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工业发展论文,环境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5）04-0005-10
工业生产本质上是一个人类参与的物质资源的形态转化过程，即将自然资源加工制造成可用于消费或再加工过程的产品，而且需要开采能源资源作为加工制造过程的动力。因此，消耗自然资源是工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同时，工业生产过程还会产生废料（包括固体、液体和气体废物），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所以，造成环境的改变也是工业生产活动的必然后果。问题是，无论是资源的消费还是环境的改变（特别是污染和破坏），都是有限度的。过度消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不仅使工业生产无法持续进行，而且将破坏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中国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人口参与规模最大的工业发展过程，对资源的消费和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中国工业发展所受到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显著。特别是进入21世纪，资源和环境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使得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中国是否能够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在更为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下实现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达到期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一、中国工业增长的资源环境条件
1.关于中国资源条件的基本判断
由于工业生产是人为改变物质形态（即进行加工制造）的过程，所以，大量采用自然资源（作为工业原料）和开发能源（提供工业动力）是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地球上，很多自然资源和矿物能源是不能自然再生的（有些自然物质从地质演化的可能性来说即使可能自然再生，但由于再生周期过于漫长，例如，石油和煤炭的形成，对于现实的人类活动来说也完全相当于不可再生）。所以，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受到自然资源和能源供应条件的约束，而且，其约束性将越来越强（金碚，2005），是人类工业化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密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亚洲国家的平均人口密度（亚洲是世界各大洲中人口密度最大的一个洲）。但与先进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密度并不算特别高。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韩国等国家相比（更不用说同新加坡相比），中国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当然，如果同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土大国相比，中国的人口密度就是非常高了。无论是土地面积、土地资源、林木资源、水利资源还是矿藏资源，中国的资源基础储量都比较丰富，但如果按人均占有量计算，中国大多数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如果从国土面积的资源禀赋量来看，中国各种资源丰度不等。中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国土面积占世界7.1％，耕地占世界的7.1％，草地占世界的9.3％，水资源占世界的7％，森林面积占世界的3.3％，石油占世界的2.3％，天然气占世界的1.2％，煤炭占世界的11％。
2.中国经济增长已接近资源环境的约束边界
据有关部门的资料，中国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较大，约占世界的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3位；全国已发现20多万处矿点、矿化点，目前，仅对其中2万多处作了勘查评价。从1999年开始的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已经取得重要成效，完成了全国21个主要成矿远景区的矿产资源调查评价，进一步摸清了资源潜力，新发现矿产地421处。但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8％，居世界第53位（于猛，2005）。因此，从总体上说，人口和自然资源条件并不构成中国工业发展的绝对障碍，而且在许多方面中国的资源条件（特别是在总量规模和品种的丰富性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中国也不具有特别的资源丰度优势，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一个基本国情。因此，主要依赖自然资源来推动工业的长期增长不是中国工业化的可行道路。
以能源为例，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预测报告，2010年，中国能源需求将达21.6亿—23.2亿吨标准煤。为了保障能源需求的增长，中国未来20年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石油、天然气等仍需大量进口。到2005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量将达13.2亿吨标准煤，比2000年增加2.28亿吨标准煤。报告认为，中国煤炭资源可供开发规模为每年20亿吨左右；原油产量的高峰期在2015年前后，最大产量可能达2亿吨左右；2010年，天然气产量将可能达800亿—1000亿立方米。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量增长较快，1990—2003年，中国能源消费年平均增长4.2％，煤电油供求矛盾相当突出。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第一副会长濮洪九分析：对煤炭的国内需求将超过21亿吨，而中国目前具备安全生产能力的矿井产量只有12亿吨，仅占全年煤炭产量的61.35％。中国煤炭资源从总体上讲比较丰富，但精查储量不足。目前，可供建设大中型矿井的精查储量大约300亿吨，仅可以设计建设1.6亿吨规模的矿井。估计到2020年煤炭储量缺口1250亿吨，详查储量缺口2100亿吨，普查储量缺口6600亿吨，需要投资400亿元以上。加之资源管理工作滞后，资源破坏和浪费严重，资源紧张局面加剧。特别是中国煤炭生产技术落后，目前，全国煤炭机械化程度仅为42％，主要技术装备与发达国家相比，性能指标落后10—15年左右（王一娟等，2005）。
实际上，中国对能源的开发利用已达到相当高的强度。以电力为例（中国电力供应主要依靠以煤炭为燃料的火电），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年中国新增发电能力4930万千瓦，比上年增长15％。总装机达4.4亿千瓦，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果进行国际比较，美国的发电装机能力大约为8亿千瓦，英国、德国、法国3个国家总共3亿千瓦。而日本用2.8亿千瓦的装机，创造了比中国高得多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发电装机能力已超过英、德、法三国的总和。但是，中国仍然缺电，重要原因之一是高耗能工业多，工业耗电占了74％，城乡居民用电只占11％，第一产业用电占5％左右。
与能源高强度开发和大规模消费相对应的则是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目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0％，比发达国家低近10个百分点。中国主要用能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25％—90％，加权平均高40％左右。其中，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每千瓦时404克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317克标准煤，中国多耗煤27.4％（王洁等，2004）。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依靠大量消费能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了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
中国现阶段工业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资本形成率非常高，而且在资本形成总额中固定资本形成比例很高，特别是近年来又有明显提高。2003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即投资率为42.3％，固定资本形成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高达99.7％。这显示出，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的使用和占用量将非常高，重工业的高速增长将是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
世界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都必须在世界范围进行资源配置，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工业化更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当然，同时也向世界提供巨大的市场和资源。由于中国工业的持续高速增长，现阶段资源消耗量明显增大，甚至对世界资源产品市场产生很大压力。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能源平衡一直表现出明显的缺口。能源消费中工业消费量占有特别高的比重。而且，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都明显提高。实际上，对钢铁、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消费量也都大幅度增长。同时，非农业土地占用量大幅度提高，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在2004年采取了严厉的控制措施来保护耕地，制止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资源产品的需求已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能源、原材料需求强劲增长，矿产品供不应求，主要矿产品价格普遍攀升，2004年，许多矿产价格创多年来最高记录。中国经济飞速增长致使需求量猛增被认为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首要原因。2004年价格提高的矿产品包括：钢铁、铜、镍、铝、镁、锡、铅、铂、金等。据英国商品研究机构（CRU）统计，2004年1—11月，全球粗钢产量9.452亿吨，全年产量首次突破10亿吨，其中中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22.1％，占亚洲一半、世界的1/4。2004年初，控制全球80％铁矿石贸易量的三大铁矿石生产公司——淡水河谷公司、里奥廷托公司和BHP比利顿公司都宣布，把他们2004/2005财政年度生产的主要铁矿石产品价格提高18.62％。这3家公司还相继把产量提高了9％左右。分析指出，中国需求量猛增是这3家公司提高产量和价格的主要因素。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据有关专家初步测算，2004年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总量达5.45亿吨，高于2003年的5.15亿吨，其中80％的增长是中国购买量增加所致。目前，全球钢铁需求量还在不断增长，专家预测2005年铁矿石价格还将增长15％（阎卫东等，2005）。
3.中国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和强模仿性是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
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资源短缺现象和很大的环境压力，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工业发展必须因循西方工业发展所决定的技术路线；在西方工业发展中所形成的既定技术路线，同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西方现代工业的动力主要是石油，而中国的能源结构则是以煤炭为主。中国虽然石油资源相对匮乏，但煤炭保有储量高达1万亿吨以上。据国土资源部2004年6月发布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2年年底，中国探明可直接利用的煤炭储量1886亿吨，按全国年产19亿吨煤炭计算，中国煤炭资源可以保证开采上百年。而且中国天然气资源蕴藏较丰富，但勘探、开发和利用不够。据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提供的数据，目前，中国天然气远景资源量可达47.14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为14万亿—18万亿立方米；目前，中国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3.86万亿立方米（可采储量2.47万亿立方米）。按目前的可采储量算，以每年开采1300亿立方米的速度，只可开采20年；但按可采资源量来算，至少可开采100年（安邦集团研究总部，2004）。
可见，中国能源短缺在很大程度上是能源利用结构同资源禀赋结构矛盾的表现，中国工业增长的资源约束，本质上是西方工业技术路线同中国自然资源禀赋之间的差距。西方技术能够有效地利用的是中国不很丰富的资源（例如，石油）而不是中国比较丰富的资源（例如，煤炭）。所以，中国工业技术的原创性弱而转移性（模仿性）强（而且往往是低成本转移和模仿），是资源和环境强约束的基本根源。也就是说，中国转移和模仿了西方的工业技术，沿着西方既定的技术路线发展工业，而能源禀赋结构却不相适应，从而导致或加剧了工业发展的能源和资源供应约束。而如果中国试图普遍实行同西方工业发展的既定技术路线根本不同的另一工业技术路线，又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因为那将严重延缓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二、资源的供求约束
1.只有储量丰富的资源才会发生全局性“短缺危机”
资源的丰富或者缺乏是相对于一定的产品结构和技术路线而言的，只有生产一定的产品所需要的资源才可能会“缺乏”。例如，因为需要生产钢铁制品，钢铁才会短缺。同样，只有一定的技术路线所需要消耗的资源才可能发生“不足”现象。例如，因为需要消费汽油，石油才可能会“不足”。而工业技术路线的选择总是倾向于更多地使用储量丰富而且获取和加工成本较低的资源，避免使用储量稀少且获取和加工成本较高的物质。从这一意义上说，真正会发生“短缺”现象的资源通常是自然界储量丰富的资源。世界上真正稀少的物质，通常不会发生具有全局意义的工业性短缺。因为，根本就不会产生需要大量使用储量稀缺资源的工业技术路线。
可见，工业资源短缺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物质技术问题，或者说，表现为物质供应短缺的原因是经济关系上的矛盾。例如，石油、煤炭、水都是地球上储量最多的物质资源，但也恰恰是最容易发生全面的甚至世界性短缺“危机”的资源。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水是取之不尽的物质，但是，现在却成为令人担忧的短缺资源。目前，在中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10个，城市年缺水总量达60亿立方米。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这个数字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专家预测，当中国人口增至16亿时，人均水资源将下降到1750立方米，接近国际公认的水资源紧张标准。水利部《21世纪中国水供求》预测，2010年中国工业、农业、生活及生态环境总需水量在中等干旱年为6988亿立方米，供水总量6670亿立方米，缺水318亿立方米。这表明，2010年后中国将开始进入严重缺水期。到2030年，中国将出现缺水高峰。
2.资源短缺的经济本质是价格问题
自然资源的短缺与否，总是相对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而言的。而供求关系又总是以一定的价格而言的。从可能性上说，储量丰富的物质往往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资源，而正是由于供应丰富，其价格往往比较低甚至可以零价格（免费）供应。而低价格总是导致更大的需求，因而成为短缺资源。因此，从理论上说，只要价格具有无限的浮动弹性，世界上就不可能出现普遍性的资源短缺现象。问题在于，可以大规模开采利用的自然资源往往并不具有价格浮动的充分弹性。就其价格特征而言，工业资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相对于有效需求可以无限供应的（非稀缺性）资源。这种资源的价格为零，即完全可以免费获得。例如，阳光、空气、海水等。在前工业化时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淡水资源也属这样的资源。第二类：完全由市场价格调节的有限供应（稀缺性）资源。从理论上说，这类资源不存在普遍性的“短缺”问题，即使是储量非常稀少的物质，也只会非常“昂贵”而不会发生短缺危机。第三类：必须普遍保证供应的稀缺性（非无限供应的）资源。由于要求普遍供应，价格就不能太高，所以，国家往往迫于种种压力而控制或者干预价格，因而发生“短缺”现象。可见，资源供应不足总是与价格控制有关，或者与对价格变动的不可忍受性有关，而价格变动的不可忍受性往往就是价格控制的直接原因。
人们所关注的实际上主要是上述第三类资源供求，特别是可能产生的“短缺”危机问题。所谓资源“短缺”，归根结蒂是价格现象，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某种可以普遍利用的工业资源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价格调节供求的？二是社会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资源价格变动（通常是向上的浮动）冲击？而这两个问题又是相互制约的。例如，往往是由于社会不能承受资源价格的过大变动冲击，所以不能让市场价格不受任何限制和干预地发挥供求调节作用；或者是相对于社会所能承受的价格水平某种资源供不应求了。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工业制成品通常不会发生普遍性“短缺”，而资源产品供应则有可能发生普遍性短缺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一方面，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供给弹性大，受自然条件的约束较小；另一方面，社会对绝大多数工业制成品没有不可容忍的价格浮动界限。而对于普遍利用的资源性产品，社会的价格敏感性都很高，具有明显的价格浮动（通常是价格上涨的）容忍限度。超越这一限度，社会将以种种方式进行干预或限制。
3.解决资源问题的难点是中国经济的价格承受力弱
某种工业资源物质属于上述哪一类型并非一成不变，同一种物质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可能具有不同的类型特征。所以，在现实经济中，某种资源的短缺与否，可能处于不同的状况。一是自然储量的多少，这取决于自然禀赋。二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探明储量或可再生资源的潜在供应量的多少，这取决于资源勘探的投资量。三是资源性产品的现实生产量和供应量的多少，这取决于产能和运输能力的大小，而这又是由技术、投资以及发挥生产能力的各种因素所决定的。四是资源产品的实际供求关系，这取决于市场价格。简言之，储量、投资、产能（包括运输能力）、价格（机制和承受力）是工业资源问题的四个基本层面，其中，不同资源产品的价格特征又是资源供求问题的核心问题。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所面临的工业资源短缺性危机，第一是价格问题，第二是产能和投资问题，第三才是自然储量问题。
在中国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对资源价格（向上）浮动的承受力十分有限，过高的资源价格可能导致居民生活的困难和工业成本的普遍上升以及经济效益的严重受损，甚至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所以，资源价格受到了较严格的控制和干预。也正是以此为理由或借口，在资源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有关产业部门的价格体制上，至今保留了更多的计划经济因素。这必然又反过来加剧了资源供求的矛盾，特别是更容易发生“短缺”与“过剩”现象的交替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煤炭、电力供求就发生过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
三、工业发展的环境代价
1.中国工业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环境代价
2005年1月27日，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发布了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这项环境指数是由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环境专家合作完成，并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共同发布。评估结果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芬兰位居第一，列第二到第五的国家分别是挪威、乌拉圭、瑞典和冰岛。位居倒数前5位的国家或地区分别是：朝鲜、中国台湾、土库曼斯坦、伊拉克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国位居第133位，全球倒数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也是全球倒数第14位（袁铁成，2005）。这一评估结果表明，中国的环境质量相当恶化。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亚太环境记协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也指出，目前，中国全国范围内污染排放和资源开发，都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一是环境污染严重。根据2003年的数据，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全国近1/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酸雨区约占国土面积的1/3。全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有一半；工业危险物处置率仅为32％。二是生态环境仍在恶化。沙化土地面积以每年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森林数量增长，质量下降，天然林不足10％；全国90％以上的天然草原出现退化，每年还在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许多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生态警戒线（30％—40％），流域生态功能严重失调；地下水超采严重，华北平原出现大面积的地下漏斗，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引起地面沉降等一系列生态危机；2003年沿海赤潮发生次数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3倍；有10％—15％的高等植物物种处于濒危状态；物种资源流失严重；外来物种入侵每年造成1200亿元经济损失。三是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目前中国的家用电器报废高峰到来，简易拆解造成严重污染；受工业“三废”污染的耕地面积达1.5亿亩，占全国耕地的8.3％；化肥和农药使用量过大，农业面源污染突出，农产品安全受到影响；大城市机动车增长迅速，面临着光化学烟雾的威胁。
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也危害群众健康和社会安定（赵永新，2004）。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工业化过程的环境代价是相当高昂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高速增长，必然对环境产生压力。目前，工业对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对水和大气环境的污染，是影响环境保护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从总量上看，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2位，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1990—2001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净增8.23亿吨，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27％；预计到2020年，排放量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1.32倍，这个增量要比全世界在1990—2001年的总排放增量还要大。预测表明，到2025年前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1位；从人均来看，目前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5年可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水平，但已丧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低的优势。从排放强度来看，由于技术和设备相对陈旧、落后，能源消费强度大，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比较高。虽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只为“附件I国家”规定了具体减排义务（中国不在其列）。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数量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承诺的压力与日俱增。如果中国长期不承担温室气体控制义务，遭受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陶勇，2005）。
为此，中国必须投入更大的资金来进行环境保护。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99年的1％增加到2003年的1.39％。这一方面反映了环境破坏压力的增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环境保护受到更大的重视。
2.环境破坏的经济学实质是环境资源成本的高度外部化
从广义上说，环境也是一种“资源”。工业化不可能完全不影响环境，换句话说，工业发展必须投入环境资源。但是，环境资源的再生成本是很高的，而且，有些环境破坏是无法恢复的，因此，环境资源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可再生性。环境的过度破坏，即环境资源的滥用，其经济学实质在于：使用环境资源的成本往往是高度外部化的，即滥用环境资源的经济个体（企业）并不付费。因此，环境资源对于经济个体是可以免费或者低价格获得的。这样，价格机制的失效必然导致环境资源的浪费和破坏。从理论上说，如果有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即任何经济个体必须支付完全的环境成本，环境破坏的所有代价都完全由破坏者自己承担，则环境破坏现象将归结为“环境资源的市场价格”问题。那么，只要环境资源的价格具有向上浮动的充分弹性，原则上说，就不会发生不可容忍的环境破坏现象，因为严重破坏环境就必须支付高昂的价格，直至经济个体无力支付或者得不偿失。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让破坏环境者充分付费，或者是环境破坏者逃避了付费责任，实际上就是“盗窃”了社会公共的环境资源，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当然，如果在制度或政策上默许甚至纵容经济个体免费或者低价利用环境资源而导致环境破坏，实际上就是允许“合法盗用”公共资源，或者是“合法地”免费或低价提供公共资源而使经济个体获益。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看，工业发展同环境保护的关系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先破坏，后治理”；二是“边破坏，边治理”；三是“不破坏，不治理”。如果是第三种情况，既不破坏也不须治理，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许多工业生产活动，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样的工业技术路线和技术水平是很困难的。对于第二种情况，即在工业生产导致环境破坏的同时就及时进行治理，尽可能不产生或少产生外部的环境污染，或者如果工业生产活动导致了外部环境污染，也能得到适时的控制和治理。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环境的恢复，取决于经济个体或社会的环境保护投资能力。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即先污染，后治理，批评最多，但也恰恰是最普遍的现象。早期工业化国家是这样，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又步其后尘。先是为了追求工业增长和直接经济效益，不择手段，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进行工业生产活动，必然遭受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然后，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付出更大的代价来进行环境治理，对社会整体来说显然是一条得不偿失的发展道路。但这为什么偏偏会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呢？历史的原因当然是在工业发展的早期，缺乏投资能力和技术条件，而且，当时首要的目标是治贫致富，环境目标居于其后。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发展观念的差距，加之工业化早期缺乏远见和对环境破坏后果切身的痛苦感受。尝受后果觉醒之后才知道环境保护的重要价值。当然，现实的重要原因是经济个体的社会责任心差以及环境保护制度的不够完善。
3.环境保护与工业发展的动态权衡
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一定的现实技术条件下，环境保护与工业发展之间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Trade-off）关系：要发展工业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付出环境代价。而且，如果把环境保护投资所形成的环境质量也看做一种“产品”，那么，工业产品和环境质量产品之间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过高的环境质量标准会超过其技术和经济能力，阻碍工业发展。所以，社会往往容忍经济个体低价甚至免费使用环境资源。当然，如果无视环境质量的价值，单纯追求工业生产，不仅难以持续发展，而且发展本身也失去了真实价值。
问题的实质还在于，环境保护与工业发展之间的权衡是动态性的，其判断标准是变化着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不断进步，环境质量标准会逐步提高。所以，环境和工业发展的权衡是因时因地而有差别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环境重要性的评价一定会越来越高。反过来说，工业越发展，其与环境质量相比较的重要性反而会下降。工业发展的这种“价值递减”或者“自我贬值倾向”性质，使得工业发展与环境质量的权衡永远是“后悔”的选择：“后悔”当年煤炉取暖，“后悔”烧煤发电，“后悔”生产了大量排放污染环境尾气的汽车，“后悔”山上砍树地下挖煤，“后悔”炼焦炼钢，“后悔”把树林变成耕地又把耕地建成城市，“后悔”让城市成了“水泥森林”……似乎都是些不堪回首的“非理性”事件，但是，即使让人们回头重走一边，就一定会有更好的选择吗？历史地看，对于工业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权衡，必须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心怀着理想，脚踏在实地，才是现实的理性选择。最根本的问题是：工业化是一个效率至上的市场竞争的过程，而且是国际化、全球化的竞争。归根结蒂，是竞争力决定着生存、发展和环境质量的可行标准。
四、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竞争力
1.工业发展从耗费资源技术向节约资源技术的转变
几乎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经历过粗放式增长的阶段。这是因为，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粗放式增长有其历史的理由。①粗放式增长可以利用低价格资源获得产品的成本价格优势。如前所述，凡是后来发生“短缺危机”的工业资源都是地球上储量丰富，而且采取和使用比较容易的物质。资源的低价格与其供应的充足性相关。所以，利用低价格的资源对于使用者可以提高其竞争力，而对于资源的供应者则是需求的来源。如果不多消费资源性产品，对资源的供应者不利，对资源性产业的发展也不利。例如，如果不是大量使用煤炭、石油、电力，世界的煤炭、石油和电力工业也不会如此发达和技术先进。②由一定时期的技术条件所决定，当资源物质的机会成本很低时，大量使用资源，具有短期的经济合理性。因为，现阶段反正没有更好的其他用途，不被使用的物质甚至算不上是一种“资源”。使用机会成本很低的资源来提高工业生产力，并不是非理性的行为。而且，资源物质的价值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提高的，没有工业发展，地球上的任何物质都不是高价值的资源。这就像是：如果不是因为城市被建成了“水泥森林”，绿地、水面、四合院不会变得身价百倍。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源产品的价值是工业发展的结果，正是工业发展使资源变得宝贵，而不是资源物质天生具有高贵的身价。③开发技术的昂贵性和耗时性，甚至一定时期内的技术不可得性，使得在一定时期内“用资源替代技术”，成为获得竞争力的手段。产业竞争和工业增长时不我待，不可能等到有了节约资源的技术再大规模利用资源。技术的进步依赖于工业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而工业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需要有资源的消费。从这一意义上说，短期的消耗资源是将来高效率利用资源的基础。④如果在某种资源的消耗枯竭之前就可以发现或发明更经济的替代资源，则尽量使用该种资源以获得竞争力优势就成为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反正这种资源将来并无大用，不如尽快发挥其现今的工业价值。就像是新技术发明之前，机器设备的加快使用和快速折旧。
粗放式增长尽管有上述历史的理由，但为了工业竞争力而付出更多资源和环境代价，毕竟是工业发展“黎明前的黑暗”。人类不能在“黑暗”中长期徘徊。经历“黑暗”是为了迎接“黎明”。而当黎明已经到来时，我们如果还在迷恋“黑暗”的时代，在经济和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或者经过努力已经可以达到时，仍然采用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方式进行工业生产，则是对工业化的反动。
2.耗费资源技术与节约资源技术的竞争力比较
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不仅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而且产业之间、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发展也很不平衡。因此，竞争力的来源有很大的差别。从工业发展的历史看，工业技术路线总体上是沿着从“耗费资源损害环境的技术”（以下简称“耗费资源技术”）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技术”（以下简称“节约资源技术”）升级的方向不断进步的。当耗费资源技术是工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时，工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而当节约资源技术成为工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即节约资源技术比耗费资源技术更具有竞争力时，工业发展进入高级阶段。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或者一个工业部门实现了以耗费资源技术为主向以节约资源技术为主的转变，我们称之为“竞争力突变”。
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工业发展的“黑暗”期和“黎明”期的界限在哪里？何时能够进入“节约资源技术”比“耗费资源技术”更具竞争力的“竞争力突变期”？本文以上分析表明，关键的问题是：在现有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下同）能不能增强工业竞争力？如果节约资源能够增强竞争力，那么，实现资源节约就是一个无需担心的问题，因为追求竞争力的过程将自然实现资源的节约利用。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节约资源需要投资和增加更多的成本，使单位产品的价格反而更高，不如耗费资源更具有“竞争力”。实质是节约资源的技术具有非经济性，或者替代资源具有非经济性。因此，摆在中国工业化面前的问题是：在中国工业发展的现阶段，客观上仍然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依靠资源的低价格高消耗来维持竞争力？特别是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国具有多大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更多采用节约资源技术来参与国际竞争？
耗费资源技术与节约资源技术的竞争力比较取决于两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技术本身相对于资源禀赋条件的先进性程度，即是否能够更大程度地节约稀缺性高的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并且这样的技术在经济上也是有优势的；二是国家关于资源和环境的管制制度，即国家如何调节（限制和干预）经济个体消费资源和影响环境的行为。因此，竞争力突变的含义也有两种：严格意义的竞争力突变是指在技术上已经实现了使用节约资源技术比使用耗费资源技术更具有竞争力。而现实意义的竞争力突变则是指：在国家有关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现行管制制度（政策）下，使用节约资源技术比使用耗费资源技术更具有竞争力。第一种意义上的竞争力比较（成本比较）仅取决于工业技术性质本身。而第二种意义上的竞争力比较则加入了国家管制制度（政策）对经济个体竞争力（成本）的影响因素。从当前世界工业发展的总体状况看，在大多数工业部门要实现严格意义的竞争力突变尚不具备条件，所以，各国都必须实行有关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严格的管制制度（政策），对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限制和处罚。当然，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实行的管制制度和政策的技术标准也不同。通常情况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有关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标准也越高。
3.中国工业竞争力突变的含义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竞争力突变的含义是：在社会（包括国际社会）认同的管制标准直至尽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管制标准的条件下，在无歧视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节约资源技术比耗费资源技术更具有竞争力的工业技术进步。如前所述，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标准会越来越高，因而管制制度和政策会更严格。中国经过20多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基本国力和工业实力显著增强，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标准正处于逐步提高并与国际接轨，以至实行发达国家的较高标准的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耗费资源技术的竞争力必然显著下将，继续主要依靠耗费资源技术来支持工业竞争力的道路必然越走越窄。因此，中国工业能否尽快实现竞争力来源的转移，即以节约资源技术作为工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是一项关系工业发展前途的重大任务。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上实现高标准条件下的强竞争力，是中国工业21世纪的战略目标。
中国工业竞争力突变意味着中国市场“血拼”式竞争阶段的终结。“血拼”式竞争的积极意义是对计划经济的彻底否定，是被“逼上梁山”的自主竞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血拼”式竞争就是无限制地将“优势”资源用到极端。例如：①税费减免：减税退税是各地区竞争资本的重要手段，无节制的税收优惠和减免愈演愈烈，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和国家利益的流失。②土地和资源：土地作为竞争手段，一直血拼到“零地价”。③劳动者权益损失：一些加工企业的员工工资一二十年没有增长，而且超时加班、欠发工资现象严重；基本没有工资集体谈判制度。④付出环境成本：一些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⑤市场开放：为了“以市场换技术”、“以市场换资金”，有些产业对外资的开放实行了非常宽容的政策。⑥利润让渡：竞争性产业的企业以让渡利润的方式（低价格、加工贸易）获得价格竞争优势，利润迅速摊薄。“血拼”式竞争方式无论有多少历史的理由，现在也已开始走向尽头，因为“血拼”式竞争不仅对中国工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其他国家也难以承受。总之，中国工业发展已经走到了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血拼”式竞争方式的重要历史关头。
五、结论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资源的消费和环境的破坏是工业发展的代价，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粗放式增长的过程，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关注越来越强，标准越来越高，继续大量耗费资源和环境，走粗放式工业增长的道路，已经不可能支持中国工业的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工业正面临着实现从主要依靠耗费资源技术来支撑工业竞争力的阶段向主要依靠节约资源技术来支持工业竞争力的阶段转变的关键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工业竞争力的重要突变期。在这一时期，工业结构的升级，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国家有关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管制制度的完善和技术标准的提高，直至接近和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将成为中国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基本方向。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中国的工业经济增长模式、企业竞争方式、经济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将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将发生显著变化。而“树立科学发展观”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正是其正式的政策表达，也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的正确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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