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一点设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中国论文,重构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值跨世纪之际，重新探讨建构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问题，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进一步开拓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学术化，而且还在于唤醒学人对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关怀和投入，寻求并确立中国政治学应有的地位，使其以全新的姿态进入21世纪，影响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促进中国政治的现代化。
一
所谓体系，就是指若干相关的部分所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简而言之，就是由一个学科的全部所属内容，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体。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应当能够涵盖该学科的所有单元，为该学科支持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它的任何嬗变都牵动着整个学科的发展，影响该学科在学术殿堂中的位置。有无本学科专业人员认同的较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应当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结构性。任何一门学科并不是基本范畴或专业资料的堆积，更不是杂乱无章的简单拼凑。它必须具有各要素稳定的联系所形成的有序结构，使其能够巧妙地安排和合理地布局本学科的所属内容，做到既疏而不漏，又详略得当，井井有条，以便充分展示本学科的全貌，为基本范畴的阐释，基本方法的运用，基本原理的论述，设置严密的结构形式，构筑具体的框架。
其二，逻辑性。学科研究对象内在的系统性，决定了学科内容有自己的逻辑关系，由一定要素构成的结构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律。基本范畴之间，基本范畴与基本原理之间，都应当具有严谨的逻辑联系。它所体现出来的递进关系、因果关系、历史渊源关系等使得该学科的原理的论述和展开顺理成章，合乎情理。
其三，包容性。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都应当吸纳所属学科的全部内容。结构层次的设置应当充分考虑其整体性，不能随意地将本“家族的成员”排斥在大门之外。尤其是每一门学科一方面受社会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也影响社会发展和人类的认识能力。因而作为学科的理论体系应当能够及时引入来自实践并通过实践检验而加工整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认知内容。
其四，动态性。每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如同世界上的其他万事万物一样，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学科的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不断的积累过程。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生动活泼的，其内涵、外延的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的深化，新的学术范畴的引入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如此等等，都将带来学科理论体系的调整。否则，便难以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窒息学科的生命力。
据此，我们认为，我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亟待重建。对这一命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就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自身而言，我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是政治学恢复之后由老一辈政治学工作者创立的，后来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的同时，又有所创新。不容否认，这种理论体系在中国政治学的确立、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审视现有的学科体系，不难发现这种体系已经严重地制约着政治学自身的发展。
我国政治学刚刚恢复时建立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拼凑。而这种拼凑更多的是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理论的阐释上，凡事均在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中寻找依据和答案，注解多于创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深入、系统地分析现实政治的有建树的论文、论著甚少。这种局面一方面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中国政治学的视野，不利于政治学对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现实问题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制约了本来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政治学的作用的真正发挥，致使我国政治学理论总是离我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因缺乏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范畴和研究方法，因而徘徊于其他学科之间，仰仗其他学科的发展而缓慢地演进；而且其理论的依附性还导致了它不能很好地说明和解释现实政治，严重地损害了它在社会科学殿堂中的地位，其价值往往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怀疑。可见，这种拼凑起来的理论体系亟待予以重构。中国政治学需要在研究活生生的现实政治的基础上，创造新范畴，在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的结合上，形成解释性和应用性强、逻辑结构严谨、相对独立的全新的理论体系。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政治学自产生之始就遭遇到来自西方政治学的强烈影响。面对这种难以避免的现象，一些学者因缺乏开阔的视野和科学的批判精神，盲目地致力于抵制和排斥西方政治学的渗透；而另有一些学者则未来得及认真考虑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和价值理念的差异，便对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范畴和方法推崇备至。在急功近利的驱使下移花接枝形成的理论体系，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政治学的流派衡量、审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状况，并以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分析、匡正和裁定中国的现实，因而总是缺乏科学性和解释力。重新深刻、清醒地反省这种现象，便会认识到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实属当务之急，万万不能再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第二，从发展的趋势看，科学研究越来越显示出走向综合以及社会化、国际化的特点。各门学科本身在进一步分化、组合和深化的同时，已经呈现出另一种倾向，即因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的同一性而导致冲破了原有的学科间的壁垒，互相激荡，彼此融合，呈现出交叉、渗透和综合集成的趋势。这种趋势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学科内部，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静态到动态，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正在逐渐被综合、系统的方法所取代；二是在整个学术界，呈现出由单科独进、微观深入，向从更广泛的视野综合各学科优势，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复杂规律的转变。这就要求每一学科的理论体系，由单一整体走向多元分化；既综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又在自身内部分化出新的分支学科。
随着各学科内部各种理论的交叉和联系，以及与其他学科相互作用的进一步增强，相互联系的日益广泛，学术研究社会化的趋势更加突出。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性的交往、合作、竞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发展科学技术已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需要国家的组织和推动，而且应该是和平和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作为科学的政治学必须适应这种潮流，在设置其理论体系时应当具有更为广泛的视野，具有更强的吸纳能力和与现实的可交流性。然而因学科理论体系幼嫩所带来的学科的幼嫩，使得我国政治学适应这种潮流时显得困难重重，底气不足。这也从反面警示我们，重构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应当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在政治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上，我们认为，毫无疑问在重构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时，一方面应该充分考虑民族个性和民族特征，注意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条件，体现不同民族的智慧和独特风格，这是政治学能够在本国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既然作为一门科学，还应有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可供沟通的学术体系，当然这种学术体系并不是纯粹西方化的。
第三，就社会需要而言，早已实现了的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逐渐形成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以及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产生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普遍地要求社会科学予以回应，从学理的角度，提供深厚的理论支持和理论指导。然而，尽管我国政治学恢复于改革开放之初，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但因其理论体系缺乏长时期的必要积累而缺乏这种回应的能力。在修修补补、十分缓慢的演进过程中，我国政治学就整体而言缺乏一种独立思考的创新思维，很少对此有过较多的人文关怀，因而虽然人们的思维方式已经潜移默化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政治学本身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其哲学基础的局限性，其理论体系以及基本理论仍未从非此即彼的樊篱中解脱出来，即使有创新的冲动，也很难彻底摆脱陈旧观念的阴影，使得学科理论体系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远远不能反映新时期的时代要求，适应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的主旋律。
冷战结束之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寻求自己利益充分扩展的广泛空间。信息时代的沓至，使得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消费和生产方式，以及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革命性变化。彼此的对抗、隔绝已经或正在让位于更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此背景下，忽视社会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区别，一味地强调一体化、放弃国家民族利益是绝对不可取的。但也必须理解时代精神，把握时代脉搏，立足于本国，参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和竞争，政治学理论工作者也应当改变冷战思维，将学科的理论体系建筑在开放的大格局之中。当然原有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时代要求，但必须意识到在原有理论体系当中，冷战思维的影响总是时隐时现。我们并不一概对这种理论体系采取否定态度，没有这种学科的理论体系和基本理论，我国政治学这十几年来的恢复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问题是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在总格局、总结构当中应当增加新的内容，使学科的理论体系不至于落后于世界的潮流。当然我们的这种主张并不是要放弃原则去追逐某种主义，而是要适应交流、合作、竞争的大趋势，不应长时期地将中国政治学置于世界政治学的大家族之外，影响中国政治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二
从战略性、前瞻性的高度出发，建构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并非对原有的理论体系改头换面，也非随心所欲地加以拼凑，而是要遵循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和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根据科学规则，在对中国现有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进行理性的批判性改造的基础上，用理性的思维和分析的方法，以及新的语言和新的结构，建构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开放性的理论体系，使传统的形式和内涵更新为现代意义的系统和结构。同时借助于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重构一个具有本土特征的理论体系，并赋之予新的形式和新的系统内容，使其具有现实性和未来性。
据此，我们将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设想如下：
第一部分，“政治主体”研究。政治主体是相对于政治客体而言的。所谓政治主体，就是政治权力的占有者和行使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基于某种需要，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政治心理、政治思想等政治意识的驱动下，从事政治活动。主体的性质决定了政治权力的性质、行使目的、行使效果。正因为如此，政治主体便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主要内容，而且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其他政治现象都离不开政治主体和政治主体的作用。正是由于政治主体居于这样的地位，因而将对政治主体的分析置于第一部分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政治主体既可以是一个具有政治意识和独立政治人格的个体，也可以是以共同的政治理想、政治纪律而组成的政治组织，还可以是基于共同的根本利益而形成的政治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政治权力的层次性决定了各政治主体在互动中形成一种层次结构。一般而言，作为政治权力直接和间接承担者的政治生活中的人，是政治主体的第一层次，它们是政治权力的源泉和基本力量，推动或阻挠人类社会的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这种政治主体往往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而组成的政治组织、政治团体、政党和政治性宗教组织，是政治主体的另一个层次，它们依靠宣传、教化和成员的垂范发挥领导、统驭、组织和动员作用。国家政权及公共权力的附属物形成政治主体的第三层次，它们以社会的名义凌驾于社会之上，以特殊的强制力来支配和控制全社会，在政治主体中处于核心的、关键性的地位，对全社会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其性质、作用、结构和活动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第二部分，“政治关系”研究。人类社会自出现政治现象以来，就出现了政治主体，各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便形成了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它是社会政治的本质内容。这种关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各政治主体在这种关系中的矛盾和斗争，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关系处理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治权力的配置是否合理，社会能否良性运行，政治和社会是否稳定。政治关系除了最集中、最直接地反映经济关系、利益关系外，还全面地反映其他社会关系。政治主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在不同的国家，有多少个政治主体，就会有多少种政治关系，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关系，在特定的条件下超越具体问题之上的带普遍性和实质性的矛盾，都有可能通过政治主体演变为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在众多的政治主体中，政治群体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他政治主体都受到它的支配和影响，以此形成的关系有绝对形态的对抗性关系、相对形态的合作关系、竞争关系以及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组织、政治机构内部的各种关系，表现为相互之间的单向关系、双向关系、多向关系、彼此之间由政治活动引发的授权关系、政治统治关系、政治管理关系、权威与服从关系。为了与前一部分相呼应，这里对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分析由政治主体相互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并从静态与动态的结合上系统地予以阐示。
第三部分，“政治意识”研究。政治主体说到底是由人构成和充任的，人与动物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意识的。因而有政治主体的存在，就会有政治意识。政治意识作为政治领域的精神现象，是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心理反映和精神现象，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习俗和政治价值的复合存在形式。它构成政治系统的基础和环境，是政治的隐性结构。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驱动和指导政治主体的政治作为，影响社会的政治面貌，促进或制约政治发展，因而理应是政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政治意识并不是清一色的，从纵的方向观察，由于政治意识存在于人类社会存在政治现象的历史阶段之始终，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基本内容方面，既有人们在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不自觉的、不系统的、不定型的、较为零碎、粗糙、自发的社会政治心理；同时也包括人们在政治实践活动中，通过对各种直观的、零散的和杂乱的感性认识进行抽象加工和整理而形成的，较为完整、系统、深刻的，在政治意识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的，集中反映建立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阶级、集团的根本利益的理性思维的政治思想；当然也包括以政治思想为基础，对政治行为予以规范的政治道德和规范，褒扬、鞭笞政治行为的政治舆论，约束、激励政治行为的政治信仰以及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政治信息。对政治意识的研究就是围绕上述内容分门别类揭示其特征和各自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第四部分，“政治行为”研究。政治主体在政治意识的驱动下，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中的外在表现即为政治行为。政治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一种，一般都是有目的的，政治主体有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和理想追求，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行为。在存在政治现象的社会里，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政治地位，形成各种政治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社会政治关系和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人们的利益分配方式和利益满足程度。利益的分配方式和利益的满足程度对现实中的人产生一定的刺激，使人们作出某种反应，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务求通过各种政治行为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而这种利益要求和政治意向便成为引导、驱动人的政治行为的目的。由于构成政治主体的最基本要素的人的经济地位、利益要求、文化知识、价值取向、经历经验各不相同，因而会有不同的情感、态度，从而产生不同的政治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政治行为在特定的社会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政治主体、政治主体目的的多样性，相关因素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政治行为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因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对政治行为的引导和管理。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和研究，使政治学的应用性、技术性得以充分体现。
第五部分，“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制度是在特定社会中，社会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主体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它受社会制度制约，在不同时期形成的过程、形式和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机制不尽相同，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权威性。政治制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服务于经济制度，影响和制约意识形态，具有引导和保证社会发展方向，实现社会整合、提供社会政治化的行为规范的功能。随着社会化的人类与政治的日益结合，政治制度以它的规则体系，告诉政治社会化时代的人们应当怎样行动，以此培养理想的社会角色。政治制度作为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和基本条件，通过改造社会结构，用政治现代化培育理想的现代社会秩序，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根本转变。政治制度在所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当中居于核心和关键，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无论在广度、深度和强度上，其他规范均无法与它相比拟。政治制度作为复杂的规范体系，表现为一定的结构性，处于不同层次的政治制度，其内容、形式和作用不尽相同。从学理的角度讲，政治制度分为根本政治制度、具体制度和专门政治制度。对政治制度的分析就是分别研究不同层次政治制度及其相关因素，以及它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六部分，“政治发展”研究。政治发展是一个舶来词，原本是发达国家的一些政治学家，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不发达国家政治上出现的一些变化过程予以考察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术语和形成的理论。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发展，是一个与政治不发展相对应的概念，与西方政治学者的政治发展有相通之处，又不完全一样。我们认为，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存在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既是一个不断的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必然趋势和战略目标，既可能是现实的变革过程，也可能是变革的目标设计和选择。政治发展是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任务和主题，但又因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政治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政治发展是整个政治学理论体系的落脚点。政治就是在发展中不断地走向文明、现代化的。在政治发展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政治发展目标应该是必然性的选择，其相关因素包括哪些内容？政治发展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何种方式？政治发展需要何种必备条件，应处理好什么样的关系？坚持什么样的原则，以什么样的参数作为不同时期的衡量标准？政治发展除在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机制健全方面不断接受现代化的挑战，积极作出反应外，作为自觉的过程，如何实现政治社会化，提高全社会的政治参与热情、意识和能力是必须首当其冲予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三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时代赋予学术发展和学者们以崇高而神圣的使命，政治学只有迅速作出回应，才能显示其应有魅力，获得生机和活力，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然而能否系统地展现政治学的魅力还取决于其自身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的精致严密程度。我们以上所设计、建构的理论体系，可谓之为一种尝试，以求在重构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方面较原有的理论体系有所突破。具体而言，我们试图遵循如下原则，重构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
第一，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众所周知，政治是人类社会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孕育出的一种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它有自身的历史起点和历史发展进程。从发生学的角度讲，政治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领域，作为维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机制和最基本的活动形式，它的产生滞后于人类社会的形成。用历史的观点分析问题，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也就是说它是社会生存和有序发展的根本性需要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仅源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和产物，是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主体性作用的结果。说到底政治是人的政治，离开人类，离开人也就无政治可言。因而我们将政治主体作为政治学理论体系的起始范畴。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意识、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这六大范畴是共生共灭的社会现象，同时这六大范畴以及以此为基本概念而形成的理论，贯穿于历史和现实，甚至可以说超脱于国家和民族的范围，是政治的基本要素的逻辑再现，而且这些要素本身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充实、丰富和发展。它们相互之间在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逻辑关系，对社会政治现象在理论上的整体再现而言，具有本质的规定和基本属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范畴都是不可缺少的，且是不能有任何的颠倒和错位。政治主体是整个政治现象的前提条件，是政治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政治意识的创建者和载体，政治行为中最活跃的因素，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和主导力量，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从积极意义上讲）；政治关系是政治主体在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关系，它反映政治主体的地位，影响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政治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政治发展；政治意识是政治关系的观念表现，是政治行为的宗旨和内驱力，对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政治发展发挥指导和统帅作用，是整个政治系统的灵魂；政治行为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意识指导、驱动之下，为建立和维护或改变政治制度，影响政治发展所从事的实践活动；政治制度是连结政治意识、政治主体和政治行为的纽带，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意识的外化，政治主体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所在和最大的限制，最权威的规范，也是政治关系较为稳定的表现；政治发展是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意识、政治行为联动作用的结果，政治制度变更、变革的目标和方向，从社会发展历史的角度考察，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同时它又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政治发展是其他五大范畴的出发点和归宿。
第二，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政治是一个多元的复合存在，任何一种政治现象都应该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政治，政治确实存在宏观和微观两大领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人们受到各种条件，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知识水平的限制，研究领域的涉足有很大的不同。按照近年来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政治学的宏观领域主要侧重于揭示政治制度的产生、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其主要内容是以国家为核心展开的，国家被视为政治的中心，国家从研究的展开角度讲具有本原的意义，因而有人形成政治问题即国家问题的意见。以此为基本范畴展开研究形成的理论，便称之为宏观政治学，它主要着力于抽象的静态的研究。从宏观的意义上审视，政治主要是围绕政治制度展开的活动，在阶级社会里，国家就是政治制度的物质力量和主要形式，人们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围绕着维护和夺取国家政权而进行的。政治学不能不主要研究有关国家的理论、制度和活动以及影响国家活动的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机构、政治组织和政治斗争。然而，每一个社会形态固有的政治系统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政治的内容和形式，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的复杂性，决定了政治学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宏观领域。因此，政治学必须扩展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开辟新的视角和领域，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展开微观研究。特别是随着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现代化，微观研究也已成为可能。微观研究在说明各种制度的运行过程、途径和程序的同时，研究政治运作过程和政治功能，研究政治行为的心理和文化因素，其研究成果往往具有应用价值。由此可见，如果说政治学的宏观研究具有一般性、概括性、抽象性、静态性分析的特点，微观研究则具有具体性、过程性和动态性特征。我们所设计的理论体系将二者结合起来。六大范畴以及相互之间形成的逻辑体系均具有如此属性。政治主体除包括宏观意义上的国家、政府外，增加了对政治人（政治家、公民）的研究，拟从人的心理、性格与活动以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入手，剖析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政治关系的研究中增加了公民与国家，基层与中央的关系的内容；政治行为的分析，则主要是对诸多微观政治现象，诸如政治参与、政治决策等的分析，政治意识研究中的政治心理、政治信息、政治舆论本身就是微观领域的内容；政治制度研究中对一些具体政治制度和专门政治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运行，以及政治发展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政治社会化等等，都将微观政治问题引入了分析的视野和研究领域。这种宏观政治研究与微观政治研究的统一，并非生硬的机械拼图，更不是为了追求某种时尚，而是根据宏观政治现象的实际构成和逻辑关系，为科学地揭示政治现象的全貌而实现的微观与宏观的内在结合和统一。这种统一势必增加政治学的科学功能，为人们进一步全面、深刻、具体地认识社会政治现象提供新的手段和新的视角。
第三，显性结构与隐性结构的结合。政治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是一个有机系统，其内部由各种要素构成，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其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有形的东西，可称之为显性结构，而隐性结构则是隐藏于人们心灵深处的内在的东西。政治的显性结构由诸多要素构成，其中每一个要素又由许多要素构成各自的子系统，这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按顺序排列的结构，这种结构有动态和静态两种形式。各形式、结构之间相互联系，彼此依存；政治的隐性结构则表现为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它隐藏于人们的心灵深处，任何政治行为都能从中找到它的印记。这种结构极为复杂，主要由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政治思想等构成。这两大系统结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种结构分析方法，为全面理解政治的内含及其结构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更加深入地了解构成这种结构的各要素的功能开辟了新的视角，特别是有利于全面地研究政治现象，促进政治的协调发展。上述所构想的理论体系，无论对显性结构、隐性结构的分析，还是相互关系在研究框架上的布置，基本上实现了二者的结合。在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当中引入对政治意识的专门研究，通过对各种政治意识的分析透视，与其他各部分相呼应，溶为一体。
重新建构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目的在于使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有一个科学的支撑结构，为此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引进与吸收、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坚持有利于揭示政治现象的规律、有利于学科建设、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建设、有利于国际交流的原则，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勇于创新，使其更加严谨、科学，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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