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文明与可持续性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环境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论坛的主题。这是在人类面临人口膨胀，贫困蔓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而仅仅倚重于各种科学技术手段摆脱诸此困境难以根本奏效情况下，反思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和人类生存方式演进过程后所形成的共识。本世纪60年代初，美国生物学家R.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曾在民众陶醉于工业文明的梦寐中爆发了第一声呼唤拯救人类的春雷；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诞生及其《增长的极限》的惊世宏言又率先将科学家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注意力引向人类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探索；90年代初世界环发大会和《里约宣言》既表明全球政治家的最后觉醒，也标志着各国政府职能目标的历史性转折，从而真正拉开了环境文明时代的序幕。近来国际F—10 俱乐部的成立和其“实现能源和资源效率十倍跃进”的Carnoules 宣言又显示了“地球村”里的社会学术团体正沿着可持续发展之路寻求拯救人类社会之方略。〔1〕
虽然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和当代遍布世界的人口、贫困、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蔓延的压力与危机早已驱动理论界和各国政府，从不同学科和策略角度探索人类进步的文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问题，然而由于各国或地区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以及各自所具有的自然、经济、环境条件和文化观念相异，于是其发展模式和路径的扶择也必然大相径庭或难以苟同，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理论观点、评价准则和研究方法亦是纷彩异呈，百家争鸣。尽管在追求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目标下，各国或地区应以各自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选择相适宜的发展道路与行动策略，但它毕竟是一个全球的社会进步过程，因而需要倡导一种文明观，以其纲领理论和共性准则进行指导与评价，才能在协调全球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也有利于促进各国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历史性转折，我国作为一个拥有众多人口、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活动中享有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把握历史契机，采用何种系列策略，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过程中顺利地步入环境文明的新时代，既是政府和广大民众十分关注的议题，也是我们每一位科技工作者亟待进行理论探索和应用研究的命题。
一、人类文明的历史辨析
2.1 从采集捕猎到农业文明。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是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进行的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本原因，但是它并不排斥与物质生产构成人类社会生产系统统一体的人类自身生产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因为无论是社会生产力还是社会生产关系，都必须依附于人类自身生产才能存在。没有人类，显然也就没有社会生产力，也就不会有社会的生产关系。但反过来看，只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才使人类脱离了动物界，产生了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运动过程。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决定和制约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终极因缘，它亦必然决定和制约着人口现象和人口过程的发生、发展与变化。然而，物质资料生产实质上是为满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人的直接或间接劳动来转化自然力的过程。因此，人类文明史首先表现为以物质资料生产为枢纽的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适应和促协的社会进步过程，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力而促进自身进化与发展的过程。
在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社会生产能力很低，原始人除集群采集野生植物外，只能用棍棒、石予猎取禽兽，捕捉鱼类为食料维持生活；人类处在大量未触动的大自然的包围之中，受制于未知的大自然力量的统治，基本遵循生物适者生存规律而进化。因而在这一时期，原始人内部既无阶级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基本不存在同自然界的冲突和对抗，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混沌共生的原始文明。随着生产知识、经验的增加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及人口数量增加引起消费需求压力的促使，出现了人工栽培植物，从采集经济中产生了原始农业；出现了人工驯养某些动物，于是又从狩猎游牧经济中产生了原始的畜牧业和渔业。因而也就有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亦促进了人口繁衍和私有制的产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金属工具，尤其是铁的冶炼和铁制工具的使用日益广泛，在促进种植业、畜牧业发展的同时，也使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于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当原始社会解体，人类社会进入奴隶制时代之后，又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从事商品交换的一部分人力资源独立于商品生产者，因而作为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商业部门也就出现了。以奴隶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替代原始公有制式的农业是一个历史进步。因为大规模的奴隶聚集性劳动为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开垦荒地等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增加了更多的剩余农产品，这又为农业和手工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更大规模的分工合作提供了可能。
伴随社会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强化，生产力有了快速发展。以农业的分散经营和自然经济为生产特征的封建主义农业，由于农民有了部分人身自由和自有经济的生产权力，因而劳动积极性显著提高，通过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特别到了以商品经济和机械化及先进科学技术引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农业阶段，其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质的飞跃和进步。因此，历史地看，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方式的变更促进了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农业剩余产品的出现和私有制的产生，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分工合作。而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和强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业商品化、技术化生产的农业革命的勃兴，则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形成农业文明以至当今社会文明的主要源泉。
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农业文明是指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生活资料生产日益丰富为物质基础的社会文明。它不仅包含以自然力转化为特征的农业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土地耕作、作物栽培、畜禽繁育技术的创造和完善的物质生产文明，也包含着人口繁衍、体力和智力进化的人类自身发展的文明，同时也包含着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进步、不同民族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文明。
农业文明产生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实践，而推动农业文明的力量源泉与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科学解释密切相关。古代农牧业的生产活动需要观察天象，因而天文学首先发展起来。此后数学、力学和建筑工程学也相继发展起来。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麦哲伦等人的地理大发现，伽利略在力学和天文学上的巨大成就，直到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等，既打破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束缚，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自然科学的观察发现和实验发明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凡是农业兴起的地方，社会文明就在那里扎下了根，不仅孕育了物质生产的文明，也更创造了人类文化文明。从亚洲的中国和印度到欧洲的希腊和罗马，各民族文明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土地即农业生产为其经济、生活、文化、家庭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基础。虽然历尽盛衰，此起彼落，连绵不断的相互冲突而又丰富多彩地彼此融化，从而塑造了农业的物质文明和社会文化文明，既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又为工业文明和当今的环境文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文化基础。因此，美国的未来学家托夫勒把这一历时数千年的历史现象—农业文明称为第一次浪潮所传播的文明。
2.2 工业文明的崛起和发展。
农业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转折点，而工业革命则是第二次伟大的突破。人类历史上的三次社会大分工铸造了农业文明，而蒸汽机的发明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在继承和光大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则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垮了一切旧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束缚，改变了千百万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显著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工业文明社会。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基本上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思想、社会文化、政治观点和政治、经济制度，也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而社会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是物质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促进或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革命虽然起源于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和工作机的运用，但由三大社会分工引起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欧洲“圈地运动”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和技术、产业革命，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使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分散经营、自给自足型农业生产变为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的工业生产，而且“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于是，科学变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2 〕。工业革命在最先兴起的欧洲不仅使资本主义的农场变为工厂，使农村演变为城市，更重要的是敲响了封建社会和农奴制的丧钟，从而波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丰富多彩的社会制度。遍布世界的工业化进程，不仅由于生产工具的不断更新换代，交通、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化学、生物技术的广泛使用等，大大地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与日俱增的物质财富，促使了科学、文化、教育等事业的超速发展；而且由于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得社会政治愈益民主，思想意识更趋自由，文化生活更为多彩丰富。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也在有机地调控自身生命和生命力的再生产，以便服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促进工业时代的物质文明。
同农业文明时代相比较，工业社会具有下列显著的文明特征：
农业文明时代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形成了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三次产业结构雏形。其生产力要素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动植物为劳动对象，主要借助人力和畜力进行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而在工业社会，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导，以化石燃料为主要能源，借助机器、电力和信息管理进行专业化、商品化大生产。伴随工业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其资本有机构成显著提高，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相应地也促进了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反过来，科技教育的发展又加速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显著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工业、农业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勃兴，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农业文明时代以分散经营、自给自足为其经济特征，而工业文明时代则是资金、人力和生产资料高度聚集基础上的大规模的商品化生产，因而由农业时代的家庭生产经营逐步演变为农工商一体化的公司经营，其社会化程度显著提高，故而使生产力要素能够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得以优化组合，充分利用。商贸活动由局部的区域性经营演变为跨地区、跨国、全球一体化经营，这不仅显著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推动了政治集团的广泛对话、民族的日益和解，增强了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因此，工业革命以它自己富有特色的科学发明、技术运用、社会组织机构创新和信息交流紧密结合，创造和正在形成一个惊人的全球一体化的经济、社会制度。
工业革命还促进了农村城市化、家庭社会化的进程，这有助于人们在享受现代社会文化生活文明的同时，显著地改变了农业时代的生育观念，有效地遏制了人口数量的迅速膨胀，促进了人口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提高。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3〕。 生产实践既促进了自然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也促进了技术科学的发明创造。同样，科学技术的发展反作用于生产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4〕。 蒸汽机和其他工具机的发明、使用，推动了近代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这充分表明，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一种推动物质生产力的革命力量。而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又是推动一切社会变革的最根本原因。
如果说，青铜器和铁器的使用，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技术的发明，哥白尼、伽利略和康德有关天体演化学说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推动了人类由食物搜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的农业时代文明；蒸汽机的发明、电磁学理论的产生、化学原子论的建立，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生物进化论的诞生，以及各种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由食物生产者变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者和制造者的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由机械化过渡到电气化、化学化，及至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的工业文明；那么现代由解放人的体力到解放人的脑力的信息科技革命，正使“后工业社会”跃入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文明时代。
2.3 物质文明的危机与环境文明的勃兴。
环境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主题。马克思早在130年前就指出：“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 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马克思的这句名言精辟地揭示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有着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卓越能力，能够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生态环境。然而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如果失去对自然再生产和为满足自身消费需求而进行不适度摄取自然界的行为的控制，或者只求眼前、局部的发展，就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整体破坏，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无情报复，最终使人类失去必要的生存环境。发祥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公元前， 这里曾经是林木葱郁， 沃野千里。 然而2000年前，漫漫黄沙使这曾具灿烂文明的古国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之地。但是，人口的过度增长和聚集，继之无休止地向大自然索取，导致生态环境的超载和恶化，昔日的沃野良田变成了不毛之地，最终形成了今日65万平方公里的塔尔沙漠。我国的黄河流域，古代曾是林木茂密、富庶繁荣，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摇篮。然而，现时的黄河泥沙含量冠于世界河流之首，黄土高原流域因水土流失而沟壑万千，现是我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显然，人类的农业文明在促使经济发展的同时，亦促进了人口的自身再生产，但无法承载过度的人口增长和减缓日益膨胀的人口生活消费压力的冲击。人口不适度的增长和盲目的经济开发，使生态环境失去良性循环的平衡，进而使人类自身面临自然界的无情报复。
18世纪掀起的工业文明，无疑给人类生存带来了幸福之“神”，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然而于此同时，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也在急剧地恶化，资源面临枯竭，污染日趋严重，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频频发生，工业文明在造福于人类进步的同时，也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涂上了浓重的“污黑色”。
本世纪中叶以来，新技术革命使粮食亩产量成倍地增长，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跃上新的台阶，亦给人口控制和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但有增无减的人口浪潮和日益增长的消费压力，使日趋减少、被污染、蚀化的有限耕地的负载不断加重。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尤其是能源、化工等工业快速发展所造成的黑色污染，不仅使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加重，生物资源减少，生态循环调节功能降低，而且导致大气臭氧层被破坏，“温室效应”不断冲击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反思以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以人的需要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危机，人类亦“需要进行一场环境革命”，需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在积极控制人口增长和扶正人们消费行为，以及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不断有效地保护和改造自然生态环境，从而开创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文明”新时代。
二、环境文明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3.1 通过倡导环境文明，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制约作用永恒存在，但又随着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社会生产力作为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的纽带，又能够对自然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自然可以为人类造福，不合理的开发和变革自然必然导致环境的污染和衰退，造成严重的社会公害，结果是正效应与负效应并存。
人类社会的农业文明虽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因人口规模不断膨胀和生活消费压力冲击驱使下对自然界的盲目开发和经济扩张，使生态环境自打破自然调节之后一次一次失去人工辅助下良性循环的平衡，进而带来难以遏制的自然危机回报。工业文明既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也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惨遭前所未有的灾难性破坏，从而宣示了“先发展，后治理”模式的最终失败。因而，谐和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之间物质、能量的有效转化和供需均衡，保障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在持续丰富当代人口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的同时，倡导满足子孙后代能够幸福生存的环境文明，以促进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已成为新世纪全球战略目标追求的主流。
有位贤哲曾经这样说过：“文明的人类几乎总是能够暂时成为他的环境的主人。他的主要苦恼来自误认为他的暂时统治是永久的。他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主人，而没有充分了解自然的规律。”（《小的是美好的》P66—67，商务印书馆，1985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均是以不同历史时期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享受为最终目标，通过手工劳动和机器生产来转化环境生产力。由于人的需要和物质生产居于主导地位，加之环境资源的慷慨解囊，因而人类总是以统治者的面目出现，对自然界的征服、摄取多于对其的补偿和保护；衡量社会文明总是以物质资料占有和生活资料享受的多寡为标志，因而亦总是呈现出一种对物质文明的贪婪。当人类的物质占有和生活享受欲同环境的资源存贮和可供给能力产生剧烈矛盾与不均衡时，人类才真正认识到自身将会面临征服者被征服的危机。因此，倡导和追求环境文明自然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明智之举。环境文明不同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显著区别在于，作为能动者的人类不仅追求满足自身发展或当代人口生存需要的物质、能量，也要考虑到环境的生产力，以及为恢复和增强环境生产能力所需给予的能量补偿与保护，以便保障未来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不仅追求物质的享受，也需要非物质化的人文精神陶冶和回归自然的情绪感染，以促进自身生命力的健康发展。因而，在环境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是和谐代替对抗，人对自然的依赖亦应是征服与掠夺代之于有序补偿和保护，天人合一，荣辱与共。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问题的沉重背负和资源供给的相对欠缺，在加速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尚需认真汲取早期工业化国家“先发展，后治理”模式的沉痛教训，将战略目标调整到追求环境文明方面来，才能最终保障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以满足未来人口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当代人口对物质和非物质生活的需要。
3.2 通过和谐“三种生产”之间的相依关系， 促进环境文明的实现。
人与自然共生的复合系统客观上存在着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环境生产〔6〕。人口生产是指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总过程， 物质生产则是人类通过劳动转化自然力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总过程，而环境生产本质上应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有机体与非生物无机体，以及生物系统内部进行物质和能量转化的自然循环过程，但自人类诞生和介入之后，环境生产系统不仅包括人口生产系统所需的生活资料生产和物质生产系统所需的生产资料生产，而且也包含着环境以其自净代谢能力消纳生活废弃物和生产废弃物的生产，因而成为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源和宿。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只认识到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之间的相依关系与机制，而忽略了环境生产环节的存在和其依存关系，其根源在于误认为环境生产系统拥有耗之不竭的自然生产力，是不付成本支出的天然垃圾消化场。当遍布全球的人口、贫困、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问题无法从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循环中找到理想答案时，环境生产及其生产力机能的保护问题才得以引起足够的重视。
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倡导环境文明，而谐和以环境生产为物质来源基础和矛盾主体的“三大生产”之间的供需关系和机制则是实现环境文明的根本保障。因此，有关建立“三大生产”理论体系和其谐和策略的实践应用研究务必成为不同学科联袂研究的迫切命题。虽然马克思有关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两大生产相互适应与协同的学说为我们研究“三大生产”之间的相互依附与机制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理性跨越的基础上，如何继承和光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认识“三大生产”的存在和运动规律；在迎接环境文明时代的序曲中，如何应用“三大生产”的理论学说指导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实践，则必然地成为我们中国当代学者所承负的历史职责。
3.3 依靠科技进步，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以保障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危及全球和我国未来持续发展的关键桎梏无疑是资源供给的日益短缺和环境生产能力的退化。在区域空间非生物资源存贮和环境生产力的有限界定下，克服资源供给短缺，恢复和增强环境生产力的根本手段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显著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对于能源和其它物质资源相对紧缺的我国则显得极其重要和迫切。倘若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作物增产中的贡献率由现在的30%提高到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那么我国的粮食总产就可增加50%以上。这不仅能够充分保障我国人口增长的消费需要，又可节约大量的耕地、水资源和资金的投入，用于环境的改善和保护。如果我国的矿产资源回采率和工业产值耗能率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当前水平，那么就可以节约大量的非再生资源和资金以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因此，有必要呼吁各级政府和企业界，不仅应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来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依靠科技进步大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发展环境保护产业，以较少的物质投入、尽可能低的废弃物排放率，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出丰富社会财富的同时，也能够留有充足的资源存贮和洁净的生存环境。
3.4 依靠政策和法规，实现人口、 经济和环境生产的协调发展。
人类赖以生栖的地理和环境空间是有限界的，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生产和环境生产对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客观上存在一个有穷的极限，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环境生产条件的改善，都不能把这个极限从有穷变为无穷。作为生物系统的成员，人口的生产是无限的；作为经济生产活动的主体，每一特定时空间人类的开发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以人类的无限增长对经济、环境生产的有限界定，必然使人类陷入灾难的旋涡。茫茫宇宙空间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上富庶的资源，然而奉献人类能够使用享受的却是稀缺，一种真正经济上的稀缺。
因此，在我国促进“三大生产”的协调发展过程中，无疑控制人口自身再生产，提高人口素质，扶正人们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既是各级政府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使命，又是广大民众主动认识自然、适应环境的自觉革命。就经济生产而言，伴随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适度满足，应适当超前把产业结构调整到以服务、科技和教育为主，满足人们文化和精神消费需要的非物质中心化经济结构上来，这不仅有助于节约环境生产中的物质资源消费，更有助于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以替代其它资源的相对不足；应利用政策和市场价格机制适度提高环境资源的成本，以遏制经济外延无序扩张下的资源过度消费与浪费；加强同国际社会的经贸与技术合作，实现资源和技术利用上的互补与融通，以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和环境文明的建设。此外，还应加强生态县和生态农业的建设，以及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和城乡环境的保护，从而促进“三大生产”之间的有序和谐，保障我国未来的持续发展。
在我国人中增长和素质提高已步入较为规范的计划生育和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应亟待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将人们的生产行为和消费方式也能逐步调整到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节约资源和改善、保护环境的轨道上来。我们亦殷切期望广大民众能够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消费观念和改变一切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陋习，以便在丰富自身物质、文化生活，享有良好生存环境的同时，也能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有充裕的资源、社会财富和一片洁净的蓝天。
注释：
〔1〕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 《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基金》资助课题的一部分。
〔2〕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6页。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3页。
〔4〕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56页。
〔6〕叶文虎：《三种生产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1997 年4月海峡两岸环境保护经验交流研讨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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