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青年择偶场域分析——基于南京大型相亲会的实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青年论文,都市论文,相亲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32X(2013)02－0046－05
择偶是个体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选择，但由于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思想观念转变、城市生活方式不断更新、社会交往及工作生活压力等影响，择偶又表现出其社会性。社会的高流动性使青年的亲朋关系网边际效用递减，风险社会为介绍人贴上不可信的标签，社会及舆论压力导致单身贵族的精神恐慌，都市青年甚至很难从自己关系网中淘金，他们的择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多年来学界也未能提出能直接服务或指导择偶成功的方法，学者多关注的是与择偶相关的数据分析及趋势预测。既然青年自身不是造成择偶问题的唯一原因。那么对择偶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社会又是如何表现的？网络相亲、电视相亲、婚介所、私人聚会、交友联谊活动、相亲会等择偶形式所形成的择偶场域，①又能否承担起解决青年择偶问题的大任？为此，本研究选择南京大型相亲会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这一场域对青年择偶所做出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择偶难题。
一、简要文献回顾
回顾近30年来的相关文献资料，有关择偶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人口学及经济学等学科[1]。其中，最能反映择偶与社会变迁相互作用的当属社会学，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主要探讨了择偶方式选择及这种选择如何与社会环境变化相适应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1950)的颁布使中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变革，掠夺婚、买卖婚、服务婚、交换婚、指腹婚、童养媳等带封建色彩的婚姻被自由婚姻所取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的青年择偶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择偶途径亟需建立[2]。改革开放前后几十年，自我结识和他人介绍成为择偶的主要方式，并逐渐取代父母包办模式，然而在不同时期二者呈现出不同的博弈特征。纪秋发通过对北京483名城市青年的实证调查，发现城市青年择偶正在从亲缘、地缘向业缘及学缘发展，择偶空间呈现扩大趋势，自我结识比例不断上升[3]。田晓红进一步论证了青年择偶空间正从家庭为中心的第一类生活领域向工作与余暇生活为中心的第二和第三类生活领域延伸，其中自我认识比重在上升，介绍认识比重在下降，二者处于双轨并行状态[4]。徐安琪认为自己认识是青年夫妇结识的主要途径，但他人介绍也不可或缺，其中，朋辈同事作为月下老人比例较高，而婚介所及公开征婚等另类择偶作为传统择偶模式的有益补充，也逐渐发展起来[5]。而中科院2008年的最新研究数据也得出相似结果：父母包办的婚姻占3.3％，亲友介绍的占55.8％，中介机构人士介绍的占0.2％，自己认识的占40.6％，其他占0.1％[6]。除上述研究外，风笑天更进一步比较了未婚青年与已婚青年择偶问题，得出结论：同学是未婚青年择偶最主要的结识方式，但同学关系走进婚姻的比例不到一半。自我结识虽是青年择偶主流，但他人介绍结识已在已婚青年择偶中占40％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7]。总体而言，以往有关择偶方式、择偶过程或结识途径的研究，多是考察择偶中个人因素的影响，对社会因素的影响分析较少。而且较之于大众传媒的敏感及时效，学界对后者的研究显得匮乏且滞后。都市青年在择偶过程、择偶模式及择偶观念等方面发生的新变化，现实社会中快速变化的代际资源格局、广泛普及的广告征婚、电视速配及网络交友等形式，学界研究应有更多的关注和反映。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现实社会中的高流动率、快速变化的代际资源格局、广泛普及的广告征婚、电视速配及网络交友等形式，使得青年择偶方式及择偶空间正在发生迅速变化。在发达网络、创意思考、卓越品质追求、媒介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青年择偶出现了更多选择，如网络相亲、电视相亲、婚介所、私人聚会、交友联谊活动、相亲会等。这些选择既是社会因素介入后能直接影响青年择偶的重要载体，也是涵盖了择偶方式及择偶过程且充斥着众多不确定因素的空间和平台，还是一种个人及社会因素被自动纳入，且具有力量、生机、潜力及资源与竞争的关系网络系统。在这一空间系统内，不同利益主体自由博弈，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社会场域。它直接反映了青年择偶中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为考察个体及社会因素对择偶问题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因此，婚介所、电视相亲、网络相亲及相亲会等都可以成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
本研究最终选定大型相亲会这一择偶场域进行分析，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兼具零成本、低门槛、高收益的婚介所，对解决青年择偶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存在低诚信、乱收费等问题，如请“托儿”、“放鸽子”、“钓鱼”等。其次，电视相亲节目无疑是满足青年择偶需要的产物，但其仅能解决少之又少的青年婚姻问题，且有哗众取宠之嫌，其目标主要在于收视率，而非解决青年择偶难题。再次，最具时代特征的网络相亲或互联网婚介，虽以注册费为零、红娘专业服务、人人可参与著称，且所提供的网络平台更受年轻人青睐，但这种服务面临不确定性风险，红娘只能通过网络或电话确定择偶双方信息，所提供的服务仅为需支付高额费用的见面机会。此外，网络聊天、网络游戏、交友联谊活动、朋友聚会等活动形式也是青年婚配的重要媒介。然而，事实上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现代社会发展为青年提供了多元择偶媒介，但越来越多年轻人却在选择中迷失，择偶难题究竟是个人造成还是社会引起，难以判定。为此，研究需要选择一个相对自由且大众化的社会场域，因而南京的“万人相亲会”②便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相较于其他场域，一方面，相亲会具有在场、公平、大众化特点，即每个人具有平等且接触式的参与机会，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相亲会作为社会场域，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兼具社会特征，又能体现青年在择偶过程中的积极主动性。
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溯性探究方式，运用个案访谈与参与观察的资料收集方法，于2011年10月15日至2012年1月20日深入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实地研究。以滚雪球法，共访谈19人，包括万人相亲会的创办者1人(编码为A)、工作人员4人(编码为B)、会员9人③(编码为C)、非会员参与者5人④(编码为D)；其中，对创办者A访谈2次，每次大约1.5个小时；对工作人员B1、B2，访谈2次，每次大约1小时，对B3和B4访谈1次，大约50分钟；对会员C4、C8，访谈2次，每次大约1小时，对C1访谈1次，大约50分钟，对C2、C3、C5、C6、C7、C9根据当时现场情况进行了访谈，时间为0.5～1小时不等；对非会员D3访谈2次，每次大约1小时，对D1访谈1次，近1小时，对D2、D4和D5访谈2次，每次大约0.5小时。“万人相亲会”的基本情况(创办历史、发展形势及运作机制)主要来自笔者实地观察和主办方口述；相亲会运行的成效及原因主要根据参与式观察与非结构式访谈所得记录并分析。其中，访谈内容主要以相亲会为主线，重点谈论对相亲会的看法及参会感受。
三、结果与分析
从早期文化创意到近期的常规操作，万人相亲会已形成独特的工作模式：采用现场及网络报名方式申请成为会员，获得相亲牌及相亲编号。工作人员定期将相亲牌对外悬挂展示，有婚配意愿的个体通过看相亲牌，确定有意向者后记下对方编号，最后到现场报名处查询对方联系方式，并按规制的谈话模式联系对方，确定见面。会员也可以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彩蝴蝶上，并贴在意向者的相亲牌上，等待对方联系。当然，查询电话与买彩蝴蝶都需要支付一定费用。万人相亲会也会在自己的相亲茶楼定期举办专场活动，以满足青年群体特殊择偶需要，如海外专场、白领专场、公务员专场等。尽管如此，万人相亲会作为一种社会场域，其间存在着多方博弈，需通过揭示其内部运行机制，深入了解在其运作中都市青年择偶的个人及社会因素的影响过程。
1.参与方多为父母，青年群体缺失与迷失
万人相亲会之所以称“万”，在于这项活动的参与对象曾超过万人。从量上而言，该场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城市青年的择偶需要。若成功率足够高，那么它可作为一种现代择偶途径，协助达到婚配目标。但具体对量进行拆分，可以发现：在相亲会现场，择偶者父母、亲戚朋友、部分婚托是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青年群体是缺位或迷失的。
出于对子女婚姻的担忧与闲暇时间的充裕，父母愿花大量的时间到现场，为其子女选择“他们所认为适合孩子的对象”，随后通过预约时间，安排相亲见面，以谋求合适的婚配方。但通过实地访谈我们发现，这些主要参与者存在以下问题：
(1)父母的择偶标准与子女错位，而这种错位决定了相亲双方见面后成功率不高。如，C3父母抱怨：“我都帮我孩子物色了好多个，她也去相亲了好多场，但都见一面就没下文了，我觉得我孩子的条件不错，对方也很好，怎么还是成不了？”
(2)父母选择条件苛刻、代际思维差异或双方家庭互动问题导致潜在选择对象流失。以父母是否要求对方为本地人的择偶观为例，即存在以下可能：若是本地人，那么父母挑剔的是双方父母之间是否合得来，但就“合”而言，直接归于双方客观条件的攀比，如房子、车子、工作单位等，当然难成；若是外地人，则直接排除在考虑之外。访谈中，南京某机关单位员工D2说：“我们单位的我都看不上，多是农村来的，一看就不好，我都不想介绍给孩子。看到宣传，所以，打算来相亲会上碰运气。但对象最好是本地的，家庭条件也要过得去才行。”结果可想而知：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会选择更好的，父母双方能在客观条件方面认为合适的较少。若是外地人，就直接不予考虑。在家庭条件的限制下，择偶男女双方失去很多见面的机会。
(3)亲自参与且为数不多的有意愿择偶人员，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外地人；第二，年龄居大者；第三，结婚意愿较强者；第四，顺从父母者；第五，个性较强者；第六，闲暇时间较多者；第七，适龄女性。其中，第一和第四类，与前面分析相似，当他们与对方父母互动时，会面临排外、条件攀比等局限，成功率较低。第二与第六类，他们多为碰运气型，部分目的在于打发时间。第三与第五类，特点是参与意愿强，选择发展对象时考虑较多，一旦选择则成婚率较高。但不幸的是，正是由于选择的态度，他们在参与中却被贴上有性格缺陷的标签，使人敬而远之。最后，就适龄女性这一群体而言，按工作人员B2透露：报名会员的性别比，早已从1∶1变为1∶3，男性在相亲会上是“抢手货”。因此，作为女性，即便是条件优越者，也面临可选择量少、见面难、家长挑剔等局限，她们要从少数男性中，选择年龄、职业、性格等条件匹配且又有感觉的对象，可谓是难上加难。她们即使来到现场，能成功者也不多。
综上分析，相亲会最初作为一项创意活动，迎合的是广大青年的择偶需要，继而延续并发展至今，形成多方参与的社会场域。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该场域体现了社会为解决青年择偶问题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种努力却未赢得青年群体有效参与，而作为青年择偶代表的父母、亲朋或婚托，又因为自身条件限制而无法从本质上解决青年择偶问题。因而从响应者看，相亲会陷入困境。
2.主办方和提供方关注自身商业利益，较少考虑需求方利益
万人相亲会主要提供会员相亲牌定期展览、小型专场聚会、茶楼相亲等服务，相亲会创办者A将该会界定为一个最大的相亲公益平台。即相亲会主办方认为该项活动是公益活动，目的只是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而本身并不负责相亲双方是否成功。从这一层面而言，择偶在相亲会中看上去像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相亲会服务的内容和选择的模式并未很好地体现出主办方促成择偶成功的责任，反而给了需求方一种主办方在拿青年幸福当赚钱工具的感觉，需求方与供应方之间缺乏沟通交流。并非相亲主体或其代表不愿参与或积极争取自己的幸福，也非主办方不期望让平台发挥最佳的社会效用，那究竟这一场域的需求与供应脱节的原因机制是什么呢？研究发现：
(1)信息不对称与舆论魔力，导致主办方与需求方成为利益对立体。调研中，参与方C3、C5、C9、D4等抱怨：“怎么还要收钱？是不是骗人的？交了钱就能成不？怎么还有婚介？楼上去相亲又不知道要交多少钱，还是不去算了，就在下面和大家聊聊，看看有合得来的不？”主办方B3与B4也抱怨：“来参加的基本上都是性格有缺陷的，某人从我们活动开始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对象，太挑了；都这么便宜了，还要说我们收的多，这些费用我们只是用来做展板，你看我们从周一到周五都在忙着整理数据，制作展板，还要宣传，收挂展板至少也需要一两天时间，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话语中可能含有较浓的主观色彩，但收费多寡以及是否合理，这是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典型例子。报名要交费100元，包含个人信息的展板只有一年挂牌时间，若继续挂牌还需要续费；若想获得交往对象的联系方式要交钱；去茶社联谊也要交钱。相亲会可否持续需要参与者支持，但收费与所用开支未能很好透明化，由此引发了公众的怀疑和猜测。而当这种猜测被传播到会场，便被“妖魔化”，并得出相亲会怎么可能不赚钱的结论，最终影响到参与者的持续参与度与自我公开度，自我保护在无形之中被建构。因此，相亲会所提供的互动机会效度递减。而这一切的原因只在于：未公开相亲会的会员收费与开支情况。
(2)策划精英与媒体同谋成为制约活动公益性的主因。毋庸置疑，若要开展活动，必须有一定的经费来源，场地租用费、媒体宣传费是活动最大的两项开支。政府在公益活动中的缺位，使得场地成为相亲会的最大障碍。根据创办者A的介绍，在活动举办最红火的时候，他们曾受到公安局多次干预。而干预原因是该活动超过政府可容忍的人口聚集程度，需要到公安局备案。策划人认为这不合情理，该活动的人数不固定，人员流动性大，他们没法备案。几番交涉之后，公安局虽然对这次备案妥协了，但也让策划人意识到“后台”的重要性。因此，出于媒体题材及社会拓展服务需要，策划精英先后与江苏城市频道及扬子晚报“合谋”，一方面节约宣传成本，另一方面又找到可靠娘家，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但不幸的是，这场“同谋”却导致了公益平台的变质。活动中，参与者并不是公益的主受益方，而活动更多会考虑宣传效果与社会影响力。结果导致利益取向被这些所谓的“我们只在于提供交流平台，而成功与否还靠个人”等冠冕堂皇的公益幌子所掩盖。
(3)市场化运作与相亲市场的恐慌导致婚配逻辑的畸形错位。调查中还听到一些奇怪的流言：“女的再优秀也找不到对象”，“相亲会上的男性条件都不好”，“想在南京帮国外的孩子找对象”，“对象越早找越好，找晚了，优秀的都被选走了”，“现在的社会，博士后都愁找不到对象”，“我家儿子在这里找到了，现在打算帮1988年生的侄女找”，“我也来了好多回，觉得相亲会没用，找不到合适的”……归结起来，找对象是一件大事，越早越好，尤其女性，年龄越大、学位越高，越难找。这是会场所达成的共识，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为自己或为他人，总会皱眉而就，采取抓一个算一个策略，条件合适则是抓的标准。当然，主办方也应市场之需，将相亲茶楼作为再发展的可靠土壤，一边收取一定的茶钱，一边营造一种找对象难的恐慌氛围，而如何帮你找对象等主题讲座更是将这种恐慌推至高潮。虽然，主办方思路是好的，期望将这种交流平台做到极致进而提升相亲品牌的形象。但这种操作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即强化了参与方的恐慌心理，从而催生出急于求成、条件配对、悲观无望的婚配逻辑。
(4)婚配主体选择意愿的模糊性是导致这场“需—供—需”脱节的核心。现代社会，子女的择偶主动权已越来越多地由自己决定。万人相亲会对婚配主体的引力有限，它更多地是招来闲散的家长。家长根据预设条件选择的对象，当遭遇“长久以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子女，成功牵手并迈向婚姻殿堂的可能性自然很低。换言之，现代单身青年或离异群体的形成，更多是在于对象选择本身的不可预知性，而这种不可预知性很大程度上被定义为“缘分”——合则有缘，不合则无分。因此，“需求与供应”即便能有连结线，线的粗细程度是模糊的，不可预知的。即婚配主体在找到自己合适对象以前，这种选择意愿是模糊不可知的，任何条件式的选择也只能是对这种模糊的试探性验证。运气好，则与模糊配对；不好，那么继续经历无数次的尝试。当然，相亲会不可能为这种模糊下定义，整个活动所产生的供需脱节是不可避免的。
四、小结与讨论
作为一种应对青年择偶压力而形成的社会场域，万人相亲会更多体现的是择偶过程中的一种无奈与挣扎。当择偶初衷在相亲会上发生变质，“条件至上”成为在场者所讨论的话语重心，童话般爱情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几乎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青年择偶更多地体现出理性选择因素。
本研究无法从数据上说明社会对青年择偶所做的贡献，但至少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社会环境变迁虽然会对青年择偶产生负面影响，但作为一种变动因素，社会也会回应青年择偶需要的变化，例如大型相亲会、网络相亲、电视相亲等社会场域的产生。第二，社会场域是一种充斥资源与竞争的利益博弈体，择偶虽是该场域的形成基础，但一旦它成为独立体，便会有自己的利益取向，进而影响场域内各种资源的运作与博弈。作为择偶场域，大型相亲会体现了社会为青年择偶所做的努力，但当它成为独立运作体后，场域内的各主体就不再只是解决青年择偶问题，如焦急的父母盲目为子女择偶，自主又不愿妥协的青年宁独善其身也不愿迁就脆弱的婚姻，初衷较好但是目标却有所偏颇的主办方为保其身而谋其利，揭露社会现实的媒体为达宣传目的而“造谣生事”，而无关己要的政府为分夺蛋糕而大施权力。可见，他们在利益驱使下沿着各自的轨迹运行，“青年择偶问题的解决”并非该场域的终极目标。基于此，我们认为：万人相亲会应回归其初衷，完全由非营利组织操作，不以营利为目的，政府、社区等可以提供一定的资金和场地支持，并发挥其监督和管理作用，勿使万人相亲会成为少数人牟利的手段或工具，从而为青年的幸福尽到更多责任。
当然，我们也相信：在择偶问题上，青年个体或社会都不是造成问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青年个体并非坚决秉持独身主义，但社会现实让其择偶面临多重压力，他们需要更多力量介入以协助其解决择偶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开拓的多元择偶路径，包括各种为择偶所提供的社会场域，已尽可能地在为解决择偶问题而努力，但是社会场域自身存在的客观规律不可避免地会减小实施效度。即不管包括相亲会在内的各种择偶途径如何完善，利益博弈规律都不可避免，而择偶问题只会随一次又一次场域的运作而被强化，择偶恐慌就是典型的例证。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若没有诸多的社会场域，青年择偶问题的严重性可能会远大于此。所以青年择偶需要社会提供多元场域，以拓宽青年择偶的选择面；需要社会对都市单身青年有更多包容、理解与支持。这不仅是社会应尽的责任，也是社会为解决青年择偶问题所作的重要贡献。但是无论创造的外在机会与条件如何多样，择偶成功与否的关键还在于青年自身，端正爱情观、拓展交往圈及掌握一定的异性相处技巧等都有利于单身都市青年更快地找到自己的幸福。
［收稿日期］2012－11－27；［修订日期］2013－03－03
注释：
①场域(Field)是人的行动和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有限的、具体化的地方性空间及其通过有限的、具体化的地方性空间所表征出来的人的社会活动及其关系。它兼具自然与社会属性，既是有一定文化特征因素在起作用的相对独立的具有社会性的时空，又是一种客观关系所构成的系统，还是一种隐含结构性对抗的斗争场所。它遵循自己特有的逻辑，内部存在权力与资本争夺[8]。择偶场域是与择偶相关的时空与关系的集合体，内部活力主要来自于各种力量的博弈。
②2005年11月1日，创办人策划第一次父母相亲会，3000多人报名，5000多人参加，此次活动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央视、新华社、南媒网等多家媒体跟踪报道。2005年11月26日，第二次相亲大会正式召开，现场相亲牌达4000多个，参加人员增至6000余名。2006年1月1日，第三次相亲会召开，参加人数突破万人，万人相亲会由此得名。这次相亲会实现两个突破：第一是子女亲自参与；第二，开设专场相亲，包括魅力淑女秀、优秀男士专场、海归专场等。2006年2月，万人相亲会在工商部门正式注册，成为唯一合法拥有该字号的独立机构。2006年到2008年，万人相亲会与江苏广电总台城市频道合作，相亲会名曰“城市频道·万人相亲会”。期间，在江苏广电总台举办的东方情人节上，万人相亲会以“中国举办最早、规模最大、次数最多”荣获吉尼斯证书。自此，相亲会已举办百余场，注册会员达3万多名。2008年3月，万人相亲会与《扬子晚报》合作，易名为“扬子交友·万人相亲会”，江苏广电总台休闲频道为联合主办单位。2011年10月15日，万人相亲会正式落户南京市鼓楼公园，与公园管理处正式缔约“联姻”，与南京高端婚恋机构卓邦真爱成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并携手打造了南京第一家爱情公园和相亲茶楼。2012年初，万人相亲会仍定期举办相亲活动；定期召开如何找对象的专家讲座；定期举办“三高人士”专场相亲会；单身男女也可到鼓楼茶园一对一相亲；特殊节日如光棍节、情人节等，相亲会还会举办各类专场相亲。如亿万富翁专场、公务员专场、海外相亲专场等。
③父母3人、择偶青年4人、与择偶青年相关人员2人。
④父母2人、择偶青年2人、与择偶青年相关人员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