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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923(2005)01-0028-10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传统的文明大国，数千年来，这些数量浩瀚的文 化创造和积累，大多以典籍的形式、以手抄或木刻、石印的方式，收藏在宫廷和少数士 大夫统治阶层。而且，有关音乐的资料留存，又大多归入于历史、数学、天文、律吕的 典籍中。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新文化的发展，有关音乐的资料才逐步获得自己独立 的地位，并开始通过铅印出版这种媒介手段、将它们传给普通群众，发挥它们在社会交 流和文化传承的作用。可以说，中国的音乐出版物是随着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建设逐 步发展起来的。从此以后，音乐出版物就成为音乐家从事各种音乐活动(创作、表演、 教育、研究等)和思想、经验交流，进行及时反映和交流的一种重要载体，其中包括乐 谱、音响制品和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主要通过个人的著述和各种不同的音乐刊物等)。 特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音乐刊物发行和音乐著述的出版，逐渐为大家所 重视，而真正得到了全面起步性的发展。但是，这个领域的发展又不能不受到种种客观 环境(主要是社会生活的稳定、经济条件的充裕和统治者的关注等)的制约，其自身经验 也是一个逐步提高、逐步完善(主要指写作者的专业知识修养和理论水平、出版者的经 验和技术水平，以及读者群的接受能力等)的过程。因此，这些出版物的“综录”的研 究，是对过去音乐文化发展进行了解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人们进行音乐历史研究的不 可缺少的环节。
一
从“鸦片战争”至清末(19世纪末)有关中国音乐资料的留存，限于过去的政治、经济 的条件，绝大多数是以手抄和木刻的方式保留在宫廷(后来大多转藏在公立的图书馆)和 民间，还谈不上现代意义的出版和广泛传播。至20世纪，才开始通过在报章杂志上发表 和出版机构印刷的形式流传于社会。但是，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音乐出版物都带 有初创、自发的特点，即个人著述所涉及的领域大多杂而浅，刊物发行的刊名多、刊期 短、规格不统一、发行数量小。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所编辑的《中国 音乐书谱志——先秦至1949年音乐书谱全目》(增订本，1994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以 及其他有关资料的粗略分析，对这一百年来的音乐书谱出版，概括下列几点：
1)在民国(1912年)以前的70多年至“辛亥革命”到“五四”以后的7年，除了随着“新 学堂”发展而萌生了一些有关“学堂乐歌”的歌集(共约35种，代表性的歌集有：沈心 工的《学校唱歌集》、李叔同的《国学唱歌集》、辛汉的《唱歌教科书》、叶中冷的《 小学唱歌集》和《女子新唱歌集》、胡君复的《新撰唱歌集》、华航琛的《共和国民唱 歌集》、沈心工的《重编学校唱歌集》、冯梁的《军国民教育唱歌初集》、张秀山的《 最近中等音乐教科书》等)外；有关的文字性文献大多散见在一般性的报章杂志上(如《 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比较重要的文献有：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若干“节 ”、匪石的《中国音乐改良说》、曾志忞的《告诗人—“教育唱歌集”序》和《音乐 教育论》、以及赵元任的《说时》等。其他有关音乐的出版物几乎还处于空白无序的状 态(如有一种关于吹奏西洋喇叭的，有两种关于学奏手风琴的，有一种有关军乐的，有 一种有关学奏风琴的，有三种介绍基本乐理的等)。
2)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20年代到“军阀混战”基本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建 立后的30年代，中国音乐出版物的发展才有了比较明显的全面并进和逐步提高的势头。 总的讲，有关中小学的音乐教材的编订出版仍占绝对的优势，其中有关幼儿音乐教育的 有12种，有关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有96种，有关师范等高等音乐教育的有5种，有关群众 音乐教育的有4种。代表性的音乐教材有：沈秉廉、叶绍钧、胡敬熙、陈鹤琴这些著名 儿童音乐教育家所编订的教科书；萧友梅、黄自、吴梦非、周玲荪、丰子恺、刘质平、 钱君匋、裘梦痕、朱龢典、邱望湘、沈秉廉、缪天瑞、王瑞娴、柯政和、钱仁康等著 名音乐教育家所编订的各种教材，其中以黄自等编著的《音乐(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 共6册，商务印书馆出版)，教育部编的《中学音乐教材》(商务印书馆出版)，丰子恺、 裘梦痕编的《开明音乐教本》，萧友梅编的《新学制唱歌教科书》和《新制乐理教科书 》、《新学制钢琴教科书》等影响最大。这时期有关歌曲的出版数量品种也非常多，其 中占相当份量的也是为了提供学校音乐教育所用的，比较重要的有：萧友梅的《今乐初 集》、《新歌初集》、丰子恺与裘梦痕合编的《歌曲集——中文名歌五十曲》、应尚能 的《燕语》，以及陶行知作词赵元任作曲的《晓庄歌曲集》等。除此以外，各种创作性 声乐作品也开始得到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赵元任的《新诗歌集》、黄自的《春 思曲》、周淑安的《抒情歌曲集》、应尚能的《创作歌集》、李惟宁的《抒情合唱曲》 和《独唱歌集》，以及钱君匋、陈啸空等的《摘花》和邱望湘、钱君匋的《金梦》等 。中国的儿童歌舞音乐大多出版于这个时期，也主要流行于这时期的中小学校。其中多 数作品均出自黎锦晖之手，共达20多种(后来还选择一些单独出版其剧本)，其次是沈秉 廉(醉了)、邱望湘(文藻)、陈啸空等所写，约有10种。另外，在这阶段由国内6大宗教 组织共同组成的“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编选出版了颇有影响的基督教圣咏集《普天颂 赞》(中文歌词、五线谱记谱)，其中不仅包含了国外最有影响的基督教圣咏；还编入了 由杨荫浏、范天祥(美籍)、周淑安、杨嘉仁等编写的、以中国民歌旋律为基础的中国风 味的基督教圣咏；还翻印出版了一本《一百零一首最好的歌》(英文歌词、五线谱记谱 、多数为合唱形式、部分还带钢琴伴奏)。前者在广大中国基督教徒中影响广泛，后者 则对广大学校知识分子的音乐爱好者有很大的影响。有关器乐的出版物，品种是有所增 多，但大多属于供初级练习所用，其中还有一定数量是翻印外国所编的、或由一些在华 的外籍音乐家所编。
关于这时期所编印出版的音乐理论著述，以中外音乐史学和史料及其通俗性的出版物 较多，其次还有基本乐学、音乐教育学、中外音乐比较、外国和外族音乐的传人以及音 乐美学等。从这些著述的作者讲，以王光祈的著述涉及的领域最广、数量也最多。从19 23年他正式转入从事音乐学的研究到1936年他逝世于德国波恩，13年间共编印出版了对 中国、东方音乐的研究和对外国音乐的介绍的中文著述共约40多种，大多在德国写作、 通过中华书局在国内出版发行。此外，他还以德文写作了他的博士论文《论中国的古典 歌剧》(该文直到80年代才经人译成中文正式发表)，以及许多有关欧洲音乐的专题论文 和在德文报刊上介绍中国诗歌、戏曲、音乐的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音乐在中国的 意义》(1926)、《论中国音乐》(1927)、《论中国记谱法》(1928)、《千百年中国与西 方音乐的关系》(1935等)和为《大英百科全书》、《意大利百科全书》等辞书撰写的有 关中国音乐的条目。在国内出版的他的音乐著述中，属于介绍西方音乐理论的主要有： 《德国人之音乐生活》(1923)、《欧洲音乐进化论》(1924)、《西洋音乐与戏剧》(192 5)、《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1925)、《声音心理学》(1928)、《音学》(1929)、《西 洋制谱学(即作曲法)提要》(1929)、《西洋音乐史纲要》(1937年出版)等，其中有不少 在国内尚属首创。(注：这里所标明的年份，主要是指其国内出版的时间)；属于对东西 方音乐的比较研究和对中国音乐的专题研究，主要有《东西乐制之研究》(1926)、《东 方民族之音乐》(1929)、《翻译琴谱之研究》(1931)、《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1933) 、《中国音乐史》(1934)、《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的关系》(1935)以及他的博士 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1934)等。其中也有不少的选题是属于国内首创的性质。(注 ：上述各著述所标明的年份，主要是指其国内出版的时间)
以丰子恺的著述在当时广大音乐爱好者中影响较大，他曾先后出版了：《音乐的常识 》(1925)、《音乐入门》(1926)、《孩子们的音乐》(1927)、《生活与音乐》(1929)、 《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1929)、《音乐的听法》(1930)、《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1 931)等10多种著作。他的这些著作中有不少是根据日本的田边尚雄、门马直卫等人的通 俗音乐论著编译而成的。除此之外，在中国音乐史学方面，在王光祈的著述之前，已经 出版的还有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1922)、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29)、许之衡 的《中国音乐小史》(1931)、缪天瑞的《中国音乐史话》(1932)以及萧友梅的博士论文 《中国古代乐器考》(以德文发表、德文原名应译为《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 的研究》，该文至1990年12月经廖辅叔教授译成中文、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日本 著名音乐学家田边尚雄著、陈清泉翻译的《中国音乐史》(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 日本著名音乐学家林谦三著的《隋唐燕乐调研究》(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在音 乐美学方面，值得注目的是先后出版了黎青主(即“青主”)的《音乐通论》(1930)和《 乐话》(1934)等；在乐律学方面也先后发表了杨没累的《没累文存——卷一乐律漫谈》 (1929)、刘复(即刘半农)的《从五音六律说到三百六十律》、杨荫浏的《平均律算解》 等。在介绍西方著名音乐家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有人翻译出版了法国罗曼·罗兰 的名著《悲多汶(即“贝多芬”)传》，但是，此译文远不如后来(1949年)傅雷的译本。 当时，由周起应(即“周扬”)翻译的《苏联的音乐》曾在进步音乐工作者中有过较大的 影响。此外，在30年代还先后出版了3本我国自编的《音乐词典》(作者分别是梁得所、 刘诚甫、刘朴庵)，但这些辞典的质量均较差，只能说我国开始有人想在这个领域作填 补空白的努力，但实际上还力不从心。
3)到抗日战争爆发至40年代末，因为战争的影响，我国的音乐出版又呈现出一种无序 而杂的趋势，当时真正有影响的音乐杂志只有“新音乐社”编辑出版的《新音乐》月刊 和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乐风》月刊，其他出版发行的音乐杂志名目很多 ，但刊期极短(具体情况后面再详细介绍)。至于专著形式的音乐出版物主要呈现出“杂 而散”的情况。如在各类音乐出版物中，由于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宣传工作的最要，各 类歌曲曲集的发行占绝大多数，这些曲集大多是简谱的小开本，纸张和印刷的质量极差 。其中群众影响较大的曲集有：张定和等编的《抗战歌曲新集》(一至三辑)、舒模编的 《抗战歌集》、孙慎编的《战地新歌》、“鲁艺”编译部编的《新歌选集》、西北战地 服务团编的《战地歌声》、李凌编的《三年歌选》、李凌、赵沨编的《中国名歌选集 》和《新音乐歌集》、薛良、甄伯蔚编的《世界名歌选集》、孙慎、舒模编的《音乐创 作集》、陈原、余荻编的《抗战新歌集》和《合唱名歌选》、田汉等编的《大众歌曲( 费克歌曲集)》、时代出版社编的《大家唱》和人民音乐社编的《人民歌集》、东北文 协编的《工人歌集》等。一些代表性的音乐创作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马思聪 的《祖国大合唱》、陈田鹤的清唱剧《河梁话别》、三野文工团的《淮海战役组歌》、 李凌根据冼星海《九一八大合唱》改编的《新年大合唱》、以及由重庆“黄自全集出版 委员会”编的《黄自歌集第一册“长恨歌”(清唱剧)》和《黄自全集》，上海音乐书店 出版的《聂耳全集》等也得以出版。这个阶段还编印出版了两本值得注目的歌集，一是 李抱忱在国民党中宣部国际新闻处为了向国外宣传中国抗战歌曲的授意编选了一本中英 文对照、带钢琴伴奏的《中国抗战歌曲集》(1939年初版、1944年增订版)；另一是反映 重庆国立音乐院“山歌社”对中国民歌进行现代多声研究初步成果的《中国民歌选》( 带钢琴伴奏)。前者无疑对国外是有较大的影响，后者常常成为音乐会的独唱曲目、在 许多声乐家及音乐爱好者有较大的影响。关于理论性的著述，占有较大比重的仍是为了 配合学校音乐教育的技术性音乐教材(普通乐理、和声学、对位法等)和社会音乐教育的 通俗性教材。其中还是以编译外国学者的著述为主。如缪天瑞编译的美国该丘斯的《音 乐的构成》、《曲调作法》和《曲式学》，张洪岛编译的俄国李姆斯基——柯萨考夫的 《实用和声学》，以及赵沨编译的弗·莱曼的《和声分析》、汪培元翻译的齐·伟治 的《应用和声学》、李凌编译的卡罗沙的《声乐知识》等，以及相当数量的有关口琴、 风琴、钢琴、小提琴的练习曲和粗浅的乐曲集。完全由我国学者自编的技术理论著述只 有黄自的《单对位法概要》、陈洪的《曲式与乐曲》、赵梅伯的《合唱指挥法》等少数 几种。比较重要的理论性音乐出版物，有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名著《贝多汶传》、 陈元翻译的冯·梅克的《我的音乐生活》(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讯集)，沈敦行(知 白)翻译的英国著名音乐学者、作曲家佛·威廉士的《民族音乐论》以及陈洪翻译的斯 库尔斯的《音乐小史》、梁番翻译的西尼亚维尔的《俄罗斯音乐史纲》等。以文集形式 出版的有吕骥等著的《新音乐运动论文集》和由各地新华书店出版的《人民音乐家冼星 海》等。遗憾的是当时面临抗日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动乱和经济困难，有些比较有价值的 著述和作品均无法正式出版，只能以“晒印”或“油印”的方式勉强留存。如杨荫浏的 《中国音乐史纲》和《国乐概论》，延安鲁艺编的《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歌集》，华北 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编的《中国红军歌选》，夏承焘作的《白石道人歌曲考证》等都是。 从音乐出版物发行的地区看，由于政治、经济的影响，基本上局限于国民政府所统治的 沿海大中城市(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西南大后方的主要城市)，而在革命根据地和抗战以后 的“边区”、“解放区”都是极其困难的(即使是油印本也极少)。
二
关于利用报刊的形式所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音乐的著述和作品，比上述正式音乐出 版物的内容和形式较为单纯(主要是各种专题的评论、通讯报道和一般小型的声乐和器 乐独奏曲)、数量也受一定的限制(受刊期和发行量的影响、当时一般还没有办理订阅的 销售网络)。但是，它们的优点是能够做到及时集中反映，社会反响也较大。专门的中 国音乐刊物创刊于20世纪初，在那个时代，有关音乐的文章的发表如前所述，大多刊登 在报纸或一般非音乐的刊物上。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所编辑的《1906 -1949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及其他有关材料，大致可归 纳下述几点：
1)“五四”以前，正式出版的中国音乐刊物只有3种，即李叔同编印的《音乐小杂志》 (创刊于1906年1月，在日本东京)和《白阳》(创刊于1913年5月，在浙江杭州)、以及张 无为编印的《灿花集》(创刊于1908年11月，上海)。每种仅出了1期，而且其中的2种均 为李叔同一人负担写稿、组稿、抄写、版式和美术设计等，只是印刷(均为石印)和发行 依靠专门的出版机构。这3种刊物均为以文字为主、带少数作品乐谱的综合性音乐刊物 。李叔同所编的两种刊物均与介绍西洋美术、文学相结合，而另一种张无为编的《灿花 集》则主要与介绍我国民间小曲相结合。
2)“五四”以后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7年间(即1920-1937年)，在“新文化运动 ”的推动下，约出版发行了20多种音乐期刊(绝大多数均为私营的“同人刊物”)。虽然 刊物种类的数量不算多，但其花色品种还琳琅满目。代表性的刊物有：①北大音乐研究 会的《音乐杂志》(共出刊2卷、每卷编号到10期)，主要刊登“研究会”同人对当时中 国音乐发展的不同看法(如王露的《音乐泛论》和《中西音乐归一说》，杨昭恕的《音 乐在美术上之地位及其价值》和《哲学系设立乐学讲座之必要》，陈仲子的《欲国乐之 复兴宜通西乐说》，萧友梅的《什么是音乐?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什么是乐学?中国音 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刘庭芝的《我对于改革中国现在音乐谬误的意见》，以及李荣 寿的《我对于我国学校乐歌当改良的刍议》和《我国学校乐歌的谬误》等。在这个刊物 中也登载了他们所写的专题性的学术性文章(如萧友梅的《乐学研究法》和《中西音乐 的比较研究》，杨昭恕的《中西音律之比较》和《论音乐感人之理》，王露的《琵琶申 音发微》和《琴律三准说》等。在这个刊物上曾刊登了一些值得重视的作品，如白宗魏 作曲的《木兰词》、赵元任的钢琴曲《偶成》、萧友梅的《卿云歌》、《民本歌》、《 注音字母歌》、《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萨都剌词的《金陵怀古》，以及黎锦晖的 早期民乐曲等；②中华美育会的《美育》(月刊，共出7期，主编吴梦非)，其内容包含 了有关音乐、美术为主的各门艺术(诗歌、文学、戏剧等)，中心目的是为了推进美育在 普通教育中的影响。这个刊物吸收了一批音乐以外的艺术家(如姜丹书、欧阳予倩、丰 子恺、傅彦长、周湘、夏丐尊、俞寄凡等)；③北平爱美乐社的《新乐潮》(月刊，共出 刊了3卷，约10多期，主编柯政和)，这个刊物的内容偏重于对西洋音乐的介绍，除了对 欧洲古典、浪漫乐派大师的介绍外，还首次向读者介绍了西方现代的德彪西、勋伯格、 斯特拉文斯基、以及爵士音乐(注：在该刊中所用的中文译名不一样)等。值得注意的是 它刊登了刘天华关于“国乐改进”的基本见解的文章：《国乐改进社缘起》和《我对于 本社(指“国乐改进社”)的计划》，以及连续刊登了刘天华翻译的普劳特的《和声学理 论与实际》，这可能是我国对这一名著的最早的译文；另外，他们还开始注意了汉译音 乐家人名的统一问题，刊登了有关的文章。④北平国乐改进社的《音乐杂志》(不定期 ，共出了一卷10期，刘天华负责)，这是具体实践刘天华“国乐改进”主张的重要刊物 。其中不仅刊载了刘天华主要的国乐新创作(如二胡曲《除夜小唱》(即“良宵”)、《 月夜》、《闲居吟》、《病中吟》、《光明行》，琵琶曲《改进操》、《虚籁》、《歌 舞引》)外，还刊登了刘复(半农)词、赵元任谱的《呜呼三月一十八》、萧友梅的《闻 艺专音乐系解散有所感》、《国难歌》、《国耻》，以及赵元任、陈德义、韩权华所写 的钢琴曲等。在文章方面值得注意的有：刘天华的《“月夜”及“除夜小唱”说明》、 赵元任的《“中国派”和声的几个小试验》、缪天瑞的《中国音乐略史》、袁同礼的《 西人关于国乐之著作》、杨仲子的《北平音乐教育运动》、柯政和的《司克里亚宾的生 涯及其艺术》、饱尘(即李抱忱)的《介绍寿磬(即当时德国著名指挥家谢尔欣)》和杨荫 浏的《工尺改制谈》、张洪岛的《和声美的追求》等。⑤《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刊·音 》(月刊，初名《音乐院院刊》，出了3期，从1929年11月起改现名至1937年2月，共出 刊了7年66期，主编先后为青主等)，这是这阶段中国音乐刊物中刊期最长、刊数最多、 内容独特、史料价值很高的出版物。由于是内刊的性质，对于封面、版式、纸张等均一 切从简，但从内容上讲不仅基本如实全面反映了国立音专的办学情况(如重要的公函布 告、会议、决定、学生入学和毕业的名单和教职员变动的名单，以及每学期学校经费收 支的报表等)，还包含一定数量的理论文章、歌词选刊、通讯报道、演出评论、音乐作 品(均为五线谱记谱)和比较详尽的学校师生音乐会(包括技术考级)的演奏曲目等。它以 大量事实充分说明当时国立音专有关行政和教学工作的公开化、严肃性、民主性。比较 重要的文章有：萧友梅的《古今中西音阶概说》、青主的《论音乐的功能》、《音乐的 使命和立场》、《论诗艺和乐艺的独立生命》、《怎么样的诗才适合用来作曲?》、《 怎样才算是美的音乐作品?》、《论音乐的批评》、《论音乐的审听》，以及冼星海的 《普遍的音乐》等。遗憾的是从1934年青主离校及其他原因，该刊的内容大大削弱了， 变成了单纯的校刊(这方面的内容也较过去单薄)。⑥《乐艺》(季刊，主编青主，1930 年4月创刊、1931年7月停刊，共出了6期)及《音乐杂志》(季刊，音乐艺文社编，主编 易韦斋、萧友梅、黄自，1934年创刊，共出了4期)，这是当时与国立音专有密切联系的 、学术性比较突出的两种综合性音乐刊物。前者在开本、纸张、美术装帧等方面均可称 是当时中国音乐刊物之最，后者在这些方面则明显相形见绌。但是，在刊登的文章和作 品的专业水平讲，它们均较之当时其他音乐刊物高出一筹，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 国立音专的水平和观点。前者的代表性文章有：萧友梅的《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 》、《我对于X书店乐艺出品的批评》、《对于大同乐会拟仿旧乐器的我见》、《中国 历代音乐沿革概略》，黄自的《音乐的欣赏》和《西洋音乐进化史的鸟瞰》、青主的《 作曲与填曲》、《音乐的好尚》、《论音乐的原素》、《论民歌》、《论印象派的音乐 》、《介绍几个新的音乐作家》、《给国内一般音乐朋友一封公开的信》、《论中国的 音乐——给上海交响乐团指挥Mario Paci一封公开的信》、《由东方民族和自然民族的 音乐说到印象派和表现派的音乐》、《谈谈俄罗斯的音乐》、《给赵元任先生一封公开 的信》，胡周淑安的《声乐问题的随感录》、《儿童与音乐》、《中小学唱歌教员之责 任》，朱英的《整理国乐须从改良曲谱着手》、《对于整理国乐之零碎商榷》，以及吕 展青(即吕骥，当时还只是音专的一个学生)的《东方民族与古代音乐》等；比较重要的 作品有：萧友梅的钢琴曲《新霓裳羽衣舞》和钢琴与大提琴《秋思》、易韦斋的歌曲《 天下为公》、胡周淑安的歌曲《乐观》和《安眠歌》、黄自的男声合唱《目莲救母》、 华丽丝(青主的德籍夫人)的中国古诗词歌曲《喜只喜的今宵夜》、青主的《我住长江头 》和《红满枝》、朱荇青的琵琶曲《海上之夜》、吴伯超的二胡与钢琴《秋感》、陈田 鹤的歌曲《谁伴明窗独坐》和《春归何处?》、赵元任的钢琴曲《Two-part Invention 》等。后者的代表性文章有：龙沫勋(榆生)的《从旧体歌词之声韵组织推测新体乐歌应 取之途经》，易韦斋的《墨子非乐释义》，萧友梅的《欧美音乐专门教育机关概略》、 《音乐的势力》、《来游沪平俄国新派作曲家及钢琴师亚历山大车列浦您的略传与其著 作的特色》、《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我国旧乐不振之原因》和《为什么 音乐在中国不为一般人所重视?》，黄自的《勃拉姆斯》、《乐评丛话》、《调性的表 情》，青主的《反动的音乐?》、华丽丝的《关于中国音乐的进展问题》和浩如的《音 乐是否属于特殊阶级的?》、刘雪庵的《怎样才能彻底取缔黎锦晖一流之剧曲?》和《读 墨子非乐释义后》、罗亭(即贺绿汀)的《听了祀礼中大同乐会的古乐演奏以后》等；比 较重要的作品有：黄自的混声合唱《旗正飘飘》、独唱《赋登楼(点绛唇)》、女声合唱 《山大虚无飘渺间》，应尚能的独唱《吊吴淞》，陈田鹤的独唱《牧歌》、《山中》、 《望月》、《给》，江定仙的独唱《静境》、女声合唱《春晚》，以及刘雪庵的《中央 航空学校校歌》等。但是，正因为这两个刊物的专业水平较高和均属于国立音专的同人 刊物，其读者面却相对缩小了，它们的刊期也都比较短。⑦江西省音乐教育推行委员会 的《音乐教育》(月刊，创刊于1933年、1937年12月停刊，共出刊5卷57期，主编先为萧 而化(仅一年)，后为一直为缪天瑞)，这是当时惟一得到政府机构支持的、刊期长、刊 数多、发行面广的综合性音乐刊物。这个刊物的宗旨为了发展江西省的音乐教育(以普 通中小学教育为主，也适当兼顾社会民众教育)，并且，该委员会还建有附属的管弦乐 队、合唱队以及其他民众文化机构，还举办中小学的歌咏比赛等，这些都为办好刊物增 添了内容和社会影响。加上刊物的主编缪天瑞和委员会的负责人程懋筠严肃认真的工作 作风和比较重视团结广大音乐界人士，逐渐使这个省级刊物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江西省， 而扩及到全国各地。如刊物的主要作者，除了程懋筠、缪天瑞、萧而化和江西本省的音 乐家外，许多外地著名的及新进的音乐家(如萧友梅、赵元任、柯政和、青主、李抱忱 、陈洪、李惟宁、周淑安、唐学咏、丰子恺、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李树 化、邱望湘、钱君匋、陈啸空、蔡继琨、张贞黻、李元庆、吕骥、刘已明、刘天浪、 廖辅叔、章枚、穆天澍等)也都逐渐纳入其作者队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作为 经常性的中心内容——音乐教育外，它们还出刊了“中国音乐问题专号”、“乐曲创作 专号”、“苏联音乐专号”、“音乐教育情况专号”等，体现了他们在办刊方针上不断 求新的首创精神。比较重要的文章有：程懋筠的《改良中国音乐刍议》、《低级文化民 族的歌谣》、《黎锦晖一流剧曲何以必须取缔》、《女性与音乐》、《五线谱实际教学 问题研究》、《关于讨论固定唱名法及首调唱名法的一封公开信》，萧而化的《怎样的 才是好音乐》、《简要音乐辞典》(连续刊载)，青主的《音乐当作服务的艺术》、《什 么是民族社会主义的音乐》、《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今代音乐之途径与目标 》，缪天瑞的《适用的小学音乐科用书》、《音乐史讲座》、《和声学讲座》、《乐式 学讲座》、《曲调作法》(这些专题均为连续刊载)，唐学咏的《音乐的社会作用》，柯 政和的《中国音乐的发达概况》、《新国乐的建设》，钱君匋的《小学音乐教材的今 昔》、《北欧各国的音乐》、《英国的音乐》，宋寿昌的《无调主义》，欧曼浪的《今 代作曲名家白儿格》，蔡继琨的《现代日本作曲界概略》、《我作浔江渔火的经过》， 陈洪的《国乐的定义》、《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章枚的《音乐艺术往那儿去 ?》、《1936年新音乐发展的检讨》、《音乐真是高于一切么?》、《歌唱艺术的复兴》 ，穆华(即吕骥)的《中国音乐文献书目稿》，易之的《苏联的音乐大众化运动》，亚的 《苏联的新音乐家》，缪天瑞译的《音乐与经济条件》，曾葆译的《苏联音乐十五年之 回顾》和《苏联的音乐教育》，穆华(即吕骥)译普洛可非厄夫的《苏联听众与我底工作 》，李元庆译的《苏联青年音乐家沙斯塔科维契的作品》，韵洁译的《苏俄革命音乐新 兴艺术》，以及张贞黻的《未来的音乐》，钱学森的《机械音乐》和《美国通讯》和怀 玉的批评《一塌糊涂的刘诚甫的音乐辞典》、张沅吉的批评《音乐辞典?!》等。此外， 在该刊还刊登了数量比较多、比重不小的译文、译歌。比较重要的音乐作品有：赵元任 的《全国运动大会会歌》、《中华我中华》和《我是北方人》，周淑安的《纺纱歌》、 《坚劲歌》，邱望湘的歌曲《昭君出塞(朱湘词)》，陈田鹤的歌曲《天神似的英雄》、 《月下雷锋》、《秋天的梦》、《哀挽一位民族解放的战士(指鲁讯)》和钢琴曲《
Prelude(序曲)》、儿童歌舞剧《皇帝的新衣》，江定仙的歌曲《前途》、《岁月悠悠 》、《打杀汉奸》和钢琴曲《摇篮曲》，贺绿汀的歌曲《雷锋塔影》、《夜思(李白词) 》、《工人之歌》、《新的中国》，刘雪庵的歌曲《春夜洛城闻笛(李白词)》、《淮南 民谣》，陈歌辛的歌曲《Sayaurana》、《春花秋月何时了(李后主词)》，曾雨音的歌 曲《田家苦》，以及王沛纶的民族器乐曲《青莲乐府》等。值得注意的是，该刊除了包 含相当数量的儿童歌曲、学校歌曲(作曲者包含程懋筠、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刘 已明、贺绿汀、钱君匋、陈啸空、陆华柏等)外，还刊登了相当数量的抗日爱国歌曲( 作曲者包括程懋筠、青主、陈洪、何安东、刘雪庵、老志诚、章枚、陆华柏等，其中特 别是程懋筠、陈洪、何安东3人比较突出。)
除了上述8种影响比较突出的刊物外，这个阶段还值得提出的中国音乐刊物有这些：私 立广州音乐院的《广州音乐》(月刊，1933年11月创刊，至1936年停刊，共出刊4卷32期 )，这是一份以文字为主的同人刊物，作者基本上是该音乐院的教师(如陈洪、何按东、 陈超琼、欧曼郎、黄晚成、马葆炼等)，内容偏重于介绍西方音乐及广州音乐院、广州 市音乐活动的报道。由于每期的稿件数量较少，稿件内容的份量也较轻，所以它的影响 也相应较小；《中华口琴界》与《中国口琴界》，这是当时国内两份专门介绍有关口琴 演奏基本技能和知识的普及性读物，出刊的期数和刊期所跨的年度虽然都较大，但刊载 的稿件质量均属一般，它们的影响仅限于国内口琴爱好者。但也反映了当时在广大音乐 爱好者中口琴的广泛性。此外，1937年5月创刊的《今虞琴刊》，是由苏州“今虞琴社 ”所编印的、旨在广泛团结各地琴人、进行琴学交流的唯一专门的出版物。
3)从“抗日战争”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的12年(1937-1949)。这是我国在20世 纪中政治形势灾难深重、社会情况动荡不安、经济条件空前困苦的12年，但这也是中国 人民政治觉悟空前高涨、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人民革命斗争飞速发展的12年。过去音乐 活动大多局限于沿海各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由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激励和战争形势 的发展，音乐活动开始不断向内陆边远地区的广大城乡群众深入普及。有关音乐期刊的 创办和发行，也出现了迅速扩大的趋势。据不完全的统计，这阶段的出刊量猛增了将近 4倍、达70多种，其中半数以上是属于广泛传播群众性爱国歌曲(包括后来的“民主歌声 ”等)的歌曲性期刊，此外，小开本的、以简谱记谱的综合性音乐刊物的数量也不少。 但是，一般都刊期短、纸张和印刷质量差，版式和装帧设计无法讲究。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边区”和“解放区”，连以“油印”的方式也难以维持(除了在1948年东北战局 发生重大转变之后)。在这70种左右的刊物中有下列几种具有较大的影响：①新音乐社 编的《新音乐》(月刊，1940年1月创刊，刊期长达9年、刊期达9卷，期数因果受统治当 局查禁，又不断以别的刊名出刊，或以“地方版”形式出刊，难以确切统计，主编主要 以李凌、赵沨署名，至1950年12月正式停刊)。这是抗战时期直接受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领导的、国统区发行量最大的、面向广大群众的、综合性进步音乐期刊。这个刊物的文 字部分，主要刊登有关国统区群众音乐运动和音乐创作的评论、国统区各地进步音乐运 动的情况交流、以及有关对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音乐知识辅导等。此外，他们还有意识向 国统区音乐爱好者介绍“边区”音乐界的情况、“边区”代表性的音乐评论和音乐作品 。也可以说，它是在国统区宣传“边区”、“解放区”音乐和促进国统区音乐界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一条主要渠道。因此，这个刊物在国统区音乐爱好者中的影响非常广泛而 且深远。代表性的文章、有关“新音乐”讨论的有：李绿永(即李凌)的《新音乐运动到 低潮吗?》、《略论新音乐》，赵沨的《中国新音乐运动史的考察》和《论音乐的现实 主义》，绿永(即李凌)的《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新音乐与新音乐运动》，安娥的《音乐 家与革命》，陈原的《我们需要研习新音乐运动的历史》，光未然的《向着民族新音乐 的道路前进》，冼星海的《现阶段中国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马思聪的《中国新音乐 的路向》和《新音乐的新阶段》，以及田汉的《对于我们新音乐作家苦难是太大了》等 ；有关“民族形式”讨论的有：绿永的《论新音乐的民族形式》、赵沨的《音乐的民 族形式》、冼星海的《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薛良的《民间歌谣的讨论》、天风的《 陕北民歌的曲式》和《绥远民歌研究》，夏白的《关于四川的民谣与民乐》等；有关作 曲家研究和作品评介的有：星海、吴沨 (即赵沨)与矣之(即李凌)的《歌曲创作讲话》 、绿永的《纪念黄自先生》、矣之的《从张曙先生的伟业想起》、马思聪的《创作的经 验》、舒模的《士兵歌咏和士兵歌曲》、麦新的《关于创作儿童歌曲》、贺绿汀的《关 于作曲及其他》、张庚的《音乐与戏剧》、克锋(即金帆)的《诗与音乐》、穆华(即吕 骥)的《关于接触实际体验生活》，张颖的《创造时代的女音乐家》，以及冼星海的《 九一八大合唱“序”》和《我学习音乐的经过》，甄伯蔚的《关于“生产大合唱”(座 谈评论)》、编者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座谈会摘录》、吕骥的《解放区音乐》、瞿 希贤的《歌曲作法简明教程》等。该刊也曾组织了一些“专辑”(即现在的“专栏”， 而并非“专号”)，如“聂耳纪念特页”、“星海纪念专页”、“唱歌方法”和“唱法 问题特辑”、“简谱系统问题讨论”、“普及与提高”等；还有意识组织有关苏联音乐 介绍(大多是译文)，如赵沨译的《红军与苏联音乐文化》、《高尔基与音乐》，亚选 译的《苏联民族歌剧运动》，张洪岛译的《苏联歌剧坛上十大艺人》、《杜那也夫斯基 》，徐洗尘译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珂维契》，叶林译的《N·米雅可夫斯基和R·格利 埃尔》、萧斯塔可维契的《论音乐》，朱世民译的萧斯塔可维契的《为人民!为和平!》 、梁香译的赫联尼柯夫的《反对音乐批评和音乐学中的世界主义和形式主义》、榆青译 的库哈尔斯基的《苏联作曲家重要任务》、赵沨的《关于苏联的音乐教育》，以及张 洪岛译的莫斯科国立音乐院的《和声学教程》(连载)等。为了巩固音乐界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该刊还有意识组织了一些非党专家的稿件，如上述有关马思聪、张洪岛等著名 音乐家的文章外，还有：李抱忱的《编辑英文版中国抗战歌曲集的经过》和《歌咏指挥 讲话》(连载)，缪天瑞的《音乐美学史概观》和《从教唱法讲到简谱系统问题》，以及 杨荫浏、陈振铎、王震亚、孟文涛等的文稿。关于音乐作品的刊载，该刊基本围绕3个 重点，即国统区的群众性新创作，如：丁珰的《军民合作歌》、赵启海的《柳条长》、程懋筠的《打游击》、汪秋逸的《淡淡江南月》、马可的《老百姓战歌》、 《吕梁山大合唱》，陈田鹤、钱仁康的《桃花源》、韩悠韩的《故乡月》、沙梅的《白 云故乡》、陈歌辛的《少年先锋》、声乐组曲《春之消息》，贺绿汀的《变啊变》、《 垦春泥》、《胜利进行曲》，洛辛的《我们为什么不歌唱》、《青春战斗曲》(又名《 青春进行曲》)，舒模的《你这个坏东西》、宋扬的《古怪歌》、董源的《别让它遭灾 害》、马思聪的《控诉》、《工人组曲》、《鸭绿江》，以及相当数量的李凌、舒模、 孙慎、联抗、张文纲、甄伯蔚、薛良、韩悠韩等人的歌曲；有关介绍解放区的音乐作品 的有：冼星海的《打倒汪精卫》、《黄水谣》、《保卫黄河》、《军民进行曲》、《梁 红玉》、《生产大合唱》、《新年大合唱》(李凌根据冼星海《九一八大合唱》的改编) 、《满洲囚徒进行曲》、《路是我们开》等，吕骥的《大丹河》、《青年壮丁》、《五 四纪念歌》，郑律成的《古城(即延安)颂》、《军队进行曲》(即《八路军进行曲》)、 《伐木歌》，杜矢甲的《青山青》、《朱总司令下命令》，张鲁的《有吃有穿》，马可 的《咱们工人有力量》，贺绿汀的《新中国的青年》，亚威(即沈亚威)的《乘胜追击》 ，梁寒光的《胜利舞歌》，践耳的《打的好》，乐里的《李大妈》，以及歌剧《白毛女 》选曲、评剧《逼上梁山》选曲等；有关介绍苏联革命歌曲的有：斯脱亚尔的《夜莺曲 》，科泼拉斯(疑即“波克拉斯”)的《青春之歌》，亚历山大罗夫的《夜，是青色的》 、《我流浪遍了四方》、《伏尔加之歌》、《史大林赞》，阿尔曼德的《带枪的人》， 可齐图夫的《中国抗战之歌》，诺维可夫的《图拉来福枪》，卡巴列夫斯基的《海军歌 》，布兰铁尔(今译“勃朗捷尔”)的《喀秋莎》，谢道亦(即“索洛维也夫-谢多依”) 的《青年团员之歌》，杜那也夫斯基的《运动进行曲》、德热尔仁斯基(今译“捷尔仁 斯基”)的《啊，静静的顿河》、《放我去吧，母亲》等。②几种与《新音乐》月刊性 质相近、或就是因为《新音乐》被无理查禁后由李凌和赵沨设法以别的名义坚持出刊 的、宗旨相同而名目不同的音乐刊物。这些刊物一般都比《新音乐》刊期短、篇幅小， 属于补充填空的性质。如《每月新歌选》(“新音乐社”1939年5月在桂林创刊，主编林 路等，共出刊12期)这是主要用于推广介绍国统区和“边区”的、群众性新创作的歌曲 专刊，每期配载为数极少的、编者自写或特约的文字稿件。因此，它主要介绍了不少有 历史价值的新的群众歌曲，如吕骥的《开荒》、郑律成的《延水谣》、夏之秋的《最后 的胜利是我们的》、张寒晖的《游击乐》和《干吗要悲伤?》、林路的《江汉渔歌》和 《儿女英雄》，以及“张曙遗作特辑”的《日落西山》、《赶豺狼》、《丈夫去当兵》 、《你往那里逃》、《征夫别》和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全部(分3期连载)等，其中还 有一些是与《新音乐》月刊相重的；《音乐导报》(月刊，是《新音乐》第一次被查封 后李凌等人通过“中华交响乐团”的名义出刊的一种报刊，创刊于1943年10月，至1944 年4月停刊，主编李凌、黎国荃、伍伯就)，该刊是以通讯报道为主的文字性读物，但也 介绍了少量值得注目的音乐作品，如马思聪的小提琴曲《西藏音诗》、黄晓庄的钢琴曲 《花鼓》、张文纲的歌曲《吹箫的人》(均为五线谱本)及杜那也夫斯基的《战歌》等； 《音乐艺术》(它最初是以《时事新报》副刊的方式办了3期，至1944年11月才改为刊物 的形式出刊，共出了12期，主编仍为李凌、赵沨)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吕骥的《如何研 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和《民歌的节拍形式》，以及关于“苏联萧斯塔珂维奇的介绍 特辑”的一组文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介绍了一些音乐作品，如马思聪的小提琴曲《 述异》、《喇嘛寺院》、《剑舞》(实际就是他的小提琴组曲《西藏音诗》的分三期刊 载)和他的《民主大合唱》(共7个乐章、分两期刊载)、《抛锚大合唱》(共2个乐章)， 吕骥的清唱剧《凤凰涅槃》，以及陆云的《插秧谣》，孙慎的《民主是那样》，舒模的《黄鱼满天飞》，宋扬的《古怪歌》和延安杜矢甲的《五枝花》、崔牛的《朱大嫂送鸡蛋》，苏联杜那也夫斯基的《友情颂歌》、《渔夫曲》等。这份刊物于1945年5月还出刊了一份名叫《音乐艺术丛刊副辑》(仅出了4辑，主编仍署名李凌、赵沨)，其中刊载了：舒模的《凭良心》和《跌到算什么》，费克的《怎得了》，以及为瞿白音的诗剧《岁寒曲》的配曲——No3“哀金城江”(费克曲)、No4“炸桥”(舒模曲)、No5“没有终点的长征”(舒模曲)，和延安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安波曲)，苏联歌曲杜那也夫斯基的《在高山上》等。《新音乐》的“地方版”，大多办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际，其中以“粤港分社”所编的《新音乐月刊》(华南版)影响较大，主编仍署名“李凌、赵沨”，1946年4月创刊至1947年8月停刊，中间也曾遭受被无理查禁，共出刊约2卷9期。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孙慎等人联合署名发表的“代表刊词”《我们对新音乐运动的看法》、以“本社”署名的《决心与抗议》(注：在该刊遭反动当局无理查禁之后)、马思聪的《忆冼星海》和《新音乐的新阶段》、行之的《收集、整理、保存新音乐运动史料》、李定的《马思聪与民主大合唱》、赵沨的《一个音乐学徒的日记》、陈良的 《风暴之歌》(沪学运中的几支歌)等；该刊也刊载了一些重要的音乐作品(其中有些是 从其他有关刊物上转载的，如马思聪的《民主大合唱》、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如 ：宋扬的《读书郎》和《苦命的苗家》，费克的《五块钱》，舒模的《打风满天下》， 草田的《我们的歌》唯民(即黎章民)的《凶手，你逃不了》，以及马思聪的《民歌新唱 》的选曲、杜那也夫斯基的《快乐的人们》等。
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当局也插手音乐刊物的编印出版，其中 较重要的有：①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的《乐风》(月刊，创刊于1940年1月，仅出了一 卷一期，即因故停刊，至1941年复刊，按“新×卷”编号，共出了4卷，从第2卷后出刊 的情况也不正常，总号编至18，主编缪天瑞)，这是当时国统区内以官方办的最主要的 一份综合性音乐刊物。开本为16开，以五线谱及简谱并用，纸张和印刷质量也差。它出 了一期就被停刊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编者刊登了一篇荣森(即唐荣枚、向隅)的《鲁艺音乐 近况》的报道。该刊的基本内容还是配合音乐教育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官方有关乐教 的方针贯彻和组织一定数量的音乐活动信息报道和知识辅导性的稿件。主要的文章有： 陈立夫的《乐教之复兴》和《中国音乐学会成立大会训词》，康讴的《推进社会教育的 探讨》、李抱忱的《建国的乐教》，陈果夫的《音乐与习俗之关系》和熊乐忱的《到军 队去》，以及刘雪庵的《怎样普及民众歌咏》、胡彦久的《乐器改良漫谈》，李元庆的 《论音势》、杨荫浏的《国乐前途及其研究》(连载)，常任侠的《西域琵琶东传源流考 辨》、陈洪的《谈诗词入谱》、《固定唱名法与移动唱名法的难易问题》，曹安和的 《琵琶柱位定法》，顾毓琇的《黄钟定音记》和方伦的《司克里亚宾与司特拉文斯基 》等。关于音乐作品的刊登也可分为两类，一是体现官方意志的，如康讴的《青年战歌 》、李抱忱的《万年歌》、金律声的《拥护领袖歌》、刘雪庵的《民族至上》、杨仲子 的《乐教歌》、杨荫浏的《精神改造歌》等；另一是音乐家的一般创作，如马思聪的《 自由的号声》、应尚能的《拉纤行》、李惟宁的《相见欢》(李后主词)，陈田鹤的钢琴 曲《血债》、合唱《江流七转》、歌曲《江城子》，贺绿汀的歌曲《嘉陵江上》、《中 华儿女》，江定仙的《碧血》、合唱《为了祖国的缘故》和《呦呦鹿鸣》，陆华柏的歌 曲《故乡》，刘雪庵的《军民联欢》，张文纲的《牧羊女》，以及张达观的《战斗进行 曲》、刘北茂的二胡曲《前进操》等。②由三民主义青年团办的《青年音乐》(月刊，1 942年3月创刊、至同年12月停刊，共出刊10期)，这也是一份文字与作品相结合的综合 性刊物。由于编者的努力和重庆一部分音乐家的支持，它还算是当时具有一定份量的出版物。文字稿件方面以传授中外音乐历史、音乐基础理论为主，如：王云阶的《音乐史话》，应尚能的《声乐概论》、《声乐的教与学》，洪波的《歌曲创作讲话》，以及有关“黄自逝世纪念”的专页等；③由国立礼乐馆编的《礼乐》月刊(1940年10月创刊)及《礼乐半月刊》(1947年3月创刊、至1948年2月停刊，共出刊24期)，这两种均是根据陈立夫提出“复兴乐教”方针、具体宣传儒家古代“制礼作乐”一套理论来推动如何开展现代“乐教”实践的一个特殊刊物。代表性的文章有：李翎灼《论礼乐为现代当务之 急》、陈觉玄《改进中国现代音乐戏剧教育的意见》、杨荫浏的《儒家礼乐设教的几种 理论》等；但是，有些音乐家也曾借助这个阵地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古代音乐研究的文 章，如查阜西的《答谈笛律》，杨荫浏的《七弦琴徽分之位置与其音程之比值》、《再 谈笛律答阜西》、《儒家的音乐观》、《谈笛音》、《古琴谱式改进刍议》，杨宪益的 《关于苏祗婆身世的一个假设》等。由于这是官方的出版物(尤其是后者)，在其印刷装 帧、纸张、开本等质量方面，可说是达到了当时国统区音乐期刊之最。
在当时的“边区”和后来的“解放区”除了相当数量的油印刊物外，正式以铅印排版 印刷的音乐刊物主要是：①由延安边区音协、边区作曲者协会编《民族音乐》(月刊，1 942年4月创刊，至当年11月停刊，共出刊8期，编者主要是李元庆和李焕之)，这也是文 字和乐谱相结合的综合性刊物。主要的文章有：马可的《目前歌曲创作上的几个问题》 、李焕之的《歌曲中国化底实践》、麦新的《略论聂耳的群众歌曲》和《是改变工作作 风的时候了》、吕骥的《民歌的节拍形式》和《音乐是谁发明的?》等；主要的音乐作 品有：麦新的《反法西斯进行曲》、李伟的《毛泽东之歌》和《生产进行曲》、马可的 《张二嫂养娃娃》、张鲁的《加紧生产》，安波、马可、张鲁、刘炽、关鹤童的民歌联 唱《七月里在边区》，以及苏联歌曲勃兰坦的《最后神圣的战争》、米留汀的《人不犯 我、我不犯人》、杜那也夫斯基的《渔夫曲》等；②由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分会编的 《人民音乐》(月刊，1946年12月创刊于佳木斯，后因战争停刊，1948年10月在哈尔滨 复刊，后又迁沈阳出版，共约出了7期)，这也是文字与乐谱结合的综合性刊物，16开本 ，编辑、印刷质量是当时解放区音乐出版物之最。主要的文章有：李焕之的《论节奏》 ，罗正的《东北秧歌散记》，吕骥的《张曙的群众歌曲》、《评“工人大合唱”》和《 学习技术与学习西洋的几个问题》，郭沫若的《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穆华(即吕 骥)的《创作、批评与听众》，周巍峙的《在实际斗争中成长》，马可的《镜泊湖上的 劳动歌声》，关立人的《“坠子”之基本组织与基本曲调》，向隅的《加强创作、反映 新的现实》，安波的《新音乐与新时代》等；主要的音乐作品有：庄映的《说打就打》 、吕骥的《铁路工人歌》、马可的《我们是民主青年》、李劫夫的《国民党一团糟》、 莎莱的《纺棉花》、罗正的《穷人大翻身》、安波的《秋收歌舞》(共9曲)等。
在这战火弥漫中国的12年间，广大音乐工作者和一些音乐社团出于爱国和积极推动音 乐文化发展的愿望，也曾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一些非营利性的同人音乐期刊。这些刊物 名目繁多、出版质量难以保证、刊期更为短促。而且，出于为了配合抗日歌咏活动的需 要，单纯歌曲性的刊物比文字与作品相结合的综合性刊物数量也较多。其中也不乏有一 些曾在群众中发挥过积极影响的。如①以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名义编的《战歌》月 刊(初名《战歌周刊》以中国作曲者协会的名义，1937年10月在上海创刊，后一度停刊 ，至1938年1月在汉口复刊，才用此名。主编为刘雪庵，共出刊2卷18期)，刊物内容以 发表抗战歌曲为主，也配合发表一些有关音乐创作的文章。较重要的作品有：刘雪庵的 《中国空军歌》、《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中华儿女》，陈田鹤的《八一三战 歌》、《巷战歌》、《保卫上海》，夏之秋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歌八百壮士 》、《卖花词》，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干一场》、《保家乡》，江定仙的《焦土 抗战》、《抗战女工》，李惟宁的《抗战到底》，沙梅的《打回东北去》、《还我山河 》、《打柴歌》，李抱忱的《出征歌》，杜矢甲的《淮河船夫曲》，吴伯超的《悼张曙 同志挽歌》，孙慎的《战地服务歌》，郑律成的《肉弹勇士》等；比较重要的文章有： 张昊的《音乐作战中应注意的几点》，陈田鹤的《抗战期中的作曲问题》，刘雪庵的《 作曲与配词》，向隅的《关于鲁迅艺术学院》、鲁之翰的《抗战以来全国乐坛鸟瞰》， 孙鲁的《歌咏在抗大》，以及《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成立宣言》等。显然，这是上海国立 音专部分作曲家当时爱国愿望的具体表现，同时，在这个刊物中也刊登了有关延安音乐 工作者的作品和来稿，比较鲜明地体现了音乐界初步响应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 。②由上海国立音专发行的、综合性音乐期刊《音乐月刊》(创刊于1937年11月，至193 8年2月即停刊，共出刊4期，主编陈洪)，比较重要的文章有：陈洪的《随笔》(共9篇) ，萧友梅的《十年来音乐界之成绩》、《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朱英的《中国音乐的 出路》、《音专十年的回忆》，赵元任的《歌词中的国音》等；比较重要的作品有：李 惟宁的《抗战到底》、《雪花的快乐》(徐志摩词)，陈洪的《梁红玉》和黄自以笔名“ 不平”发表的《童谣二首》(即“养蚕”、“牛”)等。③《音乐月刊》(1942年3月创刊 ，至1943年5月停刊，主编为缪天瑞、刘雪庵、陈田鹤，共出刊2卷7期)，这是在重庆发 行的一份综合性同人刊物。比较重要的作品有：贺绿汀的《胜利进行曲》，陈田鹤的《 战士颂》、《制寒衣》、《出使》(选自清唱剧《河梁话别》)，夏之秋的《思乡曲》， 范继森的《安眠爸，勇士!》，张文纲的《壮士骑马打仗去了》，刘雪庵的《追寻》， 林声翕的《满江红》，以及黄自的清唱剧《长恨歌》全部等；比较重要的文章有：晏青 的《评秋子》、洪潘的《谈军乐》、冯玉祥的《丘八歌与丘八》等。④由上海音乐教育 协进会编辑出版的《音乐评论》(月刊，创刊于1948年4月，开始为周刊、双周刊，后才 改为月刊，共出刊至44期，主要负责人是戴天吉和钱仁康)，这是一份开本、篇幅均较 小的音乐评论(主要指外国音乐家、作品的评介，以及对当时中国音乐家的表演的述评) 的文字读物，对象是广大知识阶层的音乐爱好者。如几乎每期均设专栏“音乐述评”和“当代乐坛人物(主要指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以及象《听马思聪广播》、《周小燕独唱会》、《戴谱生女士弹索班》、《市府乐队(即指被接受后的原“工部局管弦乐队”)第三次音乐会》、《小提琴家马思宏》、《钢琴家董光光》以及《音乐教育协进会主办第一次儿童音乐比赛会纪实》、《记解放剧场的“白毛女”观后杂感，并谈谈土嗓子洋嗓子的问题》等。
除此之外，这个阶段还有下列刊物也值得注意：如①上海新兴音乐社(疑即过去王庆隆 的“中华口琴会”的更名)编的《音乐世界》(月刊，1938年8月创刊，出了2卷，共编号 17期)。②上海口琴会编辑出版的《上海口琴界》(月刊，1939年4月创刊，曾两次停刊 ，至1950年又复刊，前期的主编为陈剑晨)，这是有关中国口琴音乐发展的另两种刊物 ，而且它们均处于当时上海的“孤岛”时期。它们均是文字与作品相结合的综合性刊物 ，其中除了主要涉及口琴练习的知识和刊登的口琴作品外，也有一些普及一般音乐知识 的来稿，如徐迟的《标题音乐之话》(连载)、裘梦痕的《音乐的常识》(连载)、张汀石 (即张昊)的《我国声乐教育前途》、纯洁的《我国音乐书籍调查录》、王允功的《和声 学常识》(连载)，以及有关对已沦陷的北平和内地、海外音乐生活的某些报道(如《音 乐在辅仁》、《辅大慈善夜》、《北平辅仁大学乐队》、《北平口琴界近况》、《北平 音乐界近汛》、《北平音乐消息》、《北平音乐界近闻》和《昆明音乐之动态》、《香 港乐坛动态》、《菲律宾音乐新闻简报》等)；在《音乐世界》上也刊登了一些值得注 意的作品，如陈歌辛的歌曲《风雨中的摇篮歌》、《渡过这冷的冬天》(包括吴晓邦为 之所写的注释)，吴晓邦与陈歌辛合作的《“罂粟花”曲集》(注：《罂粟花》原是他们 合作的一个舞剧)和向红的《观舞剧“罂粟花”》，以及一些苏联歌曲(如《夜莺曲》、 《农夫曲》、《快乐的风》等。③《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校刊》(1942年12月创刊， 共7期)，它的性质接近于以前上海国立音专出版的《音》，但由于刊期仅半年，所刊内 容显得相形见绌了。④香港儿童音乐社出版的《儿童音乐》(不定期，1941年9月创刊， 开始先后在永嘉、桂林出版，主编为林白宁、洛辛等，共出了6期；至1947年在香港复 刊，主编宋文焕(即宋军)，共出了7期)，这是解放前惟一的、有关儿童音乐的专门刊物 ，无论文字或作品的稿件，均比较充实。⑤由台湾省交响乐团编印的《乐学》(双月刊 ，1947年4月创刊，当年10月即停刊，共出了4期，主编缪天瑞)，这是台湾光复后(也是 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发行的综合性音乐刊物，由于刊期太短，稿件的征集显得有些凌乱 无序、就戛然而止了。⑥由仰光“伊江合唱团”编印的《伊江歌声·伊江歌选》(不定 期，1948年3月创刊，共出刊12期)，这是我海外华侨音乐团体自办的一种歌曲性刊物， 所刊载的大多是国内比较重要而流行的群众歌曲及苏联等外国歌曲。
三
根据上述的概略介绍和初步分析，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认识：
1)人类的文化历史的发展，从表面看似乎是由许多无序、分散、偶然自发的状态所形 成的，这种情况可以从大量记录这些文化历史的文献中得到直接的印证。但是，经过必 要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粗取精”的逻辑梳理和归纳之后，就可以显现 出它的发展还是离不开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形成各具时代特色的阶段性、地 域性、阶层性、民族性等社会的“共性”及与之相结合的艺术家的“个性”。这种“共 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是人们能否正确认识文化历史发展的重要关键。
2)音乐历史的发展也如上述那样最先都是由个人(和少数临时组成的集体)所创造的， 也带有上述那种“无序、分散、偶然”的特点。但是，他们的大量艺术创造，实际上是 经过许多编者和出版者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筛选而编印出版的音乐出版物和音乐期刊，才 得以作为史料被保存了下来。这些编者和出版者的“筛选”，既带有其个人的主观性， 又带有其一定历史条件的客观性，而且具备其出版物所特有的“及时、真实、集中”反 映历史的特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对这些出版物的整理和研究，也是后人重 新认识历史的一个重要捷径。从中可以看出不同阶段社会政治历史的复杂性和不可逆转 地向前推进的必然性；可以具体感受其“时代的脉搏”、“历史的主潮”和“民族的、 群众的艺术审美要求”的生动体现。例如，在清末至“五四”以前，它们总的比较集中 体现在：中国中小学音乐教育和“学堂乐歌”的单项建设和发展；从“五四”至“抗日 战争”爆发，它们的重点就转移到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初步全面建设这一相对宽阔的领域 ；从“抗日战争”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重点几乎完全集中在“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这两个民族解放斗争任务上。
3)文化艺术的活动是文化艺术家个人的劳动结晶，但归根结底文化艺术的创造是为了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要的产物。这是一对辩证统一的矛盾，从文化发展的整体讲， 也就是“普及与提高”的辩证统一的矛盾。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雄辩地 说明了这一对矛盾的不断演化。从音乐创作的体裁讲，声乐体裁优先于器乐体裁；从声 乐体裁本身的发展，群众歌曲优先于艺术歌曲和大型声乐套曲；从中国的器乐体裁的发 展讲，口琴、手风琴一度优先于钢琴、小提琴；二胡新创作的发展一度优先于历史悠久 的古琴、琵琶；从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讲，中小学的普通音乐教育先于专业音乐教育； 甚至从对读谱法的选择讲，运用简谱要优先于运用五线谱。这一切从这半个世纪音乐出 版物和音乐刊物的体现，做出了最有力的证明。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其政治的、经济的 原因，也有其群众艺术审美习惯和情趣变化的原因。
4)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包括文艺作品的产生)常常离 不开统治阶级的影响。但是，人民群众又是人类创造文化历史的主人。艺术家既是一定 历史阶段一定社会阶级的一份子，又是人民群众的一份子。这是艺术家必然带有“两面 性”的根据。但这两面性的体现不是平均的、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影 响和个人政治立场的选择而定的。“民心所向”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和代表社 会历史前进方向的集中体现，即使对一时掌握着统治大权的统治者、在他们制定其政策 时，违背了它就必然会导致政治的失误而为人民所唾弃。例如，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作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贯彻的政治路线是“先 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方针，他们极力提倡的文化政策是所谓“新生活运动”。为此蒋 介石有过大量的言论；陈果夫制定了整套的所谓“文化建设”的方案和亲自编写了大量 体现这一政策的歌词；陈立夫及张道藩之流也不缺乏为之鼓噪的行动。对于这些当然在 当时的文化艺术创造上有过一定的影响。但是，当时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利益和代表 中国民族命运的是，要全国一致进行“抗日救亡”的斗争。从这阶段中国音乐出版物和 音乐刊物出版的实际看，代表前者的出版物数量不多、质量也很差，而代表后者的出版 物不仅从数量上占了压倒的优势，而且在艺术质量上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这就是“民心所向”的体现，是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实。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 出很多，读者可以自己找出其正确答案。
5)音乐艺术品是出自音乐家个人意愿(包括其政治立场和见解)的艺术产品，而音乐批 评主要是批评者对具体艺术产品(对表演艺术讲包括一度和二度的艺术创造)的客观影响 的诠释。前者的载体主要是乐谱和音响，后者的载体主要是文字；前者带有更多的作者 个人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的抒发，后者则带有更多的面向社会现实、面向群众“喜闻乐 见”的要求。前者的产生受音乐家个人的条件较为直接、受社会的影响比较间接；而后 者的产生则受社会影响和客观物质条件(如经济开支、印刷条件和发行渠道等)的制约很 大。所以，不是所有音乐艺术产品都能得到及时、全面、正确的批评，尤其是以文字形 式刊载在音乐刊物上的批评。同时，不同的音乐刊物还联系着不同的作者和读者群，这 些都对音乐批评内容的写作和它们所发生的社会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现在我们重 读这些音乐批评时所应注意的。
6)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历届政府当局对于音乐出版和音乐刊物的发行一般不太重 视，即使在抗战期间，情况稍有改变，直接由政府有关部门(及其所管辖的团体)掌管的 音乐刊物也不多。这样，几乎绝大多数的音乐刊物均属“同人刊物”的性质。“同人刊 物”的优点是受政治干涉较少，带有比较浓厚自发的、民主的倾向。例如，同样是在国 统区报道有关延安“鲁艺”音乐系情况的稿件，在官办的《乐风》月刊上就被看作是编 者的政治失误，那个刊物编辑部也随即遭到改组，刊物也因此停刊达一年之久；而在“ 同人刊物”的《战歌》月刊上，就没有引起那么多的麻烦。当然，“同人刊物”往往受 经济、出版等条件的限制比较大，因此，它们的刊期都比较短、印数也比较小。作为“ 同人刊物”能够做到刊期长、印数多(如30年代国立音专的《音》和40年代的“新音乐 ”月刊等)，主要说明其刊物的内容比较适合广大读者的欢迎，刊物编者对社会需求和 时代脉搏比较敏感、工作责任心比较强。带有官办性质的30年代江西的《音乐教育》， 由于有关当局(主要指当时的江西省教育厅和与其密切有关的程懋筠本人)能够逐渐顺应 当时的历史潮流(也即“人心所向”)，对编者(主要以缪天瑞为代表)的工作比较放手， 这是将官办与“同人刊物”两者作较好结合的、惟一的典型。
7)这里所揭示的音乐出版物和音乐期刊只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文献的一个重要的 侧面，并非是它的全面。从当时的客观条件讲，想要做到全面反映是不现实的。例如， 在谭小麟逝世时，上海他的友人曾经打算出版谭小麟的音乐作品集，并为此征得了谭小 麟的老师亨德米特为此写的“序”，结果由于种种客观的困难，这个愿望没有得到实现 。此外，有关音乐表演的文献主要依靠音响制品的出版，在当时除了流行歌曲外，严肃 音乐几乎无人关注；对音乐表演的情况报道及批评，有不少都分散登载在当时的报纸上 ，很遗憾，这些都是这次工作难以顾及的。所以，这次所录入的文献目录中所体现出来 的情况，无论在其出版的质量和稿件的理论水平上，都带有明显处于“初创阶段”的和 相当“自发性”的特点。随着时代的演变和历史的前进，这种情况是不断有所改进和提 高的，这一点将在另一本“中国音乐文献现代部分”的文献综录中，得到明显的展示和 鲜明的对比。