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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诸位同志：
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征集文史资料工作，三年来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已普及于全国，而这次会议又集合全国各省区和重要城市的代表于一堂，作深入的讨论，对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和研究工作举行了一个奠基的典礼，这是在我国历史上应该永远纪念的一件事。
我自己首先向诸位同志道一声惭愧。因为我的工作岗位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的工作对象应当是古代史，而且是最古的商、周史，可是古代的历史为了语言文字的隔阂，假借字的滥用，钞刻的错乱，再加上资料的贫乏，有意的伪造和无意的误解，几乎一字一句都成为二千多年来聚讼不决的问题，要判断谁是谁非简直成为十分困难的事情。为了这些困难拦阻在我们的面前，逼得我脑筋里占满了疑问。可是想要解决一个较大的问题，必须先解决有关的无数小问题，以及别种学科里的问题，因此必须恳求各方面的科学家来共同解决。我每逢到这样的盘根错节，宛如孕妇逢到难产一般的痛苦。然而难产的痛苦只有一时，至多几天，而我们的痛苦则须经历很长的岁月，甚至自己完成不了，还要希望一传再传的青年们作“接力赛跑”，费了更长时期的劳动来摸出一条线索。在这等情况下，每一个工作者总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做不出太多的成绩。我也不是例外。因此为了工作，精神上永远没有一个宁静的时候。
然而我生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前一年，我们祖国的命运正在极度坎坷磨难之中，靠了一班维新人士和革命烈士的热诚改造，不惜自我牺牲，引得全国人民的思想天天在进步，社会情况也天天在变化。我从有知识起，处于一切剧变之中，就想搜集资料，保存这一个伟大时代的史实。当清朝末年，我在中学读书，民国初年，我在大学读书，每天散课后，走上街头，总爱在地摊上寻寻觅觅，得到些各地方、各政权、各党派、各事件的文件和书刊。北京是全国政治的中心，地摊上这类东西特别多，为了顾问的人稀少，价格便宜，往往十几枚铜元就可以买来一捆。在这里，可以看到维新运动、民教相仇、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官吏横暴、政党斗争、反动会道门欺骗活动等等史实。这些资料，经不起天天搜集，到我四十多岁时已占满了三间屋子。抗日战争时，我离开北京，书物大量损失；到胜利后东归，收拾残剩，这类近代史料还有两万多册。那时为了我住在上海，房屋容不下，又自想年近六十，学术工作的战线应当缩短，所以就全部捐与合众图书馆，今归上海图书馆。据馆中职员告我，其中确有许多孤本，是各处图书馆所没有的。可见不论什么人，只要他肯随时随地注意，就会得着许多资料，为后代人保留下某些部分的历史事实。
自从1959年，本会在周恩来主席的领导下成立，派我担任副主任委员，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新项目，这个工作不但可以提高近代史的科学研究，而且可以使全国人民作深彻的新旧时代的对比。因而可以清楚地认识，旧社会怎么变人为鬼、新社会又怎么变鬼作人的实况，从而热爱党，热烈拥护党的一切创造性的措施，我非常乐于担任，希望贡献出我的若干力量。只因本岗位的工作是古代史，而古代史中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它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还嫌不够，无法抽出功夫来分担本会工作，所以三个年头轻易地过去了，我却连回忆的文章也写得很少。这是我非常疚心的一件事情，我应当趁今天的大会，自己提出来公开检讨！
可是，历史是一条割不断的长流，近代史和古代史虽没有直接的关系，总该有些间接的关系。因此，我接受了组织上的指示，就在这次大会上，向诸位同志讲一讲古代史的资料问题，以及我国史料的范围问题，来供大家参考。如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诸位同志严格地指正！
我国什么时候开始有文字，这个问题现在还因资料不足不能解决。自从有了文字之后，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需要，就设置史官，这有安阳殷虚出土的商代后期甲骨文字和各地陆续出土的西周时代青铜器铭文作证。那些为商、周王朝服务的史官，他们的工作有下列几项：(1)为帝王作册文来任命官吏；(2)王室举行任何典礼时作赞礼人；(3)看了天象来规定耕作的日期和程序，颁布到下层；(4)为帝王的任何疑难事件而占卜；(5)用各种方式记录国家和帝王的事情，也记录帝王和大臣们的说话。用现在的话来说，史官就是秘书，史官的头儿唤作“尹氏”或“太史”的就是秘书长。把现存的古书来说，《尚书》就是他们的作品。既经帝王的手边的有史，由他分封出去的诸侯们当然也可以有史，就是诸侯们所分封出去的卿大夫们也可以有史；把现存的古书来说，《春秋》就是鲁国史官的作品，《竹书纪年》就是魏国史官的作品，《晏子春秋》就是齐卿晏婴家庭里的史官的作品。王国、侯国、卿大夫家的史官多到不可胜数，所记录的事件必然达到极度的繁富，这是我们可以推想而知的。
不幸的是，无数史官的记载竟大量地散失了。所以散失的原因，是和他们所用的物质工具分不开的。他们记载的工具，极大部分是竹简，竹子有节，如果他们把每节切开，削制成若干片子，这片子一定很短；如果他们连两节切开，那么片子就加一倍长。短的竹简不过周尺六寸，字写得大些不过七八个；长的竹简有一尺二寸，字写得小些就可有二十五个。竹简一片片地排列，正像现在用的卡片一般，因此需要有绳子编着或捆着。凡是一个文件，决不会只有十几个字，它必须占了若干竹简。史官们写完了捆起来，叫作一“篇”。也有木头制的，或和竹简一般大，有的比竹简大些，可以写一百多字，叫作“方”。及至丝织业发达，贵族榨取既多，就用帛来写字，那便没有限制了，他们每写完一个文件，把它裁剪下来卷起，叫作一“卷”。可是无论竹、木、帛，都是不能经久的，过了几百年一定风化了，腐烂了，蠹蚀了，脆碎了，当时既想不出保存的好办法，重抄一遍又太费事，只得听它湮废了。到秦始皇打平六国，为要消灭各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故意把史书焚毁，传下来的就更少了。到现在，要看竹木简的形制，只有雨量极少、土地干燥的西北地方还能挖出一点，宁夏居延海旁黑城子的汉简就是一例。在南方发见竹简的，是信阳和长沙的战国楚墓，这因为这些贵族的坟墓造得非常坚固，墓内藏物和外边空气隔绝，所以还能保存下来，就是帛画也有留遗。至于甲骨和青铜器是不易腐烂的，它们被压在废墟里，逐渐被人发掘，重新回到了人间。从宋代起，学术界注重古器物，著录了钟、鼎、簋、盘等等的铭文和图像，编成许多书；经过八九百年的努力，始有近真的理解。甲骨则从发现到今天不过六十余年，学者们在金文研究的基础上来研究甲骨文，当然事半而功倍。这两种东西就成为我们研究商、周史的重要资料。
甲骨文和金文固然是最真实的古代史料，但因年代太久，有些文字不容易认识，而且太零碎了，如果没有系统的史料作参证就没法比较研究，因此必须结合了古书才可推进研究工作。儒家的《六经》是周代传下来的古书，也就是地下遗物最好的比较参证的资料。六经实际上只有五部，是《诗》、《书》、《礼》、《易》、《春秋》。后人因为一个字不便称呼，前四部书又叫作《诗经》、《尚书》、《仪礼》、《周易》。还有一种《乐》，乃是歌《诗》时的乐谱，猜想它的形状就像现在的琴谱、曲谱，只因汉代儒者重义理而不重技艺，所以没给传下来。这五部经本来都是周代史官和鲁国史官保存的，到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教授学生，就取来当作教科书，所以在孔子门下的人大抵懂得这一套。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又用这套东西传授下去，更加上了自己新创的学说，托之于古代，形成了儒家思想，因而这些书也就被认为儒家的经典。汉代的人们过分尊崇孔子，捧他作教主，希望把他由人转化为神，这些经典也就各个穿上了神秘的外衣，似乎确有古圣先王的崇高的道理在内，应该“天不变，道亦不变”了。
固然这些经典都已涂上了儒家的色彩，但一经分别“经”和“传”，揭开经的本质，还是平平无奇的史官记载和乐师歌唱。《诗经》，是宴居时所奏的各地小调和在朝廷、宗庙行礼时所奏的大曲。《尚书》，是帝王和诸侯们上下告语的档案。《仪礼》，是贵族们行礼的节目。《周易》，是用蓍草占卜的筮法。《春秋》，是鲁国史官逐年记录的国内外大事。这些本质，从前人也已看出，所以明、清两代常有人说“六经皆史”。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六经都该是我们写作古史或研究古史时所凭藉的一大堆史料：《诗经》是音乐史和文学史的资料，《尚书》和《春秋》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的资料，《仪礼》是社会史的资料，《周易》是宗教史的资料。当然，话不该说得这样简单，例如《诗经》里也有社会史、政治史和宗教史的资料在，这不过指出它的主要成分而已。五经之外，后来再加上了几部古书，称为《十三经》，我们也可以说：《周官》是官制史和经济史的资料，《考工记》是手工业史的资料，《左传》是政治史、军事史和社会史的资料，《礼记》、《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孟子》都是伦理史和哲学史的资料，《尔雅》是语言史和经典解释的资料。
如果再问：这些书为什么称为“经”？是不是一称为经就表示它有超过其他书籍的地位？那么，近人章炳麟早已解释过：“经”乃是丝线的意思，竹木简必须用了丝线编起捆起，才可以使它不散乱。可见这原是一种平常的工具，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可言。比丝线坚韧的还有皮带，然而用久了也会断裂，所以汉代人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韦就是皮带，如果“经”有崇高的意义，难道“韦”也有崇高的意义吗？总之，无论用经用韦，都不能经久，竹木简一不小心就会散得满地，从地上捡起来再排时就会错乱，所以古书里常有“错简”。又因为竹木简容易腐烂和蠹蚀，所以古书里就会有“缺文”。宋代王安石说《春秋》是一部“断烂朝报”，真是一语破的，这不是主观的“诬圣”，乃是客观的事实，不然，哪会有“夏五”、“郭公”等不成句的文字呢？因为有了这些错乱和残缺，使得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历史，整理古代书籍，都成为极其艰难的工作。然而我们应该说一句公道话，如果没有儒家，也就没有五经，我们对于古代中国益发摸不清头脑了；五经虽然断烂，究竟还是较有系统的古史料。
经既在汉代人的解释里成为最崇高的经典，可是它只记载了商、周的事情，偶而上边谈到虞、夏，下边谈到战国，对于当前的汉王朝却没有一字提及。这就使得为汉王朝服务的儒生们发急了，他们想补作一经来弥缝这个缺憾。第一个是司马相如，他在《封禅文》里说，大汉的威德上达九天，下流八方，所以他准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传之无穷”。只因他犯了消渴之疾死了，没有作成。第二个是司马谈，当汉武帝初期他任太史令，知识既广博，又饱读皇家的“金匮石室之书”，想到孔子已死了五百年，又有不少的“圣主、贤臣”足为世法，应当做一部书接上六经，就发凡起例；搜集资料，从事写作；不幸汉武帝到泰山封禅时没有带着他去，而他有强烈的宗教感情，以为封禅是上帝付给新朝天子以法统的无比光荣的典礼，他不得参加是件天大的憾事，一气成病而死了。他的儿子司马迁继任父亲的官职，就把父亲遗下来的旧稿继续编纂，虽因李陵被迫降了匈奴，他保证李陵不反，判处了残酷的腐刑；精神上痛苦万分，但他为着完成这一任务而艰苦奋斗，终于出现了一部光照千古的巨著《史记》，不但真可以继承六经，而且他方法的周密，眼光的远大，搜罗的广博，简直前无古人，商、周以来的无数史官都应该向他低首。
《史记》这部书，是一部从远古到汉武帝时的通史，凡是他可以看到的史料都被他组织起来，全书分五个部分：(1)“本纪”十二篇，记述各个王朝的大事；(2)“表”十篇，把王朝和侯国的纪元和大事作综合性的排列，扣准了每一事件的时间；(3)“书”八篇，系统地叙述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和科学研究的成果；(4)“世家”三十篇，记述传世诸侯的大事，它的体裁和本纪相同；(5)“列传”七十篇，记述政治上的特殊人物、少数民族、各种专家、经济地理以及他的自序传。总共一百三十篇，在当时说，真可称为包罗万象、体大思精了。从此以后，历朝作史都依照着他的体裁，名为“纪传体”。以前唤作“正史”的《二十四史》就都是沿袭这一形式的。不过，司马迁做的是“通史”，而其他的二十三部则是“断代史”。只有宋代郑樵作的《通志》是唯一的继承他的法度的一部书。
司马迁所以能享突出的盛名，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家，不单是因为他能综合各种体裁和总结各种记载而成为一部巨著，更由于他有特殊的眼光，看到了人民群众，又有描写的技术，能把人民群众的情感如实地反映出来。过去的史官们，眼睛只向上面看，所以记载的尽是些统治阶级的事情；只有司马迁是一个特别的人。他生于陕西韩城县，从小喜欢游历，二十岁左右就到了现今的中南、华东诸区。公元前一一一年，汉朝进兵西南夷，在那里设置七个郡，大部分在今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他奉了朝命，深入边地视察，因此他又看到了现今的西南区。一方面，汉武帝喜欢巡狩，他是侍从官，跟着跑，现今的华北、西北诸区他又常常走到了。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随地留心，所以写得出各地生产、交通线和人民生活交织而成的《货殖列传》，又写得出具体分析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西南夷列传》。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出了揭露统治阶级荒淫无度、迷信神权、宠用小人的《封禅书》和《佞幸列传》，榨取人民血汗、竭泽而渔的《平准书》，残酷压迫人民的《酷吏列传》，官吏互相倾轧排挤的《魏其、武安列传》，有的露骨讥弹，有的含蓄讽刺，使人哭笑不得，所以汉末的王允就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斥它为“谤书”。这个批评真确切，他瞧不起统治阶级的种种不合理的举动，哪能不诅咒呀！试想，从来为王侯们服务的史官怎能想到这些事，就是想到又怎敢写出来呢？这一点，在旧社会里，司马迁可称是空前绝后的一个人，所以他还写《陈涉世家》，表彰农民起义；又写拼死不受专制统治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表彰下层人民的勇敢和义侠。我们说司马迁是一个反封建的人，《史记》是一部具有人民性的历史书，丝毫算不得夸张。
因为六经本是史官们所记录，《史记》也出自史官，谈迁父子又是想承接六经的，所以刘向、刘歆父子为汉皇室校理书籍，编纂《七略》时，《史记》这部书就被安置于《六艺略》的春秋家中。但自从司马迁开了个头，后生仰慕，群起追随，所以当时补《史记》的，续《史记》的，就有十余家之多。东、西汉之交，班彪多方搜采，作成《后传》数十篇；他的儿子班固就在这个基础上用力二十余年，到死还没写完，由他的妹子班昭，就是人们称为“曹大家”的续成。这就是从汉高祖起兵一直到王莽灭亡为止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凡是《史记》的文字适宜放在《汉书》里的，他们就完全抄进了。凡是司马迁的记载有错误的地方，也给他们改正了不少。
《汉书》比《史记》好的地方，就是经过他们父子和兄妹长时期的努力，多方考订，正确性强；又在《史记》之后，想得更为周到。《史记》八书，是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汉书》扩大为十志，是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那就把法律、经济、地理、文化等事项一起收入，便利后人对于汉代社会的整个认识。他把一个时代的政治区划和现存书籍罗列了出来，更使人们认清了当时国境实际和文化潮流。至其缺点则和别的史书一样，只看见上层，看不到下层。它不是没有《游侠》、《货殖》诸传，但只抄《史记》，不增加什么。后来的二十二部正史和最后的《清史稿》大致依样葫芦，跳不出这规模了。
汉以后的历史记载大为发展，从三国魏的《中经》起就分书籍为经、史、子、集四部，历史书和经书有了并立的地位，而不再是经部的附庸。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最早记载是《隋书·经籍志》，它在史部里分(1)正史，(2)古史，(3)杂史，(4)霸史，(5)起居注，(6)旧事，(7)职官，(8)仪注，(9)刑法，(10)杂传，(11)地理，(12)谱系，(13)簿录，共书八百多部，一万三千多卷。这大多数是两晋、南北朝时代的著作，当时干戈遍地，社会非常动荡，却能孕育出如许公私历史书来，遍涉到各个角落，可算是一个奇迹。只惜这些书籍，经过唐、五代的战争，绝大部分已不存在。从这目录上看，可以知道自从经过司马迁、班固们的提倡，已经酿成一种作史的风气，凡是文人学者都会动手搜集史料，自来写作，例如写《后汉书》的有谢承、司马彪等十一家，写《晋书》的有王隐、谢灵运等八家。各地方人也都会写本地方的历史，例如记江苏、浙江的有《越绝书》、《吴越春秋》，记四川、云南的有《华阳国志》。因为史籍风起云涌，基础积得厚，所以又有一部几乎可以和《史记》抗衡的历史地理的名著出来，那就是北魏时代郦道元所作的《水经注》。《水经》这书的作者名姓不详，大约生于三国时代，他把全国大川作了一回系统的叙述，但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郦道元借了这本小书，搜罗丰富的资料，穷极枝流，详叙史迹，写成四十卷，把历史和地理紧紧地扣住。那时正是南北分裂的时代，他是河北涿县人，只该徘徊于黄河流域，不容许走到长江、珠江两流域去，他却不但南极于海，还由叶榆水叙到越南，由恒河叙到印度。他又很有文学的修养，善于描写风景，使人读了这书好像亲到这些地方旅行了一次，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果不是各方面的地志和旅行者们的游记供给他以大量的资料，他这一部伟大的著作是没法实现的。
自从《汉书·地理志》记下了全国的郡县，到《水经注》记下了全国的山川，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就上了轨道，日益发展起来。因此，唐代有《元和郡县志》，宋代有《太平寰宇记》，元、明、清都有《一统志》，把国内各地的沿革、地形、物产、人物、史事、遗迹等分类叙述，一目了然。明、清两代，各省、各府、各县都修起志书，每隔若干年重修一次，有固定的采访、编辑、刊刻的经费，成为各地方的定制。固然纂修的人的文化程度有高有低，不一定每部志书都符合理想，但因区域范围既不大，篇目又有成规可守，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各地方的真情实况。以中国疆域之广大，府县数目在二千以上，这些方志从前既没有图书馆可以存储，私家又没有条件作广泛的搜集，所以能利用这方面资料的人就不多。只有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到处借看选抄，编成两部巨著，一部是《肇域志》，偏重政治地理；一部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偏重经济地理。比他稍后的顾祖禹，又利用这些资料，结合正史，编成《读史方舆纪要》，偏重军事地理。他们竭尽了个人的力量，所看到的志书不过几百部，现在离开他们的时代已经三百年了，地方志修得更多更详，每一个大图书馆里总可以收藏到两三千部，我们只要有空闲，前往参考已非常方便。我想，如果将来文史界能够组成集团，订定计划，搜索旧志，再加上新的调查，那么他们的成绩远远地超过顾炎武、顾祖禹们是无疑的。
在亚洲，我们祖国是文化最发达、著作最众多的一个国家，所以不但积存的本国史料浩如烟海，连全亚洲的历史资料也大量地在我们掌握之中。司马迁听了张骞向汉武帝的报告，写了一篇《大宛列传》，叙述大宛、大月氏、乌孙、康居、奄蔡、安息诸国的风土，笔锋触到了里海和黑海。此后，各部正史里摹仿了他的体裁，大致都有《四裔传》，记述与中国有往来的各个国家。郦道元从佛教徒那里知道了罽宾、天竺诸国，地理知识又扩展到印度洋。在晋僧法显《佛国记》之后，唐僧玄奘到五天竺游历了十余年，回国后，讲出他的旅行见闻，由他的徒弟辩机写成一部《大唐西域记》；因为印度人向来只重视宗教而不重视历史，所以到了近世需要有历史的时候，这一部书竟成了印度的宝典，许多史迹都要照着这部书里所记载的方向去寻求了。唐代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遍及亚洲大陆，宋代市舶往来又及南洋各地，元代远征军达到欧洲，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国与外国交通频繁，因此，唐代有杜环的《经行记》，宋代有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代有邱处机的《西游记》、刘郁的《西使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代有费信的《星搓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珍贵记载，留下了一千多年以来亚洲各国的历史和一切社会情况。
至于本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固然有他们自己的记载，但往往杂有宗教的感情，反而不及汉文记载的真切。例如西藏民族，我们可以根据《后汉书·西羌传》来考出他们的祖先是西羌的一支叫作“发羌”的，由“发”转成了“蕃”，更由摹仿“大唐”而自称为“吐蕃”；但藏族自己写的历史则说是印度王子避难出走，越过喜马拉耶山到了西藏，成了赞普的先人，这原因是由于他们过度信奉佛教，就错认自己是印度的血统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现已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整理，将来必能弄个清楚。但有许多民族是没有文字的，他们的历史只靠口头流传，有志研究中国民族史的人们必须亲去搜集，再用汉文资料来参证考订。
话说得远了，现在回过头来再说正统的历史。上面说过，《二十四史》是纪传体，此外还有几个体呢？可以说，最主要的一个是“编年体”，这个体裁的好处是可以扣准事情发生的时间。《春秋》是最先使用这个体裁的，我们读这书时立刻可以知道某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好像按日登记的流水账，不容易差错。可是记得太简单了，不能使读者明白当时的事实情况，于是就有《左传》出来，在纪年的基础上作了详细的报道，使得《春秋》成了《左传》的标题，《左传》成了《春秋》的内容，两书的繁简恰好相辅。在我国古代史上，只有春秋一段时期，为了有这样好的配合，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此后，汉代荀悦有《汉纪》，晋代袁宏有《后汉纪》，也都摹仿《左传》，但没有像《春秋》一般的标题。到宋代司马光受诏编《资治通鉴》，集合了许多有力的助手，用了19年工夫，积了两间屋子的稿子，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写成一部二百九十四卷的本书，三十卷的《考异》，三十卷的《目录》，从战国起，到五代止，成为一部很重要的通史性的编年史。可是这部书分量太大了，有恒心毅力读完它的人实在不多。朱熹集合了许多门弟子，编成《通鉴纲目》一书，用《春秋》和《左传》互相搭配的方法，以“纲”为经，以“目”为传，使得它头绪分明，又缩小了分量；但因摹仿《春秋》的褒贬义例，要使“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凡是反对封建统治的人都被书为“盗”、为“贼”，助长了专制虐焰，加强了奴性教育，起了一定的副作用。到清代，康熙、乾隆两朝有《御批通鉴辑览》一书，起自黄帝，迄于明末，是一部完整的中国编年史；仗着皇帝的权力，这部书家喻户晓，成为人们历史常识的源泉。可是这书的分量还嫌其多，所以更通行的是《纲鉴易知录》；这“纲鉴”二字是不通的，“鉴”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纲”是朱熹的《通鉴纲目》，鉴在前，纲在后，只该唤作“鉴纲”，哪可称为“纲鉴”呢！
其次一个主要体裁是“纪事本末体”。司马迁的纪传体有它的缺点，就是他以人为纲，使得一件事情分见于数人的纪传里，例如楚、汉相争，是项羽、刘邦共同的事情，而他既有《项羽本纪》，又有《高祖本纪》，又有张良、萧何、陈平等世家，又有韩信、彭越、黥布等列传，关于当时重大事情，重复的实在太多。《春秋》的编年体也有它的缺点，例如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散在各年，不容易看出它的首尾来。南宋时，有一位袁枢读《资治通鉴》，苦于每一事件分散在各卷，不易照顾，就各为创立题目，把关于某事的记载从头到末排列在一块，使得读者们可以一眼就看出它的来踪去迹。这在他不过费一番抄录和排列的功夫，但确是开创了一个新体裁。从此以后，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就都有人这样做，读者对于每一件史事有振衣得领的快感，这实在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清代开“方略馆”，把每一个征伐的事件编出一部《方略》，魏源把各部《方略》节要为《圣武记》，即是这一个史体的发展。
还有一个主要体裁是从经中的《周官》、《仪礼》、《史记》的八书、《汉书》的十志发展出来的，它系统地编辑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为专书，现存的以唐玄宗的《唐六典》、杜佑的《通典》为最早，《六典》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门，《通典》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到宋末，马端临又把杜佑的书扩大，成《文献通考》三百余卷，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二十四门。明、清两代都官修《会典》，读史的人又各为古代的各个时期补辑《会要》，从此，我国由春秋到清代，各方面的典章制度都大致整理就绪，人们就易于得到系统的知识了。
我国的历史书是这般多种多样的。两三千年来的史官和文人学士辛勤地为祖国积存了许多资料，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我们应当怎样地去利用它呢？又怎样地去批判接受、继承它的优秀传统呢？这是生在今天的我们时时应当反躬自问的。
上面说的都是我国正统的历史，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知识分子的眼里渐渐看到了人民群众，到解放以后，经过学习，我们又心甘情愿为人民服务，于是历史资料的范围更扩大了。
第一个方面是戏曲和小说，这是千百年来应市民阶层的需要而出现的。高高在上的士大夫们虽然也会欣赏玩弄，心底里老是瞧它不起，例如郑元和的父亲知道市上有好歌手，也去听了，但一看见唱歌的乃是他的儿子，气得发昏，立刻把郑元和捉来打个半死，可见阶级性的限制是何等地强烈。及至五四运动，冲破了阶级的局限，于是唐代的变文，自宋至清的平话和小说，自元至清的杂剧和传奇，以及流行于各地的地方剧、鼓书、弹词，都成了文学上研究的对象。固然这些都是文学作品，好像不是历史，然而人民群众的历史确实保存在这里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孟姜女、祝英台、赵五娘、秦香莲，历史上真有这几个妇女吗？我想，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会说：这只是传说中创造出来的人物，不是真的。然而为什么传说中要创造出这几个人来呢？这就有它的社会的原因，而这社会的原因正是我们要求得到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我们试想，历史上许多统治者强迫无数的壮年男丁去征战或戍守，一去就杳无消息，他们的妻子在家里千思万想，经春历秋，不知丈夫的存亡，无法维持家庭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她们虽不会从文字上表达出自身的悲哀，但会唱歌，就从这歌声里借着孟姜女的名字诉说衷情，又借着秦始皇的名字作为咒骂的对象，这样地流传出去，经过千万同情者的扩大和改造，这故事就越来越丰富了。同样，为了妇女们不能和男子受同等教育的痛苦，所以有祝英台男装出门上学的故事；为了妇女们为礼教所压制，不能自由恋爱，所以又有祝英台、梁山伯双双情死的故事。至于读书求名的封建士人，为了攀高附贵，在得中高第之后，往往弃了结发之妻，另娶当朝大官僚的女儿；弃妇们个性不同，温和的以赵五娘为代表，只想妥协地跟后妻和平共处；激烈的以秦香莲为代表，敢到官厅告状，希望碰见像包公这样的清官，用铡刀把丈夫杀死。所以这些故事中的代表人名虽然都是假的，但故事中的感情则是千真万确的，个个是用许多人民的血泪写出来的。我们要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要认识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历史，只有到这些方面去寻求。
第二个方面是没有写成小说和剧本而只流传在人民口头的歌谣、传说等民间文艺。我国的农民占到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旧社会，广大的农村里尽是些文盲，而农民对于官僚，长工对于地主，童养媳对于婆婆，不知有多少血海深仇。这重重矛盾的历史只保存在农民的口头，或加上幻想而为神话。至于少数民族，他们各有其生活方式，他们的口头文学更是繁复多方。生长在城市里的人们很难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然而这方面的资料却多得无穷无尽。就我手头所有的一部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编辑的《民间文学资料》二十六册而言，他们在不长的调查时间里，搜罗到许多黔东南苗族的口头文学，其中关于历史的有古歌、叙事诗，关于礼节的有酒歌、祝歌、嘎福歌，关于情爱的有情歌、婚姻歌，关于痛苦和反抗的有苦歌、反歌、逃荒歌，关于工作的有春季歌、活路歌、酒药歌、造纸歌等，还有无数的神话、传说，真是洋洋大观。这只是我们党号召采风运动下短时期一地区中的成就。如果全国五十二个民族和数万个农村人民公社都这样地搜集编印出来，试问将如何丰富了我们的民间文艺，又如何丰富了我们的历史资料？
以上所谈的我国存留的史料，有的是文字记录，如史书、方志；有的一部分已作了记录，如戏曲、小说；有的开始作了记录，如歌谣、传说。这真是一个汪洋大海！我们从事文史工作的人，对于已有记录的应当负起整理的责任，对于没有记录的应当负起搜集的责任，我们的园地太广阔了，我们的责任太重大了！
说到整理，真是一件极麻烦的工作。凡是记惯日记的人，一定感到，偶然被事牵阻，停了两天，提笔补写时，往往记错了时间，误写了人名。何况国家之大，人事之复杂，内幕中又有内幕，少数的人决不可能太清楚认识多数人的活动，所以各种记载就必然存在着错误，有赖于同志间的相互订正。这种考订的学问已萌芽于古代，例如汉代刘歆校定的《山海经》常有“一曰”之文。见出他集校的本子是不一致的。晋代裴松之作《三国志注》，集合了当时所见到的三国史料分编到陈寿的《三国志》各条之下，见出人物有不同的毁誉，史事有不同的记录。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在各种史料比较之下作成《考异》，也是这个意思。但真正的考证学则成立于清代。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比较安定，文化比较进步，但为了满、汉两民族间的猜疑，常兴文字狱，汉族高级知识分子随着皇帝的喜怒而死生，甚或一杀就是多少人，逼得有志研究学问的人逃向和现实无关的故纸堆中，尽量搜集各种古书和每一古书的各种版本，拿来比较研究，因此古史和古书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整理，向来读不懂的读懂了，向来看作没有问题的也发生问题了，“旧学商量加邃密”，这方面的研究愈钻愈深，超越了任何一代。阮元、王先谦编刻的两部《皇清经解》是无数学者费了极大的劳动力来整理经书的成果。张之洞编刻的《广雅书局丛书》、开明书店编印的《二十五史补编》，是无数学者费了极大的劳动力来整理史书的成果。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成绩。固然我们初接触它时容易感到它繁琐、枯燥，沉沉思睡，但到了对某一门学问真作攻坚战的时候，就明白它已为我们扫平了多少巉崄不平的道路。我们应当哀怜他们所处的无可奈何的时代，我们应当吸收他们实事求是的精神！
现在我们征集、研究文史资料，正可利用清代学者的细密方法，施加于一切在剧变中的近代历史。我们固然一方面要尽量鼓励同志们大胆撰写，记得什么就写什么，但需要知道每个人的认识和记忆都不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一方面又须提高警惕，使用各种考订的技术，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地步。我们每一工作单位都该自己编制出一套工具，如地方年表、人名索引等，务使需要哪种资料时一查即得，哪种资料有漏洞时也一考即明。我们不是在《选辑》上有越来越多的“质疑、补充、订正”以及“正误表”吗？这正是表现着我们会中的工作人员和一切读者们的审查考订已渐渐达到细致的地步，我们应当时刻予以提高！
总之，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我们承担这项工作的，惟有实事求是，付出艰巨的劳动力，承继前人的优秀传统，广拓前人未辟的疆土，为我国历史界在百花齐放中开出一朵灿烂的奇花，在百家争鸣中成为屹然峙立、只有发展而没有消亡的一家。我们的工作是做不完的，我们要像愚公移山一般，为子孙们打好继续工作的基础！
这个报告匆忙写出，必有极不正确的地方。我重说一句：希望诸位同志严格地指正！
敬祝本会同志们健康！本次工作会议胜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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