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和分工的拓展与收入分配的改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已经进入关键时期，社会经济的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突出矛盾主要集中在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上。就业和收入分配的状态怎样，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认为，就业问题属于劳动力市场领域和经济周期中的问题，需要用劳动力信息沟通和劳动力培训等人力政策，以及相对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来解决；而收入分配问题属于社会财富再分配领域中的问题，需要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来解决。至于就业和分配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却考虑得很少。其原因，可能是新古典的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认为从不同生产要素分工贡献中所得到的报酬是客观决定而无可非议的思路，阻断了人们的分析视线。其实，报酬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分工者之间划分的标准，人类至今尚未找到。所以，收入分配问题在初始层次上仍然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解决（再分配政策仅仅是对初始分配中的失调加以有限补救而已）。本文尝试从效率性分工的角度来理解分配，并从分工扩展的角度来理解就业，从而为分析就业与分配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一个新的框架。以期可能加深对当前就业和分配难题的认识，并为最终解决这对难题提供另一种政策上的思路。
一、从就业到分配：简单细分性分工与效率性分工
收入分配的中心问题产生于社会生产过程的内部，而在现代经济中，人们是通过其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位置特别是就业的位置来参与收入分配的，因此，至少从直观上说，我们可以从就业状况的考察着手寻找收入分配问题产生的渊源及其解决办法。
对于就业，通常人们在现实考虑上是指失业或下岗人员和新生劳动力从没有职业到获得职业的过程或状态。但是在理论上，就业问题的考察则不能仅局限于各类失业的或未就业的劳动力，而必须包括已经在岗在职的和未在岗在职的全部劳动力，这是因为，未在岗在职现象（失业）的存在很有可能是已在岗在职状态的不合理所造成的。在理论上，就业也不能像一些人理解的，是失业或下岗的劳动力得到了安置（包括领取下岗津贴等）。因此，本文使用的是理论上的概念，即就业指一般劳动力得到有报酬的使用，失业则指劳动力未得到有报酬的使用。
这里想要提出的一个假说是，各种因素对收入分配的长期作用是通过保持和发展社会分工而体现出来，并且只有通过促进社会分工，这些因素才得以存在和发挥其影响收入分配的作用。我们知道，如果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完全分开和自给自足进行的，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就无所谓分配问题；即这时每个人所得到的就是他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每个人对他人的产品不具有分配权。但是，没有分工的生产是效率极其低下的生产。所以，从人类最早的生产活动一开始就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分工。最初是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体形的人们之间的生产活动分工，后来是在不同荣誉、不同地位、不同家族的人们之间的生产活动分工，最后扩大到在不同爱好、不同技能、不同天赋的人们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分工等等。分工的类型也从简单劳动的分工，工种和工序的分工，发展到产品、行业、产业的分工，直接生产、管理活动、后勤活动的分工，以及企业、金融、财政、政府、世界组织的分工等等。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生产活动分工已经大大地扩展了，并且由此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巨大进步。然而，人们却很少注意到，收入分配其实就产生于创造收入的生产活动的分工之中。
个人的就业在实质上就是取得某种分工地位，然后凭据这种分工地位来参与财富或收入的分配。就业作为参与生产活动的形式，既是分工的反映，又是分配的标志。从决定关系看，分工创造出分配并不难理解，因为在分工的条件下所进行的生产是一种合作生产，合作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不是某一个成员的功劳，而是所有参与分工的社会成员或共同体成员的功劳。这样，产品就不能归于某一个人或一部分人，而必须在全体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分工愈简单则分配也愈简单，分工愈复杂化则分配也愈益复杂化。由于发达的分工所带来的是丰富的产品或收入，因此分工发展本身已经为现代收入分配的合理施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分工就是生产活动中不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于一个生产过程，或同一生产要素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和生产环节上投入的划分，所以，按照投入的分工格局实现的收入分配，就是分配的合理基础。这里的分工当然是指能够带来收益的分工，不仅如此，从生产者行为最优化的原理上讲，是指能够带来最大分工收益的分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工的收益来自于分工创造的产品类型和数量更好地满足了市场的需求。所以，只有最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从而能够带来最佳的分工收益的分工，才能算是效率性分工。在效率性分工基础上的就业，才是有效率的就业。而这种就业，才是合理分配的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按生产要素分配论和按市场贡献分配论，只不过分别揭示了“效率性分工作为分配基础”的不同方面。
但是，由于人类在分配理论史上至今尚未找到（也许根本难以找到）完全客观地划分分工合作生产出的产品中，哪一部分归于这种要素、哪一部分归于那种要素的依据（如果有此依据则人类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劳资纠纷、纳税纠纷、攀比纠纷等等将几乎消失），又由于收入分配中要考虑到为了人类分工的延续和分工中的道德情感而对儿童、老人、病人、残疾人等等的分配。因此，收入分配活动中总是要加入与特定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相适应的非客观性的社会标准。尽管这些社会标准对于维持和发展一定社会的生产分工是必须的，但这些社会标准对于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影响却不是直接生产性质的。所以，收入分配是由分工活动中的生产因素和社会因素所共同决定的。由于分工活动中的这些影响因素属于微观经济的信息，因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群、文化、制度等条件而异，因此，政策上所能做的就不是为每一项分工活动确定收入分配的格局（如同传统计划体制那样），而是在合法经济活动的大框架已确定的前提下，去大力鼓励发展各种分工。通过分工发展中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来解决分配问题。
目前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通过加大行业分工细化的力度，使就业载体即企业增多，就能扩大就业面，有助于解决失业和下岗问题。这种观点的潜在危险是值得注意的，它容易将人们引向简单细分性分工的陷阱：既然分工是从笼统到细化的过程，分工的细化又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为了扩大就业就可以人为地细化分工。其实，分工在任何一定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有一个适度性的问题。分工的适度性取决于一个经济实体内部的分工所带来的最大收益。分工不足固然达不到最大收益，但由分工过细所引起的分工过度，同样会使收益下降。这样，只有适度的分工才使得分工收益达到最大值，因而成为效率性分工。分工的适度性，自然决定于一定社会阶段上既定的技术条件。比如在印刷业中，铸字、配字、制版、排字、校对、印刷、装订等工序从单个人全包发展到由不同个人或工厂来分别操作，是以各单项工序技术发展的程度为基础；而目前的印刷工序一体化的发展，则是以电子排版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所以，本文所提倡的大力鼓励发展各种分工，当然是指适度的、又最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效率性分工。而分工是否有效率的判定者，是各个经济实体或共同体中掌握分工收益的变化信息的那些人。
二、从不平衡到不稳定：生产领域中的分配难题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实行弱分工性生产和单调性就业模式，即社会生产领域的分工发展水平低下，分工格局的变化不大，新的效率性分工的生成极其有限；同时劳动者就业的体制、就业的方式、就业的结构、就业的流程等具有高度的单一性和类同性。在这种分工和就业模式下，分工往往是无效率的分工，就业也是无效率的就业。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极为缓慢，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回到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上。为了发展生产力，政策上尽管没有提出发展效率性分工和就业的任务，但注意力放在了更具前提性和基础性的三项措施上，即传统体制改革、市场体系的建立以及发展科学技术上面。无疑，这些措施已经对中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巨大效果。但是，由于政策上实施效率性分工和就业战略的滞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不但受到一定程度掣肘而未能达到最高水平，而且收入分配矛盾也因此而加剧。
与上述三项发展生产力的措施相对应，当前社会生产领域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产生于三个方面，即改革的不平衡、市场化的不平衡和知识结构的不平衡。
一是改革发展不平衡。改革通过突破旧体制的框框而激发了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从而推进了生产力。但是，中国改革的不平衡性对收入分配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改革的渐进式道路决定了改革只能是从沿海试点区域逐步向沿海其它区域和内陆、边疆区域推广。于是，最早摆脱传统体制束缚的改革先行区的生产力发展最快，工资收入的上升速度也最快。目前经济特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据调查高于边疆地区的10倍以上。二是市场发展不平衡。市场一方面通过竞争促进发展和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引导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实现优化配置而使要素报酬得到提高。因而，从劳动力普遍富余和配置不佳的传统计划经济大背景中，最先有机会走出来并了解和进入市场的人，其劳动力就可以最先获得较好地利用，从而使其收入水平最先上升。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和地形复杂，不同省份和同一省份的不同部分在交通、通信、通商、语言、文化交往等等方面差异巨大，因而人们接近市场的机会就大不一样。这一点，在改革后的中国农村表现得尤为显著。根据有关数据的分析，在1984—1996年期间，中国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基本上是由结构性因素（即工资结构的提升）所引起，而不是由收入的集中化所引起的（万广华，1998）。三是科技发展不平衡。科技在生产力提高中的重要作用是通过改善生产的效率和产品的性能来实现的。在市场化生产的条件下，科技的作用直接体现在生产活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在企业方面，为了通过改进产品性能或生产效率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越来越注重使用科技知识较为丰富的科技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在政府方面，为了通过提高国家科技开发和行政管理的水平来扩大政府活动的社会效益，政府也日益强调公务人员的知识化、专业化。显然，在劳动力的供给结构短期内难以作出较大调整的情况下，企业和政府对科技人才和较高知识劳动力的需求的迅猛增加就使得科技人员供不应求，也使得非熟练人员供大于求。于是，科技人员在社会生产中作用提高的同时其收入也相对上升，非熟练人员在社会生产中作用相对缩小的同时其收入也相对下降。据有关数据显示，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的职工、中专文化的职工和基本没有就学的职工三者之间的收入水平比例，在1988年为1.46:1.23:1，在1995年则扩大为2.17:1.79:1（李实等，1998）。
按照逻辑，为了实现未来社会人们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可以等待改革的一步步普及和深化，等到束缚生产力尤其是落后地区生产力的旧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被改革掉的时候，全国各地的生产力都会极大的提高，由于体制的不平衡所引起的收入差异就会随之消失；我们也可以逐步建立和健全各种各类的市场体系，并且通过基础设施和基础结构的建设和全国各地市场的一体化，来提高和均等化不同阶层和地域人们加入市场的机会，由此而使入市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缩小和消失；同样，我们还可以等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老百姓的收入因经济发展而提高后，国家、社会和个人能拿出更多的钱来投资于对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知识的教育，使所有劳动者对科学技术的掌握都能够跟上本行业发展的步伐，从而，劳动者的收入之间因科技熟练程度所形成的差距也会大大缩小。但是，从中国历史上长期的集权型政治和经济传统的影响，从改革上遇到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从中国建立生产要素市场所面临的重重阻力和困难，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近七八成的人口生活在刚刚达到温饱线的农村的状况，从中国财政收入占GNP 比重和中国教育公共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都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等等情况来看，中国要缩小劳动者收入的差距因生产力发展而不断扩大的趋势，是相当遥远的事。
然而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又要求我们不得不注意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非理性因素（比如低收入层的收入过低）的问题。这是因为，在我们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将低效率的生产增长方式转变为高效率的增长方式之时，我们也许忽视了现代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三个稳定条件，即工作者社会情感的稳定，工作者生活环境的稳定，以及工作者工作预期基础的稳定。而没有这三个稳定条件，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的生产或工作行为就会走样变形，从而使经济的增长受到严重影响。
首先，在现代经济中，具有持续的工作效率的人必须是一个健康的人，而健康必然包括心理和情感的健康。在管理学看来，一定的同情心，是工作者心理和情感健康的标志。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现代经济人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效用正相关性。正如现代社会的人们看到遭受自然灾害折磨的同胞，就会给与收入等方面的援助一样，人们看到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没有生活保障的人挣扎在贫困线上，就会对社会的机制提出质疑，同时在情感上觉得不平衡和难以接受。据报道，中国目前失业人员的70.8%（1995年）无法获得劳动保障部门发放的失业保险救济金（张左伟，1998，第35页），下岗人员的30%（1998年）领不到基本生活费（《中国劳动》，1998年第6期，第9页）。虽然中国政府通过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和要求所有存在下岗职工的国有企业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等政策，来缓解失业和下岗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但是由于改革和市场化的推进以及政府机构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可以预料将会有更大范围的工作者卷入失业和下岗人员大军，而失业保障基金和国有企业的承受力又十分有限，因此城市中生活困难的人很可能会增加。这种情况的加重会给在业的工作者带来社会情感的不稳定。
其次，生活环境的不稳定从两个方面影响生产增长。一是在业者由于对自己和家族成员的生活保障有后顾之忧，工作中就难以专心致志，因而影响工作的绩效；二是生活环境的不稳定构成社会风险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生活环境不稳定性的提高就会影响外资的进入或撤离，从而就会给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潜在损失（王诚，1997b）。
再次，工作预期的基础是否稳定也会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工作预期的基础指的是人们为了得到符合自己愿望或预期的工作，知道自己应当朝什么方向努力或者为将来的工作打好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显然，稳定的工作预期基础意味着工作者的努力和付出将会为其带来较为稳定的工作前景和较为符合意愿的回报，尽管由于市场的不稳定性等原因工作者所实际得到的工作和回报可能高于或低于其预期水平，但是从大多数人的平均情况看，努力的方向和工作回报的方向是一致的。相反，不稳定的工作预期基础则意味着工作者的努力常常与得到的工作和回报背道而驰。工作者无法形成对未来的工作预期，对工作者的努力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短期性。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异的扩大相伴随的是改革中多重体制长期并存、经济规则调整频繁、各种工作的报酬水平波动巨大、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经历巨大转变等等一系列严重干扰工作预期基础稳定的现象。个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则加剧了这种工作预期基础的不稳定，因为一部分人仅仅由于出生地或工作中的权力地位而在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占据有利位置，从而获得较高的报酬和其他收益；而另有一些人则由于原有计划体制指令性分配工作或城乡强制性分割管理而在市场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获得较低的报酬和较差的工作。可以推论，如果收入分配较少受到这类扭曲分工的因素的影响，因而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是如此之大，那么人们的工作预期基础将稳定得多。
三、从行政本位到市场本位：就业和分工拓展中的分配改善
如果我们能够从分工和就业的角度来认识分配问题，那么我们也就找到了解决当前分配问题的新思路。这一思路就是，通过强化实施效率性分工和就业战略，以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综合经济增长，从而逐渐削减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首先，效率性分工和就业战略要求，政府从扮演直接指挥经济的“老爷”职能转向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导游”职能，以强大的正外部性的公共投入推动分工的发展和就业的升级。当前，世界经济正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由于信息的流动高速化和交换公开化，那些在过去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弥合的知识水平上的差距，现在可能只需一、二年或至多几年就能弥合。借助各种媒体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知识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传播速度成倍地提高。因此，政府需要尊重微观主体的选择，大力开放对外的信息与人员交流，保护和支持市场竞争的发展。同时需要尽快转变政府支出方向，将预算从一般产业的投资和扶持转向主要用于信息和知识产业的研究、开发和普及。一方面，通过加大研究开发的投入加快中国适用技术的研究速度，以及加快对世界科技、教育等方面信息的利用。另一方面，通过鼓励信息产业的竞争而降低劳动者利用信息技术的成本，以创造条件加速信息的全方位流动和劳动者掌握适用技术的密度。国外的经验已经证明，信息和知识产业的产品自身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同时，对其他产业的普遍升级具有迅速而强大的带动效应。因此，信息和知识产业的发展必定会较快提高效率性分工的发展速度，同时较快缩小各类产业和职业之间在升级进度上的“时差”。当信息和知识产业与一般产业的良性互动关系形成时，市场机会和投资机会将会更多，就业机会也会相应增多。同时，由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工作报酬水平也会上升。其结果，中国经济转型期间的劳动者之间的分配状况将因此而大为改善。
其次，为了实行效率性的分工和就业，政府需要推行开放性即流动性的分工和就业政策。由于改革和市场化的不平衡，各地和各部门的体制和工作者之间就产生了不相匹配的现象。有的工作者比较适应于市场性强的地方和部门，有的工作者则适应于传统性强的地方和部门。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各地和各部门不妨出台一些使封闭性分工就业更多转变为开放性分工和就业的政策。让不适于而不愿意在此处工作的人没有顾虑地流动到它处，也让适宜而很想进入此处的人受到合理保护。从而使各种体制中分工和就业的冲突减少，使总体的效率和收入得到提高。
再次，政府需要有推进连接市场的分工和就业的政策取向。传统体制下分工和就业的主要弊端，是就业与市场的隔离或不连接。在市场体制下，只有市场是评价民间的一项分工或就业是否有价值的最好标准，因而市场也是收入分配的一个有效机制。在这方面的原则是，只要市场能做好的，政府就不必干预；政府需要做的，是补充市场机制可能的不足。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市场供求的真实性，即防止假冒伪劣和欺行霸市等行为，而不是根据政府自己的主观好恶和价值判断去成立专门行政机构支持或者压制某一服务性的分工，因为该项城市服务的存在与规模最终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最后，政府需要大力引导和鼓励寻找空档的分工和就业。为了寻找和补充分工就业中的空档，我们必须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中单调性就业和弱分工性生产模式的影响，而要注意分工性就业的多层次性和多方位性。要认识到中国自身在资源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认识到正是市场需求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分工和就业的多层次性。寻补市场中的分工就业空档，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找到劳动力市场上的“空位”或“欠员”来解决。无数科技人员和下岗、失业职工的分工、就业和再就业实践表明，大量的分工空档（如激光汉字排版系统、汉字输入系统、净菜社、编织社等等）首先出现在消费者的需求意识中，需要潜在的就业者去寻找和捕捉，然后在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填补空档中获得创新性的收入。总之，寻补空档为在现有就业格局中难以找到合适职位的人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自然能够使分配状况大为改善。
如果新的政策思路产生了效果，那么，中国既由于充分利用了现有的最为丰富的生产资源（劳动力）而将社会积累和社会生产力大步向前推进，同时又由于有效解决了无业和下岗人员的收入来源问题而使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当然，中国的生产领域之外也存在不容忽视的收入分配问题，但那主要是由于违法乱纪等不正之风所引起。可以预料，只要社会分工和就业问题逐步得到理顺，每一个岗位的就业都是称职的和有效率的，那么，由于不正之风所引起的收入分配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标签：收入分配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失业证明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扩大基础论文; 稳定工作论文; 经济论文; 科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