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文坛便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便览论文,国文论文,年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的确不一般。倘搬借时下流行的“注意力经济学”观点，则2000年可称近十余年以来文坛最吸引公众眼球的一年——其实，用老百姓的话说，也就是最能“出事”的一年。是年，本来已滑至“边缘”的文学，重新出现诸多聚焦点，在社会上的风头抢过影视界和歌坛，个中缘由发人深思。年终在即，正好清点一番，撮要而述，姑名之曰“便览”。
整体气象
异常活跃，亮点繁多，是2000年文学的基本特点。
大众普遍关心的反腐败问题，渐成热点，已有不少作家涉笔其间，颇受欢迎，虽然作品的艺术成色还有待提高。
城市题材的创作，在经历了五六年的发展后，步入高潮，且日益引起批评界的关注。这一创作，被认为是紧贴90年代以来在最新变革的推动下所表现出的社会面貌。
又有一些新兴作家崛起，并形成了“青春派”文学；文坛的年龄结构更加多层化。此外，儿童文学、科普文学较以往也大有起色。
长篇小说创作仍旧保持旺势。
网络文学虽不如上一年热，但也不断有新人新作出现。
文学手法进一步丰富，其中，自传体写作成为最具本年度特色的流行风格。
……
以上诸点，权以寥寥之语录下备考，在此不及一一详述。我们将着重评述一些焦点话题。
文学评奖
2000年，用汉语写作的作家跟获奖可谓有缘。诺贝尔奖赶在20世纪的尾声，把文学奖授予一部中文小说，显然颇费思量。这且不说它。在国内，11月11日，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浙江义乌授奖，获奖者为阿来（《尘埃落定》）、王安忆（《长恨歌》）、王旭烽（《茶人三部曲》）、张平（《抉择》）。值得一提的是，上届获奖名单公布后，茅盾文学奖的声誉已降至历史最低点，《白鹿原》以外的其余三部作品，不单在文学界不能服众，社会反响也极冷淡，等于文学和市场两头都不认可；即使一般认为实至名归的《白鹿原》，因传出作者专为获奖而修改作品，也打了折扣。有鉴乎此，人们对以后茅盾奖就普遍看低一线。也许因有上述“心理”铺垫，今次获奖名单公布之日，我反倒微感惊诧——我指的是《长恨歌》和《尘埃落定》出现在名单之中。这种惊诧，来自于既往茅盾奖自己形成的评选标准和逻辑；倘把前四届所有获奖作品名单排列开来，谁都会发现这个文学奖项有着刻意的打压技术派作家作品的习惯，换言之，一部缺乏明显的所谓“思想内容优势”、长于小说叙事技巧研磨的作品，从来难邀评委会青睐，然而《长恨歌》和《尘埃落定》恰恰打破了上述惯例！《长恨歌》和《尘埃落定》的中选，是茅盾奖历史上一个戏剧性事件。我注意到，在结果公布以前，阿来曾向媒体表示对这个奖项的“不关心”态度——这当然是他自忖无缘获奖的心理的表现。另外一个细节，则是由于获奖作品中有《长恨歌》和《尘埃落定》，本届结果的发表，在社会上引发的热情明显上升，报道量大大超过上届，网站的各读书站点的讨论颇为活跃，文坛愿持认同态度者（仅就此两部作品而言）尤多于以往。
但是，本届茅盾奖的新鲜之处，并不足以影响人们对它的整体看法。相反，这个中国的长篇小说最高奖的改革问题倒引起了一些更深层的思考。当人们查阅该奖历届获奖名单的时候，不得不像有人所说，生出“遗珠之憾”：《活动变人形》（王蒙）、《古船》、《九月寓言》（张炜）、《许三观卖血记》（余华）·《马桥词典》（韩少功）、《洗澡》（杨绛）、《羊的门》（李佩甫）、《无风之树》（李锐）、《丰乳肥臀》（莫言）、《高老庄》（贾平凹）……这些作品是否足以获奖固未可遽论，但它们同一大批已获奖的作品相比，艺术分量的强弱对比是有目共见的。有这么一番对比，茅盾奖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已不能以“遗珠之憾”一笔带过。有评论家这样辩解，“因为茅盾本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作家，他的长篇反映的就是时代，为时代描绘出广阔的社会画卷。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不可能与茅盾对长篇小说的思想艺术要求及追求风格相背离。”（《孰是孰非“茅盾文学奖”》，据《深圳商报》）令人殊觉惊讶，若依此逻辑，诺贝尔生前是化学家，以其命名的文学奖难道只能授予科学题材文学？恐怕白烨的如下看法揭示出了某种“真问题”：“把问题最终归于体制，是因为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的组织尤其是评委队伍的组建，都是中国作协考虑各种因素来具体操持的。作协是官方的文学管理机构，如此重要的文学大奖，当然既要考虑所谓的权威性，又要考虑所谓的平衡性，结果就不能不选聘年事已高的、各门各派的评委，至于这些人是否熟悉长篇创作和熟谙长篇艺术，至于评奖能否真实反映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与已有水准，基本上管不了也顾不上了。以这样一种机制去运作茅盾文学奖，前景很令人担忧。可行的办法是作协在评奖中淡出，代之以茅盾文学奖基金会作为主办单位，以民间的方式予以运作，以年富力强的评论家、研究家、编辑家为主要评委会，这或可会给这一每况愈下的文学大奖带来些许起色。”（出处同上）除了评选机构的改革，具体操作过程的规范化和透明度，更为重要。而这样的问题，已远非仅茅盾奖一家需要解决；也是在今年，北京首届老舍文学奖评选中，《古街》的获奖便因操作过程有欠规范和透明，而招非议。
“骂”的流行
年初我写过一篇《骂的流行》，事态好像有点不幸而言中了。不妨历数一下，仅广众瞩目的便有王朔发表《无知者无畏》、余秋雨批判、“美女作家”间互诬、鲁迅被贬、“读书奖”事件、围绕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几家出版社与作者间的笔墨官司，而其他散见于报刊之上的随机性攻讦辱骂更难以计数。我并不准备就这种种之“骂”是有理抑或无端多费口舌，比较起来，我感到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骂”的欲望何以竟全面地笼罩了文坛、愈演愈烈、并且几乎给所有的人带去了无可比拟的快感？更进一步说，中国文坛的人们何以深深陷入了这样一种暴戾宣泄的情绪之中，对这样的行为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迷恋？它是不是已经深入我们的灵魂和骨髓，变成我们文学的一种“性格”？
曾有记者就相关问题电话相访，提问竟是：这现象是否说明文坛终于出现了“双百”气象？我当时的感受，只堪以“新新人类”们的一句时尚语来形容——不要太搞笑哟！若不经此提醒，我还真不记得我们还有一个“双百”梦。但也难怪，中国文坛历来除了搞大批判，人们见得多的，乃人云亦云、虚与委蛇、隔靴骚痒、乔扮公允之类，像这样撕破脸皮詈言以对的局面真的罕有发生，于是，盼“双百”的人们心头一阵窃喜，暗思莫非这就是了……其情可解，其情可悯！但以我观之，却是时间地点都不对。“双百”梦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梦、文学梦，而今早已时过境迁；当下的时代，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它形成了自己的逻辑，凡事也都按照这种逻辑发生和表达，纵然表面看起来有些相像的情形，内里则大相径庭。比如，我个人便认为，2000年文坛“骂的流行”，用“消费文化理论”去解释，就远比用“双百理想”解释要靠得住；那些勇于发难、彼此“绝不饶恕”的人们的情绪和行为，也更切合于“做秀”、“炒作”等等有着90年代文化特色的词语。如此实实在在的事情，又何必牵扯什么过去而遥远的梦想、理想之类？
“美女作家”
作家而且美女，或美女而且作家，这种词语搭配，古来未闻，但在今年却成为文坛一大景观。始作俑者究属何人，现在恐已难钩稽，然而确确实实不胫而走了，虽然名单的版本不尽相同，彼此小有出入。我以浅薄之心揣之，这无非是一种新的炒作创意而已——无论欣然接受这称号的，还是以夸张的愤怒与这称号“划清界限”的，对此都是心知肚明。另一些人偏偏却较真儿了——“×××如何配称美女？”“××不配，××庶几近之！”“××、××、×××的照片全是电脑加工的，用了换头术……”这种无聊的撮牙花式争论曾充斥各大网站，连文坛里面的茶余饭后也不弃为谈资。这反而证明了“美女作家”的创意，是大有现实基础的。
尽管如此，我却要说，对90年代以来的文坛来说，“美女作家”是真命题，不是伪命题！现时代的文学写作，本质上愈益符号化了，而“美女作家”无疑具有一种符号价值；它的真实性，不是通过膺此称号者的容貌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她们的写作姿态表现出来，通过她们的写作所形成和提供的一种文化象征表现出来，在后面那个意义上，“美女作家”对于现时代的文化情境是有对应、传达和揭示关系的。现时代的写作，已大大超出文学本身，它的指向既在文学以外，它的价值尤须由非文学的、具备充分市场和消费潜力的种种“文化附加值”来体现。人们不会就李清照产生“美女作家”的联想，也不会就王安忆那一辈当代女作家产生这样的联想，因为她们的写作没有寄寓这种联想的因素，人们阅读她们的作品，仅仅是与文学发生接触。然而，在“美女作家”作品里，种种文学以外的符号和幻想却占据着重要的甚或主导的位置，正是赖于这些因素，她们的作品得以立足、被社会需求直至成为“消费”对象。有一本“美女作家”小说里这样说道：我要成为作家，虽然这个职业现在挺过时的，但我会让写作变得很酷很时髦。这句话道出了问题实质，也道出了当下文学某种本真的东西。可以说，“美女作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质变。
韩寒与“另类”
以下是一份韩寒的个人简介：
韩寒，17岁，上海市松江二中学生，已休学。1999年，在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作为一名高一学生，他参选的3篇文章《书店》、《求医》和《杯中窥人》全部入围，并最终以《杯中窥人》获一等奖。同年，因考试7门课亮红灯，按有关规定留级，重读高一。2000年，他再次参赛，《穿着棉袄洗澡》获二等奖。4月4日，因期末考试有7门课亮红灯，办理休学一年的手续。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三重门》，至今销售量已逾23万多册。随后又出了《零下一度》，再次引起轰动。
短短几行字，令人如对“神话”——然而，与其说它是文学神话，不如说是“资本时代的神话”。韩寒现象，在2000年文坛——准确地说，是2000年文学图书市场——上是不容回避的。很奇怪的一点，是许多人将这现象解读成“成才问题”。获奖、出书、发行量逾23万……等等这些指标，是成才的标志吗？在一个资本横行的市场化时代，这本身就大可怀疑。资本作为无时无刻不谋求增殖、不停滚动的利润战车，所到之处，正用得着一句老话：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这一超级霸权的控制范围内奢谈什么个性真实性，只怕是自欺欺人。这样说，不是刻意贬低韩寒的个人才能，而是提醒人们现时代任何事件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绝对权威。既然资本有能力将许多“音盲”打造成“流行歌星”，它为什么不能制造出一个“写作奇才”？现行教育体制确实病入膏肓，但偶然间跃出市场的畅销书少年作者绝不能指引这种教育体制的解决之道。这且不说，资本在成功运作出若干畅销书的同时，居然胃口大增，一脚踏进文学批评，炒出什么“另类写作”的概念，其自我膨胀简直令人瞠目。23万的发行量，竟然还称“另类”！许多真正遵循个性原则写作的作家，终生也不敢奢望这样的社会购买力，然而他们却被暗示成“主流写作”！资本的骄奢和无理，一至于斯！将韩寒、“美女作家”等明星写作、时尚写作封为“另类”，已经成为我们时代资本玩弄文学于股掌之间的一个最明显的证据，然而，类似的喜剧仍然博得广泛认同，才真正令人啼笑皆非。
个性的一隅
如前所述，2000年成就了许多“文坛新星”，他们都在大众视野之内。但是，还有一些——极少的真正的——文学新人，是不在大众视野之内的，因为他们偏居个性的一隅，依循文学的原则而非市场的原则从事写作。他们默默无闻，作品传播能力极其低微，而这是正常的。在此我姑且举出一例：石舒清。这位年不足30的小说家，身处遥远的西北某地，然而，当年他带着自己的若干中短篇小说来到北京，出席《小说选刊》为他和另外两位同地区的作者举行的作品讨论会时，批评家们被深深震动了。大家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年龄段的作者手中，还能出现这样精致的叙事、这样沉着的人文内容。这些作品，对文学本身的贡献，比形形色色的“宝贝”们高过岂止千百倍，但是，它们为资本创造利润的能力却几乎为零。这也是现时代文学的另一种现实。总之，在2000年，所有的跟文学发生关系的人，都分别更加清楚了自己的位置：做什么以及怎样做——这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