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朝士人忠孝观的倒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南朝论文,魏晋论文,忠孝论文,倒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07）06—0063—05
魏晋时期虽然提倡玄学，却并未完全放弃儒家的正统思想。“以孝治国”是魏晋的基本国策。忠孝都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一般来说，在忠孝之间，统治者往往更重视忠，但魏晋南朝却由于种种原因，忠孝关系倒错，形成了“孝先于忠”的观念。何以这一时期的统治阶层独强调“孝先于忠”呢？本文将对这一忠孝观的形成及其影响作一简单的探讨。
一、魏晋之前的忠孝观念
中国古代忠孝观念源远流长。孝的观念产生颇早，它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所谓“孝道”形成的产物。孝的内涵最初是指“敬老”、“尊亲”和“奉养父母”等，主要用于规范亲属关系，特别是父母关系。孝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最主要的行为规范。《孝经》说：“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1](P3) 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毫无例外地提倡孝道。孝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古代人们的思想中，“行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忠作为另外一种重要的道德观念，其产生稍晚于孝，是进入文明社会后所形成的一种价值取向。
忠孝虽然是两种价值观念，但二者却有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家国一体。在中国古代人的思想里，国只不过是家的放大，所以中国很多伦理价值观念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都是从家庭、家族和宗族这里引申出来的，而“孝”则被认为是“百行之首”。封建社会家国是同构关系，父子君臣也是一种同构关系。家的价值体系是以孝为首的，而国的价值体系是以忠为首的，家之伦理原理即是国之政治原理，维护家族整体的和谐和稳定就是维护国家的稳定。统治者特别强调“家国同构”，把君、父的角色合二为一，这样以来，君主既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又可以成为天下所有人都必须尽孝的父母。因此，对君主尽忠也就等于最大的孝亲。事亲之道，即事君之道，也就是“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由此可知，忠是政治关系上的等级，孝是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忠是针对于皇权而言的，孝是针对父权而言的，它们本质上都要求下级对上级的尊重与服从，从共性上来说，二者都是维持封建统治顺畅运行的伦理基础。
对统治者而言，孝是忠的手段，忠是孝的目的。统治者懂得造就一个顺民社会，就会使其统治长治久安，而提倡孝则是一个最好的途径。孝因此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的精神基础，“移孝作忠”是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的治国之道。因为孝的如此功用，所以自汉代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特别强调孝，从开国皇帝高祖以下，西汉帝王的谥号上多贯以“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武”等，以昭示天下人以孝为本。汉代大一统后，独尊儒术，把“孝”纳入政治轨道，并在制度上采取措施以助推行。自武帝始，立“孝廉”为察举入仕的科目，成为汉代的定制，汉末又把“孝子”作为表彰孝行卓著的特定称号，并授以官职。经汉代大力宣传贯彻，“孝”的观念在汉民族的意识中根深蒂固，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代，上至王公皇帝，下至庶民百姓，在表面上都不能有违反儒家孝道的行为，否则便为世风所不齿，甚至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1](P40) 如《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东汉的一则事例，则充分说明了“孝”的重要性：
“陈仲弓为太丘长，时吏有诈称母病求假。事觉，收之，令吏杀焉。主簿请付狱考众奸，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2](P163)
小吏谎称母病请假，罪竟致死，可见在东汉，“孝”被提到了多么重要的地位。
就忠孝二者的关系而言，在先秦时期，一般是孝在德先，父比君重。如“在三之敬”的顺序是父、师、君，即“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3](P248)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君权的不断扩大，使得孝亲的地位逐渐不如忠君。至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则正式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教条，“君为臣纲”位于三纲之首，同时将孝与政治、社会秩序紧密相连。
综上所述，汉代的统治者虽强调孝，但更强调忠，一旦忠孝不能两全而发生矛盾时，则往往选择先忠后孝。
二、魏晋“孝先于忠”观念形成的原因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轮流操纵政权，地方上已经出现了一些世代公卿的官僚世家，中央集权逐渐趋于衰落，至魏晋则进一步衰落，与之相应，“忠先于孝”的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通常来说，家族强调孝，而国家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则更强调忠，因此在魏晋皇权式微，宗族兴盛的情况下，忠的地位逐渐落到孝之后，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国志》的一则事例反映了这一时期士人脑海中的忠君思想，已是日趋淡薄了：
“太子（曹丕）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谘之于原，原悖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4](P353)
曹丕假设这样一种忠孝两难的情况与臣僚们讨论，恐怕不是无的放矢，必然是与当时的现实问题有关。邴原的回答并没有遭到曹丕的否定与责难，这反映了在当时士大夫的心中，忠的地位已经逐渐落于孝之后了。
魏晋时期，“孝先于忠”观念逐渐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魏晋世族社会的性质是这种观念形成的根本原因
魏晋是典型的世族社会，宗族是魏晋人政治、社会地位的依据和标志，人的命运取决于宗族的命运。宗族对于人的这种决定性作用，使人依赖宗族胜于其他社会组织力量。高门大族为维护其既得利益不变，必然着力于宗族的团结和稳定。因为孝是强调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日益受到重视，并被提高到了家族道德的首位。《晋书孝友传》曰：“大矣哉，孝之为德也！分浑元而立体，道贯三灵；资品汇以顺名，功苞万象。用之于国，动天地而降休征；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5](P2273) 由于朝廷提倡，世族力行，孝义之风波及到社会各个阶层。通观当时史籍，可见各世族无不刻意讲求孝行实践，即使像琅玡王氏、陈郡谢氏这样玄化甚深的侨姓世族代表，其子弟依然以孝友传家。
由于世族倡导孝道，导致了当时社会道德观念的某些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忠孝关系的倒错。依照儒家学说，忠、孝是一组对立统一、互为补充的观念，但自东汉后期特别是入晋以后，随着世族门阀制度的形成，世族社会家族本位意识进一步增强，士人忠君观念逐渐淡化，对国家易姓多坦然处之。当时大族“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市朝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6](P254) 魏晋南朝的王朝更迭快，寿命短，远比不了宗族源远流长，人们很自然地重视宗族，依附宗族，重孝道而忽视忠君，重宗族而轻视朝廷，这是宗族决定人的命运的必然结果。世族把宗族利益置于王朝之上，保卫宗族胜过捍卫王朝。世族关心的只是家族的利益，对改朝换代漠不关心。余嘉锡先生说：“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故奉亲思孝，或有其人；杀身成仁，徒闻其语。”[2](P46) 整个魏晋南朝政权频繁更迭，士人仕宦于篡夺相继之世，要让他们死心塌地忠实于某个政权或王朝，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这也是魏晋南朝为什么“忠臣”极少而“孝子”极多的原因。
（二）孝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手段
曹氏、司马氏皆以篡夺得天下，清人赵翼说：“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6](P143) 假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野心家们自然乐于奉为成式。既然君位可篡而得，故篡位者羞于言“忠”。鲁迅也说：“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7](P381) 孝为王朝的更替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成了统治者更好地维护自己统治的手段。
因此，司马氏一上台，就颁布措施提倡孝道：
“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5](P57)
东晋的孝武帝甚至亲自宣讲《孝经》：“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2](P144) 在重视孝道的风气下，《孝经》研究成为显学之一。查《隋书经籍志》可知，著录当时《孝经》之注疏存有18部，63卷；亡轶59部，114卷。可见，“孝”的观念在魏晋时期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孝的打击政敌的作用，在当时被运用的次数是不少的。司马氏先后废掉魏帝曹芳进而杀死高贵乡公曹髦，当时司马昭加给曹芳的罪名是“恭孝日亏，悖慢滋甚”，[4](P128) 加给高贵乡公的罪名是“不能事母，悖逆不道”。[4](P153) 东晋桓玄杀司马道子时的罪名是“酣纵不孝，当弃世。”[5](P1740) 刘宋明帝为夺得帝位，杀死了他的侄子前废帝刘子业，罪状亦是“少禀凶毒，不仁不孝”。[8](P146)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以孝治天下”也不过是统治者掩人耳目的手段之一。
“孝”还是魏晋南朝帝王们排斥异己的一个极好的借口。正如鲁迅所言：“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7](P381) 鲁迅的话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孝的虚伪，孝在统治者手中成了他们排斥异己、维护统治的手段。不仅司马氏深谙孝的功用，南朝的齐高帝萧道成也是深知此道，《南齐书》记载：“齐高帝践祚，召瓛入华林园谈语，问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9](P32) 这段话更是指出了孝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
（三）孝是士大夫立身的凭借
孝不仅是统治者控制大民的工具，也成为士大夫们立身的凭借。士大夫如果孝行显著，可以举为官吏，进入仕途。如：
“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吹爨作食。王平北闻其佳名，以两婢饷之，因取为中郎。”[2](P27)
“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韩康伯时为丹阳尹，母殷在郡，每闻二吴之哭，辄为凄恻，语康伯曰：‘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韩后果为吏部尚书。大吴不免哀制，小吴遂大贵达。”[2](P51)
“孝”甚至凌驾于当时的法律之上，最突出地反映在“血亲复仇”方面。从孝道出发，“父母之仇，不与同生。”[10](P91) 但从国家和法律的立场来看，复仇蔑视法律权威，侵犯国家司法权。一般来说，血亲复仇为礼所许，为律所禁。魏晋时期，宗族势力强大，“孝道”伦理至上，所以复仇之风甚盛。以孝作借口，可以为亲复仇杀人而不受法律制裁，甚至还可以赢得社会的普遍赞同。如：
“（桓温父）彝为韩晃所害，泾令江播豫焉。温时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复仇。至年十八，会播已终，子彪兄弟三人居丧，置刃杖中，以为温备。温诡称吊宾，得进，刃彪于庐中，并追二弟杀之，时人称焉。”[5](P2568)
“王谈，吴兴乌程人也。年十岁，父为邻人窦度所杀。谈阴有复仇志，而惧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锸，阳若耕锄者。度常乘船出入，经一桥下，谈伺度行还，伏草中，度既过，谈于桥上以锸斩之，应手而死。既而归罪有司，太守孔岩义其孝勇，列上宥之。”[5](P2291)
以孝作借口，还可以“不臣朝廷”，却仍受到表彰。如：
“（王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礼，身长八尺四寸，容貌绝异，音声清亮，辞气雅正，博学多能，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泪著树，树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到墓曰：‘裒在此。’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5](P2278)
“诸葛靓后入晋，除大司马，召不起。以与晋室有雠，常背洛水而坐。与武帝有旧，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妃呼靓。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睹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2](P290)
由于孝的以上功用，使得“孝先于忠”的观念在魏晋南朝风靡一时。
三、“孝先于忠”观念对魏晋士人的影响
魏晋之际门阀制度业已形成，东晋初期家族较王朝为重的形势在政治上更为显著，于是“孝先于忠”的理论也更为肯定，对魏晋士人的影响非常大。一个人只要孝行有亏，无论其他方面的品德有多好、职位有多高，也会遭人非议。如：
东晋的温峤虽贵为三公，但由于曾事母不孝，所以“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2](P902)
“（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5](P2137)
“（阎缵）父卒，继母不慈，缵恭事弥谨。而母疾之愈甚，乃诬缵盗父时金宝，讼于有司。遂被清议十余年，缵无怨色，孝谨不怠。母后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复品。”[5](P1350)
“（范晔）母亡，报之以疾，晔不时奔赴；及行，又携妓妾自随，为御史中丞刘损所奏。”[8](P1820)
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世人对嵇绍的评价，嵇绍父康无罪为司马氏所杀，绍出仕父仇，虽为朝廷死之，世人对其亦褒贬不一。《世说新语笺疏》引王隐《晋书》曰：
“嵇绍父死非罪，曾无耿介，贪位死闇主，义不足多。曾以问郗公曰：王裒之父，亦非罪死，裒独辞徵，绍不辞用，谁为多少？郗公曰：王胜于嵇。……郗鉴、王隐之论，尤为词严义正。由斯以谈，绍固不免于罪矣。”[2](P171)
可见嵇绍虽然被统治者视为忠臣，收入《晋书忠义传》，但在当时士人看来，他对皇室的忠心也无法抵消“不孝”的罪名。由此可见“孝先于忠”的观念对士人的影响是多么深刻！
“孝先于忠”观念的形成使得这个时期的史书上，开始出现“孝义”、“孝友”、“孝感”、“孝行”等标目的类传，专门记述表彰以孝行名世的人物。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孝子。“二十四孝”中的“王祥卧冰”、“孟宗哭笋”、“陆绩怀桔”、“吴猛饲蚊”等“事迹”，就是产生于这个时代。但如此众多的孝行记录在案，并不说明世族阶层都是孝悌的楷模。曹氏、司马氏内部的骨肉相残，那里有什么孝悌可言。最高统治者尚且如此，何况他人。所以“孝”在魏晋南朝得到如此鼓吹弘扬，在君主只是一种统治权术，在世族不过是标榜自己身份的招牌。因此，魏晋时期统治者提倡孝道实质上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
四、结语
孝的概念最初只是家族伦理道德的一条重要原则，即它的实施效力只能局限于家族范畴内部。自汉代首倡“以孝治天下”，孝才与政治结合而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手段之一，其后历代王朝争相为用。正因为孝渊源于家族，所以“孝道”的盛衰也始终与家族的发展息息相关，但王权与家族势力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并且在现实中常会发生矛盾与冲突。因此，魏晋时期孝道的过分发展，必然会走向反面，威胁王权，所以随着唐代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中央集权的加强，世族门阀制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与这种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孝先于忠”的理论也日益失去了市场。而与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相适应，治国精神的重点便由孝悌转为忠义。反映在史书中，从《隋书》开始，出现了《忠义传》，但尚排在《孝义传》之后。自《旧唐书》以下，正史中除去《五代史》、《辽史》外，无不载有《忠义传》，并皆列于《孝义》、《孝友》之前，且篇幅大大超过后者。此举决非偶然，是与中国大一统的环境相适应的。但魏晋之后的封建统治者提倡“忠”并不意味着放弃“孝”，《孝义传》在史书中还是一直存在着。因为隋唐以后门阀世族虽然逐渐没落，宗法社会的性质却并没有改变。只要家天下的性质依旧，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秩序不变，也就不会放弃对孝悌的提倡，只不过是“忠先于孝”而已。
［收稿日期］2007—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