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首：关于金庸作品经典化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及其他论文,世纪论文,经典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临近世纪更替之际，在华人文化圈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对金庸及其作品研究的再度升温。98年5月份， 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了“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学府，以及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地的学者与会。这意味着“金学”开始进入国际汉学界的较高层面的视野。98年，又有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协会颁授“当代文豪金龙奖”，金庸与巴金、冰心三人荣膺。大陆媒体更是热情高涨。《中华读书报》仅在98年底的两个月就有四五处内容涉及到金庸。而《文艺报》岁末一期的头版头条用大半版篇幅刊发了《金庸答问录》。另据《文汇报》报导，金庸已着手再次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这更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所以说98文坛兴起“金庸热”，当非夸张。而99伊始，随电视剧《天龙八部》在十几个频道的轮番轰炸和金庸就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这一热浪显然仍在升温。
自本世纪20、30年代，武侠小说形成第一次热潮，迄今一热再热，其间虽因文学或非文学的缘故冷却数次，却也不绝如缕。而到了世纪的最后一两个年头，由于金庸的“侠缘”，不仅使读者群中的“侠情”再度高涨，而且渐入学术领地，并提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理论问题。到此，当我们回首本世纪的中国文坛时，对“金庸热”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审视、剖析，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经典化，是耶非耶？
严家炎年前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谜”。的确，金庸从50年代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保守一点说，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而金庸现象衍生的课题，已不仅仅是其作品对武侠小说这一通俗文学类型做出的贡献，而是涉及文学价值判断、文学思潮走势、社会审美心理等一系列领域。实际上，1994年“大师文库”的编选之所以聚讼纷纭，深层原因即在于这些领域中的牴牾与含混。
从传媒看，金庸作品的影响力是惊人的。有一篇文章言之凿凿地说，某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腿部摔伤之后，读金庸的小说，获得了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有的大学生失恋后，读金庸小说，恢复了对人生的信念。严家炎更是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说明金庸在海内外华文化圈的巨大影响。有些学者据此作出极高评价，如冯其庸就发表过这样的看法：“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注：《〈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但是，这与金庸的自我估价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差。金庸在1969年曾说：“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林以亮等的《金庸访问记》）30年后，在去年的那次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金庸发表演讲，称自己写的小说“内容平凡，没有多大深刻意义，不值得劳动许多学者先生们来研讨。说到‘金学’，万万不敢当。”不过，传媒和评论界似乎把这当作了“伟大”的谦虚，所以调门反而越来越高。将金庸的作品经典化，便是最值得注意的动向。
可能是因为到了世纪末，一切都需要作个总结，大家都希望担起“盖棺论定”的重任，所以“经典”这个词这两年使用的频率非常高。仅以《中华读书报》为例，98年底的两个月内，“经典”一词出现就不下十次。金庸作品的“经典”化，正是这一浪潮里的一波。
这种“经典”化的努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的是“冠名”，如在“大师文库”中把金庸上榜，在《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里收入《射雕英雄传》等。有的是正面作论，如王荣文的《金庸研究的新起点》一文中说：“面对可能来临的波澜壮阔的金庸研究，如果拿《金庸作品集》与《水浒传》相比，我们不能不说金庸先生是位幸运的作家，因为他极有可能在他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作品‘经典化’的完成。”（注：《“金庸茶馆”系列丛书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又如《金庸研究论文索引》的编者丁进在谈到自己这项工作的意义时说，金庸作品的“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在艺术上的成功，已经超越了《红楼梦》而成为中国文学史的新经典。”等等。还有的意在论中，如冯其庸曾讲：“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注：《〈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既然“古往今来”、“登峰造极”云云，“经典”自属题中应有之义。
这就必然会引起怀疑的反弹。其实批评的调子早就有，如香港霍惊觉、许希哲等。台湾李敖在《“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武侠小说”，着镖》等文章中，更是断然否定了武侠小说的价值。而内地的反面意见有的也很激烈，如王彬彬在《红学·李学·金学》一文中讲：“说到底，金庸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通俗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文化快餐’，仍然深深打上商业文化的印迹。”又认为企图造就“金学”，是“日夜不分后的一种‘昏话’”。李国文则更为刻薄，称“推崇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册封“谁是经典，谁不是经典”，皆“属于嗜痂之癖”（注：《关于交椅之类》，《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1期。）。
不过，无论鼓吹者，还是反对者，大多只陈所见，而不肯深论其所以然。综合看来，前者的主要理由似有三条：一是水平高，包括艺术手法、思想观念及文化内涵诸方面。二是影响大，特别是雅俗共赏经久不衰。三是通俗文学达到如此水平，堪与文学史上的“经典”如《三国》、《水浒》媲美。后者的主要理由似也有三条：一是武侠小说毕竟难登大雅之堂。二是严格看来水平并不甚高，毛病反而不少。三是未经时间考验，恐成过眼烟云。
彼此的意见这样对立，原因除去价值标准不一样之外，批评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扬之者九天，抑之者粪壤，似都缺乏一些平常、冷静的心态。
平心说短长
金庸之长首先在于吃透了“英雄传奇”这一文类的特性。这包括戏剧性强烈的故事情节、个人能力明显超常的主人公、被充分满足的各类征服欲望等。可以说，这是金庸全部作品的艺术基石，也是所有成功的武侠之作（古龙、梁羽生、还珠楼主等）共同的艺术基石。但金庸之所以为金庸，乃在于他成功地利用这一基石的同时，又巧妙地超越它，从而把这一文类的表现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掘、张扬出来。
金庸的超越之处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适度地寓人生况味于热闹、生动的故事之中。所谓人生况味，既有具体而细腻的心理感受，如失意的苦闷，痴情的颠倒，乍得良朋的欢欣，久蒙冤屈的愤懑；又有普适而深切的哲理体认，如命运的无奈，超脱的可喜，两难选择的困惑，境界升华的洒落。而这一切，都被适度地纳入故事的进程，使读者在消遣于好看故事的同时，还有所领悟，有些共鸣——只是“有所”、“有些”，过则即非武侠，亦非金庸矣。
第二方面是广泛吸纳文化养分并圆融地组织到情节之中。这其实是中国小说的传统，《红楼梦》即为成功的典型，而民族的阅读心理中也习惯性地具有这方面的期待。人们往往称赞金庸小说的知识含量，称赞其以武侠小说来包容大量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佛学及种种杂学方面的知识。其实他成功的关键并不在知识含量之大，而在于吸纳、组织之“圆融”。梁羽生也努力将大量传统文化的材料组织到作品中，但读来终觉有隔，所差便在于火候未臻“圆融”。一部作品总是由文学史与文化史而滋生，其意义又须靠文学史与文化史来充分获取。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本是“寄生”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优秀的作品、意蕴丰厚的作品就是深入“寄主”须根众多的作品，所吸取的成份既多，又都融入自身，成为其有机构成，这便为阅读和批评留出广泛的空间，满足其多方面的期待。金庸小说与《红楼梦》，都属于这种“须根众多”的作品。读金庸的作品，往往觉得视野开阔，如行山阴道上，道理就在于此。而庸手在这一过程中，不是让作品依靠自身的“须根”来汲取、消化，而是自家插足于文本与“寄主”之间，一厢情愿地向故事里填塞知识与道理，追求教科书式的知识供给，结果使小说生机断绝。
第三方面是适度地融入了现代的文学手法，把武侠小说的表现能力提升到新的高度。例如写人，英雄传奇的传统是类型化，即单向性格，善恶分明；作家以鲜明的态度写，读者以鲜明的态度读。金庸中后期的作品则在此大框架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意味含混人物，如李莫愁、周芷若、阿紫等。文本没有提供完全明确的价值指向，从而为读者阅读留出了介入的空间，借用罗兰·巴特尔的说法，就是对于读者既有“可读性”又有“可写性”。至于《鹿鼎记》，由于采用了反讽手法，更使其意味复杂而无穷。其他如情节设计，有人说金庸的最大长处在于编故事，殊不知其真实本领在于使精彩的故事与细致而夸张的情感描写、心理剖析浑融一体。金庸的高明在于这个融汇的“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基本的手法充分张扬，不如此即不足为武侠；他山之玉酌情取用，不如此则难以别开生面。以传统、规范为正，以新变、超越为奇。这恰如周信芳当年之开新局于菊坛。
但金庸也有其短。
首先是细处多有疏漏。如《碧血剑》写到温仪回忆和金蛇郎君成婚，温氏三老来诱骗金蛇郎君时，赫然写着三老“穿了长袍马褂”。明代天启年间的浙西，怎么可能有人穿长袍马褂？又如，《天龙八部》里介绍保定帝段正明时，说这位皇爷“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保定、建安、天佑”。全书故事结束时，段正明刚退位。而书中的段誉出生在保定二年，这样一算，全书结束时段誉还不到11岁。去年出版的《班门弄斧》一书（注：阎大卫著，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挑出了大量类似疏漏。虽多属枝节问题，但毕竟白璧微瑕。
其次是小说结构尚有不足。很多评论者在这方面捧得很高，如前面提到的“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这样说恐不合于金著的实际，其实结构却恰恰是金庸多部作品的弱项。这方面的毛病主要有两点，一是有些作品结构简单，如《连城诀》、《飞狐外传》等，缺少整体运思营造，几个板块拼接而已；二是有些作品结构失衡，如《天龙八部》，由于动笔之初有“八部”之思，后来又信马由缰地推进，结果造成强枝弱干，如虚竹的故事铺衍过甚，产生“枝”大不掉之感。
再次是个别关键处的情理欠推敲。如《天龙八部》中萧峰打死阿朱一段，是全书情节发展的重要转捩点，也可说是全书中震撼力仅次于萧峰之死的悲剧段落，但基本的情理实在经不起推敲。萧峰误杀情人阿朱，是因为阿朱扮作了段正淳，而萧峰上了马夫人的当，一心要杀段正淳以报30年前血案之仇。但是段正淳是个“四十来岁、五十不到年纪”的赵钱孙的“带头大哥”。萧峰虽不知仇人是谁，但仇人是个老者应该很清楚。段正淳在30年前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做中原武人的首领？萧峰是个很精明的人，竟犯下如此低级错误，实在不大合情理。况且，他又明知段正淳的武功远不如自己，有什么必要一见阿朱假扮的段正淳就痛下杀手而不细细盘问？这些地方不能自圆其说，后面的悲剧全都落了空。类似的问题在《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等作品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另外，关于金庸小说的成功，章培恒与严家炎首先归因于其中的现代精神。应该说，相对于《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来讲，金庸小说也颇有不够“现代”之处。如严先生举武松血溅鸳鸯楼为例，说明金庸对《水浒》之类旧小说草菅人命的超越。其实，旧小说此类情节的根源在于作者持英雄主义的历史观、社会观，脑子里绝无“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因此，英雄及其至爱亲朋的生命重于泰山，而所有“群众演员”的生存之权、生活之权都如同草芥般可以被忽略掉，而并无丝毫“不义”之嫌。问题的关键是“英雄”的意见就是一切，而凡人是没有意志的。二者的权利决不平等。《三国》、《水浒》莫不如此。在这一点上，金庸实际并没有前进多少，更不要说“突破”了。诚然，金庸笔下的“正面一号”从未滥杀无辜，但这远不足以达到“现代精神”的标准。例如《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十几年里残害了上千个婴儿，但一旦表露出她“英雄（虚竹）母亲”的身份，作者的叙事态度立刻改变，对她只剩下了悲悯与同情。显然婴儿及其父母是不能和虚竹及其父母享有同等权利的（这种情况极象《水浒传》中因武松而原谅孙二娘的人肉包子一样）——当然，此类观念实与“武侠”观念连体而生，同时由于作者高妙的叙事魔力，读者便不可避免地在这里出现思想盲点了。
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原因是金庸创作过程中的先天不足——毕竟是快餐式制作，毕竟有商业生产的成分在内。我们毫不怀疑金庸即使在为报刊写连载时，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用金庸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但无论如何事先没有一个较为严密的通盘构思，才力再大，也难以把所有的线索都照顾周全。更何况，报纸连载对于作品有其特殊的要求与制约。虽说金庸后来十分认真地将全部作品修改过一遍，但是成品已在，有些问题非伤筋动骨是解决不了的。
指出金庸作品的种种不足，并非要否认其武侠文学宗师乃至现代文坛重镇的地位。实际上，以承认金庸作品有欠缺乃至重大欠缺为前提，再来探讨金庸成功的奥秘，尤其是探讨它那能使人忽略种种缺陷的巨大的叙事魅力是怎样产生的，这才更有意义，才能真正使研究深化。就当下的研究现状来说，正反两方面都还颇有深入的余地。正面的缺少深入、广博之作，论者大多取仰视之态。而作为研究者，如果不能比作者站得更高些，眼界更宽些的话，起码也要平视。反面的则由于凡论金庸者十九为“金迷”，他们或囿于“此山中”而影响了视线，或虽有批评性见解而不忍公之于众；而出面批评的又确有人并未翻过几页金庸作品便来慷慨陈词的（注：笔者在86年的国际小说研讨会上与某前辈作家闲谈，听到他放言抨击港台武侠小说时，发问“曾读金庸否”，得到答复是：“不值一读”。）。显然，“平心”立论是当前推进这一领域的学术性研究的关键。
经典化与文学史
急于将金庸小说经典化，除了心态和视角的偏颇外，对“经典”的片面理解也是一个原因。在一些评论者笔下，似乎“经典”就是“最好”的代用语。这便忽略了与“经典”化相伴生的两个重要因素：时间历程与话语权力。
针对“经典”桂冠满天飞的情况，童庆炳在《文学批评首先要讲常识》中提到了确立经典的三个标准：必须经过时间的筛选；是达到艺术极致的作品；是开辟了新的艺术范式的完美之作，可以供人永远效仿的。其中“艺术极致”一项还可推敲，因为艺术似乎没有“极致”（有缺陷的作品不能说达到“极致”，而没有缺陷的作品又不存在，准此，文学史不免会落得“白茫茫真干净”），所以不如代之以“权威”。权威，只须多数人承认其崇高地位即可。这样，文学经典的标准便应是传世、权威、范式。而传世、权威、范式，全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也就是说，经典是在一定的时间历程之后的产物，是指向文学“史”研究的领域。实际上，不管是何种意义的“经典”，其认定都应该有个前提，那就是要隔上一段时间距离，要经过岁月的淘洗以后，才能真正确立其经典地位。30、40年代，旧武侠小说也同样风靡一时，还珠楼主50多集的《蜀山剑侠传》，每一集印出来，万册之数30、40天内一抢而空，茅盾在《封建的小市民文艺》里，也谈到30年代《火烧红莲寺》放映时观众如痴如狂的情景，但是今天恐怕没有人会认为《蜀山剑侠传》堪称文学经典，《火烧红莲寺》堪称影视经典。以金庸小说而言，《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都有影射文化革命以致某些政治人物的笔墨，对此，70年代、80年代与90年代，人们的关注程度与评价显然大不相同。当时的批评体现出了当时的舆论氛围，但与“经典化”相关联的结论，无疑还是须待尘埃落定时再作，其寿命方永。
同时，经典问题总是和话语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先秦之时，百家争鸣，各家皆有“经”，而所谓“经”不过是某一类尺寸的简册而已，并不带有后世的权威性、轨范性。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诗》、《书》、《礼》、《易》、《春秋》定为“五经”，设“五经博士”。这样，孔子使用的五种教材，就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具有了权威性、轨范性，成为了今天意义上的“经典”。可以说，立“五经”于学官的过程，就是话语权力的建立过程。当然，现代的学术领域的“经典”问题不会以如此简单的权力介入来解决。但是，“经典化”就意味着话语权力的建立，这一点并无二致。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主张对象的经典化，同时就是对阐释权的垄断化，就是试图建立一种关于对象的话语权力。但是，在对于当代作家作品进行评骘时，建立这种权力的可能性是颇有疑问的（且不论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因为当代批评先天地具有多元性与互动性，其社会文化价值也与此密切相关。而“经典”既排斥批评的多元，也意味着创作的凝固。对当下作品“经典化”，不仅是违背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一般规律，而且妨害文学批评的正常发展。以对待文学史上“经典”作品的心态来进行当下批评，难免出现盲目崇拜、过分颂扬、缺乏平等对话勇气等现象。故此，这种努力不仅必然无效，而且无益——因为事实上这样的权力是建立不起来的，徒然降低自己的批评、研究水准而已。
我们反对当下对金庸小说“经典化”，并不是认定它将来不会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回顾《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经典化”的过程，对于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有助益的。其实，研究金庸小说，《水浒传》在很多方面是都可以作为首选参照系的。二者的可比性不仅仅在侠义主题方面，还有成书过程中商业动机的影响，所反映的民族心理特征，对大众文化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及由通俗文学升格为纯文学经典的被接受、阐释的过程等等。自元末以来的600年间， 《水浒》曾经历两次“经典化”过程。一次是晚明，由李卓吾肇端而金圣叹踵武，背景是带有启蒙性质的市民文艺思潮的兴起。另一次是本世纪初，由胡适鲁迅肇端而郑振铎踵武，背景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其真正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是经历了第二次的洗礼才完成的。纵观这一历程，伴随《水浒传》的“经典化”，有两个相关的因素应予重视，一是文学观念的变化，二是时间距离的拉开。今天，对于金庸的作品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是具备了的（不仅有鲁迅、胡适的“遗产”，还有新的大众文化观念），但足以使其“凝固”为经典的时间距离显然尚需时日。因此，我们可以预言金庸小说会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但在本世纪余下的日子里，我们还是不要赶末班车似地突击“提拔”经典为好。
分析鼓吹经典化的动因，大致有这样几种不同的情况：一是真心喜爱，崇拜得五体投地，爱不见其短；一是有意炒作——不是炒作金庸小说（金庸小说不需要廉价炒作），而是用乍眼的词炒作自己的评论文章；一是以此为一种策略，来实现对传统和正统文学观念的颠覆。这后一种情况值得我们特别予以认真的看待，因为这正是我们在开端提到的世纪末文化走向的反映。
本世纪末，可以说是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或者说是小传统全面扩张的时代。相比于过去曾占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雅文化或大传统，前者在目今话语爆炸的时代，已经在社会文化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产生着越来越强劲的影响。金庸作品的一热再热，“金学”的兴起，以及我们所讨论的“经典化”策略，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金庸的作品，立足于小传统，但又能从大传统、雅文化中汲取文化资源，巧妙地顺应了商业时代多层面读者的接受心理，并借助影视传媒强大的影响，从而取得惊人的接受效果。另一方面，又挟“雅俗共赏”之余势，开始向大传统、雅文化强有力地渗透，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就本世纪末大小文化传统交融的趋势来看，金庸现象实在具有某种典范的意义。所以，尽管我们不赞同当下“经典化”的观点，却认为可以透过这种主张看到文艺思潮与文化走势的重要消息。这可说是在本世纪末的今天探讨金庸作品“经典化”问题的又一层意义所在。
余论：武侠小说的前景
关于武侠这种小说类型的发展前景如何，金庸本人曾持低调，说武侠小说本来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作品不管写的怎样成功，事实上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是个问题，又说武侠小说的发展前途不大。比起那些盲目的高调来，这实在是真切、透辟之论。
不过，发展前途不大并不意味不能发展甚或不能生存。在海内外的华人文化圈中，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迷上武侠文学，说明存在着某种共同的阅读期待和接受心理，只要这样的心理结构不变，武侠小说就会有读者。而这既有一般意义上的英雄崇拜、快意恩仇等，也有民族文化中独特的积淀物。例如孟子的“大丈夫”论，特别是所倡“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凛然大义，便正是金庸笔下杨过、萧峰的灵魂，也是华人“金迷”与杨过、萧峰心息相通的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武侠小说的生命存在于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水浒传》的今天就是金庸小说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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