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首次论文,宋代论文,传统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开始重估中国传统经济，特别是明清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彭慕兰、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力主“明清经济发展论”，如彭慕兰《大歧变》一书认为中国在1800年前一直在领跑；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认为1840年前世界上白银产量的二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国，如此强大的白银吸收能力说明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清代才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其成就超过唐宋时期。对彭慕兰和弗兰克的批评已有黄宗智、秦晖等长文刊布（注：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见秦晖著《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极具说服力，读者自可参阅，本文不再置评。因此本文论域限定在中国传统经济，主要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能否找到一个科学的评价尺度以资比较（包括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二是按此尺度如何判断宋代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三是如何解释宋代如此发达的工商业文明为何未能带动宋代社会实现近代转型。行文中间或会与明清进行对比。为节省篇幅计，本文只讲观点和思路，具体论证和支撑材料请参阅已出版的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注：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相关部分。
一、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看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段落
为了找到一个进行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的共同尺度，须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入手。这条共同道路若从生产力角度看，无非是手工劳动逐步发展到机器生产；若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则是封闭体制（自然经济）向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的逐步演进。当然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两个方向是彼此涵摄的，共同耦合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经济运行系统。本文关于经济体制演进方向的认识得益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他在出版于1969年的《经济史理论》中认为，现代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而此前出现的“习俗经济”（如村社共同体经济）和“指令经济”（如封建领主的采邑经济）则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古代经济形式（注：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这是从经济体制着手的科学分析，非常精辟，但缺少了生产力这个维度。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不断演进的生产力，来自于劳动技能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机械的出现。所以考虑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或曰方向，还必须加上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发展这个维度。我们将上述两个维度（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涉及的四个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经济类型：
1.手工劳动＋封闭体制＝传统经济（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
2.手工劳动＋开放体制＝原始工业化经济（由古代向现代经济的过渡形式）
3.机器生产＋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现代经济）
4.机器生产＋封闭体制＝计划经济（前苏联、东欧模式）
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横坐标，把经济体制的演进作为纵坐标，这四种经济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由上可知，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大致是从封闭的古代自然经济，中经原始工业化阶段之过渡，逐步迈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演进轨迹，这也许体现了东西方各类经济体演进嬗变的普遍规律和共同方向。各国经济发展会因地理环境、资源禀赋、自然和人文环境种种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化无穷，但是地无分中西，人五分南北，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都要走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诉求，却是古今一理，中外皆同的（注：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显而易见，仅就经济层面而言，谁要发展，谁就应该朝高效率的机器生产和开放的市场经济这两个方向走。从亚当·斯密开始，中经马歇尔、凯恩斯，直到今天的新古典综合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现代经济学的充分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就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而言，无论唐宋还是明清，哪个朝代更接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那么这个朝代就更先进，更有发展前途。推而广之，不论是纵向比较（如明清和唐宋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如18世纪的中国江南和英格兰），都应该从这两个维度即机器生产和市场体制入手。
二、宋代经济：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急速成长和海洋发展路向的初现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在我看来，汉唐是同质社会，宋明是同质社会，插在汉唐和宋明之间的辽夏金元又是一种同质社会。而清朝则是宋明与辽夏金元社会的综合（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几种同质社会，这里只是一个简略的表述，肯定不完备。如先秦夏商周三代，都建立在村社共同体经济之上，也是一种同质社会。这几种同质社会以一个否定一个的方式发展下来，其间既有联系（历史传承）又有区别（性质相异），还有交叉和融合。因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便展开，我已另文论列。）。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宋明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换言之，汉唐和宋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异质社会。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加速扩展，特别是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
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
三是商品构成的变化和商业性质的转折。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农具等）进入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
四是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前哨据点来浸润、啃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五是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
六是海外贸易的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范围更广，与宋朝建立外贸联系的已达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不仅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
七是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迈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铜钱这种交换手段，因其分量重又价值低而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日趋普遍的长途贩运和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区率先登上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稍后，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遍布于汴京、临安城内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就是各种不同货币的兑换处。仅临安城内这种金银交易铺就有100多家（注：［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3“铺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我国商品经济的繁盛，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依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与18世纪的清中叶比，亦毫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注：前引《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第462-465页。）。
特别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得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性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亚洲内陆延伸。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注：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这一切表明，宋代，特别是南宋东南沿海地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及其表现
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在这种工商业文明因素急剧生长的历史环境中得以启动的。就欧洲而言，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小型手工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等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美国学者门德尔斯(Frenklin F ·Mendels)为此提出了“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ailization)理论。在他看来，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这样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注：门德尔斯：《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美］《经济史评论》第32卷第1期。刘兰兮：《门德尔斯原始工业化理论简述》率先将此理论介绍到国内，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为与早就存在的家庭手工业相区别，门氏指出原始工业化进程由区域经济内同时并存的三种要素构成，这就是乡村工业、外部市场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由于城市是批发商人的基地，技术、资本密集，城市甚至通过商业资本参与、支配乡村地区的某些手工业生产，这样城市就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第四个要素。其后不久，德国学者P·克里特等人进一步把原始工业化定义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间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商品生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注：P·克里特：《工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ailization before Industrailization)，哥廷根，1977年德文版；剑桥大学1981年英文版。参见史建云《〈工业化前的工业化〉简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其意义在于把人口作为第五个要素引入了原始工业化理论，而且由此引发出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孕育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机制。
在我看来，构成原始工业化进程的五个要素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一个要素就是“为市场而生产”。门氏、克氏等人对于市场的强调，应该说是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考察相一致的。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注：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7页。）又说：“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注：《资本论》第3卷，第365页。）所谓“为市场而生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盛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市场的扩大，包括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都在急速扩大。史实表明，宋代在工商业文明因素急剧成长的历史环境中，其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煤铁革命的发生和民营矿冶作坊中雇佣劳动的出现。
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期（注：杨宽：《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和使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所激发的。据许惠民先生的研究，我国先民虽然早在汉代就已认识到煤的燃烧功能，但正式进入规模开采并用作工业能源（如炼铁、烧瓷）是在北宋，其时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注：许惠民：《北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且有考古发掘为证（注：据《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今鹤壁中新煤矿至迟北宋中叶已进入规模开采阶段，估计有数百名矿工，其开采范围和生产规模与现在的中新煤矿大致相当。）。为了和原先的木炭（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矿炭”等词专指煤炭。《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四八有“京西软炭场、抽买石炭场”之语。
煤炭采掘业的兴起既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据估计北宋铁的年产量在3.5万吨到15万吨之间，接近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14.5万吨至18万吨的水平（注：日本学者吉田光邦估计宋代铁的年产量为3.5万吨至4万吨之间，参见吉田氏《宋代的铁》，［日］《国科学技术史论集》，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2年版。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all)的估计是7.5万吨至15万吨，参见郝氏《北宋时期中国煤铁工业的革命》，［美］《亚洲研究杂志》1962年2月号，有杨品泉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同时又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以“生熟杂鍒”为特征的灌钢法的大面积推广；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重大进展构成一幅宋代煤铁革命的壮观景象。
早在1959年，柯昌基先生即据神宗元丰年间苏轼的《徐州上皇帝书》指出，徐州附近利国监所辖“三十六冶”中已经产生雇佣关系（注：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据苏轼所言，这36个民营铁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已具手工工场气象；各冶炉主“藏镪巨万”，可见资本雄厚；政府关闭河北市场（“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冶户皆有“失业之忧”；不久取消禁令，“使铁北行”，冶户“皆悦而听命”，可见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而总数达三四千名的冶铁工人多是“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注：此段引文均见《苏轼文集》卷26“徐州上皇帝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版，第759页。），反映他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脱离土地，而且多半已从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对国家，均无人身依附关系之束缚，获得了“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处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56页。）的权利。
二是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兴起和雇佣工人的经济斗争。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它在钻井工艺上，首创“冲击顿挫法”，由熟铁钢刃所制的“圜刃”应是世界上第一个深井钻头，开近代凿口钻井技术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术上，首创“套管隔水法”，所用竹制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来，卓、竹，一音之转）显然是明清木制导管和近代铜制导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艺上，首创“活门式扇泥筒”；在汲卤工艺上，有“无底而窍”的汲卤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开，出水即闭。这些重大创获从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钻探技术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誉为现代“石油钻井之父”（注：周嘉华、王治浩：《中华文化通志·化学与化工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正因卓筒井从本质上刷新了大口浅井的陈旧技术，在开凿成本、卤水质量、生产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所以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盐业史专家郭正忠先生依据神宗熙宁年间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证明四川井盐业中不仅同样存在着雇佣关系，而且还发生过为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注：郭正忠：《宋代盐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81年第6期。）。据文同奏疏所言，当时井研县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间作坊分别雇佣“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这数千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如无改善即与井主“豪者”算帐，索取工资，所谓“算索工值，偃蹇求去”；再另谋高就，所谓“又投一处，习以为业”（注：此段引文均见［宋］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四部丛刊本。），显然来去自由。
三是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
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国17个省份和130余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窑性质（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44页。）。特别是福建路的德化窑和晋江、厦门等地瓷窑，以及泉州磁窑，安溪、南安、同安等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在有罗盘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注：［宋］朱彧：《萍州可谈》卷2，丛书集成本。）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多年沿海上丝路进行实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在第二章中介绍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越南西贡，印度迈索尔邦、马德拉斯邦，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西亚伊拉克的萨马腊遗址，以及北非埃及的福斯坦特等地区的分布实况（注：此章译文以《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为题，发表在《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白英译。）。南朝鲜学者崔淳西说过，“朝鲜发现的中国瓷器，以宋瓷，特别是北宋产品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的中南部沿海地区”，而且产品“几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窑的制品。”（注：崔淳西：《南朝鲜出土的宋代瓷器》，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这说明宋代陶瓷业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完全具备商品生产性质，而且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四是数万纺织机户的涌现和包买商惯例的形成。
宋代“机户”一般系由家庭成员充劳动人手，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注：漆侠：《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页。），数量可观。问题是这些机户除少数在城市（如浙东金华是“城中民以织作为主，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注：［宋］刘敞：《公是集》卷51“先考益州府君行状”，丛书集成本。））外，多数分布在乡村，他们的产品需要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运到市场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商品，于是包买商就出现了。《永乐大典》卷13161所载“陈泰冤梦”，即是反映江西包买商的典型事例，时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2世纪70年代）。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等地的机户发放生产性贷款（“贷出本钱”），到夏秋之际再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再向外运销。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放钱收布的代理人。仅乐安一地就“积布至数千匹”。从“如是久矣”看，这种做法早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注：《永乐大典》卷13161“送韵·梦字”，中华书局影印本，第5676页。）。这种做法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帐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惯例。郭正忠先生指出，在两浙丝织业、四川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帐”以及“预俵丝花钱物”等惯例（注：郭正忠：《宋代包买商人的考察》，《江淮论坛》1985年第2期。），这说明宋代包买商分布地域广泛，江西、两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见到他们活动的身影。
五是在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中，同样是民营作坊占主导地位，从事商品性生产，拥有可观的市场，在其内部亦可见到雇佣劳动的存在。详情细节请参阅拙著相关章节。
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我们看到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全方位的。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造纸、印刷等业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一度呈现出全面繁荣态势；民营手工业全面崛起，除铸钱、军工等少数行业外，其主导地位已确立无疑，并程度不同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其间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包买商惯例亦在顽强生长。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前近代化时期。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二、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工厂（机器）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四、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经济基础、科技条件和社会环境
现在我们要问，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宋代社会是否具备呢？我的认识是“三缺一”，即四个条件中具备三个，还缺一个。
一是在人口增长（北宋徽宗时人口达到1亿，较汉唐增加1倍）的压力下，耕制革命的发生，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为原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人口增长速率超过耕地面积的扩大速率，产生了大批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被迫另谋生计，大量进入城市和工商业领域。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则为这些非农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根据我的计算，宋代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粮食大致在4000斤上下。比汉代提高1倍，比唐代提高30%，与1984年每劳生产4379斤大致相当（注：前引《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第223-225页。）。这个成就的取得，与宋代耕作制度的变革有关。大约在两宋之交，即12世纪上半叶，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苏皖平原和福建沿海，还有江西中部的吉泰盆地等农业区，一年两熟的复种制作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来（注：参见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图十九。）。各路平均而计，复种指数约为134%左右（注：前引《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第216-217页。）。粮食产量的提高也为经济作物的种植腾出了更多的耕地，东南地区地狭人众的情况也在逼迫当地农户寻求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如苎麻、桑梓、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药材、花卉等。当产地周围存在着相应的市场时，生产者的着眼点自然会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向它的交换价值，于是专业茶农、蔗农、果农、菜农大批涌现，商品性农业由是而发展起来。
二是煤铁革命的推动和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导致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的兴起。诸如炼钢工艺中灌钢法的推广，冶铜工艺中胆铜法的发明，金属加工工艺中“旋作”（即简易车床）的使用，掘井工艺中以“卓筒井”为代表的小口深井技术，纺织工艺中脚踏纺车的推广和轴架整经法的使用，造船工艺中水密舱的发明，还有航海罗盘的使用，造纸业中竹茎等硬纤维软化技术的成熟，以及印刷工艺中雕版的推广和铜版、活字版的发明等，都是其时之茕茕大者。其详情细节笔者曾有专文论及，此处不赘（注：葛金芳：《两宋工艺革命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成果最丰、成就最大、进展最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技术进步时期，不仅超过汉唐盛世，而且为此后的明清所不及。如此巨大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显然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内在动力。从中不难看到宋代工匠从手工劳动逐步走向机器生产的精巧构思与卓绝努力。
三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性质嬗变和市民阶层初兴。自中唐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转移率的提高导致累世相承的主仆名份趋于瓦解，乡村主户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行政统辖权与土地所有权基本分离，而地权集中与地块分散的背离则迫使部曲庄园制经营方式日趋衰落（注：葛金芳：《对宋代超经济强制变动趋势的经济考察》，《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在这样一些经济变革趋势的推动下，宋代农民之主体确已挣脱了昔日部曲、宾客、徒附、私属、奴婢、佃仆之类的农奴地位，并日趋普遍地获得了迁徙和退佃等权利。他们一旦脱离土地，流入城市或矿区，就有可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正如我们前面在矿冶、井盐业中所看到的那样。
与此同时，都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宋代不仅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而且随着城市商业意义的增加，城市性质发生嬗变。汴京、临安作为首都已是百万人口的世界性大城市，虽然仍是政治、军事中心，但其工商业依然极为繁盛（注：参阅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六章第一节“坊市合一型新市容面貌的形成”，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苏州、扬州、成都、鄂州等一批城市，或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因位于交通孔道，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更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生产性工商业城市，如前述浙东金华可以认为是纺织城镇；前述徐州附近的利国监可以视作冶金城镇，还有常聚十余万矿冶工匠的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亦属此类性质；前述四川井研县亦有数万井盐工匠，这是盐业城镇；举世闻名的江西景德镇有陶工数千人，这是陶瓷城镇。至于广州、泉州、明州还有北方的板桥镇等则是新型港口城市，泉州至“以蕃舶为命”，南宋时“生齿无虑五十万（口）”（注：［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福建路泉州”条引陆宇《修城记》语。）。
城市的增多及其商业意义的增长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加快了城郊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步伐（如茶农、果农）。同时城中兼营工商业的官僚、地主也在增加，而城市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还有服务行业的发展则为雇佣关系的成长提供了肥壤沃土。作为这一切的重大结果，便是城镇（含矿区、港口）市民阶层的勃兴。两宋文献中的“富商巨贾”、“冶家”、“磨户”、“茶培主”，还有“行老”、“市头”（以上为一方），以及“杂作工匠”、“裨商细贩”、“百姓绣夫”、“游手末作”（以上为另一方）等，就是这个阶层的基本成份。就是被人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之重要表现的市民、矿工斗争，宋代亦有端倪可鉴。前述井研县“佣身赁力”之盐工一不如意就“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可算经济斗争；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安徽舒州宿松矿工汪革“以铁冶之众叛，……有众五百余”（注：［宋］岳珂：《桯史》卷6“汪革谣谶”条，四部丛刊本。）则是武装斗争性质了。如所周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结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雇佣关系发展和市民阶层初兴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视为原始工业化赖以启动的社会条件。
正是由于以上三个条件的共同支撑，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才会取得如上所述的种种进展。遗憾的是这个进程并未结出现代化之正果，直接的原因当然可以归之于战争的干扰。12世纪初女真铁骑频频南下，饮马黄河；接踵而来的13世纪由蒙金战争拉开帷幕，继之以宋蒙（元）战争，中原、江南屡遭战祸蹂躏。其后虽在元朝统治下复归统一，但领主分封制、匠局制（实即工奴制）和“驱口”、“人市”等前封建制因素在更广阔的地域内死灰复燃（原先大致局限在辽夏金辖区），要到明初开国数十年才重新回到宋代开启的历史轨道上来。这就是说，自北宋末年开始，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段内，原始工业化进程因屡遭打击而奄奄一息。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到制度环境中去寻找。现在学界已经明白，近代化诸因素的成长不仅需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来孕育和容纳，而且要有一个宪政秩序加以支撑和呵护。专制主义的大一统集权帝国的长期存在，加之宋以后又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政治衰退倾向，这就从根本上阻碍了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成长和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专制集权政府不知保护民众产权反而大肆摧残工商业活动；不知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反而一再“禁海”、“迁界”；看不到市民阶层的发展前景，反而把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科举纳入到旧式官僚体制中去。于是原本是原始工业化进程推进主体的工商业阶层反而被异化为封建官吏，其余的仍然处在传统等级制的最末一端；于是各级城市仍是统治者的政治堡垒而失去了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至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在实现其“伦理学转向”后，丢掉了原始儒家的入世取向和经世传统（注：葛金芳：《宋代儒学的伦理学转向及其对传统社会近代转型的历史影响》，载《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于是一面用“存天理灭人欲”来愚弄百姓，一面用“君权神授”来取媚君主。笔者曾将这些弊端称之为“制度性缺陷”（注：葛金芳：《试论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性缺陷》，《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有意者可以参阅。也就是说，缺乏近代宪政秩序和法制框架的支撑，才是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辍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