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钩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庭教育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丧乱弘多”，政局跌荡，官学教育整体上处于颓圮不振的态势。而地方私学凭藉“朝章宽简，政网疏阔”却有了长足的发展，“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注：《北史》卷81《儒林列传序》）在这一时期的地方私学中，家庭教育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
一 家庭教育发展的类别形式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的家庭教育就其形式而言有三种类别。一是世代相传的家学，这种家庭施教形式在世家大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是延师授业于子弟的家塾；三是以家训等形式进行学识礼法的垂范式教育。
世代相传的家学盛起于两汉之时。汉代的经学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所谓“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注：《颜氏家训》卷8《勉学》）执守一经，世代相传的家学在汉代是家庭教育的基本形式。以今文尚书论，自汉初济南伏生以今文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后，“欧阳生授同郡儿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候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候氏学，三家皆立博士。”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风行士族制度，世家大族逐渐发展起来，这一时期，门阀世族的主体仍然是经学世家，因此，在家庭教育中，恪守一经，世代相承的家学也还是一种重要形式，如“贺循，字彦先，会稽山阳人也。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循为晋左光禄大夫，承袭家学，“尤精礼传”，有“当世儒宗”之美誉。（注：《晋书》卷68《贺循传》）其后，贺氏一门，“世以儒术显”。循孙贺道力，“善《三礼》，有盛名，仕宋为尚书三公郎，建康令”；曾孙贺损，“亦传家业”；至玄孙贺玚，于《礼》尤精，……二子革、季、弟子琛，并传玚业。”（注：俱见《南史》卷62《贺玚传》）又如晋代杜预，精通春秋左氏之学，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备成一家之学”。“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注：分见《晋书》卷34《杜预传》；《北史》卷81《儒林列传序》）
然而，由于时代的更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学在承袭两汉经学传家的传统基础上，也展示了许多新的施教特点。其一，知识传授涵盖面的扩大，魏晋南北朝是儒、道、佛交相渗杂，玄学炽起的时代，加以世家大族祖尚清淡，好晏佚，“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即使经学名家，“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注：《颜氏家训》卷8《勉学》）似《梁书·朱异传》中“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的朱异即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人物。因此，在世家大族的家庭教育中，那种玄儒相对，佛道并行，经业之外，兼及文史乃至琴棋书画的现象在魏晋以降是比较普遍的。如南齐侍中王僧虔出自琅邪王氏，祖珣，晋司徒。父昙首，宋右光禄大夫。王氏一门，世以儒术显，僧虔传袭儒业，亦精道学，“好文史，解音健”，善书法。其子亦传承父业，好玄理，重道学，“自呼谈士。”（注：见《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这一时期，即使是那些以儒业传家的，其后世子弟亦多不拘守于一经，而是广涉经史，遍注群经。如贺玚之子贺革承袭家传礼学，“少通三礼，及长，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注：《梁书》卷48《儒林传》）其二，除经业以外，“专守于一艺”的特长型教育有较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门阀贵族垄断政治的时期，为展示世族名士风范，保持门风与家世的不坠，以书学、朝仪与谱学等为代表的特色型教育受到世家大族的普遍重视。魏晋是中国古代书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晋尚书令卫瓘 “学问深博，明习文艺，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瓘子卫恒传习父艺，“善草隶书”，撰有《四体书势》。（注：《晋书》36《卫瓘传》）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尤善隶书，为古念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羲之子王献之、王凝之承袭家学，亦“工草隶，”尤其是王献之，七八岁时学书，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注：见《南齐书》卷52《贾渊传》；《新唐书》卷199《柳冲传》）及长，书法不亚于羲之，父子合称二王。后来经唐太宗提倡，二王真书成为全国书体的楷模，流传后世。在“官有世胄，胄有世谱”的门阀政治时代，世代家传的谱学兴起于时也是自然之理。“先是谱学未有名家”，至东晋简文帝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簿状》，十八州百十六
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百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薄》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注：见《南齐书》卷52《贾渊传》；《新唐书》卷199《柳冲传》）由于世家大族多世代位居显宦，熟悉朝廷礼仪，因此，朝仪典制也往往作为家学的重要内容而世代相传。如刘宋王准之，”字元曾，琅邪临沂人。高祖彬，尚书仆射。曾祖彪之，尚书令。祖临之，父纳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注：《宋书》卷60《王准之传》）当然，家传之学也绝非是高门世家的专利，一些低门士族乃至于庶族也存在着世世相承的家学形式，这在南北朝时代多有表现。如马敬德，“河间人也，少好儒术，负籍随徐遵明学《诗》、《礼》，略通大义，而不能精。遂留意于《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昼夜不倦。教授于燕赵间，生徒随之者众。”其子马元熙，“字长明，少传父业，兼长文藻。”（注：《北史》卷81《马敬德传》）又如黎景熙，“字季明，河间鄚人，……季明少好读书，……其从祖广，太武时尚书郎，善古学。常从吏部尚书清河崔宏受字义，又从司徒崔浩学楷篆，自是家传其法。季明亦传习之，颇与许氏有异。”（注：《北史》郑82《黎景熙传》）
家塾又称之家馆，即私家学堂。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族和世家大族因藉家底殷实，族中子弟众多，故大多延师于家塾，以教子弟。由于政局艰涩，官学不振，饱学博识之士基于“儒生寒宦”的现实困窘，往往争趋于私学，被聘于家塾。以执教皇（王）族子弟为业。卢景裕，“国子博士，齐献武王闻景裕经明行著，驿马特征，既而舍之，使教诸子。”刘兰，武邑人。“兼通五经”，“又明阴阳，博物多识，故为儒者所宗。”后“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馆，令授其子熙、诱、略等。”至于高门世族延师于家塾的事例也有很多，如乐逊，“字遵贤，河东猗氏人也。……魏正光中，闻硕儒徐遵明领徒赵、魏、乃就学《孝经》、《丧服》、《论语》、《诗》、《书》、《礼》、《易》、《左氏春秋》大义。”至西魏大统九年，“太尉李弼请逊教诸子。”（注：《周书》郑45《乐逊传》）高门大族，往往数世同堂，因而其家塾规模自当不小，如北齐杨愔，“一门四世同居，家甚盛隆，昆季就学者三十人。”（注：《北齐书》卷34《杨愔传》）
除了家长亲自教诲子弟和延师授教外，写戒子书，著家训也是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一种重在形式。这种家诫性质的书文，或重在对子弟进行学识礼法的综合教育，如《颜氏家训》；或以贯输为人处世之道的志趣教育为主要目的，如陶潜“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曰：天地赋命，有往必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岂非穷达为可妄求，寿夭永无处请故邪。”梁朝身居高位的徐勉在与其子梁崧书文中也强调，遗子黄金满瀛，不如教子一经。
二 授业者的角色地位
这里所说的授业角色，主要指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在封建社会，父辈是家庭或家族之长，他们担任着家庭教育的主要角色。关于父辈亲自教诲子弟的事例，前文已多有涉及，这里不防再举一例，南梁韦睿，“自汉丞相贤以后，世为京辅著姓。时虽老，暇犹课诸儿以学。第二子稜，尤明经史，世称其哈闻，睿每坐使说书，其所发按，犹弗之逮也。”当然，父辈执教并非仅限于父亲，在世家大族中，由其他男性近亲长辈施教的也为寻常之事。如《梁书·贺琛传》中记载：“贺琛，字国宝，……伯父玚，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尤精三礼。”
妇女在家庭教育中也能承担着重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年长的知识女性对家中子弟亲自授业的为数也不少。如南齐王融，“母临川太守谢惠宣女，敏妇人也，教融书学。”（注：《南齐书》卷47《王融传》）北魏房景先，“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注：《魏书》卷43《房景先传》）南陈谢贞。“母王氏，授贞《论语》、《孝经》，读讫便诵。八岁，尝为《春日闲居》五言诗。……年十三，略通《五经》大旨，尤善《左氏传》，工草隶虫篆。”（注：《陈书》卷32《孝行传》）至于那种诫励型的教诲，更是大族母辈的基本责任。如北魏尚书裴植的母亲教子甚为严格，“于诸子皆如严君，长成后，非衣幍不见，小有罪过，必束带伏门，经五三日乃引见之，督以严训。”（注：《北史》卷45《裴植传》）又如北魏高谦之，妻中山张氏，明识妇人也，教劝诸子，从师受业。常诫之曰：“自我为汝家妇，未见汝父一日不读书，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业。”（注：《魏书》卷77《高谦之传》）
三 家庭教育评骘及实践意义
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勃兴于战乱时期的，在官学不振的情况下，它的存在弥补了教育的不足，对传统伦理的传播，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其中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因素，注重身教重于言教，做到先正己、后正人；提倡早学、重视幼儿启蒙教育；注重道德规范教育，讲究修身养性；严格择师，《颜氏家训》仍为今人家教范本。以上这些无疑对当今的家庭教育有借鉴意义。当然其中亦不乏消极应予舍弃的方面：把父兄当作家教的准则，显然是封建夫权思想的表现；“子孙相传，不以示人，”使家学具有保密性，不利于文化知识和技能的推广应用；家传的教育形式，局限于子承父业，防碍了个人的全面发展。
史海钩沉，在于发掘其闪光点，以资借鉴和践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在今天仍具有实践意义：
第一、有利于推动社会力量办学的发展。家传、家馆等办学形式勃兴于战乱、官学兴衰不定之时，弥补了官学之不足。当前，我国正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实现办学主体多元化，动员整个社会力量办学，便是改革的内容之一。可以说家传、家馆是现代社会力量办学的雏形，其成功的办学经验为社会力量办学起了示范作用，推动了社会力量办学的发展。
第二、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魏晋时期的家庭教育虽以封建伦理为范本，但训诫中注重正人先正己，注重道德规范教育，讲究修身养性的教育方法，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有借鉴意义。
第三、有利于促进妇女的解放。在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等清规戒律，往往使妇女失去自我，但有知识修养的妇女却能在所发挥的家教作用中发现自我，致使人们领悟到，要争取妇女解放，首先要争取受教育权。只有当妇女们有了一定文化知识，才能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才会有更进一步的解放，从这一层面上看，当年妇女的家教实践蕴育着后来的妇女解放。
标签：魏晋南北朝论文; 家庭教育论文; 南北朝论文; 汉朝论文; 北史论文; 颜氏家训论文; 孝经论文; 南齐书论文; 晋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