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教育”政治传播的特征与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教育论文,特征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是毛泽东于1968年12月22日发出的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段话，由于这段话包含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等问题的看法，并且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逻辑，所以本文称之为一种“理论”。分析“再教育”理论的政治传播，既可以以它为范本，了解当时政治传播的形态，剖析它的利弊，同时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对于在新时期改善我们的传播策略、实现更好的宣传效果，具有借鉴意义。
一、“再教育”理论政治传播的传播效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时最长、波及面最广的一次政治动员运动，而政治传播活动贯穿于这场运动的发起、发展、转折、结束。在政治传播中，毛泽东于1968年提出的“再教育”理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观点，在当年被一再宣传、引申、论证，成为“文革”中指导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理论，提供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识形态。以此为分水岭，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新的政治、道德内涵，从更多的是由经济因素考虑出发的一种就业渠道，转变为具有浓重意识形态意味的政治运动实践。
“再教育理论”提出后，上山下乡运动掀起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潮。知青下乡人数在1968年至1969年间即“再教育理论”提出之后，达到了顶峰，约270万人。
“再教育”理论的传播到底给知青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我们通过对当时知青心理状态的考察，不难发现上山下乡的政治传播是极为成功的，知青当时所记下的日记中充斥着“再教育”理论的内容和理念，便是一个佐证。本文选取了北京赴延安知青吕青子等作为研究对象，吕青子并不是一个“知青典型”，正因为她的“平凡”使得她更具有一般的代表性。她写的一些日记收入在《知青日记选编》里，这给我们提供了分析吕青子内心世界和衡量传播效果的一手资料。通过对她的研究，能够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吕青子还未到延安，她就设计好了自己将来的生活——在一篇想象未来知青生活的200字日记中，“毛主席”竟出现了5次，“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满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忠诚的心情、严肃认真、声音洪亮地做‘早请示’……早饭后到贫下中农家……并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下午要到贫下中农家帮助老农识字，学习毛主席著作，晚上睡觉前仍然必须读毛主席的著作”① 这种情况在当时非常普遍，这样的日记在当时也很流传。再如，在“再教育”期间涌现出来的、为抢救电线杆而牺牲的金训华，他的日记里就充斥着“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之类的誓言。“每说一句话，就想想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每走一步路，就看看是否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金训华这句话成为了许多知青的座右铭。
在所记录下来的心理活动资料中，我们很容易地找到毛泽东“再教育”理论痕迹。如知青吕青子跟贫协的农民一起掰玉米，农民跟她讲了锄地和玉米长势之间的关系，这让之前对锄地不重视的她“大吃一惊”，这件事让吕青子深深体会到“最聪明的就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我们这些脱离实际的学生是最无知的”。② 这些材料表明，当时的政治传播效果是很显著的，它已经根植于知青的思想，几乎引导着知青的一切言谈举止。
二、“再教育”理论的政治修辞
“再教育”理论既是在当时社会意识形态下建构的，并进而修补、完善了社会意识形态，其根本目的是为政治活动服务的。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最难定义的一个术语，曼海姆在其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将意识形态看做是“思想方式”，并据此分析了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由于情况真相不符合其利益，所以对某社会情景真相的掩饰或扭曲，这实际上体现了特殊集团的自我利益。另一种是“全面”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世界观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概括地说，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象性关系的再现。
毛泽东构建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方式是发布“最高指示”。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毛泽东共发出了3次“最高指示”——分别是于1955年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发布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72年接到“李庆霖上书”后发布的“全国此类问题众多，容当统筹解决”——这三次“最高指示”中的前两次都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
这些“最高指示”具有明显的“符号化”特征。许静在《浅论政治传播中的符号化过程中》中认为：“传播的有效与否就在于，采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解释，而使何种对政治现实的定义被大家所接受，并最后形成传播者所追求的集体的信念和行动。一个有效的解释——传播活动应符合两条最基本的原则。第一，将形式多样的现实符号化、概念化，使之成为可以理解、可以认知、可以解释的现象……第二，建构一个简单而易于理解的、善恶分明即二元的价值体系，将这些概念符号填充进去。这样，所有的符号就得到了明确的分类：好的不好的，道德的不道德的，进步的落后的，应当做的不应当做的……”③
“再教育”理论在1968年12月正式提出以前，有关的论述在这一年的7、8月份就已经得到了连篇累牍的宣扬，把“再教育”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是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保证社会主义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需要”。④ 在运用语言方面具有极深造诣的毛泽东巧妙地把上山下乡说成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如在1955年的最高指示中，他将农村描述成极具有想象空间的“广阔天地”，营造了知识青年对农村的美好想象，并说“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从而建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积极的价值体系。同样的，1968年的最高指示提出了“再教育”的概念，赋予了上山下乡以理性和逻辑，同时，“很有必要”这四个字构成了上山下乡的合理性。
三、“再教育”理论新闻生产中的技术运用
“再教育”理论的提出直接源于一篇消息的产生。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文章，并配发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各省级报刊先后全文转载，全国一下子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狂潮。
这篇消息最早源于《甘肃日报》，《甘肃日报》记者在了解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情况时，采访到了50多岁的王秀兰。当问到对上山下乡有何感想，王秀兰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句豪言壮语后被编辑作为主标题放大了字号，还加了带花边的编者按，并从其他位置提到了头版。⑤
1968年12月8日，《甘肃日报》在头版右侧，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没有署作者名的消息，大字号的主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甘肃日报》的消息，并加了编者按，毛泽东亲自修改了题目，把《甘肃日报》原题中的“城里”改为“城市里”。《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全国和各省级报刊也先后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上山下乡工作一下子掀起了高潮。
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新闻文本生产过程中，“把关”的现象处处可见。从普通记者意识到王秀兰的那句话是很好的直接引语并在消息中着重体现，到编审把它作为主标题、放大了字号、加上带花边的编者按，并提到了头版，直至毛泽东下令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主流媒体转发转载，并发表“最高指示”，这一系列的新闻生产活动中的信息筛选、把关、强调等流程清晰可见——把关的标准即是符合当时上山下乡的大局所需，有利于更好地动员更多的知识青年下乡。
“把关人”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卢因（Lewin）率先提出的。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式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1950年，传播学者怀特（White）将社会学中的这个概念引入新闻传播，发现在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中，传媒组织成为实际中的“把关人”，由他们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决定哪些内容最后与受众见面。
这条新闻的生产过程与毛泽东的党报思想和典型报道理论也非常地吻合。一个典型报道的过程一般为“三部曲”：深入群众，寻找典型；撰写文章，报道典型；行政号召，学习典型。这样的宣传手法并不少见，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
吴廷俊等认为，典型报道理论产生于同质性较强的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但它有超越特定历史条件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任何社会都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任何群体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按照一种主导观念，人就是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也就有典型。而且任何时代都要有自己的精神旗帜，代表并张扬着这个时代的风貌与精神，以整合社会，推动社会发展。”⑥ 所以，典型的影响是存在的，典型引导方法是有效的。
四、“再教育”理论政治传播的组织保障
一个理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执行，那就只能存活于政治哲学的书本之中。“再教育”理论的宣传能够取得如此广泛的、深入人心的效果，与高效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分不开的。因而在分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传播之前，有必要对相关的政治组织体系进行论述。
自1962年，国家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专门机构——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1964年1月，在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有任务的专区、县，均由1名主要领导干部负责组成领导小组。1964年确定的全国安置工作机构的编制总额为4,000人，翌年又增加了2,000人。从此，各级安置办成为国家庞大行政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领导组织工作逐步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上山下乡的行政机构就基本上建立了起来。
与此同时，国家从1962年起，专门划拨了安置经费——1962年至1963年是3.5个亿，并对经费的使用做了明细的规定，安置经费列入以后各年度的财政预算（在“文革”期间，知青工作的拨款和物资价值超过100亿）。
而在国家结构的另一端——农村，一套严密的政治传播组织体系在建国后也已逐步建立起来。章兴鸣认为：“党和国家的组织系统从中央一直延伸到每个村庄，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体系。由此，建国初农村的政治传播体制也具有高度政治化、高度组织化的特征。”⑥ 比如党中央的决策出台后，召开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传达的速度，农忙季节、偏远地区、或非政治运动的情况下会慢一些，一般需要两到三个月，如果是在政治运动中，有两到三个星期便已足够。”⑦
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政府部门的政令通过组织途径迅速地传播到全国各地的村庄，并被高效率地贯彻执行。这是党在农村的政治传播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上山下乡运动能够被执行的前提。
五、“再教育”理论政治传播对青少年宣传的借鉴
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终被证明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而草草收场，但客观地说，“再教育”理论的政治传播在技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当然，这种“成功”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值得讨论的。再教育理论的政治传播技巧不应该随着上山下乡运动而否定，相反，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宣传，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宣传有借鉴意义。
第一、青少年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阶段，这些观念的形成，又是与当下的时代氛围息息相关的。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确有为数不少的知青满怀着理想主义走向农村，而这种“理想”与当时“讲奉献”、“国家利益至上”等社会主流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新闻宣传工作者在面对青少年进行传播时，应该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符合当下的大氛围，在此基础上营造一个既不脱离时代，又不流于庸俗的价值观，这样有利于青少年接受。
第二，青少年充满热情，同时认知能力也限制了他们接受太复杂的理念，因而，简明的、能够传达核心价值观的口号，对青少年具有巨大的鼓动作用。一句好的口号可以有效传达一个理念，而一个理念往往能统领一场运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口号的流行一方面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分不开，另一方面，口号简练、畅达，坚定，“话语修辞”非常值得宣传工作者学习借鉴。
第三，青少年越来越强调“个性”，价值观也趋于多样化。因而典型报道在当今的应用价值大打折扣，不过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同质性还比较强的青少年来说，倡导主流意识的典型报道仍有不可忽略的影响。毫无疑问，对于优秀个人，媒体应该主动报道、弘扬美德，但应避免千篇一律的辞藻、“造神”般的人为拔高，否则不仅不能感召青少年，还容易引起他们的反感。
第四，面向青少年的传播，不应实行过分的、组织的、强制性的力量，否则会妨碍青少年的多样化发展。“再教育”理论的传播效果之巨大，除了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强有力的组织体系的支持，“软”传播与“硬”行政相结合，双管齐下，势不可挡。但是，伴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化，基层民主的推行，类似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此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不会再发生，类似于“再教育”理论的政治传播模式也不可能再复制。对于媒体来说，在继承传统的党报理论上，也应遵循大众传播的客观规律，更多地通过内容和技巧来说服受众，而非过分依靠行政的强力执行。
尽管40年过去了，“再教育”理论的传播在今天看来仍堪为政治传播的一个范本，客观地说，它在“传播技术”上达到了相当地高度。它一方面揭示了政治传播、尤其是面向青少年的宣传的内在规律，一些方法（如典型报道）在今天仍在沿用；另一方面，它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传播的成功并不代表社会的进步。面向青少年的传播更需审慎，因为一次宣传、一场运动，很可能将改变一个人、一代人的人生轨迹。
注释：
①② 史卫民．知青日记选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8、34、59.
③ 许静．浅论政治传播中的符号化过程中[J].国际政治，2004(1):24.
④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4.
⑤ 赵仕枢．掀起上山下乡的狂潮是如何写成的[J].钟山风雨，2006(02).
⑥ 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党报思想[N].中华新闻报，2001－07－02.第5版理论学习．
⑦ 章兴鸣．论建国初农村政治传播的组织形式[J].天府新论，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