美国与第三世界关系的研究中，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不可调和的冲突是反共与反帝之间的矛盾冲突。最近10年出版的著作中对此有涉及。雅各布(Salim Yaqub)研究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设计的中东政策，认为该政策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并取代英法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试图给本地区新独立的国家留下良好印象。美国企望本地区的领导人——如埃及的纳塞尔(Gamal Abdel Nasser)或印度的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相信美国支持他们的民族自决权，同时希望他们对美国表达忠心。然而，这种要求一般得不到满足，这使得艾森豪威尔和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Dulles)颇为沮丧。(79)在《外交革命》一书中，康奈利(Matthew Connelly)指出，冷战时期，美国在一个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中推行其外交政策，不得不接受国际社会新的规范、平台和角色。在这种新的国际秩序中，阿尔及利亚的自由战士通过联合国等国际舞台取得了在国际上与古巴、越南等革命力量的联系，最终打败军事上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法国殖民主义者。(80)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还有历史学家将研究对象既非定位为美国，也非其他国家，而是别具一格地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及作用，致力于从非国家行为体的视角来研究美国外交史。苏里在其代表作《权力与抗议》一书中通过对来自美国、欧洲和中国的资料进行研究，剖析了帝国和战争出现的原因及影响。通过研究，作者发现，1960年代美、苏两国年轻人连续性的抗议活动推动了两国关系的缓和；苏美缓和更多是为了安抚两国民众，而解决两国间存在的冷战问题则是次要目的。(81)葛莱吉塞斯(Piero Gleijeses)通过对有关古巴的档案的解读，写出了一部有关19世纪中期几个国家在非洲角力和博弈的国际史。葛莱吉塞斯的观点确实新颖，在他看来，这部国际史的主角既非美国也非苏联，而是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并没有直接利益，这使得美国在这段历史中所有的作为，仅仅是在安哥拉所实施的、最终归于失败的隐蔽行动。(82)和许多其他著作一样，葛莱吉塞斯的著作通过强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试图帮助驱散史学研究中“西方优越论”的阴霾。 通常的观点认为，冷战时期，美国常常要在遏制共产主义与支持世界的南方国家民族自决之间做出选择。因此，美国往往又为了支持欧洲盟国对付现实的或是想象中的共产主义威胁而忽视了对殖民地和后殖民地人民的支持。经典的案例是美国在1940年代决定支持法国夺回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劳伦斯(Mark Atwood Lawrence)的研究表明，这是最终导致美国直接卷入越战的原因。(83) 美国外交史学家始终重视对越南战争的研究，从最近几年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越战研究领域又出现了新主题和新角度。雅各布斯(Seth Jacobs)的研究，注重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和宗教因素。他认为，南越总统吴庭艳的天主教徒身份在帮助他获取美国精英的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人把不信仰基督教的南越人视为消极和不可信任的——换而言之，是未开化的。(84)另一部从文化角度研究美越关系的力作是布莱德雷(Mark Bradley)的《想象中的越南和美国》。布莱德雷揭示了想象中的美国在越南政治话语中的中心位置，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有他们自己想象中的越南。他们对越南表示蔑视，希望通过美国的模式来重塑越南。该著作认为，了解美越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知对帮助人们认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十分重要。(85) 越战研究新成果的另一特征，是把这场战争不仅仅看成是一个由美国独家买单的孤立事件，这意味着，此类研究已经将这场战争置于更为宽广的国际政治背景之下，这些特征在劳伦斯和洛格瓦尔(Fredrik Logevall)的著作中有明显的反应。在《选择战争》(2001)一书中，洛格瓦尔认为在关键的1963-1965年期间，美国本来是有机会通过谈判来结束越南战争的。但是，自以为是的美国政府官员不顾国会、媒体和国际社会的反对，一意孤行地选择了战争——尽管他们自身对战争的前景以及越南对美国的重要性也心存狐疑与困惑。洛格瓦尔利用多国档案对这场战争进行了讨论，认为战争不仅仅涉及华盛顿、西贡和河内，还包括巴黎、伦敦、东京、渥太华、莫斯科和北京。(86)此外，此类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使用越南语的档案资料，客观呈现越南参战双方的历史。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有布里格姆(Robert K.Brigham)有关南越军队的研究专著(87)和越裔美国学者阮莲菡(Lien-Hang T.Nguyen)有关北越领导人对战争政策的内部讨论。(88) 四、民族国家仍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传统外交研究的课题主要是战争的根源、帝国的兴衰、条约的签订等，关注的是大国关系、战略、地缘政治划分的国际体制。尽管外交史研究的方法和课题在过去已经更新和扩张，但是，对国家安全政策的研究仍很流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档案、特别是国务院编纂出版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是众多学者教学和科研的基础和出发地。重视对民族国家外交的研究不仅仅是由于外交史学家们在这方面有特长，更为重要的是，坚持对民族国家的研究仍是美国史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在文化转向、跨国史学研究等学术思潮和国际化的影响下，外交史学家们必须重视对民族国家的研究。因此，本学科今后如何发展，确实值得思考，下列问题尤其无法回避，这就是：在不放弃对“民族国家”研究的前提下，外交史学家们愿意在“跨国史研究”方面走多远？是不是有很多研究成果往往因为涉及多个方面以至于难以区分是美国国内史还是对外关系史？笔者认为，在接受国际化的研究方法时，外交史学家在重视社会文化因素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对民族国家外交的研究。笔者赞成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的提法，“跨国史是对历史框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优秀的历史写作是在民族国家历史的框架和跨国史视角之间保持分析和叙述的平衡”。(89) 赛乐在他的论文中曾提醒道，“需要谨慎的是，过分沉潜于国际史领域，很可能失去对‘美国性’(Americanness)的重视，而这正是美国外交史的基本特征”。(90)大多美国外交史研究专家把自己看做是美国历史地理学家，这主要是他们所受到的学术训练和所在系科的分工所造成的结构性局限。因此，他们的主要能力就是理解和解释美国的对外行为，以便描绘美国国家经验的轮廓。但从外交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历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便在于，美国的对外行为，究竟主要是由外部还是内部因素决定的？大多数外交史学家认为，国际史或国内史分析法并不相互排斥。(91)其实，有些主题的研究，应该是围绕“美国中心”的(U.S.-centered)。例如，马洛伊(Sean Malloy)的《原子悲剧》一书研究的是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美国对日使用核武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92)这是一部传记体的研究力作，反映的是史汀生在1945年年中的日子里所经受的来自各方的压力，这本书使读者们能更好地理解美国做出对二战尾声时的日本帝国使用原子弹决策的背景。作者所提的是“美国中心主义”的问题，使用的是“美国档案”，虽然这样，这同样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 现在，在一些美国外交史学家的著作中，出现了“去美国中心”(to “decenter” the United States)的倾向。确实，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有必要重视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将美国的权力置于世界这个大舞台，更为重视外国政府和人民的作用。但正如赛乐所指出的，“如果过分强调外国的作用，而忽视美国，这也是歪曲历史的做法”。(93)事实上，美国不只是许多大国中的一个，其超级大国地位已经有相当时日。正如拉弗贝指出的，“令人吃惊的是，当今的世界体系，不是由均势的概念所造就的，而是由威尔逊及其继承者的主动性所塑造的。联合国和多边贸易机构、有关民族自决和经济发展的思想、对国际文化的决定性影响和战略均势规划等，在所有这些方面，美国所起的作用，超过任何其他国家”。(94)在洛格瓦尔看来，有些主题和历史阶段，必须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史。(95) 事实说明，在当今史学研究出现许多新的研究主题和课题的背景下，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的不少成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的必要性。库拉塞(Nick Cullather)《饥饿的世界》一书，描述了在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的私人慈善机构——如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争取亚洲人民的人心所做的努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政府利用外援、现代化理论、营养、数据和技术，试图重建非殖民化的、落后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96)阿尔伯格(Kristin Ahlberg)在《移植伟大社会》一书中，讲述的是约翰逊政府是如何利用“以粮食换和平”这样的杠杆，提升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在全球范围内以再创“伟大社会”作为外交手段，使其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分别奖励或惩治美国的盟友。(97)康奈利《致命的误解》讲述的是20世纪全球性限制人口的运动。在众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看来，这都是一场关系到个人、民族国家甚至整个地球生死存亡的大事。康奈利写的是一部全球史和跨国史，但民族国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98)洛格瓦尔的新著《战争余烬》(2012年)论述了从二战结束到1959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由于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在法国从印度支那殖民地撤出之后，如何制定出在越南发动战争的计划。作者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当时，如果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具备更为开阔的政治与全球视野，是否可能在不需要美国军事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越南问题？(99)该著是一部以民族国家、战争和大国外交等传统题材为研究重点的建树颇多的史学佳作，自2012年出版以来，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众望所归地获得了包括普利策最佳图书奖在内的数个大奖。 五、结语 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学者们应更加重视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在此之前，没有人怀疑国内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有重要的影响。然而，最近20多年来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一些研究者开始有意或无意识地忽视了国内政治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100)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美国外交史学家，不仅不使用非英文的档案文献，而且对国外的史学研究思潮和方法也毫无兴趣。一个明显的不对称是，不少外国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他们很熟悉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但美国学者对其他国家，例如意大利、土耳其、印度、中国、阿根廷等国学者的研究美国外交史的成果，却鲜有兴趣或知之甚少。(101) 进入21世纪以来的10多年中，美国外交史学家们在坚持传统的学术关怀的同时，一直力求拓展新的研究课题并运用新的方法。现已出版的研究成果使人们对非西方人在美国与世界关系中所发挥的主动性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更加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这不仅仅指国际组织，同时包括传教士和宗教组织、商人、跨国公司、慈善家和游说团体、移民及海外侨民、跨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因共同的知识、规范和实践而联系在一起)。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将美国外交史不仅仅看做是美国史的一个篇章，而且是国际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尽管美国外交史这一学科仍然关注诸如军事冲突、外交和经济利益等传统话题，但国际准则和机构、人道主义干涉、全球性抵抗饥饿和疾病等题材和主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借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现任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主席布莱德雷(Mark Bradley)的话说，尽管过去30年来美国外交史研究取得了重大发展、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方法更加丰富，但那个让人记忆犹新的“梅尔恐慌”并没有完全消除。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战争不断，世局危艰，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正在崩溃。尽管我们并不奢望再次出现一部对美国外交进行深刻批评的巨著——如威廉斯的《美国外交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但我们确实期待着根植于历史事实和背景、对当今美国外交危机进行深刻反思、具有强烈说服力的鸿篇巨制的问世。(102)因为无论基于学术，还是基于当代美国与国际政治现实，这种期待都有着巨大的针对性、迫切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于中国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而言，尽管存在着许多“学情”和“国情”的差异，美国的同行们为使外交史摆脱困境所作的努力和探索，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学者应该如何深化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笔者尝试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除了对美国原始档案的收集和利用外，必须跟踪美国外交史研究前沿：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的旗舰刊物《外交史》定期发表最新研究的论文和重要研究专著的书评文章；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的会员通讯《护照》(Passport)，经常刊登关于本学科研究动态的介绍文章；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每年6月中、下旬举办的年会，是学者们发表关于自己最新研究动态的讲坛；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线外交与国际史专栏(H-Diplo)经常刊登有美国外交史研究专著及论文的圆桌书评和单篇书评，有很多关于美国外交史最新研究状况的信息(http://www.h-net.msu.edu/～diplo)；第二，除了对传统的高层外交的关注外，中国学者应加强对美国文化外交的研究，运用多国档案，将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放在更为广阔的跨国大背景之中；第三，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特别是美国对华的经济、文化外交和民间交往史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4-09-19 注释： ①受到国际化的影响，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领域扩大、视角转换和方法创新带来了学术观念的更新，并导致对美国外交史学科性质、范围和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现在美国大学在延聘美国外交史教授时，已经不使用美国外交史(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美国对外关系史(U.S.Foreign Relations)这样的传统学科名称；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与世界”(招聘广告的用词会有差异，通常用"U.S.in the World","U.S and the World,"或U.S./World)等字样，所聘教授的研究方向仍是美国对外关系史。本文为了叙述方便，仍使用“美国外交史”这一传统概念。 ②Charles Maier,"Making the Time: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Kammen(ed.),The Past Before U.S.:G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355. ③Mark Bradley,"The Charlie Maier Scare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59-1980",in Frank Costigliola and Michael Hogan(eds.),America in the World: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45,rev.e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9. ④Thomas Zeiler,"The Diplomatic History Bandwagon:A State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95,Issue 4(March 2009):1053-1073. ⑤Erez Manela,"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Eric Foner and Lisa McGirr(eds.),American History Now,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201-220. ⑥Thomas Zeiler,"The Diplomatic History Bandwagon:A State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95,Issue 4(March 2009):1053,1055,1072. ⑦Erez Manela,"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pp.201,203. ⑧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第26-46页。此外，中国学者还发表了几篇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介绍性文章，包括邹磊：《多元化与国际化——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趋势及对中国的启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曲升：《传统美国外交史学与文化转向》，《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张小明：《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趋势》，《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2期。 ⑨George F.Kennan,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 ⑩Walter LaFeber,"U.S.Diplomatic History,1750-1945," in Eric Foner(ed.),The New American History(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revised and expanded ed.),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7,pp.375-94; William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Cleveland: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59. (11)Erez Manela,"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p.204. (12)Walter LaFe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II:The American Search for Opportunity,1865-191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10,45-59. (13)Michael H.Hunt,Ideology and U.S.Foreign Poli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 (14)Anders Stephanson,Manifest Destiny: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New York:Hill and Wang,1995; Tony Smith,American's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Walter Hixson,The Myth of American Diplomacy:National Identity and U.S.Foreign Poli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 Robert W.Smith,Keeping the Republic:Ideology and Early American Diplomacy,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4. (15)Emily S.Rosenberg,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1890-1945,New York:Hill and Wang,1982. (16)John Fousek,To Lead the Free World: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Chapel Hill,N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pp.10-14. (17)John Gaddis,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New York:Penguin Books,2006; Melvyn Leffler,For the Soul of Mankind:The United States,the Soda Union,and the Cold War,New York:Hill and Wang,2007. (18)Akira Iriye,"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Vol.32,Issue 4(September 2008):643-646. (19)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学术特征的讨论，参见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第35-46页。 (20)Erez Manela,"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pp.202-203. (21)Emily Rosenberg,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p.7. (22)Erez Manela,"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p.205. (23)Emily S.Rosenberg,Financial Missionaries to the World: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Dollar Diplomacy,1900-1930,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2003,p.208; May Ann Heiss,Empire and Nationhood: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and Iranian Oil,1950-195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Stephen G.Rabe,U.S.Intervention in British Guiana:A Cold War 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5; Naoko Shibusawa,America's Geisha Ally:Reimaging the Japanese Enem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Mary A.Renda,Taking Haiti:Military Occup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U.S.Imperialism,1915-194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 (24)Gerald Horne,"Race to Insigh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in Michael Hogan and Thomas Paterson(eds.),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32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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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Erez Manela,"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p.213. (69)Michael E.Latham,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al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 (70)David C.Engerman,Modernization from the Other Shore:Americ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Romance of Russian Developme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71)David Ekbladh,The Great American Mission: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72)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指的是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案所确定的思想体系和机构(指的是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的建立)，表明美国从罗斯福的重视社会基本建设的新政国家转向军事化的、过于强调国家安全的国家。其特点是军事第一、军事及其相关部门有很大的政治经济权力，民主政治的正常程序受到质疑和鄙视。 (73)Michael J.Hogan,A Cross of Iron:Harry S.Truman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45-1954,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74)Townsend Hoopes and Douglas Brinkley,FDR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U.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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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Fredrik Logevall,Choosing War: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and the Escalation of War in Vietna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xv; Fredrik Logevall,"Bernath Lecture:A Critique of Containment," Diplomatic History,Vol.28,Issue 4(September 2004):496n 53. (96)Nick Cullather,The Hungary World:America's Cold War Battle against Poverty in Asi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97)Kristin Ahlberg,Transplanting the Great Society:Lyndon Johnson and the Food for Peace,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9. (98)Matthew Connelly,Fatal Misconception:The Struggle to Control World Popul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99)Fredrik Logevall,Embers of War:The Fall of An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Vietnam,New York:Random House,2012. (100)Ralph B.Levering,"Is Domestic Politics Being Slighted as an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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