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波动——来自世界214个国家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证据论文,经验论文,金融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通过计算1961-2012年七国集团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经济波动率，①发现新兴市场国家②的经济波动率为G7国家的2倍，即以G7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远小于新兴市场国家。Stéphane Stéphane，Michel A.Robe（2003）也有类似的观点，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率远大于美国。 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着社会福利、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首先，宏观经济波动会降低整体的社会福利，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因为经济波动带来的福利损失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增加（Stéphane Stéphane，Michel A.Robe，2003）。其次，宏观经济波动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Jean Imbs（2007）证明了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负相关性。此外，宏观经济波动还会给宏观经济调控带来难度，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将使得经济预期难度加大，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失去前瞻性。减小宏观经济波动有望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第五大目标。③ 国内外学者对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忽略了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金融发展，本文认为通过引入金融发展因素将更有助于解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波动率大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一现象。 近年来，亦有从金融发展的角度解释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研究方法以实证为主。按照采用模型的不同可以分为DSGE、GARCH、多变量横截面计量模型、TVAR模型、ECM模型等6种，几乎囊括了经济学大部分的实证方法。这些研究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历史参考，但是也存在几个不足：第一，有的模型仅仅使用一国数据拟合，而且数据时间跨度比较短，很容易出现“伪回归”等错误结论；第二，在多变量横截面模型中，没有引入足够的控制变量，大部分文献只是引入利率、汇率、
、政府公共支出等几个变量，而忽略了出口、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力供给能力、FDI等变量，未能从供给和需求角度两个方面引入所有的控制变量，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认为经济增长由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决定，因此，需要将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的影响因素尽可能全部纳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第三，标准差本身受到量纲的影响，即数字越大，标准差往往也越大，在以往的文献中，未考虑标准差的这一特点，本文以GDP增速作为控制变量来消除因为GDP增速大小而导致的标准差差异；第四，样本时间跨度和国家覆盖面需要进一步提高，才能增加结论说服力。 本文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以1961-2012年214个国家的经济数据为样本，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分别验证GDP增速波动率、投资增速波动率、消费增速波动率与金融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为理论机制；第三部分为散点图分析；第四部分为计量模型建立；第五部分为计量结果；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文献汗牛充栋，但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的文献相对较少。最早引起学界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问题的经济现象是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尽管东南亚国家有低通胀、财政收支平衡、令人瞩目的8%的增长速度等积极的经济数据，却在1997年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问题（Denize，2002）。之后，一些学者观察到，最近20年美国的经济波动要远远小于之前的30年，并指出减缓经济波动的来源是金融创新（Jermann Quadrini，2006）。 目前，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的文献都集中在实证领域。综观国内外文献，研究可以大概分为6类：通过分析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资金流量关系，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分析金融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GARCH模型；多变量横截面计量模型；TVAR模型；ECM模型。详述如下： （1）余永定（1996）是我国最早研究经济稳定的经济学家。他建立了各个宏观经济部门的资金流量关系式，分析了金融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并得出结论，必须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发展规范化的直接融资不但可以对微观经济发生巨大作用，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也会产生积极作用。 （2）Christiano Motto & Rostagno（2009）建立了一个含有金融市场的DSGE模型，用欧洲和美国数据进行拟合，指出来自金融市场的冲击对于解释经济周期有着重要的作用。袁申国、陈平和刘兰凤（2011）建立一个小型开放经济模型，模拟结果显示含金融加速器模型模拟数据与实际数据特征更接近，验证了开放经济中金融加速器的存在，并得出金融加速器主要传播和放大投资效率和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的结论。鄢莉莉和王一鸣（2012）运用一个含有三种金融市场冲击的DSGE模型，研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变化，指出金融市场的发展将降低贷款冲击和融资效率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Pengfei Wang & Yi Wen（2013）研究得出金融市场发展能够促进信贷资源的有效分配，从而能够降低非金融冲击对总产出的影响。 （3）姚耀军、彭璐和曾小懿（2013）基于中国2001-2012年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含外生变量的GARCH模型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宏观经济波动平抑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宏观经济波动平抑效应。 （4）朱彤、漆鑫和李磊（2011）运用我国28个省市1978-2009年面板数据，通过检验金融发展与人均实际GDP波动性的关系，发现我国金融系统本身的逐步完善较大程度上抵消了外生波动对我国人均实际GDP波动性的影响，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我国经济对外生冲击的敏感性。姚耀军和鲍晓辉（2013）基于1994-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尽管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具有显著的货币冲击减震效应，但总体而言，中国还未到达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波动产生平抑效应的阶段。王翔、李凌（2009）运用1993-2005中国分省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的金融发展、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我国金融系统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和完善，金融发展可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生冲击的敏感性。Denizer Lyigun & Owen（2000）以1956-1998年70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发现银行业提供的风险管理和信息处理对于平抑经济波动有着重要的作用。Wahid & Jalil（2010）采用中国1977-2006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金融发展有助于平缓经济波动的结论。 （5）赵振全、于震和刘淼（2007）运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信贷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的非线性关联展开实证研究。检验结果表明，信贷市场在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既是重要的波动源，同时也是波动的有力传导媒介，运用金融加速器理论有助于合理解释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轨迹特征。 （6）Darrat Salah & Abosedra（2005）运用ECM模型分析了埃及数据，发现金融发展显著抑制长期经济波动，对于短期波动没有明显作用。 综上所述，目前的文献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但是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一些时间序列模型采用单一国家数据拟合，存在“伪回归”的可能性，结论存在争议；第二，在横截面模型中，存在控制变量引入不全面的问题，需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考虑，全面引入控制变量，避免出现回归结果偏误；第三，样本时间跨度和国家覆盖面需要进一步提高，才能增加结论说服力。 二、理论机制 宏观经济波动是与宏观经济稳定对立的词语，一般来说，只要满足“经济增长速度稳定、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三大目标，就属于宏观经济稳定，反之，则属于宏观经济波动。目前没有一个关于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波动完整的理论隙框架，其理论机制说法并不一致，总结国内外的文献，其理论机制主要来自金融加速理论、投资风险分散理论、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管理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详述如下： 第一个理论依据是金融加速理论，描述的是信贷市场，最早由伯南科和格特勒（1989）提出。伯南科和格特勒在1989年发表的《代理成本、净值与经济波动》中提出金融加速器理论。他们认为，在信贷市场上，由于存在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贷款金额取决于企业的现金流量和净资本，当企业遭受经济正向冲击或负向冲击时，其现金流量和净资本会随宏观经济波动而升高或降低，贷款金额也会随着波动，企业投资也会因宏观经济波动而波动，经过信贷市场的放大作用，宏观经济受到的冲击会进一步放大，这种效应称为金融加速器效应，即代理成本是反经济周期变化的，在经济萧条时上升，在经济扩张时下降，所以它们在经济周期中具有放大效应。而金融市场的充分发展会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降低信贷市场代理成本，进而缓解金融加速器效应，降低宏观经济的波动。 第二个理论依据是投资风险分散理论，描述的是资本市场，最早由Acemoglu & Zilibotti（1997）提出。通过金融发展，金融体系的风险分散功能更加完善，这也有助于降低整个经济的波动。分散风险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凯夫斯（R.E.Caves）和斯蒂文斯（G.V.Stevens）。他们从组合理论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多样化是分散风险的结果，因此，证券组合理论的依据也是该理论的基础。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金融市场可以为参与者提供分散、降低风险的机会，利用组合投资来分散投资于单一金融资产面临的非系统风险。金融市场的完善将会使得金融资产标的更加丰富，使得分散投资更加有效。通过分散风险，降低经济冲击对单个经济体的影响，有效缓解和分散了不利冲击，减缓了经济冲击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金融市场越发达，金融市场越有广度，可提供的金融产品就越多，分散风险的工具就越多，从而能够更有效地避免风险的冲击，降低波动率。 第三个理论依据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转移、对冲、分散等风险管理功能的完善。在没有金融市场之前，尤其没有金融风险管理工具之前，个体的风险需要自己全部承担，当遇到比较大的风险时，将遭遇毁灭性打击，个体的风险不能有效地分散。上升到宏观层面，当遭受冲击时，经济体将直面冲击，波动自然也会比较大。当一些风险管理工具推出之后，这一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银行产品的完善（比如福费庭、保理等国际贸易融资工具）、保险市场的建立（农业保险产品等）、金融衍生品市场新产品的不断推出（比如股指期货、CDS等）将为居民和机构提供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可以有效地转移、对冲、分散非系统性风险和一部分系统性风险。当宏观经济的局部或全部受到冲击时，可以有效缓解冲击，降低宏观经济波动率。 三、散点图分析 散点图是计量分析的基础，为了对金融发展程度与经济波动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本文的分析从描绘散点图做起。本文以横坐标轴为金融发展程度，纵坐标轴为宏观经济波动率，描绘散点图。本文采用GDP、居民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增速的标准差作为宏观经济波动程度的衡量指标，以私人信贷规模占GDP的比重作为金融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以10年为一个间隔计算标准差，私人信贷规模占GDP的比重取10年平均值，即分别计算1961-1970年、1971-1980年、1981-1990年、1991-2000年、2001-2012年的标准差和私人信贷规模占GDP的比重的平均值。本文的样本来自214个国家，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由于异常值对于散点图的直观认识有较大影响，本文剔除了包括标准差数值过大情况下的异常值。
关于使用私人信贷规模占GDP的比重作为金融发展程度衡量指标需要做一个说明。在很多文献里，大家采用
/GDP作为金融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但是根据费雪货币方程式，货币供应量受到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此，
/GDP也受到货币流动速度的影响，而各个国家由于金融发展程度不同、国情不同，货币流动速度有很大的差异，因此，采用
/GDP作为衡量指标会有较大的偏差。由于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信贷资源都比较集中于政府部门或者国有企业，如果不区分私人信贷和政府信贷，把所有信贷规模占GDP的比重作为金融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会高估经济落后国家的金融发展程度。因此，信贷规模占GDP的比重不能作为金融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基于这两方面考虑，本文采用私人信贷规模作为金融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
我们发现，三个散点图非常相似。在金融发展程度比较低的数值区间，GDP、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增速的标准差数值非常分散，而且比较大的波动率都集中于这一区间；而在金融发展程度比较高的数值区间，GDP、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增速的波动率都比较低，而且非常集中。根据散点图的观察，GDP、消费、固定资本形成的波动率都和金融发展程度有关系，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波动率受金融发展程度的影响，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宏观经济波动率越低，宏观经济越稳定。但是，仅仅依据散点图的观察，得出这一结论并不严谨，有待进一步验证，本文在下文中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在控制其它变量的影响下，验证金融发展程度和经济波动率之间的关系。 四、计量模型 （一）模型设定 通过上节散点图分析，得出初步结论，即金融发展将会平抑经济波动。本部分将对该结论进行严格的实证分析，用计量方法得出更加严密的结论。本文的计量模型有三个，分别验证GDP、消费、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率波动率与金融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由于每个时间段有特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这是没法观测的，因此，本文采用时间维度的固定效应模型、时间效应模型和混合模型同时进行估计，并根据HAUSMAN检验来选择最终模型。 （1）第一个计量模型验证GDP增长率波动率与金融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模型设定如下：
（2）第二个计量模型验证固定资本形成波动率与金融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模型如下：
（3）第三个计量模型验证消费增长率波动率与金融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模型如下：
（二）控制变量说明 在第一个模型中，短期经济增长由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经济波动率也由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本文力争将这些影响因素都作为控制变量。从需求面来看，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Y=C+I+G+X-M，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和政府购买都是需求面的影响因素；从供给面来看，根据生产函数Y=F（K，AL），供给由资本、劳动力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决定。此外，FDI、汇率、利率、
也通过间接渠道影响需求和供给。由于消费和投资增速波动率也受金融发展程度的影响，因此，消费和投资不直接作为控制变量，而将消费、投资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为了不遗漏变量，本文将消费、投资以外的影响因素都引入控制变量。 在第二个模型中，利率、
、政府公共支出影响着国内投资规模的大小，汇率通过影响资本流动影响投资，FDI通过资本流动直接影响国内投资规模。因此，本文以利率、
增速、汇率、FDI、政府公共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影响变量。 在三个模型中，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消费由收入决定，本文将GDP作为收入的替代变量。此外，利率影响居民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分配，汇率影响居民对海外产品的购买能力，CPI影响着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因此，本文将GDP、利率、汇率、CPI都作为消费的影响变量。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1961-2012年214个国家的数据作为样本，所有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除金融发展程度外，由于计量模型式子的两端变量都为波动率，即标准差，1年的数据不足以计算标准差，本文以10年为一阶段，分别计算1961-1970年、1971-1980年、1981-1990年、1991-2000年、2001-2012年5个时间段各个变量的标准差。这里要对为什么没有以变异系数作为波动率的衡量指标做一说明，当变量有正有负时，平均值会变得比较小，这时候变异系数会异常放大，有时候为负数，这些都会影响计量结果，而标准差不会受到变量正负的影响，始终为正，因此，本文以标准差作为宏观经济波动率的衡量指标。 五、计量结果解释 （一）模型1 本文对模型1分别采用混合面板、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三种估计都通过F检验，拟合优度都为28%，在所有自变量中，只有常数项、变量和通过t检验，变量FDI、Labor_force、GDP_growth、Export、TFP、
、Public_expenditure、Exchange_rate都未通过t检验。 本文对模型进行了HAUSMAN检验，检验P值＜0.001，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在下面的实证研究中都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见表4），然后剔除变量Exchange_rate，得到估计结果4，变量Labor force、GDP_growth开始变得t检验显著，但是，变量GDP_growth与预期符号相反，即GDP增长速度越高，反而波动率越小，计量检验结果与理论分析不符，这可能有不显著的变量干扰估计结果导致。本文继续剔除不显著变量
、Public_expenditure，得到估计结果5，变量FDI、Labor_force、GDP_growth、Export都通过t检验，GDP_growth还是反常，只有变量TFP不显著。本文继续剔除变量TFP，得到估计结果6，所有变量都通过t检验，GDP_growth与GDP_volality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5个估计结果中，变量Finance_development与GDP_growth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散点图分析结果一致，即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经济增长波动率，金融发展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GDP增速波动率将下降0.01。此外，利率、FDI、劳动力增速、GDP发展水平、出口增速都与经济增长波动率有着显著的关系，利率、FDI、劳动力增速、出口增速的波动都会加大经济波动程度，GDP发展水平也与经济波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GDP增长速度越高，经济越容易发生大的波动。
变量
、与Public_expenditure与GDP_growth统计关系不显著，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为平抑经济周期的工具，在经济萧条时，政府会增加货币供给和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当经济过热时，政府会降低货币供给和财政支出来抑制经济过热，
与公共支出起到平抑经济周期的作用，因此，它们与经济增长波动率并不相关。这也说明，正确操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变量TFP与统计关系不显著，这可能与指标的选择有一定的关系，此外，由于TFP的代理变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数据缺乏的国家比较多，这也可能是导致统计关系不显著的重要原因。
（二）模型2 本文首先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估计，如表5所示。除常数项外，其他变量都未通过t检验，F检验也不显著，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类似，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检验，P值＜0.001，拒绝原假设，说明本文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在模型的估计3和估计4中，都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在剔除变量GDP_growth后，得到估计结果3，各个变量t检验和F检验都不显著。进一步剔除变量
、Public_expenditure后，得到估计结果4，变量Finance_development、Interest_rate、Exchange_rate、FDI都通过t检验，模型估计结构有了大的改善，F检验也显著，拟合优度也有进一步提高。 变量Finance_development与Investment_volality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散点图分析结论一致，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投资的波动率。与第一个模型不同的是，GDP增速与投资波动率并不相关，并不是GDP增速越快，投资波动率越大。变量
、Public_expenditure与Investment_volality不相关，原因也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反周期操作。 （三）模型3
本文首先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估计，两种方法估计结果类似，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除变量GDP_volality外，其他变量都没有通过t检验。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进行检验，P值＜0.001，拒绝原假设，说明本文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在估计3和估计4中，本文都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剔除变量GDP_growth，再次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剔除变量Interest_rate、Exchange_rate后再次进行估计，变量Finance_development开始显著，但是变量不显著。剔除变量后，得到最后的估计结果。 变量Finance_development与变量Consumption_volality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减小消费的波动，与散点图分析结论一致。此外，消费与收入的增加紧密相关，收入水平的波动会导致消费的波动。利率、汇率、CPI波动率与消费波动率关系不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对关于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进行综述，并指出已有文献存在的不足；其次，对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机理分别从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了分析；再次，对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波动描绘了散点图，从直观上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初步得出结论，金融发展与GDP增速波动率、消费增速波动率、投资增速波动率成负相关关系；然后，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基础上，分别分析了金融发展对GDP增速波动率、消费增速波动率、投资增速波动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以上三者关系都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金融发展将抑制宏观经济波动，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将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最后，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给出以下五点政策建议： 第一，将经济波动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五大目标。宏观经济调控有四大目标，即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波动将会损失社会福利：在一些经济落后国家，因为经济波动损失的福利甚至超过了因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因此，有必要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升到与四大目标同等重要的位置，尽可能减少因为宏观调控对经济带来的冲击，提高宏观经济稳定性。 第二，加快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仅有助于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而且可以平抑经济周期，稳定经济波动。我们有必要加快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设。“多层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提高金融市场的深度，金融深度是对金融中介规模的衡量，意味着金融资源的多寡，我们要全面、稳定、均衡发展货币、外汇、债券、股票、信托、保险、金融衍生产品等市场，提高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提高金融市场的广度，金融广度是对金融产品多样性的衡量，反映了金融产品的可获得性，不同的投资者有着不同的期望收益和风险偏好，对于金融产品有着多样性、个性化的需求，我们要不断丰富金融产品的种类，不断推出新产品，全面提高金融市场宽度。此外，中国金融市场还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直接融资比例低等问题，这些都需要不断通过推进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设来加以解决。 第三，加速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构建金融风险管理工具体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是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短板。随着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这些发展都需要提供相应的金融衍生产品作为风险管理工具。以2013年6月“钱荒”为例，同业拆放利率大幅波动，市场主体亟需对应的利率期货、期权等风险管理工具来对冲风险，而此时的中国货币市场并没有对应的利率衍生产品，市场陷入恐慌，束手无策。 第四，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前提。根据实证研究，FDI的流动是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避免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首先必须有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利于增加金融市场的弹性，缓冲国际资本流动，提高金融市场在遭遇资本流动冲击时的承受能力。此外，要逐步分阶段放开资本市场，提升资本监管能力。为了避免宏观经济大起大落，要逐步放开资本市场，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条件、分类型、分阶段放开资本市场的可自由兑换；要提升流动资本的监管能力，放开资本市场可兑换，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而是要更加提升监管能力，不仅要准确检测资本的流动情况，还要有应对异常资本流动的能力。使资本的流入和流出都在可控制范围之内，避免给宏观经济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第五，提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稳经济”中的作用。在我们的实证结果中，财政公共支出、
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统计关系并不显著，说明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性有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在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的同时，要兼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平抑经济周期，稳定宏观经济方面的作用，提高宏观经济稳定性。 现在对文章开头部分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新兴市场国家比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率高，做一回答。本文认为有以下两个因素导致了这一结果：首先，发达市场国家金融发展程度高，发达的信贷市场、完备的资本市场和品种齐全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提高了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金融市场良好的弹性能够有效降低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而降低了宏观经济波动率；其次，新兴市场国家FDI波动程度要大于发达国家，由于新兴市场国家人均有效资本比较低，因此，边际产出比较高，国外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欲望比较高，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当经济遇到不利冲击，大萧条时，资本又会大量流出，资本的流进流出会比较频繁，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波动率高。 目前，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已经非常多，而对于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研究均为实证研究，缺乏理论方面的研究，更加缺乏一个微观方面的理论基础。未来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建立一个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模型将有助于解决这一理论问题。 ①本文计算波动率采用的方式是计算每10年的GDP增长率标准差，即分别计算1961-1970年、1971-1980年、1981-1990年、1991-2000年、2001-2012年的GDP增长率标准差，然后再取平均值。 ②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菲律宾、南非、埃及、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③其他四大目标分别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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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波动：来自世界214个国家的经验证据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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