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东南社会变迁与近代化智力资源积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智力论文,东南论文,社会变迁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11-0078-06
所谓晚清社会变迁，实质上指的是晚清时期(1840-1911)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的过程，这种变迁的总趋向就是近代化。一位美国学者曾这样叙述这个过程在西欧的发生：“对于西欧社会来说，传统制度是指存在于中世纪的制度，现代性对传统制度的挑战发生在12至18世纪。”[1]在西欧，这种挑战持续了600年之久，社会才由封建形态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形态；而在中国，明清之际社会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明朝中叶江南地区丝织业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清朝“到鸦片战争前，已在二十个手工业行业中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它们的产品，差不多都有长距离运销”[2]。但是这种发展相当缓慢，直至19世纪中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胁迫下，才中断自身历史的发展进程，被动移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过渡，这一过渡的界标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
晚清的社会变迁首先是从东南地区开始的，这种变迁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拟从近代化智力资源积累这一角度探讨其与东南地区社会变迁的关系。
一 中西文化在东南地区的冲突与融合推进了这个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16世纪末，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这次“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至清代前期，由于统治者推行日益严格限制中外交往的政策（注：过去习惯称之为“闭关政策”，其实是不确切的。乾隆帝宣布中西贸易限定广州一口，并非“闭关”，只不过是缩小了开放口岸的范围。肖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章第三节对此曾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西学东渐”中断，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关系始发生剧变。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大举入侵，封建的、严格控制对外交流的中国被迫对外开放，“西学东渐”在一种新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复苏了。
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是西方列强利用特权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办的船舶修造厂和出口加工厂。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苏格兰人柯拜(JOHN COUPER)在广州黄埔修建了“柯拜船坞”，雇佣中国工人修理船舶。大约20年后，在东南沿海城市（香港、广州、黄埔、厦门、福州、上海）已有大小船厂40余家。随后又出现了一些外资开办的茶厂，1878年（光绪四年）时已有9个之多。至甲午战争前夕，外国资本先后在中国开办了191个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和广州。
外资企业的出现对中国民族资本无疑是排斥的，具有破坏性的，但不能不看到它对中国的近代化在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竞争突出地表现在中外商品的竞争上，表现在农业、手工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竞争上。两种不同的商品生产差距是如此之大，“外国用机制，故工细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3](p20)。机器生产的威力使中国人感到震惊，外资在中国开办的工厂其近代化的示范作用自然也更直接、更具体。最突出的例子是美查洋行在上海办了个火柴厂（燧昌自来火局）后，短短三、四年内，就出现了三家华商火柴厂。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首先是从军工领域开始的。1861年1月（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在安庆设立了内军械所，这是最早生产近代武器的工厂。接着又有上海、苏州洋炮局的设立，至1865年（同治四年），在上海办起了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近代化工厂——江南制造总局。翌年，我国专门的近代造船厂在福建马尾诞生。19世纪60年代，一批军工企业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创建标志着中国产业技术革命和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进入70年代后，民用工业逐渐兴办，并居于显著位置。1872年（同治十一年），广东南海商人陈启源办了继昌隆缫丝厂。1873年初，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这为中国近代航运业奠定了基础。此后20年内，民用企业已有一定发展，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民用企业已达117家，其中商办企业为87家。而商办企业的发展又是与地域经济的发展及中外接触的频繁紧密相连的，因此，90%的商办企业集中在广东、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1895年至1898年创办的较大规模的民族资本企业有49家，也多集中于广东、上海、江浙一带。
在近代工业奠基的同时，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也开始得到传播，这一传播的进程始于明末清初，至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高潮。正如一位自然科学史学者所说：“推行洋务运动以来，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开始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工厂和矿山，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大量传入我国。从日心说到进化论，从造船、造炮到机器碾米和磨面，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能与之相比的。”[4](p289)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从翻译西书开始。20世纪60年代，北京同文馆，上海、广州的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等机构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从1853年（咸丰三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翻译出版了468部西方科学著作，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门类。此外，在70年代中期还创立了格致书院，举办科学讲座或讨论会，该书院出版的《格致汇编》可谓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这些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介绍到中国，不仅培养造就了我国早期的近代科技工作者，奠定了我国近代科学的基础，也为我国近代的变法维新提供了思想武器。
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的同时，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即“西政”）也陆续传入，至80年代后，逐渐为世人注目。一些关于西方法律（特别是国际法）、史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西书”被大量翻译出版，如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汪凤藻、凤仪译的《公法便览》，傅兰雅、汪振声译的《公法总论》等。外国史地方面的译著也有数十部之多。至戊戌维新时期，西方社会科学开始系统引进，如进化论思想，虽从洋务运动时期已开始传入，但中国人真正认识它却是从严复开始的。严复翻译出版了《天演论》，系统介绍了这一学说，并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戊戌时期传入中国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如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最早见于1895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严复译，书名《原富》，1902年版）等。严复还翻译了《穆勒名学》，介绍归纳、演绎等新的科学方法。至辛亥时期，更形成了译介西方政治学说的热潮，从《理想国》到《共产党宣言》，真可谓包罗万象。
这一时期，在中国还陆续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对“西学”的输入和传播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步输入，中西文化发生了全面冲突，其表现为：传统的农业、手工业与近代工业、近代科学技术的冲突；封建君主专制与近代民主政体（立宪与共和）的冲突；纲常伦理与自由、平等、博爱的冲突等等。这种冲突的实质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争。但是冲突之外，“西学东渐”也必然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正如魏源所预言：“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5]（后叙）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更是“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6](p88)。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也加速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而东南地区本身曾经是商品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地区，在西方殖民者入侵过程中又首当其冲，五口通商后最早被迫“开放”，接触西方文化、工业文明要早于其他地区，因此，这一地区的近代化步伐显然比中国其他地区要迈得更快一些。
二 社会变迁促进了东南地区近代化智力资源的积累
晚清时期，东南地区社会变迁显著，这种变迁对近代化智力资源积累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近代化智力资源积累主要表现为近代绅商阶层和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绅商”一词在19世纪中叶已频频出现于文献中，当时主要是指绅士和商人而言，并无其他含义，后来才逐渐形成一个固定概念，专指亦绅亦商、绅商合流后出现的特殊社会阶层。
近代绅商中，相当一部分人是由买办转化而来的。买办则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华经济渗透而出现的，原先只是为外商经管杂务，鸦片战争后才取代行商充当中外贸易中介人的角色。随着“贸易限制政策”的破产，外商在华贸易扩大，买办人数也不断增长，1854年（咸丰四年）只有250人，半个世纪后（1902年）已达2万人[7](p102-105)，在当时社会中，买办已是一个相当富有的阶层，据有的学者估计，1890-1913年的24年中，“全国买办阶层共获利润六亿二千多万关两之多”[8](p155)。因此，手握巨资的买办投资近代企业，进而以捐纳方式跻身绅士行列已是势所必然的了。这些买办型绅商，一般是既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了解西方商业制度，又熟悉国内商机，并善于把握商机。下面对14位著名买办绅商列表略做介绍[9](p958-976)：
由买办转化而来的绅商属于早期民族资本，他们是东南地区早期近代化的一批重要智力资源。李鸿章在兴办近代企业时，罗致了一些买办出身的人，对他们评价甚高，称之为“熟精洋情”、“殷实明干”，是“极一时之选”的人物[10]（卷十三）。其中如唐廷枢、徐润长期主持着我国第一家民办的大型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以后，唐廷枢还主办过开平煤矿；当过买办的丁日昌（广东丰顺人）受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工厂——江南制造总局，官衔也由苏松太道直升至江苏巡抚，成为洋务大员。丁日昌热心建立民族工业，同时还提出创建近代海军及开源求富等一系列主张，又力主废“八股”，试“八科”，派遣留学生，促进教育近代化，他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化密不可分。此外，还有一些买办出身者如杨坊、王槐山、穆炳元、叶成忠、虞洽卿等（均浙江籍），既投资新式企业，又以捐纳跻身士绅，更捐资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在经营企业及社会活动中，不自觉地成为新思想的传播工具，对当时启迪民智、政治革新产生了无形影响。
近代绅商中，除买办型绅商外，还包括“官僚型绅商”（一部分买办型绅商亦向官僚型绅商转化）和“士人型绅商”（注：本文对“绅商”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分析参阅了章开沅等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一书。）。所谓“官僚型绅商”是指集官、绅、商于一体，一身而三任者，如盛宣怀（江苏武进人）、周学熙（安徽至德人）等人。他们既从事近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又涉足政治，官运亨通。盛宣怀任过轮船招商局会办，以后又插手乃至控制银行、铁路、煤矿、纺织等业。同时，其官阶也扶摇直上，由道员、少卿直至尚书。周学熙则既创办了北洋官营实业，又创办了多项民营企业，被袁世凯评为“当代奇才”[11](p11)。周在官场上也是春风得意，由前清的道台、按察使一直做到民国的财政总长，退隐之后，又热心桑梓，颇具绅士之风。
士人型绅商的代表人物是张謇（江苏南通人），甲午战败，民族危机异常严重，他“夙夜忧惧”、“不胜耻愤”，遂走上“实业救国”之路，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奇闻——出了个“状元资本家”。张謇崇尚实事，淡泊仕途，志在救国、利民，他致力实业，振兴教育，成绩显著，在中国近代化事业中功不可没。
绅商队伍的壮大还表现在商会团体之盛。据有的学者统计，庚子之后，辛亥之前，全国共有商会227个，而江苏（71个，占31.3%）、浙江（34个，占15%）位居前列[12](p102-108)。
近代绅商不仅本身是一种近代化智力资源，而且还推动了这种资源的进一步积累，此现象在东南地区尤为显著。1912年以前，全国捐资千元以上兴学者共117人，其中江苏居首位（占32.48%），浙江紧随其后（占16.24%）；以兴学资金计算，则浙江居首，达219400元（占35.32%），江苏第二。[13](p482)
近代化智力资源积累的另一种表现是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在封建社会中，宗族制度的支柱是旧式士绅和士子，但随着西方近代文化的传入，在“救亡”的大旗下，“新学”兴起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由于新式教育的哺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政治理想成为知识精英们的执着追求，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群体随之形成。
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是逐步形成的，这个群体大致由四部分人构成，即：传统士人学习“西学”转化而来；中国自办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在华教会学校的毕业生（19世纪末外国教会已在中国办学校1000余所，学生2万人）；留学归国人员。我国的近代教育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而肇始的。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批新式学堂开始创办，到甲午战争前后，全国已有各类新式学堂37所，东南地区则有18所，占到将近一半(48.6%)。其中像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3)都属于最早一批创办的外国语言学校；而福州船政学堂(1866)则是中国最早专门学习造船和驾驶技术的学校。从这些学校中造就了一批掌握西方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
我国派遣留学生出洋始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创议者容闳是留学美国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容闳出生在中国最早接触西方近代文化的地区——广东，1854年（咸丰四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他在《西学东渐记》中叙述自己的志向时说：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4](p62)。1872年，他与陈兰彬带领第一批留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以后又连续有三批学生赴美，总共120名。这120名赴美留学生几乎全部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从籍贯看，广东84人（占70%），江苏21人（占17.5%），浙江8人（占6.7%），安徽4人（占3.3%），福建2人，山东1人。之后，又派遣了三批留欧学生共88人，这些留欧学生也是福建人占多数，以学习海军驾驶和造船技术为主，回国后成为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军官和造船工程师，其中的佼佼者严复更成为先进中国人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巨大而杰出的贡献，为整整一代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甲午战后，中国人见日本人学习西方成绩显著，一跃成为东亚强国；加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来往方便，遂多赴日留学。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公费留日学生有26人，其中江苏、浙江、广东三省人数同居第一位（每省6人），共18人，约占这批留日学生的70%。以后华中地区留日学生逐渐增多，1904年（光绪三十年）留日学生达8620人，江苏占13%，人数不如湖南(17%)，但仍居全国前列[15]。大批青年官费留美则起于庚子赔款，1909年（宣统元年），在全国范围内招考了官费生47名，而江苏占21名，达45%，足见江苏新学之盛。
近代知识分子的队伍随着社会变动、新式教育创办在逐步扩大，但毕竟增长缓慢，直至进入20世纪，形势才为之一变。1901年，清廷谕令将各级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考试内容也以策论代替八股文。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又正式废止科举考试制度，从此，读书人都必须由新式学堂出身，这就切断了旧式士人的进身之路，士人除研习新学外，别无他途，这对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影响极大。
三 智力资源积累加速了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促进了近代化智力资源的积累，反过来，近代化智力资源的积累又加速了社会变迁，这一点在东南地区表现得相当突出。
近代化智力资源的积累首先是推进了近代经济、近代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发展。就东南地区来说，在近代社会的各个时期，都有一批社会精英为近代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举办近代企业方面有唐廷枢（1832-1892，广东香山人）、徐润（1838-1911，广东香山人）、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人）、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等；在引进近代科学文化方面，有李善兰（1813-1884，浙江海宁人）、华蘅芳（1833-1902，江苏无锡人）、徐寿（1818-1884，江苏无锡人）和徐建寅（1845-1901）父子。另外，像东南地区的一些早期维新派人物还对西方“政教义理”作了研究介绍，如王韬（1828-1890，江苏长洲人）、马建忠（1844-1900，江苏丹徒人）、郑观应、薛福成（1838-1894，江苏无锡人）等人。王韬介绍了西方议会制度，明确表示了对君主立宪的向往；马建忠曾赴法国攻读政治，主张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并肯定西方国家的代议制；而郑观应在《盛世危言》（1894年出版）中更进一步强调了议院的优越性，宪政思想更趋成熟。特别是郑氏第一次明确提出西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还包括“政教刑法”等社会政治学说，把重点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薛福成曾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西方议院做了详细记载。提出设议院以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早期维新思想家还有陈炽（江西瑞金人）、陈虬（浙江乐清人）、汤震（浙江山阴人）、何启（广东南海人）等人。
同时，近代化智力资源的积累，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社会改良和革命。我国近代著名的改良维新派和民主革命派的领袖人物、中坚分子多出自东南地区，这绝非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正是东南地区近代化智力资源宽厚积累的必然反映。
广东是中国近代最先“开风气”的地区，也是晚清近代化智力资源的重要储备库之一。当英国割占香港后，广东更紧邻着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门口的橱窗，一些有志救国的仁人志士正是从这个近在咫尺的殖民地城市去感受“西方文明”的。毛泽东举出的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个代表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中，有三位就出自广东。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是一位具有向西方学习朦胧意向的农民革命领袖，他从西方基督教义中借来一个“革命的上帝”倡导革命，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他后期的主要辅佐者洪仁玕在香港生活了较长时间，向外国传教士学习教义及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成为那个时代“最开通的中国人”。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经洪秀全批准颁行，这是一个意在推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改革方案，虽然未能实行，但洪仁玕仍不愧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思想家。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以经营天下为志”1879年（光绪五年）路经香港，“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三年后返粤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翻译之西书，从此，“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16](p116)，立志维新改良事业。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在维新运动中与乃师并称“康梁”，是一位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当时的青年学子们，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洗礼的”（郭沫若语）。
孙中山（广东香山人）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早年在檀香山读书，“有慕西学之心”，后在香港西医书院攻读五年，接触西方的政治、哲学思想，萌发了改革中国的想法，因痛心清王朝之腐败，深知不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绝无中国近代化之日，“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7](p168)。
另一位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严复则是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福州是福建的文化、经济及政治重心，明季以来即是中国与东洋贸易的枢纽，被称为“商贾中之公正人”。19世纪上半叶，就从这里走出了“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正是在学习西方第一人的故乡诞生了“中国西学第一”（康有为语）的严复。严复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光绪三年）赴英国学习海军二年，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学识大进。他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论思想，其译著《天演论》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民报》所言，《天演论》使“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18]。《天演论》为主张维新和倡导革命的志士提供了最新的思想武器，辛亥时期的黄兴、胡汉民、朱执信、陈天华、邹容等革命家都深受其影响。
浙江原为文风鼎盛之区，鸦片战争后，宁波成为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对外贸易兴盛，经济、文化发展很快。以学会的创办为例，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浙籍人士在省内外创办的学会有37个，约占全国学会总数（211个）的17.54%。1897年，杭州又设求是学堂，讲求实用之学。从此，各地多设新式学堂，浙省风气大开，至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浙江共有官立学堂34所，当年毕业生32人，两项指标将居全国第一位[19](p37、p39)。
浙江籍近代士绅和近代学人于维新与革命之运动均有突出表现，成为国内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戊戌时期，钱塘汪康年(1860-1911)、海盐张元济(1866-1959)与康、梁相唱合，鼓吹维新，前者是上海强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后者则为北京浙籍人士之代表，戊戌时屡蒙光绪帝召见。辛亥时期，余杭章炳麟（号太炎，1869-1936）、山阴（绍兴）蔡元培(1868-1940)、秋瑾(1875-1907)均倡导革命排满，成为革命组织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
江苏地区富裕，文教发达，其社会精英虽多主张革新，行动却颇谨慎。上海成立强学会，江苏只有张謇一人参加；北京成立保国会，列名会员185人，江苏只有17人，居陕西（34人）、广东（27人）、浙江（19人）之后，辛亥时期，光复会为江浙一带主要革命团体，早期会员171人中，浙江104人，安徽12人，江苏只有10人。
如果说在推进中国经济、文化近代化方面，江苏的智能之士是走在前面的话，那么在推动政治的改良与革命方面，广东与浙江的知识精英则遥遥领先。
总之，东南地区近代化智力资源的积累，对促进我国社会结构的变革，对社会改良与革命的推动，对加速中国社会的变迁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2-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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