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学视野下的胡适——从唐德刚相关言论出发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史学论文,视野论文,言论论文,唐德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研究论著盈筐累箧①，但是如何准确地“扬弃”胡适，仍然是一个难题，颇有“盖棺”有日，“论定”无期之势②。从1917年胡适出道至今，数千万言的“捧”与“骂”自不必提，就是以“求真”为目的之“研胡”，虽然成果丰硕③，可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从学术发展的视角来说，研究胡适最主要的目的是“抽出有益的教训、拓宽中国文化学术迈出现代化的大路”④，但是在数千万言的各种论著中，真正以未来为指向的冷静反省所占比重并不多⑤，更谈不上准确地“扬弃”。
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⑥，对胡适的言说与反思不仅关系着胡适一个人的荣辱褒贬，也不仅仅关系着所谓“胡适派”的地位高低，更重要的是关系着如何把握20世纪中国的人文学术走向及其得失。胡适离世将近一甲子，时空的流转和代际的兴替已给我们冷静、全面地“扬弃”胡适提供了足够的客观条件。本文希望在唐德刚等人相关言说的基础上，以理解和面向未来的态度，吸纳、融合不同视角的意见与成果，对胡适在史学上的得失予以反思和总结，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攸关当下中国史学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三大史学主流”与胡适
唐德刚在1987年提出了将“当代中国史学”划分为“中国传统史学派”、“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三大主流的观点⑦。可能是唐氏在学界以口述历史闻名，而非学术史名家之故；抑或是此文篇幅太短，阐述不够；因此这个划分在学术界的影响并不大。在笔者看来，作为这一以多年讲授“中国目录学”为背景的对中外史学发展的观察心得，实际上饱含了唐氏对现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总体把握与思考，的确有值得深究之处⑧。从时间上言，唐氏虽以20世纪80年代为基点纵论“当代中国史学”，但亦可看作是他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梳理与概括；从内容上言，尽管各流派之史论史著面貌各异，各唱各调，但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中国史学深受传统与西方思想之影响，所谓西方思想又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两种取向；从史学形态的演变言，中国传统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以欧美“中国学”为导向的史学，确实各有源流、各成系统。
但是检视唐德刚这个“三大史学主流”的论述，就会发现一个重要且无法回避的问题：胡适及胡适所代表的学术形态，身处三大主流中的哪一个?毋庸置疑，胡适显然不能归入“中国马克思史学派”；从他对于考据的热爱及对于西方汉学追求甚为热烈的行为来说，又不能将其置于“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中。因唐氏已言明这一派是超越西方“汉学”之后的史学，即西方“‘汉学’逐渐现代化和社会科学化”的产物，它的特点是“社会科学的处理”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唐德刚将胡适归入了“中国传统史学”这一派?由于他并未明言胡适身归何处，我们还需从字里行间细细思量。
唐德刚将20世纪中国史学划分成三大主流，其主要依据有三：第一是从“方法论”着眼，各派“搞的是相同的‘史实’，但是对‘记录’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方法’，却各异其趣”⑩。第二是治史态度，如“方法和态度不弄清楚，谈胡适是不能开口的”(11)。第三是治史的精神和目的。具体来说，中国传统史学范式内的学人之治学方法主要是笺注、校勘和考证；治学态度是注重传统(尊古)，在治学精神上甚至“完全接受传统儒教的‘意蒂牢结’”，治学目的是“为‘五经’作注”(12)，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宋神宗语)。
从以上三点来看，将胡适纳入中国传统史学范式，妥与不妥兼有。从他运用的方法主要来自传统这一点来说，尚可视为妥当：正如唐德刚自己所言“深植于传统之内的老辈学人(包括胡适之先生)，是摆脱不掉传统的”，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的收山大师们的传世巨著之内”，不是“没有西方史学和现代史学的‘法则’和‘观点’，只是他们著作内的‘现代法则’和‘现代观点’却为他们的‘传统光芒’所掩盖”了，使读者“感到两者之间的分量不成比例”(13)。从治学态度和精神上说，又似有不妥：胡适在史学上的态度是“采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14)，尤其是引入“实验主义”和“历史进化的观念”，“便是替我们的学术思想从卖身投靠的‘官轿学术’中解放出来，是一种文化上的‘劈锁开枷’”(15)；胡适不仅清楚地意识到要不分“经学”、“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和孔子并列”(16)；而且认为“整理国故”应该有“疑古的态度”，要“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17)；从胡适本人的自我认知来说，他自认搞的是“科学方法”，也不承认“古文家”的帽子。
综上可知，唐德刚的“三大史学主流”至少在涵括胡适以及胡适弟子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的时候遇到了难以处理的问题，以至于胡适等人难觅安身之处(18)。但这并不意味着唐德刚梳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尝试毫无价值。笔者认为，唐氏划分“三大主流”的思路和依据正为后来者进一步梳理20世纪中国史学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基础。从“方法论”、“治史态度”、“治史的精神和目的”三个依据出发，20世纪中国史学似可重新划分为三大形态，一是“中国传统史学”，一是“新汉学”，一是“新史学”。
唐德刚将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概括为“为‘五经’作注”、“‘人治’史学”、“社会科学发展之前或早期发展的产品”、“以通史为主的泛论史学，除小考据外，不注重专题研究”(19)。唐德刚所构建的20世纪“中国传统史学”系谱是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柳诒徵、钱穆、缪凤林等人(20)。唐氏的这个概括和构建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但尚需一些补充、细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历史，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而且学术也不会随着政治更迭即刻发生突变，所以中国传统史学在清末民国依然在延续生存。清末民国的中国传统史学大体可分为著史和考史两个系统，“著史”源自“正史”，扩及志书，其精神与目的在于“鉴于往事，资于治道”，“新史学运动”之矛头所对准之“旧史”，正是此一系统。虽经“新史学运动”的颠覆，但是由于“鉴于往事，资于治道”这种无法替代的功能，传统史学之“著史”在民国时期依然成果丰硕，如《清史稿》、《新元史》、《清儒学案》等以及自清末始不断涌现的地方志等，在民国学界颇有影响的柳诒徵、钱穆、缪凤林等大都可被此一系统涵盖；“考史”源自经学，其精神与目的在于“为‘五经’作注”，虽受道咸新学冲击，但辛亥以后出身旧学之人因“怅怅无所归”而又以“亭林、东原、竹汀”为正鹄(21)，一时名家鹊起，如沈曾植、缪荃孙、章太炎、王先谦、叶德辉、张尔田、罗振玉、王国维等。章太炎的思想虽比沈、缪等人趋新，不过他因“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仍被梁启超视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22)，可见将其置于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内亦符合实情。至于罗振玉、王国维等较晚出的学者，虽然将考史扩及出土文献，且在方法和形式上有所突破，但其方法、精神与目的的主要方面，以及自我认同，仍和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乾嘉汉学基本契合，将其归入中国传统史学之末流中，也难说不妥(23)。
虽然胡适自言“我从考证学方面着手逐渐学会了校勘学和训诂学，由于长期钻研中国古代典籍，而逐渐地学会了这种治学方法……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汉学开拓了道路”(24)，且梁启超认为其“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25)，但他治史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儒家的“意蒂牢结”。周予同曾指出胡适及其“同派者”史学的特点是“集合融会中国旧有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方法来部勒它涂饰它”，具体来说就是“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而使中国的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26)。概言之，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学术形态矜尚“考史但不著史”的为学基准，崇尚归纳，拒绝演绎的史学方法，怀抱“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史理念，鲜明地主张“以自然科学治史”，并以探寻历史记录的真确为治史的目标，可称为“新汉学”(27)。由于“新汉学”继承了乾嘉汉学以还的史学研究遗产，又被胡适、傅斯年等披上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外衣，所以在由旧转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如鱼得水，蔚然发展为史学界的大宗。在范畴上，“新汉学”基本上构成了“史料考订派”的主体，“古史辨”派和史语所系统是其系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新史学”，其源在梁启超的《新史学》及由此发动的“新史学革命”，其流则涵括唐德刚所谓的“中国马克思史学派”和“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构成了“史观派”的主体(28)。“中国马克思史学派”在“社会史论战”后崛起，并在1949年以后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主流；“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虽然在“新史学运动”中没能发展起来，但是在“五四时代”又开始滋长，经过“社会史论战”，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成了该学派“收获最丰盛的季节”；后来虽经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和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的打压，但是在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及港台史学家中却得到传承与发展，并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倒流现象”(28)。无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最高指导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还是蒋廷黻、何炳松、朱谦之等人代表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他们都崇尚释史而不是考史，都反对不食人间烟火的“为学术而学术”，怀抱“学以致用”的治史旨趣，倡导并实践了“社会科学化治史”，且都不以探寻历史记录的真确为治史的最终目标，而是以探寻历史运行之“公理公例”为治史的最高价值。
“中国传统史学”、“新汉学”和“新史学”三个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形态，构建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史料与史观、史著与史考、求真与致用等多视角的“立体坐标”，将各史学形态的优劣显现。借助这个坐标，我们才可以对胡适及其代表的“新汉学”史学形态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与局限有一个较准确的评判，并对中国史学面向未来所需的鉴诫有一个坦诚与深刻的认识。
二、胡适在史学上的贡献
唐德刚认为，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但如果从“开文化新运”的角度来看，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在学术思想界“初无二人”(30)。余英时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以‘旧学邃密’而言，胡适不但比不上章、梁、王等老辈，而且也未必能架乎同辈以至早期弟子之上”，“以‘新知深沉’而言，他也不一定真的超过了当时许多留学生”(31)，但他却因为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旧思想格局和创造了考据学的新范式，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32)。
唐德刚和余英时这种有些自相矛盾的评价，隐约揭示了同时作用于胡适身上的两种不同评价标准，即评价学人和评价学术领袖的不同标准。一般而言，评价一个学人是否合格，甚至是否优秀，只需看他在学术领域里所取得的专业成就的高低及其学术品格的优劣；而评价一个学术领袖是否合格，标准和尺度则可能较为复杂，但是，能否为学术研究开拓新路，能否高瞻远瞩地引领学术健康发展，能否胸怀宽广地兼容并包，当是毫无疑问的重要考察面相。就胡适而言，作为一个具体的学人，其实早已“盖棺论定”了，他的功过是非，似乎主要集中在作为学术领袖这个角色上。检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轨迹，我们必须承认胡适在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关节点——“五四”前后，为中国学术完成初步转型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在治传统经学和子学上开创新方向”。周予同在20世纪40年代就明确指出“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认为其贡献是“不能不特书的”(33)。余英时也认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是一个考证学的新典范，掀起了“考证学——史学的‘革命’”(34)。唐德刚对于胡适的此点贡献概括得最为形象，即胡适“是在西洋文明挑战之下，在治传统经学和子学上开创新方向的第一人”(35)。胡适开创的治经学和子学之“新方向”就是在学术上彻底冲破了经学的“独尊”地位，将受意识形态控制之下的传统经学和子学，成功地转化为现代学术研究(主要是史学研究)的对象。
胡适开创这个“新方向”的主要途径就是以“平等的眼光”这个“新观念”，在中西两种文化里，“有选择的继承，有选择的吸收”(36)。“平等的眼光”就是“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1919年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37)；“有选择的继承”就是“接受经今文学、经古文学、宋学的文化遗产”，而摆脱了它们的羁绊(38)；“有选择的吸收”则主要是将“教我怎样怀疑”的赫胥黎之“怀疑主义”和“叫我怎样思想”的杜威之“实验主义”(39)，吸纳融合到传统文献的整理中去。这个“新方向”一是从思想格局上完全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旧格局(40)，将许多束缚在尊“中”贬“西”、尊“经”贬“史”暗潮中的学人解放；二是突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种种“禁区”与“忌讳”，从“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两个方面解决了“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应该怎样转化的问题”(41)，并以批判的、平等的、西方化的学术研究观念、方式为这种转化寻找到可行的孔道。
“唤起史学界方法自觉”。胡适对中国史学界产生的最直接影响就是通过自身的总结、实践和提倡，唤起了中国史学界的方法论自觉。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后，中国史学界虽然已经意识到要写什么样的“历史”，但是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却进展不大，更没有提出、总结适合中国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因此，晚清民初十几年间，很多人，即使像勇于探索的钱玄同等，也仍然在今、古文经学之中徘徊，而找不到促进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努力方向。在此时学成回国的胡适借助“新文化运动”的传播，成功地向处于迷茫之中的中国学界展示了“科学方法”的魅力。
仅仅在1917-1924年间，胡适就先后发表出版了《尔汝篇》、《吾我篇》、《诸子不出王官论》、《中国哲学史大纲》、《实验主义》、《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井田辨》、《〈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研究国故的方法》、《〈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再谈谈整理国故》等或直接介绍“科学方法”的文章，或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论著。胡适还在《胡适文存·序例》等文章中强调自己对方法的提倡，提醒读者注意。受其影响，钱玄同要今文、古文一起打破；顾颉刚发明了“历史演进的方法”，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傅斯年以“演进的观点和近代古文字学、语言学成果结合，别开一治史的历史语言门径”；陈垣总结校勘经验，“写成《校勘学释例》”；甚至王国维、郭沫若、陶希圣，以及其他治社会经济史的学者也多少受到了影响(42)。而当时的一些论战，如“井田辨”、“古史讨论”、“问题与主义”等的论战双方，也都举起方法论的旗帜(43)。
有论者认为“五四史学最突出的”，不在于多少史学著作，不在于解决了多少史学问题，“而是方法与方法论的革新”，并认为，“五四时期的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最具意义的，应是提出方法论的优先性”，但是却在论述中有意推重梁启超，而忽视胡适(44)。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史学方法论的开创性著作，但是梁氏此书的写作可能受到胡适宣讲“方法”的刺激也是比较明显的。换句话说，“五四史学”时期的梁启超之“方法自觉”，多半也是胡适“唤起”的(45)。
建立“新汉学”的范式。进入20世纪后，随着科举制度废除、西式教育确立和赖以依托的儒学意识形态的分崩离析，使得传衍千年的经学走到了生死路口。在西方学术范式的挑战下，清代经学所依赖的治学范式——考证学，也同时不可躲避地“碰到了‘革命性’的变化”，面临着“技术崩溃”的险境(46)。安身立命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学人在此情况下分化为两类，一部分困守经史之学至生命终结，如沈曾植等；另一部分则不自觉地寻找经学的转化道路，如“国粹学派”。今文经学出身的梁启超、夏曾佑等都主动向现代史学转化，古文经学出身的章太炎、刘师培也从经学转向“新史学”、“国粹学”，自觉地破除经学的“意识形态”的盲目和狭隘。但是，梁、章等人的这些努力只能说是推动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迈出的第一步，真正完成这个转化的，则是建立“新汉学”范式的胡适。
在“新史学”尚未进占学术研究的中心位置就已停滞，在“国粹学派”还未进入民国就各奔东西后的中国学术界，亟需有人来完成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时代使命。就在此时，“从考证学传统出身”又有“丰富的西学常识和明锐判断力”的胡适脱颖而出，引入了以“重新评定一切价值”、“平等的眼光”为核心的现代学术理念，取得了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拿证据来”为核心的方法论突破，更建立了可让新旧学人都能接受、借鉴、操作的“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新汉学”范式(47)。也正因如此，虽然胡适具体的史学成果不多.却得以在学术界比肩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前辈学人。
何谓“新汉学”范式?概括说来，就是乾嘉汉学借助西方的科学方法和观念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后新的“文籍考订学”的模式，它具备以下特点：矜尚考史但不著史的为学基准；怀抱“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史理念；奉行以小见大、小题大作的作业方式；擅用穷源毕流、竭泽而渔的“清儒家法”；推崇“以事实决事实，决不用后世理论决事实”的致知门径(48)；崇尚归纳、排斥演绎，提倡“以自然科学治史”的方法取向。虽然它是“西学”在中国学术中产生质变影响的标志，突破了旧汉学“文本考据”的局限，形成了对中国史学材料的系统整理与研究，但是它努力的重心一直囿于“古籍整理”和“史料考订”，所以在本质上仍然是考据学的范式(49)。
平心而论，这种范式最大化地承接了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的遗产，也与现代学术对材料的批判审查铆合，最终帮助中国传统学术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化。如果以欧美史学发展轨迹为参照的话，“新汉学”范式在中国的历史功绩，如同兰克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在欧美的历史功绩一样，就是将传统学术从“神学”转化到了现代史学，并为现代史学奠定了一个可以继续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史料基础。从此意义上而言，涵盖在“新汉学”范式内的顾颉刚之“疑古派”、傅斯年之“史语所系统”，以及陈垣等学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开展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但是，学术范式在一定时期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它的扩张垄断永远是合理的。“新汉学”范式主要解决的只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问题和现代史学发展所需要的基础——史料，它不能解决已经踏上现代化的中国学术进一步发展的新问题。当中国现代史学要求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胡适创立的“新汉学”范式在史学上的局限就逐渐体现出来了。
三、胡适在史学上的局限
1934年6月，蒋廷黻借助介绍清华历史系概况的机会，指出“西洋的史家现在都到了Post-Baconian(按：后培根——引者)和Post-Darwinian(按：后达尔文——引者)的时期”了，而“中国史家除了少数伟人具了培根治学的精神以外，不但是Pre-Darwinian(按：前达尔文——引者)而且还是Pre-Baconian”(按：前培根——引者)，具体来说就是“在史学方法的分析方面——如考据校勘等等——我们的史家确有能与西洋史家比拟的人；但在史学方法的综合方面，我们的史学简直是幼稚极了”。中国的史家“以治某书为始，也以治某书为终。结果我们有某书的注疏考证，而没有一个时代或一个方面的历史；我们有某书的专家，而没有某一时代或一个方面的专家”。蒋廷黻已清楚地认识到，“治书仅是工具学”，若止步于此，工具再精细也难以完成历史学“最后的目的是了解文化的演变”这个最高目标。所以他认为清华历史系在课程设置上不仅要“兼重西史和社会科学”，而且“设立的课程概以一时代或一方面为其研究对象”，最终促使“我国的史学有进一步的演化”(50)。
追求“科学态度的、国际视野的和现代化目标的史学”之蒋廷黻(51)，身处20世纪30年代繁荣的“新汉学”中心北平，看到的却是中西史学的差距和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巨大问题。若探讨这种差距、问题及其扩大之根源，便不得不追溯到“新汉学”这个范式的创立者——胡适在史学上的局限。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史学界的领袖，胡适史学思想的局限不仅影响了自身史学成果的取得，也因特殊的地位影响了学科的发展。概括来说，胡适及其代表的“新汉学”的局限主要有三项：
回避甚至蔑视对历史本身的探讨。与“新史学”从一开始就指向历史本身不同，“新汉学”从一开始就以材料审查为重心，这可以视为源远流长的“文籍考订学”之延续(52)。在胡适领导下的史学界有一个很不协调的现象，即在方法、认识上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却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整理国故”和“疑古运动”中，胡适、顾颉刚等人实际上是搁置了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加强了对认识方法的强调，如“故事的眼光”、“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等这些命题无不是如此(53)。
胡适在留学以前，早已从《论衡》、宋学和清代考据学中吸收了批评的态度、“学则需疑”的精神和“证据”观念，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倾向(54)。留学美国后，“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被胡适看作是可以起死回生的“神丹”；对于“泰西之考据学”更青眼有加(55)，《大英百科全书》中的“版本学”、乌瑞德教授关于史料的“高级批判学”等，都使他“大感兴趣”(56)。踏上学术道路以后，胡适也刻意避开了对历史本身的讨论。在“井田辨”里，胡适用“历史演进的方法”将有关井田的文献记录，排列出一个井田论的演进史，显示出了方法论上的成熟。但是，这种排列，只是史料的审定和考辨，“充其量只是抓紧有关材料由含混而明确的演变，俏皮地回避或取消了井田制有无的问题”(57)。实质上，“井田制”的有无，不仅是一个社会制度研究上的大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如何看待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胡适回避历史本身探讨的类似例子还有郭沫若追问春秋战国是什么社会，梁漱溟追问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在不存在等。对于这些关系中国历史本身的问题，胡适一生都“避不作答”(58)。唐德刚指出，胡适“精密的方法”“可以发前人所未发，把古书里的‘言’字、‘汝’字、‘尔’字……分析的头头是道”。但是如果碰到“郡”字、“县”字、“礼”、“井田”等这些与制度史、社会史有关的问题，“他那套‘方法’便不够用了”，“训诂学”就“训”不出什么了(59)。纵览胡适所有的史学研究成果，我们不能不感到唐德刚的这个论断是非常有见地的。
唐德刚认为“适之先生在史学上的弱点便是他老人家‘因噎废食’，过分看重‘方法学’而忽视了用这‘方法’来研究‘学’的本身”。换句话说，“拿证据来”本身最多只是一种“古事研究学”或“考证学”，是“方法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学”的本身(60)。吕实强也曾指出，胡适研究历史，“求真以后，还有什么，这方面所做不多”(61)。汪荣祖认为胡适治史以“方法”为“主宰”，导致“历史”形同“仆从”，故“以严格的标准绳之，胡适不宜被称为历史学家”(62)。其实，这种缺陷是民国学术界崇尚史料考订的学人们的通病。他们受“科学崇拜”情结的支配，迷信归纳，拒绝演绎，把需要借助演绎法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进行的对历史本身的建构和解释转化为以归纳法可以解决的史实的审定和文献的考辨。他们没有意识到，史学的最高价值是对历史本身的研究，对文献的清理和辨证，最终是为了捕捉隐蔽在文献背后的事实和历史文化信息，对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做出贯通性解释，抽绎出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公理公例”(63)。换句话说，他们追求的是关于“天”和“人”的概念起源及其演变这些确定不移的知识，而不是关于“天人之际”的解释。所以，无论胡适等人考据功夫如何精深，训诂如何谨严，校勘如何得心应手，但是他们只能在历史的“记录”上转圈，而不能通解历史现象、触及历史本身，并使历史学紧密融入到现代史学潮流中去(64)。如此来看，胡适对史学的认识，在某些方面尚未达到司马迁的高度，以至于很多出身传统史学的学者，如柳诒徵、钱穆等对其批评不断，如钱穆就讥其“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65)。
错估现代史学发展大势(66)。从宏观学术史来看，“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法国的、比利时的、美国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甚至于德国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开始批判兰克式的范型，并在召唤着一种能解说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历史学了”(67)。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学已经开始了由实证的传统史学向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新史学转移的深刻变化，“每个历史学家所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揭示社会状况中的关键性变化”这一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史家接受，史学研究的重心开始从弄清“事实是怎样发生的”向揭示“事实是为何如此”转变，以帮助人们了解现在预测未来，而最主要的新领域是社会史和经济史(68)。正如唐德刚所说，“现代史学近百年来一马当先的正是‘社会经济史’这一派”(69)，就连胡适在美国求学时的老师毕尔、罗宾逊等学者在此时都已经开始了社会经济史的探索。
没有像胡适那样受到西方现代史学教育的郭沫若在1929年就指出他的“批判”有别于胡适的“整理”，因为“‘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中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70)。可以说，唯物史观派史学在这一时期的勃兴，既填补了近三百年清代学术“食货之学”的空白，又顺应了国际史学的发展潮流(71)。比胡适受到更系统的西方史学教育的蒋廷黻也看到世界史学发展正在从实证史学向以综合性阐释为中心的新史学转变，而中国史学却自我局限在考证校勘上裹足不前，乃决定从历史学“最后的目的是了解文化的演变”这一最高目标出发把清华历史系办成“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迥然有别于传统的史料派”的新史学重镇(72)。但是，具有“考据癖”的胡适却对于世界史学的发展变化认识不清，对郭沫若、蒋廷黻等人的反思“无动于衷”，仍然长期错误地将西方“汉学”视为史学发展的主流，视为中国史学界应努力的基本方向。
在“社会史论战”激烈展开的1928年底，胡适“在这大潮流鼓荡中，竟自没感受影响；于对方立论的根据由来，依然没有什么认识与注意”(73)，不但没有对史学界求新求变的积极努力予以鼓励和引导，而且冷嘲热讽，认为“那些号称有主张的革命者，喊来喊去，也只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这些社会史论战的“著作言论”，也不能为“我们走那条路”寻找“一个清楚明了的指示”，并以“捉妖的道士”来比喻“社会史论战”对于中国社会所作的探讨(74)。在1931年重返北京大学之后，胡适决心改革北大，“以带动全国大学的现代化”，然而努力的目标却只是要将“汉学”中心从巴黎或京都转移到北京(75)。他的“个人野心的主要目标”，是“把汉学研究的范围扩大”(76)。这一时期，胡适、傅斯年等人正致力于“科学的史学”之建设，希图缩小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距离。但实际效果则可能未能如他们所愿，正如余英时遗憾地指出的，“近代中国的史学，从清代训诂考证的基础上出发，一度凑泊而汇入兰克历史主义的末流，真是一个值得惋惜的发展”，“其结果是把史学研究推到兰克本人所反对的‘事实主义’的狭路上去，以章学诚所谓的‘史纂’、‘史考’代替了史学”(77)。在胡适等人的“领导”下，民国的学院派史学长期局限于“史料考订”，轻视社会科学方法，疏于史事重建。不仅史学研究被深刻影响，就连历史教学也被改弦更张。北大史学系课程一改朱希祖制定的“社会科学化”倾向，将“借教员的指导取得一种应付史料的严整方法”定为宗旨(78)；“食货派”的领袖陶希圣在北大也“颇受校中当权派胡适那一伙的歧视”(79)，被“挤得靠边站，薪金上也打了大折扣”(80)。
胡适对新兴的社会经济史学除了轻视和抹杀的面孔之外，也有“关注”和“反思”的一面。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胡适曾说，“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出路”(81)。在20世纪20年代末，胡适还一度有意“亲近”“社会经济史学”。据李璜回忆说，1929年胡适邀请他将“Durkheim的社会学方法论用于古史这方面的成绩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对研究中国古史的学人给予他们一个社会学的新观点”，乃将李璜的文章在《新月》上发表了好几篇(82)；在中国公学校长任内，胡适还将史学与社会学系合并成为“史学社会学系”(83)。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胡适回到北京后，又开始大力提倡“汉学”了，这里面的缘由何在，只有胡适在1960年对何炳棣所讲的一段话可大约看出一些端倪：
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84)
胡适鼓着巨大勇气说出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对于“社会科学治史”，胡适是因为自己“不懂”，才不敢提倡。“二战”以后，“社会经济史”成为欧美史学界的主流，胡适尽管已和西方学术“脱了节”，但他不会感受不到这种学术变动的大潮，也不可能对自己专重“史料考订”的史学不有所反思(85)。应无疑问，正是胡适的反思使他感到“对不起”一再向他这个学术领袖建言以“社会科学治史”的何炳棣，使极自负的他拿出莫大的勇气，向一个晚辈当面表达自己的歉意和苦衷。可惜，胡适最终未能拿出更大的勇气，战胜“自我限制”和“盛名之累”，在有生之年将这些反思亲自公诸学界，以纠正文史学风(86)，以致被晚辈李敖痛批以“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87)。
唐德刚认为“晚年的胡适之在学术上实在没有享受到他应有的‘自由’，这便是他在盛名之下自我限制的结果”(88)。“盛名之累”极有可能是胡适一度“亲近”“社会经济史”又掉头而去的原因所在。李宗仁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唐德刚认为“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89)。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有“学衡”派“把史学狭窄化”、“往往徇考据而忘通义，易于流入玩物丧志之途”的批评(90)；中有朱希祖、何炳松“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的呼声(91)，朱谦之“不谈思想，不顾将来”，“而只把眼光放在过去的圈套里面”的指责(92)；后有钱穆“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的不满(93)；更有唯物史观派“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边际”的批评与讥讽(94)。在此势成“敌我”的情况下，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应该说的话”(95)，以维护“盛名”而咬牙坚挺“门户”。
门户之见。回观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轨迹，门户之见对于中国史学健康发展的制约可以说仅次于意识形态。也正因为门户的存在，必要的学术讨论最后往往演变成不必要的意气之争。梁启超之外，门户之见在20世纪中国学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现，胡适则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虽然对于历史人物要有“不脱离历史背景”之“同情的理解”，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作为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领军人物，作为当时史学界的“第一人”，胡适的这种门户之见不是一己之“私”事，而是影响学术发展的大事，是学术史必须反思的“公”事。
早在1916年，胡适既有“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的誓诗(96)，但到了晚年，不仅对学衡派仍然耿耿于怀，而且因谓“南高征服了北大”，被郭秉文批评“学术为公，再不可有门户之见”(97)；李敖也批评他“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98)。唐德刚认为胡适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畛域观念”和“门户之见”，仍有较多的保留，对“安徽人”、“哥大”、“北大”“这三重背景都有极深厚的温情主义，而且老而弥笃”(99)。胡适的门户之见在史学领域的表现，就是以所谓“牢固的科学观”和“汉学”情结而“示人以不广”。在他的影响下，以至于作为国立全国最高史学研究机构的史语所，只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学人看作是“同志”，而其他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100)。胡适虽然提倡治学应当“不疑处有疑”，但是自己却“无条件地服膺杜威”(101)；让实验主义“‘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而不能脱缰而驰”(102)。胡适自言“学术的大敌是孤陋寡闻”，但开出的唯一解决办法却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胡适大声疾呼“必须打破孤立的态度”(103)，而自己在学术上“很难接受不同的意见”(104)；胡适认为“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105)，但是晚年仍然不能摆脱“在学术的异同上计锱铢，计恩怨”(106)。譬如对张荫麟的文章只认为《尚书考》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因为“他的方法和我的‘《易林》判归崔篆’的方法一样”。而且认为张荫麟如果有好的师友，“造就就当然不同了”(107)。造成这种悖论情况出现的，多应归因于门户之见及在此“见”下的心态。胡适在这种门户之见之下，基本上把新兴的社会经济史学“完全当成玄学来处理”，“一笔勾销”；对唯物史观派完全采取轻视的态度。唐德刚指出“胡适治史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以偏概全”(108)，所以认为在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史中，蔡元培是“置身于‘兼容’之上”，而胡适“则局处于‘并包’之下”，因此胡适“难免退处于蔡元培先生之下了”(109)。历史不可假设，但是有时候用“假设”来换个视角，可能会发现更多历史的面相。假如胡适当时能克服门户之见，以学术领袖的地位，号召史学界把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新汉学的精华、新史学的长处都予以融合贯通，创造一个集多种史学形态优点于一体的中国现代史学形态，则中国现代史学此后的发展，岂会如此曲折坎坷?
导致胡适坚守“门户之见”的原因大约有四：其一，“实验主义”的哲学前提和稳健的政治立场；其二，具有“意识形态的立场”和带有“类似宗教的格调”之“科学主义式”的“科学观”(110)；其三，“根基不厚”的社会经济史学的确存在的缺点；其四，“当代学术、文化界的‘第一人’”的强烈自负。如此的哲学前提和政治立场使胡适对“一开始便和社会革命搞在一起”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先天的反感，对于他们将社会科学之概念和理论引入历史研究的做法嗤之以鼻；如此的“科学观”让他“强词夺理地认为，科学能够知道任何可以认知的事物，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研究的主题，而在于它的方法”(111)；社会经济史照搬西方理论、概念导致的空泛及在史料使用上的错误，让胡适及史料考订派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对社会经济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油然而生出轻视和歧视；也正是这种科学观，使他对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史著系统优秀遗产的柳诒徵、钱穆、张荫麟之成就视而不见。强烈的自负导致胡适“目空一切”，不肯“承认当代学人有比他更‘高’之处”(112)，更不肯承认自己有错有误。早在新文化运动时，就有人批评说“提倡新文化的学者，垄断学籍，排斥异己，俨然有一派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象”(113)。
四、余论
检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轨迹，我们承认胡适至少在开创“治传统经学和子学新方向”、“唤起史学界”之“方法自觉”、建立“新汉学”范式三个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基本完成了经史研究，尤其是乾嘉汉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推动了“史料观”的变革，完善了文献考证学的范式。但是，我们在肯定的同时，更要重视胡适及其学派的局限。这些局限不但限制了胡适自己的史学研究，使他不能完全冲开种种束缚而取得更瞩目的成就，也导致了他不能领导中国史学走上健康长远的发展道路。这实在是让人慨叹和遗憾。
讨论胡适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上的贡献与局限并不是有意翻炒剩饭。在阅览大量胡适研究的论著之后，笔者不禁产生这样的困惑：虽然胡适在近代学术史上是被研究最多的学人，可是我们对于胡适在学术上的贡献与局限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若有，是否又已作用于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几经思索，笔者倾向于给出否定的回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界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扶得东来西又倒”。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关注现实、热衷思想理论探讨，却忽视了扎实的学术研究；到了90年代又矫枉过正地走到了放逐“问题”、回避“理论”的极端，一时间，理论、思想弃如敝履，而考证校勘等则成为学问的标志。这种风气导致了史学界至今仍在一些边边角角东西的考证上投入了不小的力气，而对于时代给历史学提出的问题保持缄默。近些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类似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的，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如何对待中国的历史传统这样的重大问题正等待历史学界解答(114)。但是历史学界能否很好地完成时代赋予的任务，尚不能让人感到轻松。巴勒克拉夫曾说，“历史学已经达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意味着它一定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误入歧途”(115)。如何保证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能沿着正确的路向前进，是当前中国史学界亟需思考讨论的重要议题。结合对胡适的反省，笔者认为有三个问题的探讨尤为重要和急迫：
第一，历史学的本质规定到底是什么。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本质的认识实际是分为两条脉络，一条是以历史本身为依归，即“新史学”脉络，如梁启超提出的历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的命题(116)，李大钊提出的“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的观点，等等(117)；一条是以历史记录为依归，即“新汉学”脉络，最著名的一个命题就是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只是史料学”(118)。尽管这些命题对于认识现代史学、对于促进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都曾起到过重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命题在当前已经遇到了重大的挑战。就“新史学”脉络对历史学本质的认识来说，其受到的最大挑战是历史是否受进化论支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史家开始质疑或抛弃了进化论，倘若进化论本身就不能成立，那么旨在揭示这种进化现象规律的历史学又如何可能?就“新汉学”脉络对历史学本质的认识来说，有关研究已经揭示了“新汉学”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的学科属性，“文本考据”只是现代史学构成中的一部分，在此之外和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即对“文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生活本身的研究(119)。如果说历史研究的最高价值是对历史本身的研究的话，那么这个最高价值的实现显然取决于对历史学本质的认识水平之高低。所以，在21世纪，历史学在认识论领域的最重大任务应该是，不断探寻历史学的本质规定到底是什么。
第二，当代史学发展的大势是什么。对历史学发展趋势这样一个问题的判断，会影响到每一个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会影响到整个群体或国家历史学的发展走向。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家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研判及其影响，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胡适、傅斯年等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是用“科学”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120)，便带领众多学院派史家走进了“史料考订”；郭沫若等认为以“五种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才是史学发展主流，所以“革命史家”便集体走进“五种生产方式”中；蒋廷黻认为历史学“最后的目的是了解文化的演变”，史学应当向阐释和综合性研究发展，便要将清华历史系建设成历史综合研究的中心，并培养出了邵循正、梁方仲、张荫麟、吴晗、费正清等一批“专”、“通”兼备的史学研究者。何炳棣、唐德刚等人切身感受到“社会经济史”是“今日史学的主流”，不仅自身“极力企图打出‘汉学’的藩篱，跳进社会科学的川流”(121)，而且尽力扭转华语历史学界的风气。20世纪90年代，主流学界的大腕权威们以为“国学”才是学问，“汉学”才是追逐的目标，“东方学”才是正宗，于是便起劲地鼓吹“国学”，号召“向陈寅恪看齐”(122)，怂恿人们走“二陈”之路。当前，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中国崛起将中国历史学带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当下历史学在向何处发展及应向何处发展，可以说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者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第三，当代历史学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笔者认为，一个合格的当代历史学人至少应该具备两个基本品质，一个是端正高洁的学术道德，这一点无需多言，另一个是开放进取的治学精神，对于这一点需稍作阐发。所谓开放进取的治学精神，就是治学不被门户偏见束缚，不因一己之见而固步自封。学术门户源远流长，自难完全破除抹杀，但是对于门户偏见则因尽可能地冲破，因为“持门户偏见的人则不免过分夸张自己的门户；他们往往高自位置，而鄙视其他门户，甚至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123)。至于如何做到开放进取，相关论述可谓不少，不过唐德刚和余英时两位先生的论述较有代表：唐德刚说“治学之人不应对任何一种学说未加深入研究，便囫囵吞枣地对它存有成见。各派学者之间应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相互观摩，相互学习。绝对无法协调的理论也可和平共存，彼此尊重，是则是之，非则非之”(124)。余英时认为，学问世界存在千千万万的门户，“因此专家也不能以一己的门户自限，而尽可能求与其他门户相通”(125)，因为“史学是一种综合贯通之学，必须从其他相关的各种学科中吸取养料”(126)。
第四，中国历史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唐德刚曾经希望胡适能将新兴社会科学和中国独特的文化、学术和时代需求结合起来，“把三千年中国的历史经验作一总结，从而抽出一条新的东方法则来，以成一家之言，然后有系统地引导我们的古老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将来”(127)。结果胡适却缺少这样的胆识，没有抽绎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但是，胡适未能完成的工作并不意味着我们后来的史学工作者可以对此任务视而不见。三十年前，余英时也曾提过要将“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作为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的呼吁(128)，不过从现在看仍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当前中国已经被纳入了全球化体系，市场原理也已取得了决定性成功，可是我们的学界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独特性及其是如何深刻受到中国历史影响的这一问题还不能很好地给予透彻的解答。也就是说，唐德刚、余英时对于中国史学要研究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形态及其走向(中国历史本身)的呼吁依然是中国史学界应该努力的方向，中国当前的史学界应在对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历程进行一番深刻彻底的反省后开始新的旅程。
注释：
①据吴相湘统计，仅1979-1990年，全国共出版与胡适有关的书籍41部，其中本人著述20部，学报、期刊发表论文或回忆文章561篇，报纸发表文章233篇(吴相湘：《从胡适见溥仪风波谈到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胡不归等著，黄艾仁编：《胡适传记三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9页)。这个统计和耿云志、闻黎明所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一书“附录”《胡适研究论著要目》可互相印证。1990年以后有关胡适的研究更是不断涌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胡适的“年谱”至少有四种，“传记”类著作超过三十种，各种研究论文更是数量庞大，不下千篇。
②罗志田认为围绕胡适的争议尽管还存在，但“关于胡适的许多具体的方方面面，却又已渐有论定的意味了”。见氏著：《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页。笔者认为，学界确有一些对胡适“论定”的努力，但效果则不太令人满意，不少研究仍在意识形态浓厚的“褒贬”之间游走。正如罗志田所言，“前些年是贬多于褒，近几年则褒多于贬”。此一现象在桑兵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一文中也有论及。
③“研胡”可分为两个脉络：海外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高峰，大陆在20世纪90年代后持续升温。海外的主要成果有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李敖《胡适研究》(台北：远景出版社，1980年)，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年)，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等。大陆方面，耿云志发表于《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的《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一文应该是大陆改革开放后较早承认胡适“成就”的重要文章，尽管文中还保留了不少政治性批判。季羡林1988年在《群言》第2期发表的《为胡适考证辩诬》和3月14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为胡适说几句话》，被认为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以来毫无顾忌地为胡适公开辩诬的第一人”(吴相湘：《从胡适见溥仪风波谈到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胡不归等著，黄艾仁编：《胡适传记三种》，第369页)。此后，评介、肯定胡适的论著大量出现，如耿云志、闻黎明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
④胡明：《胡适批判的历史理解与文化诠释》，欧阳哲生编：《解析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9页。
⑤海外有少数几位论者对胡适的不足有所反省，如唐德刚、李敖、许冠三等，但多是“只言片语”，大陆至今也还未见到认真讨论胡适史学研究局限的论作，而过高“捧胡”的现象则早已出现。
⑥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⑦唐德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在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辞原稿》，《史学与红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⑧王尔敏指出，他对“唐先生的论断”，是“倾服接受”的，“降服”于唐德刚对“马列科学派史家”分析之“卓识”。他还表示，虽然他“绝对不用流派去探讨当代中国史学”，也“全不同意”唐德刚对“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的划分，但他仍“佩服唐氏的圆熟识见”。王尔敏：《当代学者追求历史理论之芜滥》，《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⑨唐德刚：《小说和历史——1988年6月7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稿》，《史学与红学》，第39页。
⑩唐德刚：《小说和历史——1988年6月7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稿》，《史学与红学》，第33页。
(11)唐德刚：《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书缘与人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
(12)唐德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史学与红学》，第5-6页。
(13)唐德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史学与红学》，第3页。
(14)唐德刚：《胡学前瞻——〈胡适密藏书信选〉再版序》，《书缘与人缘》，第14页。
(15)唐德刚：《胡学前瞻——〈胡适密藏书信选〉再版序》，《书缘与人缘》，第20页。
(16)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
(17)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2页。
(18)王尔敏对唐德刚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之概括也提出了质疑。因为他认为“置五色迷离各形各色的学者于一炉，集假洋鬼子真土包子于一堂，大家各自高傲自视，谁能认同他人是自己一派”?他认为“海外史家”是不可以看作“一个一致的史学流派”的，强拉成一派，反倒是对“海外高洁之士”的“大不敬”(王尔敏：《当代学者追求历史理论之芜滥》，《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9)唐德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史学与红学》，第5-6页。
(20)唐德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史学与红学》，第2-3页。唐德刚在《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1987年在西安“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宣读之论文》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的代表是“从往古的左丘明、司马迁到今日在台湾的钱穆教授”(见《史学与红学》，第59页)。
(21)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274页。
(2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5页。
(23)笔者认为，王国维被誉为“新史学的开山”主要源自郭沫若的论述，其一为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指出王国维的学术“虽然穿的是一件旧式的花衣补褂，然而所包含的却多是近代的科学内容”，并认为“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粲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第3-4页)；其二为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指出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并说“就和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一样，鲁迅是新文艺的开山”(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文艺复兴》第2卷第3期，1946年)。且不说郭氏此种论断的主观与随意，即是郭氏自己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也明确指出了“大抵两位在整理国故上，除运用科学方法之外，都同样继承了乾嘉学派的遗烈”。
(24)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29页。
(2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页。
(26)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期，1941年。
(27)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28)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29)唐德刚：《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史学与红学》，第59-62页。
(30)唐德刚：《胡适杂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3页。
(31)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0页。
(32)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161页。
(33)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期，1941年。
(34)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230-232页。
(35)唐德刚：《胡适杂忆》，第44页。
(36)唐德刚：《胡适杂忆》，第45页。
(37)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207页。
(38)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期，1941年。
(39)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卷，第508页。
(40)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169页。
(41)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179-191页。
(42)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对胡适“方法自觉”影响的相关论述。
(43)彭明辉：《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康乐、彭明辉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231页。
(44)彭明辉：《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康乐、彭明辉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第230页。
(45)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成书是“客岁(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页)。尽管梁氏语意过于含蓄，但此处的“益以新知”大概包括胡适的影响。梁氏在这一时期受到胡适影响至少有两方面可判断：一，梁氏在1919年和胡适就《中国哲学大纲》展开过深入谈论，梁氏还称赞说胡适此书在“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之三十八，第60页)。梁氏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的“方法论”不可能不了解。二，此时期的梁启超因为“好胜”的缘故，常与胡适对着干，不知不觉“总是跟人跑”(周善培：《谈梁任公》，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62页)，而这一时期正是胡适宣讲自己“科学方法”的高峰时期。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亦认为梁氏受到了胡适的影响(见第187页)。
(46)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226-227页。
(47)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230-231页。
(48)王学典：《20世纪史学进程中的“乾嘉范式”》，《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49)王学典：《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50)蒋廷黻：《历史学系概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36-338页。
(51)蔡乐苏：《蒋廷黻与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课程新模式的建立》，《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52)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53)参见彭国良：《顾颉刚史学思想的认识论解析》，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54)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193页。
(55)胡适：《留学日记》(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8-139页。
(56)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28-131页。
(57)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181页。
(58)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15页。
(59)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胡适口述自传》，第136、220页。严耕望也指出，胡适在解释神会发动宗教革命以南宗代替北宗时，由于不能使用经济学、社会学的知识，因此不能解释得透彻。严氏虽然是以考证为主，但也“赞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见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163页。
(60)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08页。
(61)吕实强：《胡适的史学》，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75页。
(62)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0-241页。
(63)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64)吕实强认为胡适“并非不解释历史，不重建历史”，并认为胡适的“那些专史”、“对禅宗的考证”都是“在重建历史”，对孔子、对儒家思想“是在解释历史”。吕实强进一步认为胡适“只不过他因为严守着求真求实的标准，对于资料尚不够充分，真相尚无法判断之前，不愿做贸然与粗阔的建构与论断罢了”(吕实强：《胡适的史学》，耿云志编：《胡适评传》，第476页)。吕氏此说亦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胡适曾经在不同时期出现过解释历史的萌芽，可是既未能自己坚持不退缩，也未能引领学界前行。解释历史、重建历史是任何时代历史学家都无法逃避的天职，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不可能有历史学家能够在资料完全充分、真相全部判断之后来解释历史、重建历史。作为学界领袖的胡适，应该拿出勇气、集合历史学界的智慧和力量来应对这种困难和挑战，而不是逃避。
(65)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页。
(66)潮流有时候可能并不是正确的，反而是一种流俗。但是就19-20世纪世界现代史学发展来说，世界史学发展的大势基本是朝着开拓史学领域、更新历史观念、提升历史认识水平的方向发展的，是历史学人努力的正确方向。
(67)[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页。
(68)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7-23页。
(69)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07页。稍晚于胡适的华人史学家不仅唐德刚持此种观点，喜爱考据的杨联陞也认为“社会经济史是今日史学的主流”(见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14页)；何炳棣从20世纪50年代就“极力企图打出‘汉学’的藩篱，跳进社会科学的川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0页)；余英时认为“社会经济史学之兴起正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之所在”(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67页)。
(7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第2-3页。
(71)王学典：《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72)蔡登山：《蒋廷黻的婚姻悲剧》，《历史学家茶座》第1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73)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村治》第1卷第2期，1930年。
(74)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1929年。
(75)参见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33页。
(76)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243页。
(77)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35、440页。
(78)《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20年至21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卷号BD1930014。
(79)唐德刚：《序》，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80)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14页。
(81)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
(82)李璜：《敬悼胡适之先生》，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87页。《新月》第3卷第8号(1929年10月10日)有“幼春”的《法国支那学者格拉勒的治学方法》一文，第3卷第9号(1929年11月10日)有“幼椿”译的《法国支那学小史》一文。
(83)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胡不归等著，黄艾仁编：《胡适传记三种》，第216页。
(84)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21页。
(85)如，1960年黄兼生告诉胡适，文化学在美国已形成“一个学术的新趋势”，就连史学大家班思也“著文表扬”。十年前还在反对提倡文化学的胡适的反应是“默然，未加回答”(黄兼生：《怀胡适博士》，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第490页)。
(86)这种“只重史料考证而不著史”的史语所不良学风，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有许倬云等留学归来的学者起而攻之，此后台湾史学风气为之一变，渐趋合世界史学发展大势。详参王晴佳：《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1949-1999年》，《台大历史学报》第24期，1999年12月。
(87)李敖：《播种者胡适》，《胡适研究》，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第17页。
(88)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55页。
(89)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6-17页。
(90)前一观点为刘伯明所提，后一观点为张荫麟所提。参见张其昀：《敬悼胡适之先生》，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399页。
(91)朱希祖：《序》，[美]鲁滨逊：《新史学》，何炳松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何炳松认为“各种最新人文科学研究”，“较吾国固有者为切实而适用”，“社会科学之必须应用历史研究法”。见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结语”，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92)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第2期，1934年。
(9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5页。
(9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
(95)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第151页。
(96)胡适：《留学日记》(下)，第306页。此誓诗虽然主要针对文学，实亦反映了胡适对学术“门户”之态度。胡适后来将此诗收入《尝试集》时改作“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97)张其昀：《敬悼胡适之先生》，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第399页。
(98)李敖：《播种者胡适》，《胡适研究》，第18页。
(99)唐德刚：《胡适杂忆》，第3页。
(100)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101)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90页。
(102)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3页。
(103)胡适：《〈国学季刊〉发刊词》，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第17页。
(104)唐德刚：《胡适杂忆》，第71页。
(105)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卷，第519页。
(106)徐复观：《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第404页。
(107)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56-57页。
(108)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13、114页。
(109)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3页。
(110)林毓生：《平心静气论胡适》，欧阳哲生编：《解析胡适》，第23页。
(111)林毓生：《平心静气论胡适》，欧阳哲生编：《解析胡适》，第23页。
(112)据何炳棣回忆，胡适对于享誉国内外的陈寅恪，也仅仅以“记性好”“轻轻点过”(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22页)。
(113)汪东：《新文学商榷》，《华国》第1卷第2期，1923年。
(114)姜萌：《究竟如何为秦至清末的“社会形态”命名?——《〈文史哲〉杂志第三次“人文高端论坛”侧记》，2010年7月16日《文汇读书周报》。
(115)[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30页。
(116)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页。
(117)李大钊：《史学要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5页。
(118)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页。
(119)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120)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页。
(12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00页。
(122)王学典、王钢城：《历史学若干基本共识的再检讨及发展前景——访王学典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1期。
(123)余英时：《论士衡史》，第392页。
(124)唐德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第1页。
(125)余英时：《论士衡史》，第393页。
(126)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374页。
(127)唐德刚：《胡适杂议》，第27页。
(128)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