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不平等根源的多重视角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根源论文,视角论文,透视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98(2004)03-0034-04
以往，解读性别不平等、妇女受压迫根源的理论范式，是马克思关于“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根源”这一经典论述。目前，这一理论范式的解释力虽仍然具有权威性、跨文化性、跨地区性，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由复杂、多元矛盾交织而成的，仅用一种视角看待性别不平等问题似乎单调些、绝对些。为此，本文试图从多重视角探讨性别不平等、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问题，目的是为评定现实没有社会性别等级的社会的改革奠定基础，提供理论参考。
一、两性生理性别差异是性别不平等的表象
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常常耳闻目睹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即在求职中常常男性优先，而下岗中却女性优先；社会重要岗位常常优先考虑男性，而家庭主要家务却优先想到女性。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解释这种性别不平等现象？如果再用原有的理论范式“私有制”去解释，似乎有点牵强附会和生搬硬套。于是，有学者从生物学视角透视，试图从男女生理性别中寻找出答案。
生物学sex理论认为，男女两性是有生理差异的。由于男女两性染色体组织不同而导致的男女两性出生后在生理上表现出一系列不同：一是生殖器的不同。这是从解剖学上看男女两性的重大区别，是sex理论的核心内容。为此，女性承担起人类社会生育的重担；二是性激素分布的差异而导致的两性第二性特征的不同。人类两性是由遗传所致的第23对染色体的不同所决定，而两性的进一步分化则是在性激素的不断作用下发生的，从而导致了两性第二性特征的出现。为此，女性负担起哺育人类的作用；三是两性的身体骨架和体力不同。一般说来，男性比女性高大，体重比女性重，暂短爆发力强。为此，在以体能支出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代，女性的作用自然要低于男性，男性成为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因此，生物决定论者认为正因以上生理差别，因而导致“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和性别观念。那么，男女两性生理差别是绝对的、一劳永逸的呢？还是相对的，只是解剖学意义上的差别？这涉及到对男女两性社会角色、社会分工、社会期待的评估。生物决定论者认为，男女两性的生理性别差异在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社会分工、社会期待上都起着决定因素和不可替代因素。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那么，男女两性不可能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只能朝着观念上的平等方向而努力发展。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则对此提出挑战，让男人受孕、让男人哺育的观点及漫画[1]、文艺作品不断出现，以其鲜明的批判精神对生物决定论的sex理论提出质疑。
实际上，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仅仅是解剖学意义上的差别，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两性之间，也存在于同性别的个体之间，存在于地域形成的人种之间，甚至异民族之间。即便是同卵双生子之间，也还是能够找到细微的差别。科学研究表明，男女两性生理差别只有两性生殖差异而导致的女性能够生育而男性不能生育这一项是不变的，其他一切差别都是一个变量。更何况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女性已不再被生育所累赘，女性对于生不生育以及什么时候生育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女性首先是作为人而存在，作为人的存在，性别、种族、地域的差异性不能取代人的共性，就是要享有人格的尊重和权利。否则，就会有歧视之嫌。因此，我们认为，生理性别只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性别不平等的一个表象，它只是导致男女两性生殖差别的根源。这一差别给女性带来的不利因素是可以通过国家政策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缩小。生理性别不应是导致性别不平等的根源。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不能从突破生理性别上的差异为入口。女性处于第二性的位置，与她们的生理特征无必然的联系，性别不平等是父权社会文化处心积虑地对女性的弱化熏陶和限制的结果。
二、父权社会文化是性别不平等生长的土壤
人体两性间的生理解剖学上的差异不是没有任何社会文化意义，它导致了人类最初的男女性别大分工。然而，仅仅是生理上的差别不足以造成今日世界历史舞台上的性别差异格局。如果从文化学视角透视性别不平等，我们会发现，是延续至今的父权文化在性别中扮演了压迫的角色。
如果用性别视角审视我们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自有文字的历史以来，我们的历史就是父权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就是一个父权文化。直至今日，现有的主流历史仍然是男人的历史，男人的舞台。如男人的政治、男人的军事、男人的文化、男人的经济。语言文字也保留着父权文化的烙印。如“人”一词，在英语和法语中，是属于男人的专利，男人和人是同一词man和Ihomme。还有主席(chairman)一词，也显示出男人的特权，意味着男人的政治。在日语中，妻子的意思是“家内”，显示出男性对女性的家庭束缚和规范。在中国最初的文字甲古文中，“女”字被描绘成一个跪在地上的女性形象，表明女性的卑下地位；而“妇”字则是一个拿着扫帚的女子，表明了女性的主要职能。
父权社会文化把女性重塑，使女性在生理性别之外又附加一个社会性别，正如法国著名作家、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2]自有文字历史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父权文化，都在不断地对女性进行文化塑造，竭力渲染“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天然法则。为了说明女性卑弱符合天意，中国古代哲学家把女性的卑弱与阴阳五行乾坤之说融合起来，指出：“乾，天也，故称呼父；坤，地也，故称呼母”；[3]（说卦）“乾道成男，坤道成女”。[3]（系词）因此，天尊地卑、男尊女卑，成为中国女性苦难与屈辱的根由。
东汉女史学家、思想家班昭，为女人写了一本影响甚广的著作——《女诫》，其开篇写道：“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人下也”。[4]父权文化还有意压抑女性的知性。大约在1400年前，马康高级神职人员聚会，曾一本正经的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女人是不是有灵魂？”出席会议的长老们有近一半人对此表示否定，最后，仅以一票之差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即女性虽然是“低级生物”，但她们却确实拥有“类似灵魂的东西”。[5]但是，这关键性的一票也没有给女性带来转机，指责女性是弱智者的理论仍然屡屡出笼。即便是力倡人权的卢梭也告诫人们：“妇女永远应该从属于男子或者听命于男子的见解。”“妇女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听命于男子。”著名哲学家叔本华也说：“女人的理性非常薄弱”；“女人是精神上的近视眼”；“女人很可能与有肝脏而缺乏胆囊的生物相近似”；女人“既愚蠢又浅见——一言以蔽之，她的思想是介于男性成人和小孩之间的”。[6]中国也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在父权文化的建构下，女性不可能有健全的意志、坚强的性格和卓越的能力。直至今日，大众传媒和影视片中的年轻女性仍然是以傻傻的、纯纯的形象为多。这是父权文化创造的精神产品，它是男性约束女性、女性约束自己的无形法则。
由此可见，女性的悲剧不在于她们生来是女人，而在于她们自觉不自觉地被按照“女人模式”加以塑造；女人的悲剧不是生理悲剧，而是一场文化悲剧；男女不平等，不仅是性别不平等，而是文化的不平等。这种封建的父权文化虽然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成立而退出主流社会的文化舞台，但是，由于文化的沉淀与惰性，使父权文化仍然深深残存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因此，没有一场对父权文化的反思，男女平等不会自动到来。
三、私有制是性别不平等产生的一个决定因素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妇女受压迫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私有制的产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这是私有制产生的基础。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剩余财产的分配和私有财产的拥有归男性所有呢？是“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7]因为这时，个体家庭已成为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社会分工使女性脱离了社会生产劳动，男性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因此，私有制的产生使男子在劳动中使用的土地、森林、牲畜等生产资料由男性占有，女性从此丧失了生产资料，使她们在经济上处于依赖男人的从属地位。“一切社会的从属和压迫是起因于被压迫的经济的从属。”[8]妇女在经济上的从属地位，导致了她们在政治上、人格上等一切方面的从属地位和被压迫地位，导致她们丧失了一切权利，沦为社会的奴隶。于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根源”的经典论断。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像发现剩余价值秘密一样，从经济领域中探寻到男女不平等的关键所在。
在马克思“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根源”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把消灭私有制作为妇女解放的主要途径，使中国妇女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并取得辉煌成就。随着1956年中国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阶级和私有制以后，中国妇女解放程度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问题是，在中国，性别不平等和妇女受压迫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枯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出现，随之而来的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现象屡增不减。于是，有些人对马克思关于“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受歧视根源”这一论述产生怀疑，于是有人就想放弃原来的理论范式，开始另辟蹊径，探寻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谋求男女平等的途径。
当原来的理论范式解释现实问题遇到挑战或解释不清时，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我们是否对原来的理论理解得不透或者偏颇呢？马克思的论述是说，私有制在妇女受压迫和造成男女不平等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是妇女受压迫的一个重要根源，但是并没有说是惟一根源和惟一作用。况且，私有制的彻底消亡如同它的产生一样，是一个相当长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当生产力没有发达到足以使阶级和私有制彻底消亡的程度时，即使通过人为因素消灭了私有制，它也会死灰复燃。当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社会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因此，性别不平等和妇女受压迫的现象还将要长期存在下去，私有制问题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如果离开了所有制和制度性因素去谈男女平等，只会处于虚无缥缈和空中楼阁的状态。
四、家庭是性别不平等的最基本场所和单位
恩格斯指出：一夫一妻制家庭“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确定出自一定的父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9]由此可见，性别不平等起源于家庭和私有制，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和私有制，使妇女沦为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奴隶。
家长制是家庭形成时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确立了男子独裁的地位。从Familia（家庭）这个词的起源来看，也不是表示现代人的那种脉脉温情的温馨家庭。根据恩格斯和拉法格的考证，其本意是奴隶。Famulus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即在一个握有生杀大权的主人（父权）的支配下，统治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因此，马克思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10]可见，家庭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的场所。
以往，我们关注性别不平等问题，常常是把视角对准公领域而忽视私领域。其实，传统社会里，妇女的活动空间主要在私领域，性别不平等和对妇女的压迫就发生在私领域。如果追根溯源，早在《周礼》中就第一次用条文形式对两性的活动空间进行限制，将社会与家庭范围分为“公”、“私”、“内”、“外”四个领域。国家为“公”，家庭为“私”；在家庭内部活动空间为“内”，家庭外活动空间为“外”。“公”与“外”是男人的事业与场所，“私”与“内”是女人的职责和场所。“公”、“私”、“内”、“外”与性别的对应，使具有中性的方位词附有了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判断。正如《周易·家人》中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礼记·内则》则说：男不言内，女不言外（谓事业之次序）；司马光《书仪》卷四《居家杂仪》中又进一步强调“凡为宫室，必辨内外。……男治外事，女治内事。……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所有这些以上关于内外的判别，已彰显出一层社会性别道德文化的含义。妇德主内，妇人不与外事，不单只是社会性别分工现象，而且带有道德价值判断的意义。
传统性别分工，使男性扮演起养家糊口的角色，与公共领域发生联系的。而女性扮演的是生儿育女的家庭角色，是与家庭发生联系。由此，男性从公共领域至少获得了权力、金钱和物质、知识和社会关系三种资源。从而构成了男女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保障了男性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和性别关系中的主动性。而女性与社会是隔绝的，是要通过男人与社会建立联系。因此，女性成为家人情感生活的照顾者。于是，贤妻良母、温柔体贴等词汇专对女性独钟情怀，成为衡量女性“女人味”的重要尺度。
千年前的“公”、“私”、“内”、“外”划分，对当今社会上的女性的束缚和限制仍然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女人的位置在家庭”仍然被大多数人所津津乐道，妇女是“走出家庭还是回到家庭”的话题经久不衰。因此，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的著名论断仍值得我们当代人深思。[11]当然，并不是说妇女走出了家庭，参加了工作，男女就一定能达到了平等。因为恩格斯的论断是有条件的，就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需要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支持。但是，我们又不能唯生产力论，要等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再谈性别平等。我们要做一名行动者，促进社会的男女平等。我们要从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开始。
总之，性别不平等起源于家庭和私有制，而生长、强化和维持靠的是父权社会文化。由于文化是传统习俗的沉淀，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因此，尽管家庭会出现不断变迁，所有制形式可以发生某些变化，但是，性别文化观念的变迁却是一个漫长过程。因此，性别不平等的消亡不会一蹴而就，谋取男女性别平等应该是我们的长期基本国策。只有对性别不平等根源有个透视和清醒认识，才能采取有效对策，向着没有性别歧视和压迫的性别公正社会前进。
收稿日期：2004-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