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生年再辨——兼及各说的论证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文,岑参论文,生年再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岑参生年最早由赖义辉《岑参年谱》定为开元六年（1930年《岭南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不久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又定为开元三年（1933年作，收入《闻一多全集》第三卷）。刘开扬《略论岑参的诗》则定为开元四年（1957年作，收入《唐诗论文集》）。曹济平《岑参生年的推测》则以为在开元二年（1957年《光明日报》。）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又以为在开元五年（1981年第三期《南京师院学报》）。拙作《岑参生平数事略考》（载《文学论丛》第六集）对此问题有所论述，推崇闻一多说。但五十年来众说纷纭，自难一旦趋于一致。今再草此文，分辨各说之得失，以供讨论。为明是非，须有所肯定否定，本意决不在对各学者本人有何抑扬。
二年、四年、六年各说方法上的共通点，就是只从一个证据着手立论，不顾其他，因而陷入矛盾。
赖义辉的根据是岑参的《行军诗》：“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诗题下原注：“时扈从在凤翔。”唐肃宗至德二载二月至凤翔，十月收复长安即还京，故诗作于此年，即公元757年。赖氏由此年上推二十九年，为开元六年(718)。以此为基点，“二十献书阙下”在开元二十五年，天宝三载二十七岁进士及第，三十岁“初授官”在天宝六载，并赴安西，十载还京，至德元载三十九岁任北庭度支副使，至德二载至凤翔行在官右補阙。赖氏只看重至德二载的《行军》诗有“四十幸未老”句，却忽视《北庭作》诗有“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句。依赖氏之说，《北庭作》诗写于至德元载（此点也未必确实），则应为三十九岁，也有不合。此说更大的矛盾还在《轮台歌》：“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汉代宰相有缺，以御史大夫递补，唐人因称御史大夫为亚相·封常清于天宝十三载三月返京，始摄御史大夫、权北庭都护，充伊西北庭节度使，十四载冬召回京守东都，因兵败，十二月被唐玄宗斩于潼关。依赖氏之说，此送封大夫西征的《轮台歌》竟作于封常清死后一年。另外，此说与岑参他诗讲年代处也有不合。《太乙石鳖崖口潭旧庐招王学士》诗：“偶逐干禄徒，十年皆小官。”依赖氏之说，初授官在天宝六载，九年后为天宝十五载，其时岑参已赴北庭，并不在石鳖谷。而且其年安禄山占据长安，为官者也不能居石鳖谷。即使推迟到至德二载，岑参只能于冬日还京，与诗言“骤雨鸣淅沥”之夏秋景也不合。可知仅据一证，不顾其他，自将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
刘开扬认为，闻一多的开元三年说与《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诗有矛盾。诗作于广德元年，自开元三年至此为四十九年，诗中有“年纪蹉跎四十强”，四十九岁不能说四十强，因此应生于开元四年。生于四年则小一岁，此说以一岁之差解强字，很难圆满，四十八怎么比四十九强多少呢？特别是生于开元四年与岑诗也有不少矛盾。如《感旧赋》作于天宝二年，《初授官题高冠草堂》作于天宝三载，刘开扬也是同意的，但生于开元四年，作赋时二十八岁，作诗时二十九岁，与自言“参年之十”“三十始一命”都不合。赋中自言“二十献书阙下”，依刘说，献书在开元二十三年。然自献书至作赋时首尾九年，又与赋中“蹉跎十秋”不合。赋中的“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所言岁数都应为实数，而“参年三十，未及一命”、“蹉跎十秋”却是虚数，也很难解释。又《冬宵家会饯李郎司兵赴同州》诗有“寒天高堂夜，扑地飞雪时”、“季女犹自小，老夫未令归”等句。诗作于长安，时间为冬日。岑参冬日在长安年份屈指可数。天宝年间尚不足四十岁，自不会自称老夫。至德二载、乾元元年刚刚四十出头，只是“四十强”，还远不是老夫。广德元年冬吐蕃兵入长安，自不能在京冬宵家会，只有广德二年冬岑参在京，若生于开元四年只有四十九岁，也是“四十强”，中国人不到五十岁是不自称老夫的。而生于开元三年则满五十岁，可自称老夫了。诗又有“急管杂青丝”句，唐清官五品以上可家蓄音乐，这也与其时已为从五品的屯田郎中合。故四年说也不能解释这首诗中的用语。这也是只据一证立论因而与他诗矛盾。
曹济平据《感旧赋》作于天宝二年，又自言“参年三十”，上推二十九年，生于开元二年。然而《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诗必作于入为祠部员外郎之后，在广德元年。自开元二年至广德元年已五十岁，中国人五十岁决不会说“年纪蹉跎四十强”的。仅此一例已可知开元二年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也是仅据一证立论因而陷入矛盾。
以上三说都是根据岑参自己所作诗文中自言年岁，证据是确凿无误的，但没有对照岑诗中他处自言年岁，以致不能自圆其说。从方法上说，犯了只计一点，不及其余的毛病。
孔映逵的开元五年说晚于赖、闻五十年，晚于刘、曹二十五年，应该较以前各说完善和严密才对。但实际上毛病却最多，其所据资料既难以站住脚，推理方法又不太合逻辑。以前各说除闻一多较多附和者外，其余则无人响应，孔映逵之说则得到了孙望教授的有力支援。孙望《全唐诗补遗》卷五岑参名下云：“岑参，文本之后，生开元五年，天宝五载赵岳榜及第（据孙映逵同志作岑参生年考索一文），大历四年卒于蜀（据孙映逵作岑参研究）。”《补遗》收入中华书局《全唐诗外编》中，其影响自然较大，因而更须细加分辨，以明是非。
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以下简称《考辨》）判定生于开元五年的作法，首先是从否定天宝三载及第入手，而所引证据却极不可靠。
第一，《考辨》据《敬酬杜华淇上见赠兼呈熊曜》诗有“忆昨癸未岁”及“县楼压春岸”句，癸未为天宝二年，又有春字，而昨为去年，认为天宝三载春在淇上，不能在长安应试，故不能于三载及第。释“昨”为去年，始自李嘉言《岑诗系年》，但李氏并未否定三载及第，《考辨》则从而大进一步。但释昨为去年，本身就不正确，大历三年蜀中诗《东归发犍为至泥溪舟中作》有“忆昨在西掖”句，指至德二载、乾元元年为右补阙事，在八、九年之前，也称“忆昨”，可见昨字乃昔日而非去年。二诗用语完全相同，因此淇上诗并非天宝三载之作，也就不能作为否定三载及第的根据。
第二，《考辨》据北游河朔诗《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原注有“时王子应制举欲西上”，又有“客舍梨花繁”句，在春日，而天宝三载有制举。王绮既于天宝三载春日在冀州与岑参相见，则岑参不能于三载及第。天宝三载制举事见《册府元龟》卷六十八帝王部求贤二，天宝三载十二月甲寅制：“其有高蹈不仕、遁迹田园、为远近所知、未经举荐者，委所在长官以礼征送。”但《考辨》在这里过于粗心大意了，因为下诏在三载十二月，其年春日根本没有下诏，王绮也就根本无法于春日应年底诏书西上赴举。三载十二月下诏，赴举应试只能在四载春。《登科记考》卷九有天宝四载“高蹈不仕科”及第人马曾等，这才是应三载十二月诏赴举及第者。《考辨》以原注中有“应制举”字与十二月诏混在一起，不问时间先后，当然根本错了。所以用这一条证据否定三载及第，当然也就根本站不住脚了。再者，以此证据定岑参北游时间当然也根本不能成立。
第三，《考辨》找到的最重要的证据是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历代状元》所载：“天宝三年进士二十九人，状元羊袭吉。”但以此为根据否定岑参三载及第，在推理方法及逻辑上出现两个不应有的失误。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谓岑参“天宝三载赵岳榜第二人及第。”辛文房说天宝三载状元是赵岳，徐应秋说是羊袭吉，应该有一个对的，一个错的，谁对谁错呢？为得出正确结论，就要拿出可靠的证据来。《考辨》没有任何证据，却断定辛文房错了，徐应秋对了。不拿出证据下结论，这完全不是“考辨”文字的写作方法，也完全不合逻辑推理的一般法则。这是第一个不应有的失误。再进一步，辛文房错了，错在何处呢？按一般推理过程，应该说是错在赵岳这个名字，因为徐应秋所记载的是羊袭吉，徐既对了，辛错了，当然错在状元上，应该说岑参是“天宝三载羊袭吉榜第二人及第”。但《考辨》在这里用徐应秋所记状元名字的正确性（假定如此说），却证明了辛文房错在所记的年代上，即错在三字上，是天宝五载，不是三载。而且和上边一样，也是没有证据的，因为不仅徐应秋没说赵岳是五载状元，《考辨》也没举出任何其他文献说越岳是五载状元。用辛、徐两人所记三载状元名字不同作证据，却得出了辛文房错在以三作五，这在逻辑上是根本说不通的。这是又一个不应有的失误。再者，不管徐应秋所记三载状元为羊袭吉如何正确，也不能证明岑参不是三载及第，因为徐应秋也没说羊袭吉名下没有岑参。用三载状元为羊袭吉而否定岑参三载及第，这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这恐怕算得上是又一个失误。
现在再来看看徐应秋所记三载状元为羊袭吉这一点是否正确。羊袭吉的名字，明以前载记中只说他是状元之子，并没说他本人是状元，而且也不是天宝年间进士。署名于逖的《闻奇录》载：“羊袭吉，状元之子。……袭吉长于书写，仡仡不倦，今尚在，年逾八十矣。”于逖年辈较岑参为早，李白《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诗：“于公白首大梁野，使人怅望何可论。”李白游大梁即在天宝三载，时四十五岁，他称于逖为兄，又已满头白发，至少在五十岁以上。而《闻奇录》说羊袭吉“今尚在，年逾八十”，年辈又远较于逖为早，根本不可能于天宝三载赴举。《闻奇录》中多记晚唐事，且有朱梁年号“贞明”字样一条，其署于逖或为假讬，或者乃五代人摭拾旧记杂纂而成。同样的记载又见于五代颍川陈氏《葆光录》：“羊袭吉，状元之子。……今尚在，年逾八十矣。”陈氏最早为朱梁时人，此条如为他本人所记，则羊袭吉生于元和年间，在岑参卒后五十年。这一个羊袭吉也根本不能于天宝三载赴举。这两种前人载记作为证据，倒可证明徐应秋错了。《登科记考》就认为是徐应秋有误，其天宝三载条作“进士二十九人，赵岳（状元）、岑参、杨贲。”天宝五载条作“进士二十一人，羊袭吉。《玉芝堂谈荟》于六载杨护前载，三年状元作羊袭吉，按三年状元为赵岳，则三字恐为五字之讹。附此俟考。”《登科记考》只是据《玉芝堂谈荟》有此一人，无处安插，姑且作为五载之讹。徐松如细检《闻奇录》和《葆光录》，恐怕将另有说法。《玉芝堂谈荟》不仅天宝三载所记靠不住，其他年份所记也有误，如“开元五年进士二十五人，状元王维。”这一条就与载记不符。《旧唐书文苑传》谓“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赵殿成《王维年谱》从之。《唐才子传》作“十九年”，《登科记考》从之。《玉芝堂谈荟》作开元五年，实无所据。又“开元二年进士二十七人，状元孙逖”，这一条也与载记不符。《旧唐书文苑传》载，孙逖“开元初应哲人奇士举，授山阴尉，迁秘书正字，十年应制登文藻宏丽科，拜左拾遗。”《新唐书》则谓“举手笔俊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及文藻宏丽等科”。这里所说的都是制举，不是进士，孙逖当然无法作二十七位进士的第一名。《玉芝堂谈荟》治学的不谨严，乃显而易见的事情，其所记自不能轻易取作根据。《考辨》不细分辨，贸然引作根据，又相信其为必是，这也是很不适当的。
问题不单在于以《玉芝堂谈荟》不正确的记载为根据，作出逻辑上不相关的结论：《唐才子传》三载乃五载之讹。问题还在于，要想否定岑参天宝三载及第之说，不能从《唐才子传》入手，它并不是原始记载，而是根据前人的记载重述了一下而已。唐贞元年间河中节度使杜确受岑参之子所托，编纂了岑集并为之作序，序中说岑参“天宝三载，进士高第。”杜确家世不甚了了，但他自称“确接通家余烈，忝同声后辈”，他对岑参自是很了解的。因此，序中所述岑参经历，是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载岑参乃“天宝三年进士”，就是来自杜确。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载岑参“天宝三年进士”也来自杜确。不驳杜确之说而驳辛文房之说，要想做到否定岑参天宝三载及第之说，当然是不行的。因为杜确才是这一说法的总根子。《唐才子传》关于岑参的记载不管有多少错，把辛文房即使驳得体无完肤，也丝毫动摇不了杜确。这应该是写论辨文字的常识。辛文房误五作三，杜确是否也误五为三？杜确如果未误，晁公武、马端临、辛文房就都不误，怎能否定三载及第之说呢？《考辨》在选择论辨对象上错了位置，舍本逐末，自然不能达到目的了。
由此可见，《考辨》的论辩之箭根本没有射到靶子上，绕了一个大圈子，却丝毫没有动摇岑参天宝三载及第之说，由此建立起的五载之说当然也根本不能成立了。孙望编《全唐诗补遗》既补有岑诗，当然翻检过岑集，当然也见过杜确为岑集所作的序，为何竟舍去杜确的三载及第之说，反而引证了《考辨》不正确的五载及第之说，这也是很令人费解的。
《考辨》以不能成立的天宝五载及第之说为根据，上推二十九年，以为岑参生于开元五年，这一说法当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撇开以上各点不说，单就岑诗本身来看，生于开元五年也是说不通的，如《太乙石鳖崖口潭旧庐招王学士》诗只能作于天宝十载至十二载留京期间。若生于开元五年，天宝五载及第授官，至十载只首尾六年，至十二载也只八年，与诗言“十年皆小官”明显不符。又《冬宵家会饯李郎司兵赴同州》诗只能作于广德元年（已见前），若生于开元五年，至此只四十八岁，自称“老夫”，也是不相符的。岑参五十岁前只言“四十强”，五十岁后始自称老夫。《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题惠净上人幽居寄兵部杨郎中》诗有“君子满天朝，老夫忆沧浪”句，诗作于大历二年，时五十三岁。四十八岁时决不会自称老夫的。
闻一多的开元三年说有较多支持者，不单是闻氏的名望，主要是他严密的思考和精细的论证，得出的结论矛盾最少。闻氏主要依据仍是杜确《序》中所言岑参“天宝三载进士高第”一语，以此为基点，对照了岑参六篇诗文中自言年岁数，找出一个矛盾最少的岁数。这六篇诗文是：《感旧赋序》“参年三十，未及一命”，闻氏以为称二十九岁为三十尚可，称二十八岁为三十则断不可。闻氏未定此文写作年代，然唐人应举时预造舆论已是风气，故赋作于天宝二年当无问题。故此为虚数。《初授官题高冠草堂》：“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阑。”岑参天宝三载进士高第，凡高第者由礼部送吏部即时命官，故此为天宝三载之作，此三十为实数。以此为基点，对照各诗均无甚矛盾。《银山碛西馆》：“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闻氏未定此诗年代，然必为天宝八载或九载作于安西者，因十载三月已东归至凉州，而北庭诗只言四十，不言三十。但若以此为实数，则与他诗矛盾太多，故只能作虚数看。《北庭作》：“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闻氏以为作于天宝十三至十五载间。但若以此为基点，则作赋时二十六岁，显然不合，故也是虚数，《行军诗》：“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诗作于至德二载，若以此为实数，则作赋时二十六岁，显有不合，故也是虚数，《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年纪蹉跎四十强，自怜头白始为郎。”闻氏以为诗作于宝应元年，当误，该年春尚为关西节度判官，十月入雍王适幕，入祠部应在广德元年。强字若作四十一岁解，则作赋时二十一岁。若最大作四十八岁，则作赋时二十八岁。二者都不能合“参年三十”之语。故此强字乃为押韵，实岁在五十以前。闻氏曾作一表格，互相对照，最后以《初授官题高冠草堂》一诗所言为实数，上推二十九年，生于开元三年。以此为基点，二十献书为开元二十二年，游匡城在九年后，居太乙石鳖谷在天宝十二年，各诗无不符合。故生于开元三年之说实远较他说为优。
从上表可以看出，《感旧赋序》所言三十，与《秋夕读书幽兴》绝不相符，五十岁绝不能说四十强。《秋夕读书幽兴》以下均与《感旧赋序》、《初授官题高冠草堂》绝不相符，二十八岁以下绝不能说三十。只有《初授官题高冠草堂》与《秋夕读书幽兴》各篇皆相符，只有与《感旧赋序》所言差一岁，但二十九岁虚言三十是说得通的。而且赋虽作于天宝二年，散之社会，为求舆论支援，但最关键处却在试官，天宝三载试官录取时岑参却正好三十岁了，所以这个三十也就不虚了。至于四十九岁说是四十强乃为押韵，前边已经说过。这样来看，以《初授官题高冠草堂》所言“三十始一命”为实数，定岑参生于开元三年，也就没任何矛盾处了。所以开元三年说才是最坚实可靠能站住脚的。
岑参卒年，赖义辉最早提出在大历四年。其所据为村甫与岑参交谊甚笃，友情与高适相等，且已往诗中常高、岑并提，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序中提到现存友人却不及高、岑，乃已知二人并殁。诗序日期为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因而定卒日在四年(769)。闻一多则以为岑诗《仆射裴公挽歌》作于大历四年十二月，其时尚未卒，然以为赖氏据杜诗推定甚是，因而以为当卒于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以前，公历应为770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论及杜甫与岑参关系时，以为裴冕卒于大历四年十二月戊戌（初四日），卒讯必由快马飞报成都，因而岑参不久即知，因作挽诗。而岑参卒讯由成都传至杜甫所在地潭州（长沙），路途过远，又值年关放假期间，二十天难以到达，因而应卒于大历四年十二月，依公历，则已为770年。赖氏以为在大历四年(769)，闻氏以为在大历五年(770)，各有得失，而以郭氏之说最为圆满。因为大历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已是公历770年元月一日，所以虽卒于十二月，也是770年，赖、闻各对了一半。这是前人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孙望《补遗》定岑参卒于大历四年却据孙映逵文，这种作法也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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