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受教于墨 、道思想探析
阴 苏 哲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四平 136000)
[摘 要 ]子思作为思孟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其思想呈现着复杂性，且基本以儒家思想为主线，杂糅墨、道等家的思想，然而国内外学者对其思想研究多侧重儒家正统的思路，以往学者多注重于子思著作的真伪、子思生平等方面研究，对其思想中杂糅的墨、道等因素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在国内外学者研究基础上，对子思思想进行系统且细致地研究极为重要。一方面为研究子思及其后学思想的形成提供新的方法；另一方面对理清儒、墨、道的发展历程有着重大意义，同时以子思为主线的儒、墨、道互补研究对实现文化自信具有重大价值。
[关键词 ]子思；墨家思想；道家思想
一、子思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子思在研究儒家传承链条上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子思思想的研究成果相比孔、孟、荀三者而言相对较少，且成果主要集中在子思著作真伪、子思师从、子思生平等方面。并且对于子思思想研究，也将其与孟子思想结合而谈，且基本梳理一下两者之间的传承脉络，而对子思思想中所含有的墨、道成分少有细致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郭店楚简的出土及学者对其详细研究，为研究子思思想提供了较为坚实的资料基础。
首先，就子思之学的著作真伪而言，伴随学者对出土资料的研究与整理，学界对子思一派的个别著作，基本形成了一致意见。其中最早对子思著作有明确记录的史书便是《史记》，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道：“子思年六十二。常困于宋。子思作中庸。”[1]1946而《中庸》作为思孟学派的著作之一被学界所认同。此外伴随出土的郭店楚简的内容可知，其中也有大量的著作与思孟学派有关。梁涛的《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一书，将学界对楚简所涉及的著作归属问题做了详细综述；此外，廖名春的《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一文对子思著作的研究有巨大意义，他将郭店楚简中所涉及的十种著述内容大致分为三类，而属于“第三类《子思子》的有：《缁衣》篇、《五行》篇、《鲁缪公问子思》，它们均为子思及其弟子所著”[2]69。并且该论述被学界大多数学者认可。同时其中楚简中的《缁衣》篇与《礼记·缁衣》篇的行文内容大致类似，且与《表记》《坊记》被学者一致认为乃子思及其弟子之作，而其它有关子思一派的文献在学界依然存在巨大分歧。
在新课堂上，教师不能够压抑学生的学习想法，教师应该想出办法解决学生的呆板思想，解放出学生活泼，开朗的天性.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就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的思维天性都被压抑着，没有得到解放.当下教师应该做的就是解放学生的天性，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让学生有“有问题就要自己进行思考的”想法，不能够就是呆板地听教师的解决方法，没有自己动脑的时刻.让学生在自己解决问的时候有自己充分的见解，通过让学生对问题的思考来加深学生对相关问题解决方法的掌握.进而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其次，学界对于子思师从方面的研究亦较为突出。基本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子思师从孔子之说。该论断主要从子思的家学渊源之处着手，并且《孔丛子》《子思子全书》等著作中，明确提及孔子对子思有过教导，并且对他大加赞赏，可知子思深受孔子喜爱；第二，子思学于孔子之弟子。主要涉及子游、曾子等人，其中学者对曾子与子思的师从关系描述极为丰富。宋代学者便设计出了以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的儒家传承脉络图；并且《礼记·檀弓》等史料中，出现了大量的曾子与子思的对话，可见曾子对子思有着较为显著影响；同时在孔德立的《子思与早期儒学》一书中，对子思进行了较为详实地阐述；关于子游对子思的师从关系研究，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有所探讨，明确提出思孟的道统源于子游与孔子。并且在《孔丛子》等著作中，明确出现子思引子游之语反驳縣子的诘难；此外，据学者研究，子贡、子路等人都对子思的思想形成有启发意义；第三，关于子思受教于墨、道思想的研究。该论述主要从子思的生平游学展开，就其思想中的墨家因素而言，金德建在《先秦诸子杂考》中明确提出《中庸》所蕴含的某些思想出于墨家，并且就郭店楚简中《五行》篇的写作手法而言，其与《墨经》的写作手法相类似；此外，子思的生活年代与墨子有极大地关系。任继愈的《墨子生卒年简考》(《文史哲》1962年第2期)一文便依据子思的生活时代对墨子的生平进行论断，并且从子思的游学经历而言，经常游历于宋国，而宋国正是墨家思想的诞生地；就子思思想中的道家因素而言，就其其师从上，便有道家思想的痕迹。孔子、子游等人均受过道家思想的熏陶，并且根据《子思子全书》等史料所载内容可知，子思在游学中，曾与老莱子论学；此外，道家作品《亢仓子》中所涉及的“诚明”以及“中和”思想与《中庸》所蕴含的思想有所类似，故而詹石窗在《诚明中和的人格完善——儒道思想交涉的一个领域之考察》(载于《儒家文化研究·中国哲学与海外哲学研究专号》第6辑)一文，对两者思想的相通之处做了较为细致阐释。
最后，子思易学思想中透露着墨、道思想因素。《周易》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础，体现着对各家思想的吸收与借鉴，尤其是对墨、道思想的吸收尤为显著。而子思对易学亦有较为深刻理解。在《缁衣》《坊记》《表记》中引用《周易》语言一共6次。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对子思引用《周易》做了极高评价；并且，其晚期作品《中庸》亦是透露着易学的因素。惠栋所著《周易述》中基本将《中庸》的大部分内容与《周易》思想相融合，而《周易》中恰恰包含着墨、道思想的一些内容。孙熙国的《〈周易〉古经与墨家思想》(《周易研究》2001年第4期)中将《周易》与墨家思想相联系，并且在《孔子家语》中对道家易学著作亦有部分介绍，有学者认为其中涉及《坤乾》即为道家《归藏易》的论述；此外，王弼所作的《周易注》便运用了大量道家思想来阐释《周易》的义理，可见《周易》思想中有大量的墨、道思想因素。而子思不仅引易，而且还作易，这在刘彬的《子思与〈周易〉关系新证》(《孔子研究》2017年第6期)一文中明确点出。可见子思有可能极为善《周易》，而此恰恰证明了子思思想中含有墨、道因素。
首先，子思对道家思想的借鉴吸收，体现在多个方面。就《中庸》所谓的“诚明”与“中和”的思想，便有可能吸收了部分道家思想。“诚明”与“中和”思想早在《中庸》之前，便被道家重要人物亢仓子提出，其具体内容体现在《亢仓子》一文中。“诚明”的有关内容，见于《君道篇》中：“故人主诚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11]141从中可知道家思想中对“诚明”的作用十分重视；而《中庸》对其进行了借鉴与改造，正如詹石窗所说：“《中庸》关于人格完善的‘诚明’理论，对后代影响极大，尤其是儒、道两家都在这方面积极探索，并且具体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之中。”[12]330而《中庸》与《周易》有着源流关系。金德建写道：“子思写作《中庸》时，明确吸取了《系辞》《文言》《象传》之词。”[13]174并且列举了十二例，以证两者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从《家语》中也能得到一些启发：“孔子言：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4]51而其中所谓的《坤乾》一般被学者认为是涉及道家《归藏易》的著作。道家思想主要承继殷商文化，重视母统则为其重大特点之一，体现在《易》上便是坤卦为第一卦，随后才是乾卦，而《坤乾》作为文献资料，有可能被孔子保留并加以发挥，且子思作为孔子极为疼爱的孙子，亦有可能看过《坤乾》的内容，并且子思亦深受孔子易学的感染。孔子晚年的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对《周易》极为重视，故而子思亦在其熏陶下，对易有着较为深刻见解。并且在子思著作之中明显引用《易》，主要体现在《缁衣》《表记》《坊记》之中，他在《缁衣》中引《易》1例，在《表记》中引《易》3例，在《坊记》中引《易》2例。对于子思引《易》的写作手法，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对此有极高评价，他认为：“在现存的儒家文献中，称引易的，最早恐怕是认为子思子底残卷的《礼记》中的《表记》《坊记》《缁衣》吧。”[14]111此外，先秦文献中虽未直接点明子思与墨子或其弟子探讨学问的内容，但从其著作《中庸》的内容中，可得知子思对墨子思想有所吸收。从郭店楚简的《五行》篇内容看，可知其写作风格与《墨经》类似，均属于“屡下定义”一类，可知《五行》篇在成篇之前后或许对墨家的书写手法有过借鉴。此外，金德建的《先秦诸子杂考》中讲到：“《中庸》里所涉及的尊天、明鬼、尚贤、崇孝的种种言论，显然出自墨子学说。”[13]170该判断具有一定合理性。首先就“义利观”而言，孟子在义利观上，提出了“罕言利”的说法，而子思在《中庸》里则提出：“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15]30其中的重禄观念，很有可能出自墨子学说，这与墨子在《尚贤上》中的“高予之爵，重予之禄”[16]52的说法类似。可见子思作为两者思想的桥梁，并无回避“利”的使用价值，这与墨子的“义利观”相近。然其“鬼神”观念则与墨子思想中的“鬼神”有所差异。《中庸》所蕴含的“鬼神”观念仅是自然界中的日常变化，与墨子“鬼神”的有意志性尚有一定区别。《中庸》所涉及的“鬼神”观念实则来源于《周易》，而《周易》之道便在于一阴一阳，所谓“鬼神”则是“率神者，气之流行而不息，循乎神之伸也。居鬼者，體之一定而不易，主乎鬼之屈也。率神则属乎陽而从天，居鬼则属乎隂而从地”[17]992。并且20世纪90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简》中也涉及了大量墨家思想，而其墓主人极有可能为子思后学[18]190，因此从子思后学方面亦能反映子思对墨家思想的包容，足见子思对墨家思想有所吸收与借鉴，而对于墨家思想的缘起，学界中多有研究记述，其中不乏对墨家思想与《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其中孙熙国认为墨家思想源于《易》，并从象数与义理方面，且以墨家思想特征为基本参照，进而具体探讨墨家思想与《周易》古经的关系[19]49。此外还有大量学者立足于《易》卦爻的特质，进而探讨《易》与墨家思想的缘起。如张善文的《周易与儒墨道》一文，便点明了墨家“兼爱”思想与《连山易》存在一些联系。而台湾学者陈立夫更提出了儒家思想来自《周易》，道家思想来自于《归藏易》，墨家思想来自于《连山易》的论断[20]2。该论断虽有不足之处，但可见墨家思想确实与《易》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子思对墨家思想深有接触，故而其中不乏出自《连山易》的墨家思想，因此子思易学思想必然受墨家思想影响。
二、子思修学历程中的墨、道因素
综上所述可见，子思的思想确实受墨、道等家影响，而墨、道两家思想均与《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故而子思受教的思想中，必然蕴含墨、道两家的易学思想。但这并不能否定“《周易》作者为了适应当时社会文化需要，进而对《连山易》《归藏易》的某些思想进行了吸收与借鉴”[21]78。故而，对待子思思想中所蕴含的墨、道因素，应与子思承继的儒家主流思想相联系。子思的思想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为核心的，故而其思想中所蕴含的墨、道成分应该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承继儒家思想而来；另一方面则是子思亲身经历而得知。无论子思思想中的墨、道成分从何而来，在研究过程中均无法忽视子思对墨家、道家思想的借鉴与发挥。
三、子思易学思想中的墨、道因素
子思幼年时期便展现出异于常人的聪明睿智，在孔子闲居之时，子思伴与左右，当孔子喟然而叹之时，便回答道：“子思对曰：伋於进善。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仲尼忻然笑曰：然乎。吾无憂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7]8通过孔子对子思的高度评价可知，子思深得孔子之心。也正是在这一条件之下，使得子思有能力阅读孔子所藏之大量典籍，且这些典籍中不乏有墨、道思想的因素，并且最能提现子思对墨、道思想的吸收，莫过于结合子思的著作以及从儒家哲学思想的源头——《周易》入手，毕竟道家、墨家思想均与《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综上所述，学界对子思之学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然而多集中在著作考释、生平考证、师从等方面，而对子思思想中的墨、道因素尚未有系统、专门的研究，因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子思思想中的墨、道成分进行细致研究，不仅对研究儒、墨、道思想的互补有一定借鉴意义；同时对研究子思及其后学的思想形成也有启发，并且从子思对墨、道思想的态度中，亦可以学习到对待西方文化及其传统文化的态度，进而为实现文化自信提供思路与方法。
了他们了。”江帆说：“现在我反而觉得是我伤了她的心，才有今日。”刘珊珊默默点头，说：“平心而论，他俩在一起更合适。”借着几分酒意，江帆说：“那你觉得咱俩合适吗？”窗户纸被捅破，刘珊珊也敞开心扉：“这太荒唐了吧，我老感觉像换妻游戏，过不了心理这道坎。”江帆欲言又止，没再勉强。
子思幼年生活十分悲惨，其出生与其父去世在同一年，因此子思幼年未受到父爱，不仅如此，其母不久之后改嫁卫地，子思则为兄嫂所关照，故而“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3]189。此外，公元前484年，孔子回到鲁国时，极有可能受孔子养育，但时间并不长久，在子思大约十二岁时，孔子便离他而去，可见孔子与子思大约相处了五六年的时光。在此期间，子思思想也极大受到孔子的启发。而儒家自孔子始，便与墨、道两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首先就墨家而言，墨家创始人——墨子便向孔子求学问道，就墨子的《尚贤》《尚同》等思想而言，足见其受儒家思想感染，且郭店楚简中的《唐禹之道》与墨家思想亦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足见在孔子乃至思孟学派时代儒墨思想的相互交融。与道家思想而言，《家语》中多处涉及孔子受教于老子，主要集中在《观周》《曲礼子夏问》等篇章中。在《家语·观周》篇中较为明确的记录：“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4]128老聃乃是老子，足见孔子对老子学问的推崇，并且孔子去周之后，老子送孔子以言，而孔子听后，更是受益匪浅，故而《家语》说道：“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4]129综上所述，自孔子始，其思想中便存在了墨、道的影响，因此，在传授子思的思想时必然也会存在墨、道思想的合理因素。此外，联系子思的生平游历，可知其思想受教于墨、道思想。子思在为孔子守孝三年之后，便前往宋国，“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学焉”[5]22。可见子思在宋国游学之时，也与士人探讨学问。而宋地乃是墨学的发源地，且这时墨子尚在。据任继愈考证：“子思生活的年代，与墨子相近，而墨子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20年之间。”[6]60故而可以推知，墨子大约活了60岁。而子思多次去宋，在墨学风气较为浓厚的宋国必然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下对墨家思想有所吸收，这不仅与家教风气有关，还与儒家思想的强大生命力紧密相连。对道家思想的吸收与借鉴，亦是在游历过程中。子思曾见老莱子，并与探讨事君之事。“老莱子曰：若子事君。将何以为乎？子思曰：顺吾性情。以道辅之。无死亡焉。老莱子曰：不可。顺子之性也。子性谓太刚。又且无所死亡。非人臣也。……老莱子曰：子不见夫齿乎。齿堅刚。卒盡相摩。舌柔软也。”[7]19老莱子作为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对子思的生活影响很大，由于子思的性格刚硬耿直，故而对于其师从方面，有学者认为子路对子思的性格特征形成有重大影响，这在其后期著作《中庸》一文中涉及了“子路问强”一段，可见子思前期确实有可能对子路的思想有所借鉴，但后期偏向中庸之道，这与老莱子所说的刚柔相济的思想可能有着一定关系。并且在縣子责难子思之时，子思引用了子游之语。“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则生。其所不及则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广莫大焉。民之受赐也。普矣。莫识其由来者。上德不德。是以无德”[7]8-9。而子游不仅在孔子之诸弟子中文学素养最为出众，而且还与子思之学有所关联。郭沫若先生根据《荀子·非十二子》篇中的“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嚯嚯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於後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8]111-112。进而认为：“此处独言仲尼、子游者，乃指子思、孟子的道统。”[9]132从该论断可以得出，子思曾经受教于子游一派，而其中的“上德不德”一语与下一句“是以无德”均与老子思想有着密切联系，且与《道德经》中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10]93的内容极为相似，故而可见，子思受墨、道思想的影响。
四、子思思想中墨、道因素的意义
子思作为思孟学派的创始人，在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起着桥梁作用，尤其是发扬了性情论，并且对宋明理学与心学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系统地研究子思思想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链条之一。然而多数学者在研究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对子思的过渡作用少有细致阐述，同时对其思想内涵亦未有较为透彻地分析，故而，对子思思想中的墨、道因素进行深刻探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就学术意义而言，对判断墨子及老莱子生平有所启发；部分墨学研究者便借鉴了子思的生存年代，进而对墨子的生平进行探讨，而根据子思见老莱子的事件，亦可以推断出老莱子是否为老子或其他人，可见这对学术研究有极大的作用。其次，可知墨、道思想的发展历程。到孟子时期，墨家的发展极为显著，认为“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22]540-541。 至荀子时代，对墨、道的批准更为显著，尤其是对墨子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批判，在《荀子》三十二篇中便有十多篇涉及了相应内容；以至于到了韩非子时代，儒、墨思想成为当时的重要显学。故而韩非子在《显学》篇中提到：“世之显学，儒、墨也。”[23]456虽然孟子与荀子对墨、道思想进行了批判，但同时也进行了改造与吸收。因此，可以明确得知，春秋战国时期墨、道思想的发展脉络。最后，就现实意义而言，子思对于墨、道思想的态度对当下有着启发性意义。子思作为孔子与孟子之间过渡的重要桥梁，对墨、道思想持有包容性，在其现有文献著作之中，尚未发展子思对墨、道思想的直接批判，而子思对墨、道思想的包容性对当下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儒家思想能够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便是其包容性及适时性，墨家在秦汉之际便消亡就是由其不能因时而变、因社会需要而变。即使后世出现的佛教，也难以取代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当然对待儒家文化也应对其本身所固有且不合理的思想进行改造。
因此，在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融合之时，应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只有充分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同时对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因素进行吸收改造，进而使其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1906年12月，汪优游、朱双云、王幻身等在上海创立开明演剧会。“是年（1906年）江皖患水，饿殍载道。双云、优游辈，谋有以赈之者，乃发起开明演剧会，演剧助赈。”[2]541907年2月，开明演剧会在上海县城举行赈灾公演，历时5天，受到上海市民的欢迎，成为清末民初上海学生演剧活动成功的范例之一。[2]52在汪优游撰写的《我的俳优生活》一文中也有开明演剧会的详细记录：
[参 考 文 献]
[1]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J].孔子研究,1998,(3).
[3]孙希旦.礼记集解·檀弓上[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4]孔安国.孔子家语·观周[M].王国轩,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5]孔鮒.孔丛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任继愈.墨子生卒年简考[J].文史哲,1962,(2).
[7]汪晫.子思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先谦.荀子集解·非十二子[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9]郭沫若.十批判书[M]//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何粲注.丛书集成续编·新雕洞灵真经卷第二:第39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12]郭齐勇主编.儒家文化研究·中国哲学与海外哲学研究专号:第6辑[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3]金德建.先秦诸子杂考[M].郑州：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
[14]武内义雄.中国哲学思想史[M].汪馥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6]方勇.《墨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7]孙希旦.礼记集解·乐记[M].沈啸寰,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18]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M].(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9]孙熙国.《周易》古经与墨家思想[J].周易研究,2001,(4).
[20]陈立夫主编.易学应用之研究:第一辑[M].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9.
[21]薛柏成.《易》对墨家思想的影响[J].社会科学战线,2010,(10).
[22]焦循.孟子正义·尽心:上[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040(2019)01-0079-04
[收稿日期 ]2018-10-10
[作者简介 ]阴苏哲，男，河北邢台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 鲁守博)
标签：子思论文; 墨家思想论文; 道家思想论文;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