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座谈会”发言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座谈会论文,热点问题论文,中共论文,摘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盖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已有77年的历史，其中每一阶段都有前沿和热点问题。诸如，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在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左”倾错误问题，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三大改造如何评价问题，反右派运动问题，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为什么叛逃？江青为什么能得逞？胡耀邦等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等等。
从上述问题看，借用一个说法，“左”的错误可说是党的历史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党史工作者应重点研究“左”倾错误的根源、表现、后果、教训，克服“左”倾错误的经验。从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中国共产党每克服一次“左”倾错误，革命事业就前进一步。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之时，毛泽东还一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不要重犯过去的“左”倾错误。但是我们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又连续犯了20多年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粹“四人帮”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适应时代的要求，克服重重阻力，把改革开放一步步地引向深入。所谓重重阻力，主要是“左”的干扰。
“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对待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列宁的某些理论观点，固守资本主义是垂死的日落西山的观念，看不到当代资本主义随着社会矛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既不是马克思所说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列宁在20世纪所讲的垄断的资本主义，更不是斯大林在二次大战后所说的两个世界平行市场的资本主义。过去我们总认为资本主义是盲目生产，社会主义才是计划经济，事实并不是如此。
对于如何深化党史研究的问题，我认为，第一，应该加强对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研究。前面所讲的应重点研究的问题，既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也是政治路线的问题，从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能够更好地发挥党史教学、研究的社会功能。第二，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冲破禁区。前边讲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有的现在还是禁区。我们从事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对中央既定方针、政策的注释或论证（这当然也需要），还应该不唯上、不唯书，敢于依据客观事实，讲真话、实话，有自己的见解。要鼓励开拓、创新，形成百家争鸣的氛围。新见解是百家争鸣的源泉，要克服乱扣帽子、乱加批判的积习。
张静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学科前沿是分层次的，有影响全局性的问题，也有对局部起作用的问题。对于历史学科来说，不同历史时期，又各有其不同的前沿问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人们认识的发展乃至新史料的发掘，会形成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一个学科要发展，一个研究者要对学科发展多做贡献，必须随时了解学科前沿和热点。以往党史学界很少有人关心本学科的前沿和热点，人们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跟着纪念日走。应该说这是不利于学科发展的。今天提出这方面问题进行研究很有必要，以后要不断加强。作为党史研究领导机构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应该负起责任来，要研究如何促进党史学科的发展，研究队伍的巩固和扩大，特别是应注意对青年研究工作者的培养等问题。由于高等学校已决定不再上中国革命史课，这就使党史学科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必须引起注意。
我认为，从当前来看，影响党史学科发展全局性的前沿问题主要是：第一，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换句话说，就是要建立起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指导，以新的认识、新的视角、新的史料，重新总结规律和经验教训，审视各个历史阶段重大历史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容，亦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第三，如何引进其他有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共党史进行多学科研究。
对党史学科前沿和热点问题，除了开会交换意见外，还需要多发表些文章，展开争论。
金春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我认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热点”大概是指大家比较关注，研究比较集中，一时之间研究成果较多，或争论比较热烈的问题。这类问题会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势而异，任何问题都不可能永远热下去。像“文化大革命”问题，1985年前很热，以后就逐渐淡下来。什么是“前沿问题”呢？似乎不太好界定。我理解是指有较强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和重大历史问题。因此，“热点问题”同“前沿问题”有时可以是一致的，有时又不一定是统一的。
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这类问题似有三种：一是有关中国革命的建设思想的研究。例如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的关系，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等。二是由于新史料的发现和新档案的披露，而引发的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再认识和再评价。如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再研究；朝鲜战争发生原因的历史真相和抗美援朝战争积极效果与消极因素的再评估等等。三是对历史经验、特别是重大失误教训的总结。因为要发挥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史学功能，全面的历史经验是不可少的。毛泽东曾指出，“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例如对1958年“大跃进”教训的总结，对“文化大革命”诸多问题的探讨等等。
新近出版的、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著的《牛棚杂忆》，引起了较大关注。在自序中季先生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他认为，今日我国“社会上道德水平有问题，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若仔细追踪其根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粗一点比细一点好，这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季先生这些话恐怕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而是有相当的代表性。
去年某杂志的一篇署名文章曾讲了一件令我震惊的事：一位中国人在同日本人交谈中提到日本应走出对二战认识的精神误区时，“对方回答令他震惊：我们对侵略的糊涂观念，同你们之对于文革，恐怕也有些相似之处。”文章作者对此事评论说：“显然，这两个问题绝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对比对于我们可能有某种警示意义。‘彻底否定文革’是对文革浩劫的公正判决，但后面的事还很多，所以不能视文革等于零，完全无效，这样才不致于真的陷入文革的精神误区。”这种评论不能说是无的放矢。
引了这么两大段话，无非是表达一个意思，我认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研究，仍应是当今党史中的一个前沿和热点。
关海庭（北京大学副教授）：
中共党史既是一门基础性学科，又是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就当前来说，它一方面要为改革开放的现实服务，但主要还是应通过基础理论的研究来服务于经济建设。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学科之间知识的融会和贯通，其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中共党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它主要是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来服务于现实的。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中心的一切政治关系的总和，或者说，举凡一切政治现象都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政治学所研究的近现代的某些政治现象，都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把党史称为过去的政治，把今天的政治称为未来的党史。因此政治学与中共党史是水乳交融的。如果能站在政治学的视野上，利用其众多的科学方法，显然对党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都是十分有益的。
近年来， 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 比如， 在1997年全国高校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竞赛中，北大政治系的两位研究生进入了前三名，其研究题目分别是《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政治稳定》、《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中介组织》。半年以后，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讨论精简机构问题时，提出了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意见。可见，他们的研究不仅有较宽的视角，而且与现实密切结合，很好地发挥了中共党史的应用性功能，因而也得到了公认。再比如，《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 运用抽样调查、定量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进行了可信性论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
总之，只有建立在科学方法之上的，具有开阔视野的理论研究，才能将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真正引向深入。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是党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但同时还要借助政治学的其他方法。比如，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体制转型问题，而体制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受制于诸多因素。以往的研究多限于体制内部的运行机制，而忽略了外在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对它的影响。近年来，西方政治学中出现了侧重研究政治行政环境的生态政治学和生态行政学，它为全方位地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地区之间的差别大，发展极不平衡，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辐射和带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疆域辽阔，地理气候复杂，自然灾害频仍，又对国家的综合控制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此外，国家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很高。如建国后仅在治理黄河中所搬动的土方，就相当于建筑13个万里长城，这样的工程只有靠国家的投入才能完成。所有这些社会和自然方面的环境因素，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中所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具有丰富多彩的党的历史经验所应该思考的问题。
温乐群（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
关于党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我谈一点个人的浅见。第一，党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有两类，一类是大众的热点，如市场上流行和热销的有关党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纪实作品，包括海外出版的一些书籍。另一类是党史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这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这两类热点不是泾渭分明，毫不相干的。可以说，对大众热点的回应和正确的引导，也应该成为党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第二，从党史研究者的立场关注和思考，党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不是预设的，也不是制造出来的，它是党史学性质、功能和特点的表现、反映，它将有助于推动党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化。
第三，中共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以及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探索并揭示其规律的一门学科。与一般历史研究相比，党史研究的资政功能、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宣传、教育功能更加突出。因此，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始终应该是党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而且这种总结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要随着资料的不断发掘及认识手段、 方法和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地深化。
第四，更进一步说，党史研究必须重视对刚刚过去的历史、对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的经验与教训作实事求是的总结。在党史学发展史上，有两次全党范围学习党史、总结经验的热潮，也可以说是党史研究成为全党工作的前沿与热点，这就是延安整风时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时期。这两次恰恰都是对刚刚过去的历史、对我们所做过的事情进行研究和总结，毛泽东曾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因此，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的重要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总结，应该成为当前党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第五，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全面的、复杂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党史研究应抓住方针、政策问题、抓住党的领导工作方面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同时发挥其综合性的优势，更重要的要逐渐建立起党史学的框架和规范，形成党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样才能使党史研究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总结中真正确立自己的位置。因此，对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也应该成为党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邵维正（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
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向社会主义时期转移，这是必然趋势，在党史界已经取得了共识。然而，中共党史作为一个研究的整体，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具有连续性。就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本身来说，也还有些热点、难点没有解决好，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首先遇到的热点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产生？国内外早就有人说中共成立“缺乏社会基础”，是“泊来品”、“卢布党”；近些年又有人散布“移植论”、“早产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一代不了解远去的历史，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党的领导不可替代性，往往会产生一些疑惑，需要党史工作者从史论的结合上给予回答。这就要把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摆到当时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充分阐述党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尤其是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状况，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等等，论证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民主革命时期还有其他热点问题，如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过“左”、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抗日统一战线领导权等问题，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深化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要把重点放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方面，以史资政，以史育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并为历史证明是成功的三条基本经验，已成为全党的宝贵财富，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如何做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如何全面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为经济建设提供安全保障；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继续推进面向21世纪的新的伟大工程。这些都是在当前全党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基本问题。当然，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战略目标已经提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也已确立起来，我们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眼于历史经验的运用，力求在新的条件下有新的发展。
刘国新（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什么是党史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这实际上涉及主观对客观的认识。从历史学的本义说，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对历史的表述过程中提出了全新的认识；一种是对既有的认识提出了一些补充和修订。那么属于“提出全新认识”的问题就是前沿问题。这是抽象地看。如果稍微具体一点，我认为，可以根据不同的坐标去看。比如，从时间上说，越靠近我们的越是前沿问题。因为这都是新发生的问题，尚未被我们所认识，尚需要我们去分析、去评价；从指导思想上看，运用新的理论解答实践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前沿问题。把这两条结合起来就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的实践经验，使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少走弯路，这些就是社会主义党史的前沿问题。至于热点问题，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热点问题就是前沿问题。为什么古代史问题不容易炒热，而当代问题容易炒热？就在于当代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人们关心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猎奇，而在于它与人们密切相关，在社会发展中继续产生影响。我这么讲也是参考了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他们隔一段时间就把争论较大的观点结集出版， 其中热点就是前沿。
阎建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我同意党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是分层次的观点。我也很同意应把对全党工作大局具有指导意义的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作为重要的前沿研究课题的看法。尤其应把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对改革开放20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党的一系列战略方针、我们的基本经验等等，作为重点研究领域，并力求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这对于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有着更直接的现实意义。
党史学科虽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但也是现实政治性很强的学科，是社会十分关注的热点学科，肩负着教育今人、激励后人，向干部群众作宣传教育的重任。做为一门专业，一些课题学术性强些，但总的来说，特别是对一些热点、敏感问题的研究，不可能是纯学术性的。党史研究不能偏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轨道。党史学的这些带有根本性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在确定选题时，既要有敢于探索、尊重历史的勇气，也要有维护全党大局、有利四化建设的高度政治责任感。这就是我们做党的文献工作的同志常讲的一句话：保持党性和科学性高度一致。科学研究无禁区，这个观点无可非议。但不能因强调“无禁区”而丢掉了研究的科学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
郭德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党史上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很多，例如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共和朝鲜战争的关系等问题，随着俄罗斯档案的公布，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对社会主义时期三大改造的评价、对1957年以后及“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重大事件的研究等等，都是党史界关注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但是今年最大的热点，莫过于新时期的党史，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是今年党史界最引人注目的两件大事，一系列讨论会已经或将要召开，一批重要成果已经或即将问世。
新时期的党史，引起大家的热切关注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党的历史上最辉煌、成就最显著的时期之一，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现实的借鉴最为直接，教育作用最为巨大。但在整个党史的研究中，对新时期的研究最为薄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甚至连党史资料也没有进行系统、全面的搜集、挖掘和整理，有不少重要问题的真相还若明若暗，历史线索还模糊不清，例如对于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么重要的会议，现在还没有一本书，原原本本地讲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具体召开的。因此，新时期党史的研究亟需加强。
那么，怎样加强新时期党史的研究呢？首先，应该尽快充实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加强研究的力量。其次，应该认真搜集、整理和挖掘新时期的党史资料，特别是对于那些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来龙去脉，应该尽力加以挖掘，广泛地采访当事人，尤其对那些年老体弱的当事人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应该尽快地抢救。再次，应该在此基础上认真加强新时期的研究，早点为建党80周年的学习和宣传作好准备。这种研究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以实践为标准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能完全局限于现有的文件；同时，不能只局限于中国的范围，而应具有世界的眼光，把这段党史放到世界的大变局中进行研究，才能使研究更有深度，更具有说服力。
当然，新时期党史的研究难度很大，但只要努力，一定会取得可喜的成果。
杨奎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所谓前沿问题，就是与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问题；所谓热点问题，就是引起较多人关心的问题。而无论前沿也好，热点也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肯定有一定的敏感度，不会是那种四平八稳，引不起任何争论的问题。但是，与现实联系较紧，引起较多人关心的党史问题，能争论吗？于是，我们又回到党史研究的老问题上来了：中共党史研究能不能有新意？
任何一门学问，要想存在下去，都必须要不断求新。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惟独中共党史研究有些例外。大同小异的内容，大同小异的资料，十年前是它，五年是它，拿到今天，题目变变照样发。许多人不爱看党史文章，写得八股不八股不论，缺少新意是最大的问题。
讲深化党史研究，未必是哪儿前沿往哪儿去，哪儿热闹往哪钻。实际上，基础问题研究不透，研究前沿问题也难有深度；整体研究上没有新意，研究热点问题同样难以给人多少启迪。中共党史研究，不论是就它的研究队伍，还是就它的研究成果来说，这些年一直在逐渐萎缩。这一方面是社会需求大幅度减少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党史研究本身远离社会需要，总是在炒冷饭有关。
是不是社会大众不需要党史研究？当然不是。看一看报摊上那五花八门的杂志，看一看书店里那琳琅满目的图书，凡是谈历史的，一多半都是谈党史问题的。只不过，它们所讲的，大都不是我们教科书上讲的内容。的确，我们许多研究者不屑一顾，因为那些杂志和书籍里面有不少胡编乱造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这些杂志和书籍买得那么火？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杂志和书籍里面讲的内容或者前沿，或者热点，而关键在于有新意。
《中共党史研究》今年第2期刊登了李向前的一篇小文章， 介绍美国哈佛“费正清中心”的Seminar。其中讲到，在那里，Seminar隔三差五就是一场，但参加者仍旧非常踊跃。联想到我们做研究，大家各自为战，连班都懒得上，更别说热心去听谁做学术报告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里值得总结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原因是应该提到的，那就是，哈佛的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每个讲演人都是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每个听讲的人也都想利用这个机会受点启迪，或发点议论，从而帮助自己考虑问题。
事实上，每一个在欧美国家做过一些研究的研究者，都能够注意到一个重要的情况，那就是，那里的研究几乎不存在炒冷饭的现象。几乎所有的研究论文和论著，都被要求列出前人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并说明你的新意何在。一句话，要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它要求我们研究者一定要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力，要有较好的史学功底和理论能力。鼓励这一点，事实也有助于党史队伍的建设，奖勤罚懒，优胜劣汰。
当然，要做到能够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首先是我们的主管部门要很清楚学术研究和政治宣传的不同，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和讨论，要避免先入为主地对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发议论、做判断。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学术讨论的氛围，要想深化党史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学术问题，不讨论是不能进步的。只有允许我们的研究者去大胆地探索，党史研究才有可能进步，我们也才有可能真正去深入研究那些无疑是会比较敏感的所谓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
林谷良（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
党史学科的研究、宣传工作有它的特殊规律。讨论前沿、热点，似应兼顾研究与宣传两个方面，各有各的前沿，各有各的热点（重点），应该是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所谓前沿课题，应该是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所迫切需要的重要思想理论依据。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史进入90年代，从宏观上看，党的路线、方针已经确定，作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已经被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党史上带有全局性、规律性的经验、教训已有两个《决议》作了全面、科学的总结。因此，区别于政治经济学、哲学的党史学科不必找什么前沿课题。历史科学应该鉴往知来，走在决策之前；阐释既定方略倒是第二位的任务。党史也不例外。60年代，为了论证“三面红旗”的正确，其中，为了肯定全民大炼钢铁，我们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写了不少文章，说钢铁产量从650万吨一年翻番，而英国、法国、 美国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大意）。看来，确定这样的“前沿”课题并没有好处。
关于难点问题，比如如何评价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原来规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大大提前了；高度集中、纯而又纯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起来了。这种生产关系急剧的、人为的变动，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陈独秀曾预言，中国民权革命胜利以后，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区别于欧美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待生产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再行社会主义革命（大意）。这个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之间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渡时期的思想，被作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二次革命论”的论点之一批判了半个多世纪。后来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的实践证明，站在“左”的方面来批“右”，路子就越走越歪。
郭雄（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
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是目前党史研究的重点，其中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内容又是党史研究的难点。毫无疑问，这些难点就构成了今天党史研究的学科前沿。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跃居执政党地位，28年为之奋斗的愿望成为了现实。按理说共产党打天下，坐天下，率领全国老百姓发展生产，摆脱贫困落后，奔向富裕昌盛，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就是这件大好事，我们办起来却是颇费周折，历经坎坷，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找到了一条比较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之路。
痛定思痛，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30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成功的经验，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对于长期阻碍我们前进步伐的“左”的思潮和“左”的错误，则应彻底地进行反思和清算，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避免今后我们再犯类似“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所以，我不主张党史研究出现什么热点问题。所谓热点往往容易和炒作、哗众取宠、追求轰动效应等混淆不清，甚至会落入迎合媚俗、降低格调的陷阱。目前党史界应反对功利主义，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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