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一个文献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国民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2-0004-12
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最早出现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一门“世界经济学”，即探讨了对一切国家都适用的经济规律，并主张自由贸易，但国家之间的差别，使得经济规律很难具有普适性，因此，他主张建立国民经济学，认为国民经济学是研究“如何使某一特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让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①其后，一些经济学家如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瑞典学派创始人维克塞尔等人纷纷以“国民经济学”冠名出书论著，探讨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与其他经济学科的关系等等。其中，德国学者瓦尔特·欧肯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基础》一书中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做了细分，即“有关在其中进行经济活动的那些形式的问题和有关每天在各种给定的形式中运行的经济过程的问题。这些主要问题的不同结构赋予国民经济学以它的性质。”②国内出现“国民经济学”一词，最早来自于1936年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江苏分会所编的《国民经济建设》一书。建国后，对国民经济学诠释较为权威的是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他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为整体，把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即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即研究国民经济质的规定性，又研究其量的规定性的一门综合性学科”，③按照这一观点，国民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结合。笔者认为，国内对国民经济学的内涵界定相对于以往国外学者的国民经济学概念是具有明显不同之处的。其一，强调国民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即研究对象限于我国的宏观经济建设。其二，理论来源即来自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也涵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两者在应用于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种结合体。从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国民经济学既和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民经济学流派基本上没有传承关系，也不同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而是一门深深根植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化经济学科。它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由经济学界的先辈对我国的经济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不断探索、总结的基础上凝结而成的。本文以20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历史线索，来回顾总结国民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历程。
一、舶来品的生根与发芽——民国时期的国民经济学研究概述
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经济学之于中国，主要还是概念和原理的引入和介绍。也有仁人志士为挽救中国于危亡，提出种种意欲富强中国的经济改革主张，如严复的“自由竞争”思想，④孙中山的“国家干预”主张⑤等，为我国国民经济学的形成发挥了一定作用。而此后的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深入研究，促使国民经济学日益与我国的现实社会经济现状相结合，为实现本土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建国前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内容和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如何研究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和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
首先，对于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究竟运用什么样的经济理论，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方显挺认为“应将西方经济学应用于中国的现实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去，是能够读懂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事故原委的”，⑥他主张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思想实现中国化，并研究和解决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为经济发展的道路提供指引。而王亚南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原理研究我国当时国民经济的现状，他强调经济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主张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我国经济问题，并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新概念，其实质就是要求经济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我国国情结合起来研究我国的现实经济问题。⑦另外，何汉文的《中国国民经济概况》、中国问题研究会编的《中国国民经济》、中国经济学社编的《中国经济问题》等，都为当时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提出种种理论依据。有了理论的支撑，诸多学者纷纷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提出各种观点，王亚南运用《资本论》的观点，从技术和资本角度对中国现实社会经济改造问题提出了独到的批判。⑧吴景超强调“以工立国”的工业化论调，他驳斥“以农立国”论，强调中国应该走工业化、都市化的发展道路，因为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有很大的比例，只有发展工业、发展都市，才能救济农村，中国才有出路；发展都市的重点是工矿业、交通业和金融业。⑨刘大钧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如何实现工业化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目的是从现实中为解决我国现实经济问题提供可操作的对策方案。⑩
其次，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研究。就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最突出的是巫宝三所著《中国国民所得》一书。该书通过详细的资料，概括了1931年至1936年的国民所得，其中1933年的数据估算最为翔实，可以称之为现代国民生产总值核算的开山之作。(11)深志远对苏联各个时期经济计划的制订和执行情况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发现了其中存在的种种矛盾之处，他将此归咎于“主观上的处置失策或指导与组织未尽完善所致”，并认为“某种形式的经济困难或紊乱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12)此外，还有陈志让的《计划经济之理论研究》、谷春帆的《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等专著也对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展开颇有深度的研究，并就计划经济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对策建议。
二、本土化的茁壮成长——新中国国民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年国民经济的恢复阶段和社会主义公有经济逐步确立，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并着手对国民经济发展实施计划管理工作。为配合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工作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辽宁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等高校纷纷设立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专业，这也标志我国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一个新的里程碑。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管理涵盖了三个核心内容，即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综合平衡管理和国民经济核算管理，其中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核心内容——国民经济计划发展规律的相关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的争论要点。此时的国民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主要就是国民经济计划发展规律的研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管理问题的研究和国民经济核算管理的研究。
（一）国民经济计划发展规律的争论
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中的核心部分是国民经济计划发展规律问题，自从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此概念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国民经济计划发展规律研究全面展开，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于国民经济计划发展规律是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独有规律以及存在的历史条件，学界争论纷纷。陈俊明认为，虽然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任何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内在要求，但资本主义竞争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存在，使得社会无法依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组织各部门按比例的计划组织生产。而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化生产，使得“按比例”“有计划”生产成为可能和必要。(13)因此，他认为国民经济按计划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优势所在。而骆耕漠指出，在各个社会阶段，均有社会生产、有分工，他们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以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存在（亦可称之为不自觉的按比例发展规律）；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真正具体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14)因此，按比例发展规律是人类社会生产的共同规律，只是作用的形态和过程有所不同。以上两种观点的对立引起学者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属性问题展开了讨论，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敏感性，也使得一些学者受到了不公正的打压，即便如此，也有学者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如何伟认为“有计划”是人为的主观因素，不是客观经济规律，并将当时出现的瞎指挥、官僚主义归咎于人们不顾客观经济条件，为计划而计划的结果，他对国民经济计划发展规律本身的存在性提出了质疑。(15)
其次，随着计划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发展规律的研究内容，也在不断改进和充实。1957年以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计划规律的要求是，社会必须用计划来领导经济；各个生产部门必须有计划地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部门的发展必须遵守必要的比例；必须最合理最有效地利用物力、人力和财力。”仲津对此提出不同观点：“各个生产部门必须有计划地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计划规律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计划发展规律并不必然要求最有效地利用物力、人力和财力”。(16)许涤新再次论证这种观点，他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和各部门内部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按比例地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业和农业生产，使生产建设与交通运输，使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相互适应，相互平衡。(17)于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一切经济部门的发展要服从社会的统一计划指导，遵守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成分之间的比例。”
再次，在研究国民经济计划发展规律的问题时，不能不涉及其与价值规律的相互关系。孙冶方早在1956年就提出“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观点，(18)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对商品经济的认识错误，出现了全盘否定价值规律的观点。杨坚白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条件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是相互矛盾的，并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价值规律将退出历史舞台。(19)许涤新则认为这两个规律虽是矛盾的、相互对立的，但存在一致性。即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从正面反应了客观存在的比例要求，而价值规律则是从反面表达这个客观存在的比例要求。如果我国的计划安排符合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则会限制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否则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将“无言”从反面发挥作用。(20)粉碎“四人帮”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认识到计划规律和价值规律都对社会主义经济起着调节作用。孙尚清指出，计划规律和价值规律并非相互矛盾，由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上的商品经济，两种规律均对其起到调节作用。但这种调节作用并非并行的，计划经济是商品经济现阶段的表现形式，商品经济则是计划经济的重要内容。(21)
（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管理研究
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理论是在建国初期向苏联学习计划工作中的平衡法，并在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实践中形成的，其内涵已超出平衡的具体方法和范围，成为处理我国国民经济中宏观经济问题的基本的工作方针和方法。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形成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同我国经济建设的曲折发展一样，历经波折。(2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理论界对综合平衡理论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使该理论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对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概念，早在1951年，罗仲言强调，它是一个完全和均衡的概念，通过综合各经济部门的相互关系和因果关系，将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表现为一个有机配合、统一性与集成性的国民经济综合计划。(23)建国初期，多数学者都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解决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薛暮桥认为综合平衡的根本任务，是正确安排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农轻重之间的关系，还有他们内部的比例关系。(24)邝日安等人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提出，国民经济平衡的任务是从宏观总体上，合理分配人、财、物等资源，以求“国民经济的最大的经济效果和最高的发展速度”。(25)乌家培指出，国民经济平衡理论的研究对象不应只局限于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其他矛盾关系，如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补偿与积累的矛盾关系等，都应当在国民经济平衡理论中得以反映和研究。(26)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研究内容也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出新的内涵。马寅初将综合平衡看作是经济建设过程中，各行业、各部门间建立起的一种均衡关系。(27)在此阶段，无论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中，都将综合平衡等同于国民经济计划。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理论界对综合平衡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认为综合平衡应成为经济工作的方针，应从实际出发，对人、财、物等资源合理配置，以满足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刘国光指出，作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综合平衡特点应体现在“综合”上，其核心就是“统筹兼顾”。要合理安排国民经济各方面、各部门和各地区的比例关系，在各项经济建设中注意实事求是和量力而行，留有余地，给地方与企业的发挥留出空间。(28)
对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究竟建立在何种理论依据上，一种观点认为应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为理论根据，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应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原理和有计划按比例规律为基础上的，通过国民经济计划的指标体系，将经济运行中的内在联系反映在平衡表的比例关系上。这种观点仅仅强调计划性的重要性，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忽略国民经济部门间的内在关联，容易造成“为计划而计划”的现象。孙冶方则强调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管理工作应以价值规律为依据，“那些无视价值规律，光凭主观意图行事的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和经济计划，到头来打乱了一切比例关系，妨碍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29)改革开放后，理论界重新认识到价值规律在综合平衡管理中的重要性。如孙冶方、董辅礽多次强调，通过价值形态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适当分配和适用，使之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是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在实物形态上保证适当比例和平衡关系的前提。
（三）国民经济核算问题研究
国民经济核算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客观存在的经济范畴，得到经济理论界的普遍认同。关于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性质和研究内容，众多学者都给出自己的见解。徐耀均认为“作为统一体系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组成部分，国民经济核算是企业经济核算的前提，只有符合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才能达到企业经济核算的目的，才能以最少的劳动消耗给国家带来最大的经济效果。同时，企业经济核算时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只有搞好企业经济核算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30)徐日清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性质，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国民经济核算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体系中居于首要和主导地位，实现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工具。(31)钱伯海就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内容做出了明确的规范，指出国民经济核算就是以国民经济为整体的核算，包括五大核算：国民收入核算、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国际收支核算和资产负债核算，并强调国民经济核算的原则应为平衡原则，即从生产、分配和适用环节，计算的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应该相等。(32)对于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研究，许毅认为是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投入产出，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的、长期的经济效果，研究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中数量关系（比例关系）并选择最优方案，为制定中长期国民经济计划、组织综合平衡的一门科学。(33)
三、与时俱进的奇葩绽放——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学的新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迈向改革之路，原有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尤其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国民经济体制出现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民经济运行由直接管理转向宏观调控”，二是“对企业由管理转向指导”。(34)原先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核心内容逐步转向国民经济管理。(35)国民经济管理学是以国家为主体，为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及其相关总量进行管理的过程。(36)其目标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遵循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的原则，对社会经济中关系到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管理，使经济正常运行，以保证社会经济发展预订目标的实现。”(37)而国民经济管理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如经济政策、经济体制、人力资源、物力财力资源等等。有学者按照国民经济学的某些原则，对研究内容进行分门归类。厉以宁将研究内容分为近期国民经济管理、中期国民经济管理、长期国民经济管理三个部分。近期国民经济管理的研究内容主要是调节总需求，使得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中期国民经济管理将研究重点放在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以调节总供给，使得总需求和总供给仍达到平衡；长期国民经济管理的研究内容是协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关系，如解决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间的矛盾、个人行为与公共目标间的矛盾等等。(3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赋予国民经济管理新的的内容和新的要求，我国经济学界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变革，做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国民经济学的宏观管理研究、国民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研究。
（一）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诸多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频频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由于当时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不足，经济的“硬着陆”又对久已“重病缠身”的国民经济增添了新的“折腾”。至此，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研究的重要性显现出来，众多学者围绕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促使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主要集中在国民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两个方面。
国民经济结构问题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表现在我国产业发展和结构变迁规律的研究。陆百甫指出中国产业发展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发展不平衡，即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内在质量”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同种资源要素投入不同产业的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异，同时在同一产业内部，资本、土地、劳动以及自然禀赋等各种要素的生产率存在严重不平衡。(39)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我国农村以及农业经济发展现状进行长期调查之后，提出我国的经济处于以农业份额下降为特征的经济结构大变动阶段。因此不仅要重建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与制造业相适应，更要重建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之间的协调关系，开辟高效利用资源的国民经济运行模式和经济流程。(40)而慕新月对二元结构的研究，则是深刻剖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发展与变迁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所在，他认为实现二元结构向现代化产业结构的转变具有两个阶段性的过程，即总量增长过程和结构嬗变的过程，它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第一个阶段，量变过程的速度往往较快，但到达“刘易斯转折”之后，速度逐渐降低，甚至有停滞的可能，为了推动转变的实现，实现体制和制度的转轨成为必要的手段和动因。(41)柳士发以刘－费－拉理论(42)为依据，认为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方式就是强调工业化，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不断转移。(43)此后学者根据这一理论，演变出诸多观点，如张朝尊、韩太祥的“三元结构理论”；(44)宋建军的“四元结构理论”；(45)吴天然提出的“环二元结构理论”(46)；等等。国家科委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信息产业发展与国民经济结构变化问题的研究，预测到20世纪末，我国信息产业劳动者人数可能超过当时的工业劳动者人数，并在21世纪上半叶，与工业劳动者人数相当，届时我国社会将开始向信息社会过渡。另外，学者还探讨了产业结构的转化效应，即产业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郭克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总产出增长率比较高，但三次产业的资源配置效应比较低，维持长期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应放在调整产业结构上来，(47)他又将此观点进行了拓展，认为中国总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结构问题。(48)
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重点是，其目标、作用效果能否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成功起到关键作用。张晓晶考察了宏观调控在实现国民经济战略目标、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并在管理当局历次调控的效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的区别、体制格局与开放经济在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49)崔友平在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宏观调控行为分析之后，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认为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的不同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简单讲，我国的经济政策是由于政府不一贯的宏观经济政策所致。(50)因此，他得出基本结论是，宏观调控的焦点应该是政策出台的时机和力度，唯有此，才能够烫平经济周期的波幅、保障经济良性运行的目的。同样，王顺华认为应该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中国国情以致经济理论的应用等方面，保持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这样才能保持经济政策的连贯性，发挥出经济政策的调控效应。(51)
（二）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研究
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是通过具体分析我国国情，确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认识面临着的机遇、挑战和对策，提出战略性的措施，从而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出谋划策。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产业结构、资金、技术、生产力地区布局、人口、对外贸易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尤其是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的经济建设“十条方针”和中共十二大提出的“今后二十年工农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的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也在不断的变化和更新。为了顺应这一需要，我国经济学界对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做了大量研究。董辅礽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性质和目的做出了概述：一是从速度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到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的转变；二是从重点突出的发展战略到平衡的发展战略的转变；三是从闭关自守的发展战略到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的转变；四是从粗放为主的发展战略到集约为主的发展战略的转变。(52)桂世镛、魏礼群提出“明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这是我们正确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又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53)房维中认为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关键是要抓住两个方面，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体制的转变。(54)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面临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共十五大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领域更加广泛，科技、教育、人口、资源、环境均有涉及。如樊纲提出的提升国家竞争力、推动城市化进程、改革金融体制发展民间融资等政策建议；刘福垣提出的加速国民经济结构战略行调整十项建议(55)等。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大大拓展了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延伸。
（三）国民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成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国民经济增长动因的分析，由王小鲁、樊纲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20年经济增长的评价，指出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在于：改革期间储蓄率的提高，国内投资增长加速。通过对动因的剩余潜力进行分析，并研究可能制约经济增长的内外部因素，提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一方面通过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增长方式转换，从而保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56)而对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经过长时间的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增长，增长的支持因素开始弱化和消退，再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改革的不完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是必然现象。第二种观点认为，一方面由于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力；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运行的内外环境发生改变，经济增长已经无法沿着原先的路径前进。因此，我国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调整和大转变时期。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将趋于一个适度经济增长率，它取决于总供求的状况及资源优化配置的程度，因此要利用这个时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第四种观点认为，尽管我国经济广泛的短缺已经不存在，经济规模已经比较大，但人均经济总量仍较小，此外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二元结构，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须的，仍将持续一定时期。(57)
四、历史与未来交织——对国民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简评
国民经济学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熟，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背景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和发展。从早期孙中山先生的“国家干预”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到为适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而进行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研究，再到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学为适应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而将研究方向转向国民经济管理，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呈现出的多元化趋势，都表明国民经济学是一门开放性的、本土化的、实践性较强的应用经济学科。这个特点使其成为一门不同于现在所讲的西方经济学，也不同于现在所讲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将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吸收两者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特有规律。换句话说，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具有“世界性”，而国民经济学则具有“中国性”，正是这一根植于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特点，使得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当今遍布全国50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都设置了国民经济学本科、硕士、博士学位点，学科建设蓬勃发展，并且已经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有特色的学科建设方向。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当今我国西方经济学日益成为“世界主流经济学”(58)的潮流中，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也出现瓶颈，甚至有逐渐被边缘化的倾向。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存在两个方面：首先，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学分支，自身学科建设规范性要求仍然模糊不清，模棱两可，如研究对象、理论体系、框架结构、逻辑层次等等，仍然争论不断，甚至对国民经济学的解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定论。我们可以查阅国内最权威的各类大型工具书，至今没有国民经济学或国民经济管理学的词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规范化，是其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其次，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的界定依然存在争议，如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至今仍存在“宽派”(59)、“窄派”(60)和“中派”(61)观点的争论。因此笔者借助本文，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在国民经济学科建设中，要处理好与其他经济学分支的关系，一方面，处理好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其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合理吸收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和经验教训。在学科归属上，它应该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并结合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观点，紧密结合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实践而形成的应用经济学，而不能简单的将其等同于国民经济管理学。同时，也应处理好国民经济学与其他应用经济学，如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相互关系，这样也就明确了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具有的自身特征。(62)第二，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笔者认为应着重强调国民经济学的宏观特性和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除了保持国民经济学在传统领域，如宏观政策调控、国家经济战略规划、国民经济核算领域的优势以外，针对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区域经济不平衡等现象，还应在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区域经济发展两个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方面，国民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转向注意保持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并且更加重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领域中，国民经济学应有别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更多的在国家的宏观层面去研究各个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
注释：
①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5页。
②瓦尔特·欧肯：《国民经济学基础》（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页。
③钱伯海：《国民经济学》（新增订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4页。
④严复于1901年翻译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并在“译事例言”中提出自己的经济管理思想：主张自由竞争，反对“官督商办”，国家的经济责任应在于私人资本无力触及，但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利益之处。
⑤孙中山主张通过国家的力量对经济活动实行控制和调节，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没有成熟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必须依靠国家的统一规划和组织协调。参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版，第520页。
⑥方显挺：《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1页。
⑦王亚南：《王亚南文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⑧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版。
⑨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⑩刘大钧：《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11)巫宝三等：《中国国民所得》（上册），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
(12)深志远：《计划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3、79页。
(13)陈俊明：《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几个理论问题》，《新闻日报》1958年7月。
(14)骆耕漠：《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几点研究》，《经济研究》1961年第11期。
(15)何伟：《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兼论企业的独立性问题》，《经济学动态》1979年第3期。
(16)仲津：《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问题》，《学习》1956年第6期。
(17)(20)许涤新：《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红旗》1961年第11期。
(18)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
(19)杨坚白：《按比例发展规律与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9年第8期。
(21)孙尚清：《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几个理论》，《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
(22)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建国初期和“一五”时期受到政府的重视，不少经济理论工作者大量介绍苏联有关国家经济平衡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大跃进”时期，综合平衡被认作是一个“消极”、“保守”方法加以批判。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综合平衡理论被再度重视，经济理论界对其展开全面讨论。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综合平衡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再次被彻底抛弃。
(23)罗仲言：《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原理》，湖南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
(24)薛暮桥：《薛暮桥经济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5)邝日安、刘国光、董辅礽：《试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国民经济平衡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原则》，《经济研究》1959年第12期。
(26)乌家培：《部门练习平衡的理论与方法》，《财经问题研究》1979年第2期。
(27)马寅初：《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8日。
(28)刘国光、王向明：《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29)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0)徐耀钧：《关于经济核算的实质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8期。
(31)徐日清：《促进生产高速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根本任务》，《经济研究》1960年第8期。
(32)钱伯海：《论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33)许毅：《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学习纲要第八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制（上）》，《前线》1960年第2期。
(34)唐德琯：《国民经济管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期。
(35)1987年《经济研究》杂志编辑部召开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座谈会”和1988年《经济研究》杂志编辑部与《中青年经济论坛》杂志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宏观经济研讨会”都对国民经济学向宏观管理理论转变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36)刘吕吉：《国民经济管理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7)厉以宁：《国民经济管理学》（修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8)刘吕吉：《国民经济管理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9)陆百甫：《大调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六大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1988年版。
(40)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一卷），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41)穆新月：《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约束分析》，《中国农村观察》1988年第1期。
(42)参见郭建雄：《刘—拉—费二元经济理论中的农业发展观》，《延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43)柳士发：《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三重二元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5期。
(44)张朝尊、韩太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三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意义》，《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5年第10期。
(45)宋建军：《中国经济的四元结构与西部开发》，《财经问题研究》2000年第12期。
(46)吴天然：《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的发展道路——兼论环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及转换》，《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3年第4期。
(47)郭克莎：《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48)郭克莎：《“九五”期间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展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7期。
(49)张晓晶：《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稳定增长》，《管理世界》2000年第1期。
(50)崔友平：《烫平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1)王顺平：《抑制通货膨胀与治理通货紧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2)董辅礽：《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
(53)桂世镛、魏礼群：《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国计划出版社1988年版。
(54)房维中：《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管理世界》1987年第6期。
(55)刘福垣：《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几点思考》，《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1期。
(56)王小鲁、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7)“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研究”课题组：《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研究参考》1999年第74期；解三明：《未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趋势分析》，《宏观经济管理》2000年第6期。
(58)按照“海派”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的观点，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即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
(59)“宽派”的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学不仅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而且研究上层建筑，要研究社会产品的生产、分配、流通与使用的全过程。详见钱伯海：《国民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60)“窄派”的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学。详见李华、刘瑞等：《国民经济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1)“中派”的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经济实证经济学”。详见顾海兵：《关于国民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
(62)如刘瑞教授提出的，要突出国民经济学的“客观性、综合性、战略性、对策性、前瞻性”的“五性”特点。
标签：国民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文献回顾论文; 计划管理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价值规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