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爱国思想与近代爱国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论文,爱国主义论文,近代论文,传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重要内容。笔者发现，有的教师对我国历史上的传统爱国思想与近代爱国主义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思想范畴讲得不够清楚，授课效果不佳。其实，由传统爱国思想到近代爱国主义的转变，所反映的正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程，很值得向学生作深刻的阐发。
一
爱国思想，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在那些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年代，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光辉闪耀，千百年来成为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世代流传。西汉名将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苏武牧羊的故事；北宋岳母替岳飞背刺“精忠报国”四字的传说；南宋丞相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诗篇；明末兵部尚书史可法与扬州城共存亡的英雄事迹……总是成为我们今天历史课堂上教师讲授的亮点，这是应该的。不过在讲授这些的时候，以下几点也需要向学生说清楚：
一、中国古代爱国思想中的“国”的概念，还不是近现代意义的国家，而是封建王朝。因此这种爱国思想就性质而言，仍属于士大夫阶层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基础是儒家传统的“君君臣臣”的纲常伦理道德。忠于国家，即是忠于君主、忠于朝廷，两者是一回事。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往往酿成历史的悲剧，如“精忠报国”的岳飞最后被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保卫北京击退瓦刺入侵的明兵部尚书于谦终被英宗诬为“谋逆”而遭处决。在中国古代，这些忠臣的故事虽广为流传于民间，但这种爱国思想并没有成为人民群众的主体思想。因为囿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羁绊，一般老百姓只知家事族事，不知国事，对于天高皇帝远的朝廷是不关心的。直到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趋于瓦解，广大农民群众身受其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从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斗争口号看，这种农民的爱国思想仍没有脱离封建意识形态的巢臼，其历史的局限性，不言而喻。
二、中国古代爱国思想建立在“华夷之辨”的传统民族观念之上。这种观念认为，中国居世界中心，礼仪文明天下第一，是天朝上国，其四周外国则是野蛮的夷狄。十六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时携带一幅世界地图，因中国的位置在图中偏西，遭到明朝士大夫的严正斥责。利氏感慨地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注：利玛窦：《中国札记》.）(p.180)在历代民族英雄的抗敌辞章中，也无不渗透着强烈的“华夷之辨”色彩，岳飞《满江红》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可谓代表。
“华夷之辨”的观念阻碍着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化方向的发展。在晚清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下，有识之士魏源、林则徐等人终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是为向西方学习的突破口，但他们继续沿用华夷的概念。后来“中体西用”的提法，比“师夷长技”又进了一步，然而还是必须建立在华夏自我中心的文化价值观之上，才能被人接受。可见“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本世纪初，义和团民众“鬼子眼睛都发蓝”的盲目排外，也反映了在爱国问题上的愚昧和不觉悟。
二
近代爱国主义，是与古代爱国思想性质完全不同的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其基础是近代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它在中国的滥觞和传播，最初始于国人对民族自身精神素质的一种反思。
甲午战败后，一系列民族灾难接踵而至。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但中国社会也折射出大量的精神病症：麻木、涣散，很多人“以国家为身外之物，危亡不足以动其念者”。这种精神状态与民族主义磅礴，帝国主义横行的国际环境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极大地刺激了少数已经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对国人所谓“国民性”的批判即发轫于此。当时的留学生写了许多文章，列举国人品格中的种种缺点，第一条便是“爱国心之薄弱”。可以说，正是围绕国人爱国心问题的讨论，引出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在这方面，梁启超的贡献最为突出。他的著名文章《新民说》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他指出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造成国人爱国心薄弱的根本原因：“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注：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
(p.58)他认为“人苟以国为他人之国，则爱之之心必灭，虽欲强饰，而不能也。苟以国为吾国，则爱之之心必生，虽欲强制而亦不能也。愈隔膜则其爱愈灭，愈亲切则其爱愈增。”专制统治者把国家当作私产，把人民当作奴隶，有议论朝政者则指为莠民，有忧国者则目为越职。譬之奴隶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怒之。人民对国家“虽欲爱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既不敢爱，不能爱，惟有漠然视之，袖手旁观。”（注：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
之三.）(p.70)革命派领袖孙中山用同样的语言说：“自秦政灭六国，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务愚黔首以行专制，历代因之，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无从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务，俨分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注：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J].江苏，1903,(6).）
为了重塑“新民”，中国进步思想界从西方以“民约论”为基础的政治学说中引进“国民”的概念，认定其与“奴隶”是完全对立的。“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注：说国民[J].国民报，1903,(2).）他们把国民的权利与责任理解为不可分割、相符相成的关系，认为“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预国政之权利。故一国行政之权吾得而过问之，一国立法之权吾得而干涉之，一国司法之权吾得而管理之。一国有利，为吾切己之利，必合群力以求之；一国有害，为吾切己之害，必誓死力以去之。”（注：说国民[J].国民报，1903,(2).）国民只有在国家享有权利，才能对国家承担责任和义务，才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他们又把个人的独立和解放理解为爱国家爱群体的前提，鲁迅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人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注：鲁迅.文化偏至论[J].河南，1908,(7).）梁启超则强调独立与合群是相反相成的，“独立者何？不倚赖他力，而常昂然独往独来于世界者也”；“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同样，利己与爱他也是相反相成的，“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驰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故真能爱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爱国，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人、爱国人，于是乎爱他之义生焉。”（注：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p.49)在引进“国民”概念的同时，也引进了近代“国家”的理念。梁启超说，中国人自古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因此，言爱国与忠君义同，这与今世的爱国主义是两回事。他呼吁国人，勿认朝廷为国家，勿认君主为国家，而要以主人的身份，问国事，管国家，爱国家。
因戊戌政变而去国的梁启超，发现海外华侨与国内民众的精神状态截然不同，他们“类皆激昂奋发，忠肝热血，谈国耻，则动色哀叹；闻变法，则额首踊跃；睹政变，则扼腕流涕。”这使梁深受感动，也引起他的思考。用世界的眼光看，“今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对于他国，然后知爱吾国；对于他族，然后知爱吾族。欧人爱国之心所以独盛，彼其自希腊以来，即已诸国并立，互为开放，相与竞争而求自存，故其爱国之性，随处发现，不约而同。“我中国则不然，四万万同胞，自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曰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他进一步论证道，甲午以前，国人谈国事者几绝。自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这也是因为过去不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知其为国也。”海外侨民“观甲国民在乙国者，所享之权利何如；乙国民在丙国者，所得之保护何如。而我民在于彼国，其权利与保护何如。比较以观，当未有不痛心疾首，愤发蹈厉，而思一雪者。”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待我华民，束缚驰骤之端，不一而足，视其本国与他国旅居之民，若天渊矣。美国檀香山之待华工，苛设厉禁，严为限制，驱逐逼迫，无如之何。还有海外贩卖猪仔之风，至今未绝。华人何以受侮若是？“则岂非由国之不强所致耶。”“故我民苟躬睹此状，而熟察其由，则爱国之热血，当填塞胸臆，沛乎莫之能御也。”（注：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
之三.）(p.67)梁启超的结论是，要改变国人“知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旧观念，中国必须告别“闭关一统”的古代社会，走向开放，走向世界，加入近世民族国家的竞争。在竞争中，知耻知辱，知愤知进，从而激发全民族的爱国意识，为国家的强盛而奋斗。
三
弘扬爱国主义必然要面对现实。“欲民之爱国，则使其国为可爱之国而已矣，脱使无之，则建立而已矣。”（注：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J].新民丛报，1903,(28).）如何建立可爱的中国呢？革命派认为，“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注：民族主义论[J].浙江潮，1903,(1).）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政府，“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改良派则认为，中国国内各民族在历史上已形成大中华民族的格局，合则强，分则弱。大中国更可爱。他们还认为，在列强环伺的险恶形势下，应实行国家主义，一致对外，革命会招致内乱和外国干涉。况且，用暴力手段不可能建立民主政体，若无外国乘之，则仍会是刘邦、朱元璋起，“即使民族主义昌明，而国民主义尚未入于民心，则犹将知忠君而不知爱国”。（注：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J].新民丛报，1905,(79).）改良派的观点不无道理，然而戊戌政变使中国丧失了和平改革的时机，腐败的清政府一步步把自己推向了死路，革命的呼声越来越得人心。经过辩论，革命派调整了策略，提出“仇一姓不仇一族”的口号。他们把国家主义区分为“心理的”与“法理的”，认为“自法理上言国家主义，则爱国家者非意识的活动，而机械的活动也”。“所谓国家主义者，当以心理的国家为基础以立说，不当以法理的国家为基础而立说。”（注：朱执信.心理的国家主义[J].民报，1908,(21).）从而在理论上说清了爱国与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是完全一致的，这更有利于发动群众，参加革命。
在进步思想界中，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一些人更重视振兴民族传统文化对于激发爱国主义的必要性。他们坚称“自国之人，无不爱其自国之学”。“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注：邓实.古学复兴论[J].国粹学报，1905,(9).）他们批评全盘欧化的观点，但其主张又与守旧的顽固派有本质的不同。他们声明其所谓的国粹绝非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君学”，而是如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在野忧时之士“本其爱国之忧，而为经世之业”留给后世的为帝王所不喜的学问，这些学问里面闪耀着爱国和民主精神，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应该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将其发扬光大，作为国人爱国主义的源泉。同时他们表示并不反对学习西方，说“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注：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J].国粹学报，1905,(7).）值得提及的是，一些具有中国文化气味的进步人士对西方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依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提出了批判，鲁迅著文将这种“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是欲”的所谓爱国主义斥之为“兽性爱国”，他赞誉中国“以文明之光华美大，而不惜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平和”的文化传统，从中发现人性的美德。（注：鲁迅.文化偏至论[J].河南，1908,(7).）这样，就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加入了反侵略、主正义、崇人道的特色。
还有人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以为“教育者，爱国心之制造场也”“果能图教育之兴耶，则爱国心不难养成也。”（注：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J].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1).）严复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中国诸多问题中“尤以愈愚为最急”。教育的落后是贫弱的根源，也是国人爱国心薄弱的原因。有的论者指出，在中国民众中“识字者盖寡，廿四朝历史，十八省地理，自幼稚而少壮而老大，眼中耳中脑中，未尝经一二之感触，爱国之心何繇而起？”（注：李书城.学生之竞争[J].湖北学生界，1903,(2).）梁启超也同意这一观点，认为“空言爱国无救于国，若思救之，必藉人才，此教育之所以为要也”。他还注意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以其在国外的经验，向国人介绍说：“海外之国，其民自束发入学校，则诵爱国之诗歌，相语以爱国之故事，及稍长则讲爱国之真理。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则相告以爱国之实业。衣襟所佩者，号为爱国之章。游燕所集者，称为爱国之社……”（注：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p.68)这种爱国教育无处不在，使人自幼将爱国之性溶于良知，这是值得学习的。
经过启蒙宣传，爱国主义逐渐在国人，首先是青年学生中间被接受和传播。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发展的高峰。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正是近代爱国主义的核心内涵，它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