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与蒋介石在广东的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东论文,蒋介石论文,鲍罗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5年，广东政治舞台的蒋介石在“廖仲恺案”发生前，他的职务仅为黄埔军校校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连政府委员都不是，在党内的地位则更低。然而至北伐前夕，他已成为国民党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人物。蒋介石为何能在国民党内迅速崛起？我以为，除了历史给予他的机缘和他本人的苦心经营外，与当时能够左右国民党大局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支持亦大有关系。
鲍罗廷是1923年9 月被共产国际和苏联派到广州来担任孙中山的顾问的。由于深得孙中山信赖，在国民党内具有极高的威信和影响力。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领导失去重心，身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实际上已成为国民党的核心人物，“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1〕。国民党一切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都由鲍罗廷决定， 名义上担任国民党党政军最高职务的汪精卫实际上处处听命于鲍罗廷〔2〕。正因鲍罗廷有着如此巨大的权力，他才有条件扶持蒋介石。鲍罗廷把蒋介石扶上最高位置有一个过程，是分几个步骤有意无意地完成的。
第一步，培植蒋介石的黄埔势力，使蒋介石丰满羽毛
这一步于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就开始了。鲍罗廷在帮助国民党建军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因此，把按照苏联军队的榜样建立起来的、党领导下的黄埔军校及其校军作为国民党军事力量发展的重点。他认为军校的校长蒋介石是一个有革命性而且强有力的人物，因此鲍罗廷把“抬高蒋介石将军的地位，使黄埔力量能够迅速发展”作为发展军队的关键〔3〕。孙中山逝世后， 鲍罗廷对扶持蒋介石及其以黄埔军校为中心的黄埔势力更加积极。他认为，“如不培养黄埔势力，一切将成空谈”〔4〕， 因此“一心在策划一个他所能领导的重心和更加扩张的黄埔实力，以便建立‘革命的专政’”〔5〕。 鲍罗廷培植黄埔势力的热情有时甚至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主张“以黄埔为中心”，“需要蒋专政”〔6〕。因此，国民政府成立前后， 蒋介石之第一军实力较之其它各军要雄厚得多。
第二步，廖案发生后，鲍罗廷把蒋介石捧上第二号人物的位置
廖仲恺被刺的当天，鲍罗廷就提议成立特别委员会处理廖案，“由鲍罗廷提出汪兆铭、许崇智、蒋中正三人为特别委员，将当时党部、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特别委员会统制。这个委员会有党政军一切大权”〔7〕。蒋介石由此进入权力的中心，与汪精卫、 许崇智差不多平起平坐了。不久，许崇智又因部下涉嫌廖案和有谋叛嫌疑，被鲍罗廷解除了职务，离开了广东。鲍罗廷抑制许崇智之心早已有之。他原就想扶持蒋介石的黄埔系而压抑许崇智的粤军，并在这个问题上与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发生矛盾〔8〕。 廖案的发生终于使鲍罗廷解除了许的兵权。与此同时，鲍罗廷又借胡汉民在廖案中大有牵涉一事，将胡汉民派到苏联考察、访问。这样，廖仲恺已死，胡汉民、许崇智被逐，国民党内几个老资格的当权人物都去了，后起的蒋介石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廖案的发生以及鲍罗廷利用处理廖案而作的一系列的人事安排，为蒋介石的上台“创造了决定性的步骤”〔9〕。1925年10月，鲍罗廷又支持任命身兼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为第二次东征的总司令，黄埔军战功显赫，更增加了蒋介石的声威。在国民党“二大”上，从东征战场凯旋归来的蒋介石作军事报告，代表们为他欢呼捧场，“使汪精卫等为之失色”〔10〕。真是出尽了风头，他已经开始向汪精卫的领袖地位挑战了。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随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其地位又高升了一步，距汪精卫的地位越来越近。于是“汪精卫成了蒋介石前进道路上的最后的一道障碍”〔11〕。
第三步，“三·二○”事变后，鲍罗廷全力捧蒋扶蒋，使蒋介石完全战胜了汪精卫，开始确立其在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
鲍罗廷把蒋介石捧上国民党第二号人物的位置，其目的是维持汪精卫、蒋介石合作的局面，企图通过汪蒋这一文一武，共撑国民党政局，保持党权与军权的平衡。鲍罗廷对汪蒋合作表现得十分热心，且信心十足，“称汪蒋合作之局为‘革命的专政’”〔12〕，认为这种局面“不会因外间的挑拨，而产生破裂”〔13〕。1926年2月，就在“三·二○”事变发生前的一个多月，鲍罗廷准备离开广州回国述职时，他还对汪蒋合作的稳固性信心十足，“他预料广东的工作在汪蒋合作之下，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因他的暂时离开，发生甚么影响”〔14〕。因此，他放心地走了。哪知事情的发展完全与他的预料相反。就在他走后，蒋汪矛盾激发，终于演成“三·二○”事变。“三·二○”事变明显是蒋介石对汪精卫领袖地位一次大胆的挑战行为，但汪精卫对蒋介石如此猖狂的举动却表现得软弱无力。他向蒋介石屈服，自己称病不出，使蒋介石在夺权方面得了一个大便宜。不过，蒋介石的擅专也引起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士的反感，包括第二军长谭延、第三军长朱培德。这表明蒋介石的地位还很不稳固。因此，蒋介石急需鲍罗廷的支持，他急忙派人把鲍请回广州来，帮他解决困难。鲍罗廷回广州后，果然不负蒋所望，给他以尽可能的支持，为他登上最高位置清除了一个又一个障碍。鲍罗廷采取了以下办法扶助蒋介石：
1、抛弃汪精卫。“三·二○”事变后，汪精卫也一直期待鲍罗廷回来支持他。汪“虽避不出面，但他并未离开广州。显然是等待鲍之归来，来为他解决难题”〔15〕。为此，汪精卫亟谋与鲍罗廷一谈〔16〕。但鲍罗廷回来后，已经放弃了支持汪精卫的策略。一切问题都撇开了汪精卫，“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17〕。结果汪精卫于5月11日秘密离开广州。鲍罗廷对汪精卫的抛弃， 使许多原本亲汪反蒋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和有实力的军人也失去了反蒋的勇气，他们不得不倒向蒋介石。这样，鲍罗廷又为蒋介石清除了最后一道障碍，使他爬上了国民党最高位置。
2、抑制共产党。鲍罗廷回广州后做的另一件事就是限制共产党。 对于“三·二○”事变的肇事者蒋介石鲍不去追究，反而对毫不相干的中共中央横加指责〔18〕。回广州后，鲍罗廷就与蒋介石订立了三项“君子协定”：鲍接受蒋的建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蒋同意鲍的主张，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鲍支持蒋的北伐主张〔19〕，第一项就是限制共产党。鲍罗廷甚至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20〕。要求共产党无代价地为国民党作嫁衣裳。1926年5月， 当蒋介石提出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同鲍罗廷商量时，鲍罗廷竟然对蒋“态度极为和缓”〔21〕，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不仅如此，当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鲍罗廷又令张国焘和谭平山向蒋表示支持这次会议的决议，保证共产党“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22〕。当蒋介石在全会上正式提出整理党务案后，鲍罗廷又要求中共中央让步。参加会议的中共党员在秉承鲍罗廷意旨的张国焘指导下，使整理党务案得到通过。共产党本是蒋介石实现独裁的一大障碍，正因如此，蒋介石才在“三·二○”事变中对共产党毫不留情地施以打击。鲍罗廷对共产党的抑制，无异于无意之间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3、军事上扶助蒋介石。表现为鲍罗廷全力支持蒋介石北伐。 北伐是蒋介石的一贯主张，他曾多次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提出过北伐的建议。蒋如此热心倡议北伐，其目的不言自明，他是想通过北伐抓住军权，实现自己军事独裁的野心。对蒋介石这一打算，鲍罗廷不是没看出来，但鲍另有想法。当时被中共中央派到广东处理“三·二○”事变的彭述之道出了鲍罗廷亲口对他说出的这一想法：“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有成立一个革命的独裁，像法兰西大革命中罗贝士比尔的革命独裁一样，才能打破右派反革命的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但为了成立革命的独裁，我们首先就要排除感情上的障碍，冷静地考察事实，究竟谁可以担负这个革命独裁的任务。他承认蒋介石有很多严重的缺点，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中，没有人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他认为要打开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我们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整理党务案’，并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式会对于我们有利的”〔23〕。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所以当事变后中共中央制订袭击蒋介石的计划并派彭述之同鲍罗廷商量时，鲍罗廷不仅反对中央这一计划，强调要继续对蒋妥协，与蒋合作〔24〕，而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25〕。可见鲍罗廷对蒋在军事上的扶助不遗余力。
鲍罗廷在“三·二○”后采取的亲蒋方针，明显与莫斯科对蒋介石的重视有关。此外，当时广州的客观形势也不允许鲍罗廷反蒋。“当鲍罗廷回来时已经来不及了，蒋介石已经抓到了最高的指挥权。如果现在将军们能成功地向蒋施加压力，那么这些胜利者之间必然会发生内讧”〔26〕。是的，在鲍罗廷回来之前，4月16日， 蒋介石已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掌握了最高军权。如果这时再对蒋介石开刀，无疑会引起一场混乱。既然蒋介石掌权已成既成事实，鲍罗廷也难以扭转，那么他还不如来个顺水推舟。何况蒋介石正是他所期望的那类铁腕人物。
但是，鲍罗廷的亲蒋，并不意味着他对蒋完全没有防备。鲍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就在他竭力扶蒋的同时，暗中又对蒋准备了另外一手。鲍罗廷回广州后，就在对蒋妥协之时， 又“曾企图自己组织军队”〔27〕，以便到时能对付蒋介石。 这个企图后来可能因各种条件的限制而作罢。在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气焰咄咄逼人，使鲍罗廷也难以忍受，“再也不掩饰他对蒋介石、张静江的反感”。所以当谭平山表示要联络实力派李济深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时，鲍罗廷不但没有阻止谭的行动和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反而问谭有什么办法联络李济深〔28〕。显然，这时的鲍罗廷已感到有必要对蒋介石提高警惕了。因而他的目光又转到准备力量防蒋上来。他利用省港罢工已近结束，工人武装纠察队也要解散之机，与中共广东区委商量提出：“应利用蒋、宋矛盾，以罢工工人纠察队为班底，帮助当时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建立一支‘缉私卫商队’的武装组织。这样，既可以保存工人的武装力量，又可以将来成为对付蒋介石的一支力量”〔29〕。广东区委接受了鲍的建议，组成了一支一千多人的武装纠察队。鲍罗廷这一作法，看似与上述的扶蒋措施相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鲍罗廷向彭述之说过，他并不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很理想的人物、他认为蒋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只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才选中了蒋，让他出来领导北伐，“将蒋介石哄出北伐，以便我们能在广州来个自己的三·二○，在前方倒蒋”〔30〕。这是鲍罗廷在“三·二○”后扶蒋的真正目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理解鲍罗廷为什么在扶蒋的同时，又对他不放心，并有所防备；就可理解为什么北伐后不久，鲍罗廷接着在后方发动了一场旨在对付蒋介石的“迎汪复职”运动以及蒋鲍关系迅速恶化的真正原因。
第四步，支持蒋介石夺取最高党权，促成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最终完全确立蒋介石的领袖地位
“三·二○”事变后，蒋介石抓到了最高军权，但最高党权尚未到手，仍不足以号令全党，威加海内。因此，蒋介石加紧了夺取最高党权的步伐。在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特地抛出了一个“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提议设立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人，并提出让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张静江担任这个职务。张静江上台后则先后提议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这两个要害职位。
对于蒋介石设置张静江这个傀儡以操纵党权这一目的，鲍罗廷自然看得非常清楚。但鲍罗廷非但没有阻止蒋介石实现这一目的，反而还促成张静江的当选，帮助蒋介石抓取党权。据陈公博回忆，事前，鲍罗廷就对陈公博说，汪精卫走了，国民党中央已失重心，应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一个主席，而且提出让张静江担任主席。为了让张能当选，鲍罗廷还在会上说了一大番理论，说明这是革命的需要〔31〕。在鲍罗廷等人的帮助下，蒋介石直接夺取最高党权的时机成熟后，他再也不需要张静江这个过渡人物了。1926年7月6日，他自己当仁不让地担任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而且还在前一天，把政治会议也抢过来归并到常务委员会中，完全垄断了党权。
就任北伐军总司令，利用北伐把自己的统治权扩大到全国，这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而让蒋介石领导北伐也是鲍罗廷的既定政策。为此鲍罗廷积极为蒋疏通关系，克服阻力，促成蒋就任北伐军总司令。北伐开始前，对于任命谁为北伐军总司令，在共产党内有过很大的争论。很多人不同意蒋介石当总司令，而主张让李济深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在鲍罗廷的影响下，经过讨论，同意让蒋介石当总司令。1926年6月3日，国民党内在推举北伐军总司令时，张静江、谭延恺都提出蒋介石。蒋介石假惺惺极力推辞，要让谭延恺担任。鲍罗廷惟恐蒋介石不肯当，竟以自己要回国来迫蒋上任，说：“如公不就，即当归国”〔32〕。蒋就职后，在制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时，把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权限扩大到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于是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33〕。蒋介石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独裁者。随着北伐军在各地的胜利，蒋介石的独裁权力也扩大到各地，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
注释：
〔1〕〔3〕〔4〕〔5〕〔8〕〔10〕〔12〕〔13〕〔14〕〔16 〕〔17〕〔18〕〔22〕〔2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57、53、55、58、62、83、64、77、87、117、114、115、120、125页， 东方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2〕〔15〕〔台〕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 年的中国》，第212—215页，正中书局1981年10月版。
〔6〕《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48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7〕〔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5年7月—12月份），第251页。
〔9〕〔11〕〔联邦德国〕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第141—142页，三联书店1985年6月版。
〔19〕转引自王功安、毛磊编：《国共两党关系通史》，第206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版。
〔20〕〔25〕《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
〔21〕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36页，〔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12月第10版。
〔23〕彭述之：《让历史的文件作证》，〔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6月号。
〔24〕《中共党史译丛》（1），第195页，求实出版社1984年8 月版。
〔26〕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第3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
〔27〕〔30〕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29〕黄平：《往事回忆》，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31〕陈公博：《苦笑录》，第46—4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4月版。
〔32〕《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95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3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34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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