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脱苦难与遵循快乐——叔本华与弗洛依德美学思维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苦难论文,思维论文,叔本华论文,快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3－06
一
在西方思想史上，叔本华和弗洛依德是两位不容忽视的人物。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地对传统挑战，为探索人的精神世界、价值取向提供了新的视点和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理论特征促成了一个时代的理论倾向。罗素就称叔本华是我们时代哲学气质变化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这种气质不仅表现为对传统哲学、美学的大胆反叛，而且使整个文化感到危机，将认识论的思考转而为对价值观的思考。他努力区别于黑格尔主义迂回复杂的推理，给出一个直接明确的结论。他将非理性的生存意志视为宇宙、生命之源，同时又诅咒它无休无止的欲求，使人类沦为求生意志的工具，陷入无尽的痛苦与灾难之中。事实上，叔本华是一个十分尴尬的人物，与现代相比，他显得陈旧，与古典相比，他又确是一个叛逆。这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悲剧，其中有个性和成长环境的因素，更有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的原因。这种矛盾在他的个性和理论体系中都有表现。这矛盾折射出新旧理论、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困惑。尽管他没能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但他提出了问题，拓展了美学、哲学研究的视野，同时对我们时代诸多伟大学者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弗洛依德便是其中的一个。弗洛依德曾说过：“精神分析并不是首先迈出这一步的。要指出我们的前辈，可以指出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尤其要首推伟大的思想家叔本华，他的无意识意志相当于精神分析中的精神欲望。”（注：彭立勋《美感心理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弗洛依德在20世纪影响堪称巨大。 爱因斯坦把弗洛依德称为“我们这一代”的“伟大的导师”，并推崇他的理论“给这个时代的世界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弗洛依德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同时也转变了人们的生活态度。他第一次如此坦然、如此冷静地用实证和分析的方法对人自身特别是不可言表的领域进行了剖析，并因此证明深藏于人类精神之中并支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的生存本能和不可回避的死亡倾向。他从观察和实验入手，对人的机能，特别是精神进行了证明和分析，并带入价值思考，寻求一条幸福的道路。他不仅摆脱了叔本华悲观厌世的情绪，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风行一时的浪漫气质，以一种正视而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类自身。他为20世纪提出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并试图解决它。诸如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有些什么特点，该如何对待人性，又如何避免由于社会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种种不适。有人将弗洛依德与爱因斯坦、马克思一并称为改变了20世纪的三位思想巨人，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二
叔本华和弗洛依德的思想对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哲学、美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心理学等等。我们这里只选取美学作为切入点，对二人进行比较，并探索他们理论的时代性以及在不同时期人本主义美学的特征。在分析二人的美学观之前，我们不妨先浏览一下二人的基本理论构架。粗粗一看，二人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把欲望视为出发点，都认为决定人的是非理性，都视知识、文明为人类不幸福的原因，都将审美、艺术作为获得幸福的行之有效的路径。
叔本华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极富叔本华个性特征的世界。他告诉我们，我们平常所见到所听到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暂时的、不真实的世界。世界还有另外一面，它同时还是意志。意志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盲目的冲动，一种力、一种生存欲望。它超越时空、是永恒的、自由自在的，不为理性所控制的，意志是世界之源。不仅人类，所有的生物都是意志不同级别的客体化，都受意志的驱使，都充当着意志的工具。而这意志在本质上就是欲求，就是缺乏，就是饥渴。每一物种基于意志的驱使，不停地进行着欺骗和掠夺，即“每一动物又为另一动物的俘虏和食料”。（注：叔本华：〔德〕《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13页。）在这个充满蚕食和倾轧的世界中， 人也不例外，从一出生就带着这样一股强烈的生存欲望，也就是带着罪恶，这是不可选择也是无法逃避的，就连人类的知识和制度、法规也都是为了直接或间接满足欲望而衍生出来的。更不幸的是，人类并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由于蒙蔽，由于受到个体化原理的控制，人是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的。因此，执着于“人我”、“物我”之别的人类仍在不停地挣扎着，孰不知，愈挣扎，愈痛苦，愈没有出路，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由于表象掩盖了世界的本质，人类便产生出诸多不实之想，并为此终生忙碌、奔波不停，这才是人的大悲哀。更大的悲哀还在于，痛苦又是伴随人类始终的，以保证生活的方向，“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烦恼、忧伤、欲念，就象船只要压舱物一样，”（注：叔本华：〔德〕《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4页。 ）叔本华以一种绝对悲观的语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苦难的虚无的现实人生。现实世界是没有幸福可言的。
较之叔本华这种极为愤世嫉俗的描述，弗洛依德则温和多了。弗洛依德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富弗洛依德色彩的现实图景。这个世界是由人的精神世界开始的，它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即本能，代表着一切由遗传而与生俱来的、人体内在的东西；“超我”是他人、父母影响的延伸；“自我”充当着“本我”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调解人。“本我”处于无意识状态，遵循快乐原则，追求满足；“超我”处于意识状态，遵循道德原则；“自我”处于前意识状态，遵循现实原则，基于生存安全的考虑，对“本我”的种种要求进行严格审查，同时对“本我”和“超我”负责，“即须同一个威胁着要消灭它的外部世界作斗争，又须同一个提出过多要求的内部世界作斗争”（注：弗洛依德：〔奥〕《精神分析纲要》，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71页。），外部世界总是以种种方式抑制“本我”的要求。我们所向往和追求的文明也限制了人性本能，文明的目的在于把个体创造成统一于集体中的统一体，但“人永远要反对集体意志，维护对个体自由的要求。 ”（注：〔奥〕弗洛依德：《 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年，第38页。）强加于人的文化理想导致了神经病和变态患者，对本能的压抑造成的恐惧、焦虑，进而产生了良心，良心又进一步抑制本能。更严重的是，文明可能误导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理解：“为自己追求权力、成功和财富，并羡慕别人拥有这些东西，他们低估了生活的真正价值。”（注：〔奥〕弗洛依德：《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页。 ）现实世界是不能完全满足“本我”的无休止的欲求的，快乐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限制。“本我”并不考虑安全，更不会因现实的限制而减少欲求，欲求的不满足又会导致各种心理的疾病，寻求一条出路势在必行。
基于任意放纵的本能欲望，面对现实的种种不适，叔本华和弗洛依德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审美作为出路。叔本华认为在审美的状态中，主体和客体同时发生了变化。这时的主体已不再是个体的人，而是“纯粹无意志的主体”，其特征就是“无欲”、“无我”，此时的主体不受意志的控制，摈弃了实际需要的种种欲求，超越了时间、空间，一刹那就成为永恒。主体也摆脱了由于时间、空间的流动、变化而产生的对生死的欲求与恐惧，同时由于主体与客体在审美状态中以直观的方式进行，没有因果，没有差别，所以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消除了，主体不再执着于“物我”和“人我”之别，不再执着于一己的欲求。这个摆脱了意志、欲求的主体，处于一种超然物外、心宁神静的境界，达到了一种无穷无尽、无拘无束、无争斗、齐生死的永恒和宁静，只体验着自足与圆满。这条审美的道路不仅使人类摆脱了痛苦，同时也获得了幸福和快乐。
相对于叔本华的审美之路，弗洛依德的美学世界则是另一番景象。在承认现实对本能的不能充分满足之后，弗洛依德提出以替代性满足转移利比多来解决问题，艺术、审美就属这一类，此二者都是通过本能升华来完成的，即通过“增加心理和脑力活动所产生的快乐”，（注：〔奥〕弗洛依德：《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9页。）这种满足集中体现在作家的艺术创作和公众的鉴赏中，作家通过“白日梦”的方式创作出一个幻想的世界，以幻想替代曾给予他无限快乐的童年时的游戏，同时对不能令人满足的现实进行校正，并实现在现实中由于羞愧或别的什么原因而不能满足的愿望，以此“抛弃生活强加在他身上的过分沉重的负担”，获得大量的快乐。这种方式通过曲折、润饰的方式将人本能在现实中不能得到满足的欲望得到实现，同时又不妨碍生存安全，作家的“白日梦”不仅使创作者的“本我”获得满足，也使读者在阅读、观赏的过程中满足各自的“本我”，当然达到这样的效果是需要作家的技巧的。但不论如何，审美、艺术的方式使艺术家和公众得到了安慰、升华和解脱，不失为满足“本我”获得快乐的一条有效途径。
三
尽管叔本华和弗洛依德二人都选择了审美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但正在美学问题上暴露了二人的差异，也向我们展示了两种人本主义的态度。下面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在对待人性的态度上，二人都选择审美作为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但这条途径在对待人性的态度上却是不同的。叔本华认为世界的一切罪恶苦难都是由生存意志，即欲望造成的，而这意志，欲望就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选择、无法回避的本性。叔本华为人性找到了形而上的根源，他的美学也是以拒绝欲望，否定人性为前提的，其美学的目的是消除人的个体性，达到无差别的“大我”状态，否定了人的个体特性，对人的本能需要给予否定。同时也否定了现世的快乐。他对世界和人生做出了一种完全负面的解释，因此在现实中的人生是不可能真正获得快乐的。在审美状态中，主体成了毫无欲求的“纯粹主体”，客体成了作为一种普遍形式的“理念”。我们并不否认在审美状态中主体与对象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更是一种心理的，并不与现实相对立；并且我们更相信感官在审美中的重要作用，甚至也不否认各种欲求在审美中不同程度的参与。无论审美是一个多么奇妙的状态，都不应以否定、改变人性为前提。在这一点上，弗洛依德则始终坚持以人性为本的观点，而不去形而上层面徘徊。人性就是现实存在，他认为痛苦不幸就源自本能的压抑不满，快乐就在于对本能无节制的满足。这种满足往往会与道德伦理、制度秩序发生冲突，而本能又是先天的，不可选择的。对人的天性进行善恶评判是毫无意义的。人的天性虽然有不可选择的一面，但也有可控制的一面。要使人类健康幸福地生活，首先必须了解人的天性。我们的善恶、美丑、真假标准也都是建立在人的本能的基础之上的，不过是叠加了诸多与满足本能相距甚远的内容，才使人们忽略了承认、正视本能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弗洛依德肯定了人的本能要求快乐的合理性，也无意摧毁现实世界的现有秩序。他只寻求一个使人获得快乐的答案，这个答案又必须是以正视现实、肯定现实为前提的，任何在现世得不到酬报的美德，都将是伦理学徒劳的说教。文明是以满足本能为目的，还是以否定人性为代价，我们追求的文明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本能才能得以实现。同时，在本能受到压抑时，是否可以有另外一些通道获得快乐，既不违反现实原则，同时又满足了快乐原则。弗洛依德的快乐学说是一种肯定人性，正视现实的理论，他指出那种绝对蔑视现实的隐士们“注定一无所获”。（注：〔奥〕弗洛依德：《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1页。）相比较之下，弗洛依德的理论是一种形而下的、入世的理论，就在现实中完成；而叔本华的理论则是形而上的、出世的理论，他的理论较之弗洛依德在普遍有效方面则显不足。虽然他也执着于人的价值，但却走进了否定人的天性，否定现实的道路，而这条路连他自己也未能身体力行。我们无意贬斥他对理论的真诚与热爱，他生存的时代，他的个性导致他提出了问题却找不到相应的答案，他只能给出一个矛盾的解，同时又为后人开辟了道路。
其次，在对待审美与宗教的问题上。因为执着于找寻终极出路，叔本华认为审美虽然有很理想的一面，但它毕竟是暂时的。一旦消失，人们便又回到了痛苦之中，只有宗教，特别是东方的印度佛教才能真正解决人生问题。宗教的核心是禁欲，主动拒绝为意志服务，宗教以泛爱的、消除因果、差别的方式对待人生，对他人产生同情，将自己融入了“大我”之中，因此由心里产生一种对世界本质的厌恶。为减轻他人的痛苦，不惜耗尽自己的财产，而自愿地、故意地造成这种贫苦，这种禁欲的结果便是抛弃曾为此激烈追求过的欲求而欣然进入“涅槃”状态，获得彻底解脱。执着于在现实中解决问题的弗洛依德则在宗教与审美的问题上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他认为宗教不过是一种回到童年时期的幻想，是一种与现实毫不相关的慰藉。事实上，宗教对人类解决现实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审美的有效性高于宗教。
第三，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包容性方面，弗洛依德也大大迈进了一步。追求本体的叔本华必须找到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答案，因此他的解脱方式都有不可替代性，并且有等级之分，不同等级意味着不同的解脱程度，审美是一条低于宗教的途径。而弗洛依德则不同，他认为面对现实的问题，可以有几种方式进行缓解，如转移注意力、替代性满足、转移利比多或使用致醉物。艺术与审美就是属于替代性的满足方式，它不过是多种解脱方式中的一种。这些方式之间并无绝对的高下之分，并且缓解的方式也不仅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状况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它们只有方式的不同，获得快乐的目的却是相同的，所以弗洛依德特别提到：“适用于每个人的金钥匙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寻找能够拯救他的特定方式。”（注：〔奥〕弗洛依德：《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4页。）弗洛依德对待解脱方式的态度为现代人多元的价值取向、丰富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与叔本华相比，弗洛依德是迈进了一大步。但他的理论也依然有不尽人意之处。他将无意识视为人的深层精神领域，只考虑到无意识与前意识的相互交换，却忽略了意识与无意识也可能进行交换，他将无意识部分视为先天，而将意识部分视为后天的，将先天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可先天与后天是一对很难绝对界定的范畴，将先天部分扩大时，后天部分就缩小，反之则扩大。绝对夸大无意识对人的心理的决定作用正是弗洛依德的局限性所在，他将审美、艺术视为只是对童年记忆的再现和满足，也简化了影响审美、艺术的复杂因素。尽管如此，弗洛依德还是为人类的精神、艺术世界展示了一幅丰富的画卷。
从叔本华到弗洛依德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他们的理论都对他们身后的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并不只是两种理论的差别，而是两种人本主义态度的缩影。通过对二人不同“欲望说”的理论的比较，我们探测到人的生理、心理机能，人的天性作为哲学、美学范畴在西方近现代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位置，展示了人性在不同时期美学中的地位，也折射出不同时期人本主义的内容和份量。
本文的撰写参考了云南大学中文系赵仲牧教授的授课笔记，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