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理论视域下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两个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维度论文,职业教育论文,吸引力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3)08-0083-05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把职业教育发展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来大力推进，成绩斐然。但同时，“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也越发凸显，不仅束缚了职业教育向更高、更深层次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制约了我国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对于中、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North)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意指一种制度框架的创新和被打破。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正式制约(例如政策、法律等)、非正式制约(例如习俗、宗教等)以及它们的实施，这三者共同界定了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在制度变迁理论视域下，分析我国“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问题，既是笔者的一种尝试，也有着深刻并富于价值的启示意义。
一、构建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增强职业教育意识形态影响力
诺思认为，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们能遵守一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意识形态是由互相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或“价值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理解变迁过程的关键在于促动制度变迁的参与者的意向性以及他们对问题的理解”[1]，“人们所持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反过来又构造(structure)了人类处境(human landscape)的变化”[2]，所以“信念是构建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之基础的关键”[3]。信念是构成意识形态的要素，健康、坚定的信念表现为积极的意识形态，通常会产生非正式的、巨大的制度性力量。
纵观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历程，实际上得到了两种力量的推动：一种是市场力量等内生因素的自发作用，另一种是政府力量的推动。虽然有市场力量的推动，但总体上说政府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担当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政府部门利用自己的权威地位和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为职业教育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不过，政府虽然在职业教育改革中担当重要角色，但其作用仍是有限的，作为一种支配人们行为方式的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也必然会制约和影响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乃至持续健康发展。
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文化形式，“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4]，文化的某些部分如语言，是社会互动得以发生的必要的基本资源。没有符号资源，就不可能有交流和互动。
话语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模式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反映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包括概念、范畴、表述、词汇等。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建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成为增强职业教育意识形态吸引力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或路径选择。话语体系是职业教育发展范式生成的基本构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职业教育要实现科学快速发展，得到社会的深度认同，首先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话语权，而建立话语体系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争夺“话语权”，从而用这个话语体系来影响政府决策、民众对职业教育的行为选择以及实践者的职业教育作为。
在现实的职业教育话语世界，主要有五类话语：一是政府及行政管理者发出的权势话语，它传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要求和规定；二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受众发出的主体话语，它传达的是民众对职业教育价值的追求；三是行业企业发出的职业教育需求话语，它传达的是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结构及培养规格的要求；四是理论研究创造的学术话语，它以归纳式的研究、实证的方法对职业教育进行客观化的解释、说明和展望；五是由职业教育实践者——学校和教师自己所发出的行动话语，它以整体主义和个人践行的方式对职业教育发展知识(经验)进行传授和解释。在实践中，这五类话语子系统生成的观念成果、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构成了完整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其话语体系有着“本土”、“需求”、“学术”、“主体”、“行动”和“结果”方面的生成逻辑，它是由表露于外的话语构件和隐含于内的话语价值构成的统一体。
话语的说服力、影响力固然与话语表达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话语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价值观是否具有吸引力。在职业教育发展实践中，以增强职业教育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为着眼点来构建话语体系，是实现职业教育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培育职业教育文化的根本前提。
构建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增强职业教育意识形态影响力，需要关注五个方面：
其一，挖掘历史，寻找职业教育话语的文化根基。开展职业教育历史的研究和普及，既是形而上的学术和文化建设工作，更是形而下的实践工作。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的职业教育问题有些古而有之，历史经验是最宝贵的财富；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应让历史成为创新的源泉。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对于影响吸引力的各种因素，无不可以在历史深处寻找到它的文化根基。借鉴诺思研究经济的方法论，即注重理论与历史相结合，重新审视我国的职业教育史研究，很多研究不仅在内容上存在疏漏，在研究方法也是存在问题的。一些研究仍局限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停留于材料的罗列和堆砌上，缺乏对职业教育事件经济背景、文化背景及其与职业教育制度变迁之间的考证，由此做出很多片面的结论，影响了以史为鉴的精准性。为此，必须进一步强调要重新认识职业教育史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职业教育发展演进的历程，更好地理解制度变迁和促进制度完善，为解释和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寻找到文化的根基。
其二，立足本土，关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作为由观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等语言成果构成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同样属于认识的范畴，必须以立足实践、表达实践、推动实践为构建话语体系的主要路径。立足实践，就是职业教育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的教育需求实际；表达实践，就是要对职业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给出有力的解释和描述；推动实践，就是要对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和话语作进一步的概括提炼，提升思想，创新表达，助力发展。只有根植于当地和特定的经济、文化背景中去理解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站在土本的立场上对区域共享的职业教育事实、价值和规范进行归纳、总结和反思，构建本土化的职业教育话语系统，才能真正提升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解释力和指导力，进而在追求职业教育价值过程中真正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其三，转变认识，重塑职业教育功能和发展语境。在现代科技发展中，科学、技术和技能是不可剥离的。但在现实职业教育功能语境中，人们往往把普通教育作为科学和技术人才的摇篮，把职业教育作为技能工人的产地，使得科技的高端性与技术的复杂性与职业教育相剥离，由此造成职业教育只教授给学生简单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只有普通教育才能与科学相随行的认识误区和人才培养误区。科技体制中对职业教育的歧视，使其丧失了发展的动力，也抹杀了受教育者知识与技术技能创新的潜力。当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已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同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推进，也使“技术”一词重新进入职业教育发展视野。技术与技能是相伴生的，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已成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功能定位。在这一语境转换下，职业教育政策、制度、主体实践、学术理论的话语表达亦应作出回应，重塑现代职业教育功能和发展语境。
其四，注重文本表述，丰富职业教育理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即学术话语所包含的概念、提法、判断、表述以及由此构成的理论表达，是构成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核心元素，把它们完整地纳入话语体系是实现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根本保证。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培养人，存在基础是职业，有自身的教学规律，因此职业教育理论创新和构建话语的着力点应该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以职业为表征、凸显人的文化主体性的职教理论的创造、丰富、发展和表述，而绝不仅仅是话语的词汇和概念的翻新。理论建设是文化建设的核心，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没有理论的繁荣发展，构建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是不可能完成的。
其五，面向世界，拓宽职教发展视野。中国职教发展离不开世界，发展职业教育需要全球视野。构筑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应当遵循开放的原则，借鉴、吸收其他区域先进经验，但绝不能盲目照搬所谓流行的概念、分析框架、理论体系，而必须从本土实际出发，深刻把握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理念、内外政策及对人才的需求，以及群众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只有客观地审视我国与其他国家及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同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科学分析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不同语境，才能真正增强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吸引力、感染力、解释力和影响力。
二、推进职业教育相关制度建设，增强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保障力
诺思认为，无论历史发展到什么阶段，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诺思将路径依赖理解为“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指出“历史确实是起作用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5]。诺斯指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轨道，迅速优化，并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不能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收益递增，而且只是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那么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得不到支持，而且会加剧不公平竞争。[6]从而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导致停滞，而一旦进入锁定状态，就很难扭转。[7]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得到了非常深刻的教训。因此，制度变迁的国家必须不断解决“路径依赖”问题。[8]
在职业教育改革变迁过程中，无疑也会存在“路径依赖”问题：一是初始的职业教育功能定位及管理体制和选择仍然会发生作用；二是在改革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会力求维持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变革；三是受文化传统影响，转变人们既有的观念需要较长的时间。
可以这样说，职业教育的“路径依赖”直接导致职业教育发展动力不足，出现“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等问题也就在所难免。因此，解决“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问题，一方面需要凝练共识，培育职业教育新型文化价值观，即构建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增强职业教育意识形态影响力；另一方面更需要从体制改革向制度创新转变，把职业教育内外部(相关)制度建设作为另一项重要任务，由制度创新来引导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态度和选择，以形成“制度的直接引力”，或者由制度创新来促进职业教育又好又快发展，以形成“制度的间接引力”。在这里，笔者将能够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制度的直接引力”和“制度的间接引力”一并称之为“制度保障力”。
对个人来说，是否投资职业教育依赖于其主观意愿性。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规律去塑造全部社会生活，从而也就更新了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存在方式。即个人是否选择接受职业教育以及接受何种层级和类别的职业教育，既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和文化意识形态影响，也与个人兴趣偏好、解决现实问题的需求有关，更与社会对个人的身份认同以及个人的自我心理认同、价值认同有关。如果职业教育投资不能换来预期的个人收益或心理收益，那么个人便产生不了参与或投资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职业教育投资所形成的结果——知识与技能，具有与人身的不可分割性。这种与人身的不可分割性所形成的产权特点和价值特点使职业教育投资具有很大的风险性，而要把它放到人力资本的形成、交换和使用过程去考察，其风险性又会大大增加。而这种风险性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人们不选择职业教育的意念。
通过上述分析，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解决“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的新视角，即如果能够形成一套能够尊重、认可、保护个人知识与技能产权的制度体系，便能够形成一种基于人类有机需要并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力”，进而拉动人们选择和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概括来说，其关键制度主要有四个：
一是建立资源配置引导激励制度。当前，校企合作作为一项国家制度，即将上升为法律层面，《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正在起草，而在实践领域，校企合作在各职业院校已广泛开展。但因校企属于不同社会领域，其核心利益及价值取向不同，校企合作不稳定、不深入的情况非常普遍。校企合作的主要受益者是学生，其宗旨是为学生提供有效的职业教育并能促进学生高质量对口就业。校企资源的拥有者掌握着资源或者有权监督、控制资源的配置方式与资源的流动方向，这种权力对于其他组织接近或获取资源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推进校企深度合作，关键还是要清晰界定政府、企业、学校在发展职业教育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权利和职责，以财政、税收、科研等手段引导和激励校企双方通过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来交换其任务结构与运作所需的一系列资源，并在资源配置绩效、利益共享等方面形成引导、激励和保障机制，从而保证学生能够享受到跨界的优质学习资源。
二是建立国家职业性学位与职业性学位制度。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吸引力，关键在于它能提供一个比普通教育更好的个人成长通道，即它适应了具有不同智能特点学生的成长成才要求，致力于个人多元智能的发展和知识技能、价值观的改进。当前，我国正在全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其关键是建立需求导向的多种形式的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制度，其着力点是建立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等纵向贯通的职业性学位体系，旨在使所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人(包括在校生和已就业者)都能找到向上发展的通路，并得到与学术性教育等值的价值认定。此项制度建立的关键环节是制定职业教育国家质量标准和中职毕业生成绩测评制度，达到此标准即经过测评的中职毕业生可以选择就业，也可以选择继续升学，以此保证为社会提供合格职业者，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优质的生源及衔接起点。
三是完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就业准入制度。以职业资格证书对劳动力要素的产权和质量进行清晰界定和权威认证有助于增强知识技能拥有者的价值感，同时减轻或消除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劳动力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规定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一定的职业教育或培训，取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培训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方可就业上岗的劳动就业制度，有助于保护所有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教育学历证书的劳动力所拥有的知识与技能产权，增强职业培训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持有者的价值感，更有助于整体提升我国从业者的劳动素质。但目前，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还存在认证管理混乱、认证标准不统一、资格标准滞后新职业新技术发展等问题，就业准入制度还局限在部分技术工种的范围内且执行不严格，给职业院校实施“双证并重”制度带来困惑与混乱，也降低了企业和公众对职业资格证书的信任度和认可度。按照我国目前的劳动力素质及其使用的国情，要实现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由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就必须以严格的法律意义上就业准入制度，来严格执行学历证书与基于动态更新的职业标准的职业资格并重的制度，这不仅是实现国家意志的重要基础，也是个人对职业教育价值产生心理认同的重要途径。
四是建立职业指导和就业指导制度。劳动经济学观点表明，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不仅要有需求、供应和价格力量，还要有能够保护劳动者知识技能产权更好发挥效益的重要制度，如职业指导和就业指导制度。在这方面，世界很多国家如美国、爱尔兰、法国、瑞典、蒙古等对此已经做出积极探索，其共性是，建立国家层面的职能机构和指导委员会，制定相关政策，建立透明、及时的就业信息互通与共享机制等。如瑞典的职业教育就业指导制度实施的核心是劳动力市场行政管理局，它包括国家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及其管辖的县级政府的地方劳动市场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又对当地的就业办公室和就业评估中心进行管理。就业办公室担负着所有就业安置的任务。根据法律规定，无论是公共企业还是私营企业，职业招聘都必须到就业办公室登记。瑞典的职业供需信息是全计算机化的。国内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职位空缺，该信息便会在第二天显示在各个就业服务中心的电脑终端上。该系统拥有关于工作和待职人员的所有相关信息。同时，就业办公室配有训练有素的职业顾问，他们能提供关于职业生涯和培训机会方面的信息，组织能力倾向测试，并指导那些寻找工作的人去考虑自己的职业机会并从手头的各种机会中选择一种最为合适的工作。[9]可以说，把那些拥有必要技术技能的人调到需要这些技术技能的地方去，既是提高职业教育效益、促进就业的重要举措，更体现了对知识技能拥有者的尊重和爱护，应将国家或区域职业指导与就业指导制度作为一项国家劳动保护制度来建设和安排。
当前，改革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已成为我国政府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和惠及民生的重要重大任务并予以推进，也将为职业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既依赖于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更依赖于职业教育内部制度的改革创新，发展有品质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职业教育将成为现代职业教育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