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学科建设，回应伟大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时代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综合编辑室于1997年5月21 日召开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学术讨论会，部分在京社会学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或提供了书面发言。会议回顾了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学科的发展走势，并对今后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意见。现将会议讨论内容综述如下。
一、中国社会学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
学者们对近20年来中国社会学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其今后的发展前景持乐观的态度。
（一）对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总体评价
对于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状况，学者们都给予积极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景天魁研究员认为，“中国社会学经过了18年的恢复和重建，到现在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可以说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杭生教授着重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角度谈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以来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学科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地确立起来”，这表现在，“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社会学课题是增加最快的学科之一；在国家学位体系中，社会学占有显著的地位；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学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则从机构、队伍及成果诸方面论证了社会学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所以进展顺利，发展很快。到1996年，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35个社会学研究所，有17个省市、25所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或设立了社会学专业。全国现有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员约3000人，其中具有副高以上专业职称者660人。中国社会学会已有会员5000 多人；报考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全国已有近2000名本科生， 300名硕士研究生，50名博士研究生。社会学学科的队伍建设成绩显著。”陆学艺研究员特别强调，“广大社会学工作者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研究了大量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出现了很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它们为中央与各级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性思路；为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和资料；澄清了干部和群众的认识，增加了人们的社会学知识，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受到了社会的欢迎和重视。”
（二）宏观视野中的社会学学科走向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在发言中主要涉及到两点：一是从国外社会学发展的趋势来看，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整体上处于低潮；二是社会学学科出现综合化趋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副教授认为，“从上个世纪到本世纪中叶，社会学的发展始终与其它重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并驾齐驱，甚至为其它学科提供概念和思想资源，给其它学科以巨大的影响。社会学大师的作品是许多学科的必读书目；‘分化’、‘结构’、‘功能’、‘互动’、‘均衡’、‘阶级或阶层’等等概念在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中都已深深扎根；社会学统计方法也曾倍受注目，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的训练取向。然而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变化。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整体上处于低潮。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是，近年的社会学发展越来越多地从其它学科特别是从哲学、历史学、文化解释学，甚至经济学、政治学及法学中吸取思想资源，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更为关注具体的问题，他们在解释上吸收了其它学科的知识，纯‘社会学的’概念已经很少见到。这些现象表明，学科间的相互融合渗透模糊了单一学科的边界，以研究问题为主导的、不同学科共同参与的苗头正在出现。”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邱泽奇副教授评述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学发展的基本走向：“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经济的迅速成长和社会的剧烈变化使社会学获得了天赐良机，帕森斯的和谐图景也因此赢得了许多人的青睐，社会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学的发展使这门学科本身成为一种资源，可以让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和政治学去分享。后来，随着后工业社会甚至后信息社会的出现，美国社会逐步成为一个没有剧烈变化的社会，加上一些社会学知识的常识化，从70年代开始，社会学在美国表现出一种衰落景象。”
至于欧洲的情况，张静认为，“欧洲的社会学思想各有不同，但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取向，而这种取向又区别于美国社会学的主流。他们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出发，批评社会结构对主体的制约和建构作用，明显地展示了主体哲学、文化解释学及文化人类学的影响。这种研究不再以研究者的‘客观中立’自居，也不再将研究对象视为‘他者’，而是张扬生活经验及行动实践的多样性，这就对追求普遍主义的现代性思维方式提出了质疑，而后者正是美国社会学的主流逻辑。”
面对社会学学科发展的这种总体走向，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哪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史希来副教授认为，“70年代以来，被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定量研究方法推向西方社会学之首的美国社会学出现了危机（这里指理论研究与实际研究之间出现越来越深的裂痕），一些有识之士（如科尔曼）曾试图解决这种危机却至今收效甚微；另一方面，今天，一流的美国社会学家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社会学发展。这种背景和事实提醒我们：在我们继承西方社会学传统理论，学习西方现代研究方法，并埋头于大量诱人的社会问题研究时，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现状应有特别清醒的认识。”
张静认为，“中国社会学自重建以来，曾主要受到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影响，在理论框架和方法使用方面，重建以来成长起来的学者将其主要的阅读注意放在美国当代的作品方面。十多年来，这批学者已经成为社会学界的骨干，他们的学生又成长为新一代刚刚进入职业圈的学者。所不同的是，这些新人受到欧洲当代思想的影响更大，他们的注意力在福科、布迪厄、哈贝马斯甚至吉登斯方面。这些思辨的、更哲学化的、解释学的、批判性的取向与80年代影响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概念使用、理论框架和解释立场方面，两种传统影响带来的‘异’明显可见。”她指出，“应当充分注意这两种理论传统对中国社会学研究基于方法论层面的影响。它们的‘异’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学的概念、范式及框架的变化，也有可能影响诸如‘我者’、‘他者’，‘现代性’、‘后现代性’，‘多样性’、‘普遍性’等等对立取向的争辩。”
（三）中国社会学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
邱泽奇认为，与社会学在美国表现的衰落景象不同，“中国的情形应该让我们这些从事社会学工作的人受到鼓舞”，因为“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与发展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景天魁认为，社会学是适应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的现代化问题，是社会学这个学科活力的源泉。而“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一方面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另一方面又有久被压抑的发展冲动；一方面急迫需要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处于与西欧和北美当年搞现代化时完全不同的时空条件之中，人口压力、资源压力、就业压力、生存压力一起集聚到当代人的肩上”，实现现代化难度之大，可以想象。单就发展目标而言，“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既要快速发展，又要保持稳定；既要拉开差距，又要基本公平；既要发展高科技，又要争取高就业率；既要激励竞争，又要缓解冲突；既要大胆引进，又要自力更生。如此高难度的目标，高难度的任务，给社会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社会学的解释能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社会学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研究员则明确指出，“中国社会学目前面临着一个非常有利的发展契机”，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所处的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为社会学的观察和研究提供了用武之地，存在着许多具有挑战性并使研究者具有一种使命感的重大课题；第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学术界的关注点集中在经济领域，但目前改革已深入到许多社会领域，需要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合作，来研究、回答和解决改革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第三，一大批社会学的中青年学者已逐步成长起来，他们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从事过立足国情的深入调查研究，其理论素养也在不断提高，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资料积累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四，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学术界中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已从传统的汉学界开始进入主流学派，回答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前沿课题。”学者们认为，社会学工作者应该紧紧地抓住这个契机，回应伟大时代，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社会学应该出现的新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问题研究与理论研究
关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一般性问题，学者们的意见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学的定位问题
本来，社会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在社会科学中居于什么位置并不是一个新话题，社会学大师对此发表过许多见解，这些见解也已被广泛传布。由于近年来国内对这门学科有一些议论，郑杭生在发言中谈了为社会学定位的问题。他说：“社会学是一门在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正在迅速发展的、在我国有特殊经历的新型学科。”“从社会学的功能来看，它身兼三职：社会学在人文素质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学又是一门基础性的文科学科；更重要的，社会学还是一门应用文科。所以不能笼统地说社会学是一门‘长线学科’。”他指出，“社会学是一门现代化社会不可或缺的学科。”针对另一种议论，他又说：“中国社会学着重研究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影响，从而既促进社会的稳定，又促进社会的发展。对于这门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学科不能笼统地称之为‘敏感学科’。它研究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促进社会良性运行，改善中性运行，避免恶性运行，说它是‘敏感学科’缺乏根据。”
其他学者也根据自己的体会谈了相关的看法。李培林提出，社会学是“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协调、有序的发展为己任”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林彬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应用学科。
（二）关于问题研究
鉴于社会学经历了由向其他学科提供思想资源转向从其他学科吸取思想资源的变化，有人不无忧虑地提出：我们要不要强化学科的自我意识？要不要强调社会学学科不可替代的价值？有趣的是，几位学者从强调问题研究的角度作以回答。张静认为，应当重视问题研究。她说：“不研究问题，一个学科就没有地位，也不会有发展。”
景天魁在回顾19世纪40年代以来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后说，“这一历史表明，社会学是在对社会重大问题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他是从史的角度阐述问题研究推动学科发展的道理。接着，景天魁还进一步说明了这里“问题”的内涵以及这些问题对于社会学具有怎样的意义。他说，“现代社会的结构化、定型化和重新结构化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的问题，构成了社会学强烈的问题意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社会学学术意识的基本内涵。换言之，关注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是社会学的学术灵魂。”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副教授的看法与上述观点略有不同。他说：“从解决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实际问题看，研究者中有人主张不要区分学科界限，只求以问题为中心，做所谓‘问题取向的研究’。”他认为，“这只是行之有效的一种应用研究的取向或方法（approach）。”尽管“问题取向的研究不仅推进了社会学，同时也推进了民族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但是，它“并没有突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至少从学理上讲是如此。”
（三）加强理论研究，注意对“中程理论”的提炼
一些学者强调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景天魁的发言虽然未正面谈理论研究的问题，但其核心内容与此相关。他主要提出了强化学术意识的问题。为此，他首先将学科建设与学术建设加以区分。他认为，“通常，学科建设中包括学术建设。除此而外，学科建设的内容还包括人才培养和调配、分支学科的设置、研究手段和设备建设、确定研究课题和领域、机构设置和科研管理等。”景天魁说，社会学应当加强自己的学术建设，为此，“最根本的是强化学术意识。”他进一步解释道，强化学术意识就是要求社会学者要自觉地“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运用社会学的概念语言和方法工具，回答在社会学学科上可以定位的有意义的问题。”他在这里把社会学的学术建设与学科视角、学科概念体系等联系了起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路路副教授在谈到他对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理解时，也强调了学科概念和范畴的问题。他说，“所谓一个学科的建设或发展，主要取决于大量带有学科特点的研究成果问世；社会学的概念和范畴得到发展，才谈得上整个学科的发展。”
在直接涉及理论研究的讨论中， 一些学者指出， 我国社会学重建18年来，理论研究相当薄弱。王思斌认为，“除了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的一段时间，我们的纯学术研究（主要是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等的研究）相当薄弱。”而且，所进行的应用研究也多是“搬用概念有余而理论探讨不足。”林彬、史希来、胡鸿保等学者也都持有类似观点。针对这种状况，史希来提出了加强理论研究的主张。他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并不是要帮助我们解释中国的社会现状和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他们所看重的是在这块土壤中能否生长出对当代社会学有影响的新的社会学理论。”他认为，这种情况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应当以对理论研究的重视来回应这种新的趋势。他进而认为，“对一门学科而言，如果不能将宏观的理论研究与微观的实际问题研究结合起来，那么，这门学科很难有好的前途。”对于如何发展理论，他根据马克思的“一门学科只有和数学结合之后，才能达到完美的程度”的观点提出，“数学与哲学的完美结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出路之所在。”
李培林则明确指出，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中“缺乏对‘中程理论’的提炼。”他指出，“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一门实证学科的理论体系，需要一系列的规则、定律、范式等作为支撑，否则知识积累就缺乏必要的路径”。“这些年来，社会学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调查资料和数据，也作了很多分析和描述，但提炼出的规则、定律、范式、模型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中程理论’不多，这就必然影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学研究对实际决策、操作层面的参考意义。”李路路也认为，“现在社会学在一些中层理论上缺乏有份量的研究成果。”
三、“本土化”与“社会学中国学派”
“本土化”与“社会学中国学派”是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大家从以下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本土化”的必要性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马戎教授指出，“人类的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是多源头的，带有很强的乡土性”。他认为，尽管随着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交往的增加，各个国家、地区的“乡土性”在逐渐减弱，“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文化和心理的深层次，民族性和乡土性仍然根深蒂固地保存着，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外来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要变成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就需要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因为“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甚至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毕竟是西方学者从西方社会的实际归纳、总结出来的，它们与其他文化和其他社会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甚至很不相符。如西方讲的‘家’（family），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家’的概念就很不相同。西方讲的‘民族’（ethnic groups），其含义与中国传统中所讲的‘族’也不一样， 所以用西方的民族定义和概念就很难解释我国的‘汉族’这个11亿人口大族群的形成和它的‘族群意识’的特点。也正是由于在实际探讨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包括大陆、香港、台湾的学者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不断地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或‘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邱泽奇也指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关键在于其学术性。而中国社会学赖以发展的根基乃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所以，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性也只能来源于扎根本土的研究。”
针对关于“本土化”这一提法科学性的疑问，马戎说，“有人认为‘科学没有国界，本土化的就是不科学的’，我以为，这种观点缺乏根据。这种观点混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重要界限。自然科学在进行实验时可以人工制造出‘真空’，作为实验材料的物质和金属可以提纯。所以利用同样的实验条件和实验材料，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进行同样的实验，应该得到同样的结果，否则就不能证明其‘科学性’。这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对于研究社会的人来说，他无法创造一个‘社会的真空’这样的实验环境，作为研究对象的美国人也无法等同于中国人。能够解释美国社会现象的某种理论，未必能解释中国社会的现象。而能够说明法国人心态的思路，未必适用于解释日本人的心态。
马戎教授强调指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就在于能够通过社会实地调查，对人类社会的诸种现象、影响社会发展的深层结构及其变迁进行系统研究并揭示出带有规律性指征的分析思路。这些分析思路的概括化的理论，越接近于客观社会的变化规律，也就越具有科学性。而由于各国各地区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各类差异，这些解释各地区社会变化的理论，也必然地具有一定程度的‘地方性’、‘相对性’和‘本土色彩’。这一点恰恰说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人类社会）的特质，而不能成为否定其科学性的佐证。”
（二）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一条有效途径
关于如何实现本土化的问题，马戎强调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这一途径。他说：“中国社会学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密切结合，这就是以《江村经济》为代表的用人类学社区调查的方法来研究本土社会的结构与社会变迁。这种结合为当时的社会学学术大师所肯定，甚至被认为开拓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新阶段。今天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密切结合，就是继承老一辈社会学家的传统和成功经验，结合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研究社会学的专题；既突破原有人类学在研究领域、研究对象方面的局限，又使社会学对人类社会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解得以超越单纯的问卷、数据而达到跨文化理解的深度。所以，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恐怕是今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以及研究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的关键。”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王铭铭副教授则说，“我十分赞同把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并置起来，建构出一个新颖的社会学体系。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相信社会人类学的洞见能够为社会学的自我更新提供素材与启发。我觉得，较之中国目前的社会学而言，社会人类学有四个方面的独特性值得引起社会学界同仁的注意。其一，社会人类学十分注意从事深入的、长期的规范田野考察，讲究参与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理解社会，这与强调假设和宏观模式的社会学构成了很大差别。其二，社会人类学者主张在对人、文化、社会的现象作出解释时，应超越学者自身的认识模式，从被研究者的观点出发看待被研究者的文化，这又与传统社会学的‘非本土认识论’构成了巨大差别。其三，与上述两点密切相关，社会人类学者注重从‘异文化’的研究反观学者自身所处的主流文化，在跨文化的视野中体察社会的运行逻辑，这又比刻板型的学术研究更易于摆脱本文化观念的制约。其四，由于社会人类学者强调文化的跨越及对被研究者文化的尊重，他们更易于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场域和叙述习惯有深入的反思。无疑，社会学界也存在具有上述视角的学者。然而，由于学科分化的缘故，参与观察、本土观点、跨文化洞察及学术反思似乎更多地被社会人类学者所把握，在国外社会科学界，这些特色甚至成为学科划分的标准。”
王铭铭联系中国社会学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谈到，“值得庆幸的是，在30年代创立起来的中国社会学中，这种学科的离析现象似乎不大严重。早期的中国社会学家甚至可以说大多都能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80年代以后，在社会学重建的初期，也一度十分强调对这种兼容并蓄观的延续。不过，随着学科边界的勘定，社会学者大多倾向于从事大规模的宏观调查（survey），急于对本来十分具体的事象加以模式化与分类，忙于建构自己的‘观点’，对于被研究者的知识体系反应迟钝，更不注重对不同地位造成的学术话语的反思。因而，目前出现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作为社会学工作者，我们并没有能够真正地到人民当中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从中提炼出具有人民性的理论，而是常常对一些问题武断地下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来看社会人类学的独特性，就不难得出下面的认识：如果社会人类学能为社会学学科建设作出点什么贡献的话，那么这种贡献可以说正在于它的方法论所强调的参与、本土性知识、文化超越与反思。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前辈是否已经强调了这些特点，我尚不敢断言，但是，他们对学科综合的注重已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三）建立中国社会学自己的学派
几位学者共同谈到了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发展、建立中国社会学自己的学派”的问题，马戎从较为宏观的意义上指出，“我们无疑需要努力借鉴和吸收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但是在‘做学生’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立足中国本土社会的实际，把西方的科学理论知识与自己国家的社会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中国学派，为中国人在国际学术界争得理应属于我们的一席之地。以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以中国文化的鲜明特点及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系统地研究中国社会、总结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得出的经验和智慧，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也是中国人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所以，一方面，悠久的历史和具有特色的文化为我们在各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发展出‘中国学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前提性条件；另一方面，创立中国学派也是我们一代乃至几代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如果忽视了这个最主要、最根本的目标，只是盲目地追随西方的学术传统和规范，我们在学术上的努力很可能只是成为某外国学派的‘中国支部’，这样做无疑会在西方学术界大受欢迎，但恐怕只能一辈子给洋人做学生而无法在学术上实现真正的创新与突破。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意义即在于此。”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副教授在提出要建立中国社会学自己的学派这一目标时，还具体阐述了学派的形成对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这种作用至少有以下几点：“1.使研究人员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立场；2.使研究人员能够把有限的精力集中于更为‘有意义’的范围内，在此范围内达到对研究对象的虽然可能‘片面’但却更为深入的探索；3.使研究人员能对世界某个方面的感受更为敏锐；4.使同一学派内部的研究人员能有一套共同的语言和概念工具，从而更好地交流、积累他们的研究成果；5.使新进入的研究人员能够有一个确定的研究起点，减少其探索阶段的时间长度。”
那么，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学派是不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呢？谢立中认为，早在三四十年代，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已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观点和方法，被国际社会学界称之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这就是说，我们本来有自己很好的传统，只是后来被迫中断了。因此，他提出要“重建中国社会学自己的学派”。他认为，传统的被迫中断，“使今天的新一代社会学工作者不受任何现成‘传统’或‘范式’的硬性约束与限制，处于一种相对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之中，这一方面使他们在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以及世界学术环境中有较多的选择与创新余地，但也使他们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他们像水中的飘萍一样不停地随风荡漾，迄今一直难以确定自己的学术立场。面对国外万花筒般变幻莫测的理论世界，他们感到惶惑、无所适从，在追赶一波又一波的新潮理论中疲于奔命，很少有人愿意执着于某一学术立场，结合中国的需要，锲而不舍地钻研下去，将其透彻地消化、吸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有自己特色的新东西。中国社会学重建18年来，成果虽然不少，但鲜有那种具有自己特色的突破性的成就。这与中国新一代社会学工作者缺乏自己的学派归属有很大关系。‘学派’是学者思想的‘家’，中国新一代社会学工作者还没有自己的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总之，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迫切需要重建自己的思想家园。”
四、关于学术积累与对话
在这次会议上，围绕着社会学的学术积累问题，学者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连带地还涉及学术对话、学术交流的问题。
（一）中国社会学学术积累与对话的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折晓叶副研究员认为，“中国社会学恢复已经18年了，但积累并不多”。王思斌说，“现在是只积不累，有积无累。”学者们列举了社会学界不重视积累的表现，归纳起来有以下三方面：
1.无视他人成果，贬低别人。折晓叶说，有的研究者“不注意或不给自己的研究在学术文献中定位，一个话题拈起来就说，与前人或旁人曾做过的研究毫无联系，不认为研究本身有积累的性质”。“即使对他人的成果给予关注，也缺少积极的吸取和批判的态度，甚至于不能尊重，不会欣赏他人的研究”，“只重视某个问题是不是自己第一个提出的，是不是第一个使用某个概念或说法等，而不重视在前人基础上进行有积累的创造；对同一类问题，各说各的，不注重或不说明自己对他人成果做过什么参照，自己有别于他人的贡献是什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星教授认为，现在社会学界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后人贬低前人，而不是对前人的成果进行批判的吸收。“现在‘转型说’很时髦，其实早在二三十年代社会学界就已提出过此说。但时至今日，人们还是不十分明白什么是‘转型说’，这就与贬低前人成果，不注重积累有关。”
2.不注意研究成果和资料的积累。（1 ）不注意建立在交流基础上的研究成果的积累。折晓叶说，有的研究“只与经典对话，却忽视与同行或同类研究之间的对话，因而难以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相互进行交流、印证和推进”。她说，目前的许多调查和研究“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研究中存在大量从同一起点出发，只达到同一水平的重复现象。”邱泽奇、谢立中也认为，现在社会学界很重视与国外学者以及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但社会学内部却很少有交流。 （2）不注意资料的积累。林彬认为，“社会学恢复以来，我们做了许多的调查，但资料却没有积累下来”；李培林也认为，“目前社会学有限的科研资金多数用于初始资料的获得，而且往往一次大型调查的资料在初步分析之后就被束之高阁”，没有能实现信息积累和信息传递。
3.缺乏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整个学科的角度看是如此，折晓叶认为，“中国社会学缺乏相对固定的研究领域”。二是从研究者个人看，也存在这一问题。李路路认为，“中国社会学家缺少在特定研究领域的积累，例如，《社会学研究》对在该刊上所发表的论文的统计分析表明，作者的自引率是很低的，这说明研究者个人缺乏在同一领域中的积累。”
（二）学术积累与对话的意义
学者们认为，社会学要形成自己的研究传统并进行学术创新，社会学研究者要形成“问题意识”，都离不开学术的积累和交流。
折晓叶说，“如果社会学没有长时段持续存在的学术兴趣和不懈努力，没有认真的学术积累，就不可能有学科建设。积累又离不开交流，通过交流，可以把最有价值的部分保存下来，进行积累。所以，作为学科，它所要关怀的应该是研究之间相互深入交流和传承的长时段的东西。一门学科的研究传统、学术精华以及学派传承，就是一些这样的东西积累而成的。作为一门学科，只有着力于此，其学术研究才能有继承性，也才可能进行学术创新。”
学者们还认为，学科问题意识的形成有赖于积累和交流。张静认为，积累与对话“有利于生成具有理论意义的中心问题，形成便于积累和推进的几条研究主线，有利于‘整合’流派并提升研究水准，特别有助于训练更专业性的问题意识。”折晓叶认为，“积累是产生学科的‘问题’意识，提出学科研究‘问题’的基础。在研究中，我们往往为找不到或找不准研究的问题而苦恼，其实这正是理论上积累不足，经验上缺少发现的表现。实践告诉我们，研究的问题，是理论积累和经验发现碰撞的产物，忽视其中哪一方面，都无法找出研究社会的‘真问题’。”
（三）积累什么、如何积累
关于学术积累应积累什么，折晓叶认为，“可作积累的，首先应该是那些长时段的研究成果，是那些可以反复投入，用以启发和扩展学术研究的成果。它们构成了一门学科的传统和精华，所谓学术‘精品’，其实正应该是这样一些可积累下来的东西。”
邱泽奇说，“学术规范的积累是积累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术规范的积累就是建立一个学术研究的约束机制，有了一种约束机制，研究者就会有一种自觉，这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来说是一种督促，一种检讨。”
资料积累也是积累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林彬提出了资料库建设的问题，他建议，“鉴于目前社会学缺乏可以共享的资料，今后应该重视调查资料库的建设。”
关于如何进行学术积累，折晓叶从积累意识、尊重他人成果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进行学术积累，首先要有积累意识，“这包括学人应把积累作为个人学术品格形成的基础，也包括学术界应该把积累作为学科建设的内容。”她说，“可积累性是学术研究的特点，但是让它成为学人的自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折晓叶还认为，“能不能承认、尊重、欣赏他人的研究成果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人（包括前人）的研究成果，学会欣赏它们，并对之采取积极的吸取和批判的态度，这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和进步。”折晓叶关于欣赏他人研究成果的观点引起与会者积极的回应。邱泽奇说，“有欣赏才能有创造。为此，对他人的研究成果还应持批评态度，有批评才有欣赏。但批评不等于贬低他人。视角可以不同，但要有包容，只有这样，才能有交流和对话。”
张静也认为，“包容与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素养，争论可以非常激烈，但双方可以相互从对方得到启示，同时给别人以营养，这非常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学术的积累。”
马戎引用了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发展交融的一句名言：人们先是“各美其美”，然后是“美人之美”，最后达到“美美与共”的境界。他说，“各美其美”容易做到，“美人之美”做起来就不容易了。他也认为，尊重、包容、欣赏是很重要的。
马戎和邱泽奇还强调了建立对话机制对于学术积累和学科建设的意义。
五、有关学科建设的其他问题
学者们还对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其他问题发表了针对性很强的意见。
加强队伍建设是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杨善华副教授着重谈了培养社会学人才的问题。他认为，应当“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使我们培养的人才更符合社会的需要”，应当“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加强对其能力、素质的培养”，为此他提出，“1.要了解社会学专业人才与其他专业人才的区别。要重视对学生观察、分析社会的社会学视角的培养以及社会学理论思维和研究能力（方法）的训练。如果没有了这些，就不成其为社会学专业人才。因此，社会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不能弱化这一块。2.现在社会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已初具规模，问题是如何将教学质量再提高一步。经验证明，高质量的教学大都有教师的研究在背后作支撑。如此才能知识厚实，讲出新意。总起来看，教师需要有丰厚的知识积累，也需要有自己研究的积累，不如此就谈不上课程质量的提高。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教师科研的支持。3.稳定教师队伍。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高校教师队伍不够稳定，社会学专业的教师也不例外。其表现为，一是教师改行、流失；二是教师虽未流失，但主要精力没有用在教学与科研上。而不论是哪一种，都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的提高。为此，除了对教师提倡奉献精神之外，还要注意提高教师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这就需要争取多方面的资源。4.加大步伐，出版更多更好的教材。现在的社会学教材呈供不应求的态势，今后对社会学专业教材的需求量还会越来越大。因此，当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引导社会学专业的教师投入精力，写出更多更好的社会学教材。”
作为国家教委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郑杭生教授对于社会学的学科布局、专业目录、调查基地等关乎全局的问题提出了系统建议：“1.社会学学科的布局、布点问题。现在全国经国家教委批准的社会学专业只有20个左右，我们建议，每个省市自治区至少要有一个社会学专业。2.社会学专业目录问题。建议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下设立三个专业：社会学（包括理论、历史和方法）、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社会发展和社区规划。这里，特别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障在研究生目录中被列入管理类，这种把社会学固有内容放到管理类中去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会产生种种不良的后果。3.师资培养问题。建议有关方面鼓励青年教师考在职博士生，鼓励青年教师申请做访问学者。此外，建议国家教委特许举办博士生班。最后，也可考虑举办单科课程研讨班。4.社会调查基地建设问题。希望逐步做到每个社会学系都有自己的社会调查基地，进行定期的追踪调查，这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意义深远。5.社会学学科建设基地问题。社会学既是基础学科，也应像文史哲一样，设立学科建设基地。通过这种方式，加强支持的力度。6.教材建设问题。（1）一级学科的十门主干课的教材要分工合作进行编写。 每门课可以有几种教材，以一本为主，其他几本作参考。（2 ）拟定社会学原著目录，出版原著选读，引导学生读书。（3 ）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下设立教材审查小组。”
此外，李培林在发言中还强调了社会学研究者提高信息获得能力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的社会学研究存在着信息获得能力缺乏的问题。学术研究的起点是资料的占有，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一种由信息构成的网络社会正在形成，它不仅会改变社会的组织结构、生产方式、职业分层、生活节奏，也在改变人们的研究能力，从而使研究能力的竞争首先成为一种信息获得能力的竞争，而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由于没有形成信息互联网络，使得计算机没有成为信息积累和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因此，如果我们不在硬件、软件和研究人员的操作能力上都有较大改善，那么科研能力的提高就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和现实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